對歐元大規模量化寬松市場有多種解讀。比如，拉響貨幣戰的警報;比如，歐洲治理通縮等等。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感覺不完整。那到底該如何解讀?我提供一個解讀，借以補充各方看法。
我認為，美國在和歐洲演“雙簧”，有意構建歐美貨幣爭奪的煙幕，而背后卻是歐美輪番通過貨幣貶值劫持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實業資本。之所以如此判斷，源自我的一貫認知：當今世界，金融至上30年，大量資本脫實向虛，金融資本無度膨脹，而這個過程中，實業資本已經變得極度缺乏。此次金融危機，所有發達經濟體都意識到這樣一個問題，實業才是一國經濟的底蘊。正因如此，后金融危機時代，一定是實業資本爭奪的時代，而大規模量化寬松、已經美聯儲空前地扭曲操作——鎖短放長，實際都是在“重塑資本”，推動實業資本的回歸。
不是嗎?其實我們應當看到，整個危機過程中，最為亮眼的經濟體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德國，而這兩個國家最大的共性是：實體經濟為本。但是，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命運正在出現分化。在整個危機期間，盡管德國不同意歐洲大規模QE，但它卻想方設法、甚至不惜營造主權債務危機而壓制歐元幣值。我們看到的事實是，只要美國宣布一次QE，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就加重一次，而且德國永遠站在“拒絕救助”的立場上。我認為，其目的就是要用“非貨幣手段”壓制歐元幣值，排斥貨幣投機，壓制歐元利率，而加大實業資本吸引力，至少讓這一吸引力不輸給美國。實際上，迫使重債國不得不出售資產而降低債務率，本身就是吸引實業資本的方式。同時，不希望歐洲效仿美國，也是保持德國實業優勢的方法。
相反，中國好像上當了。在危機后期，中國迫于壓力開始“重啟匯改”而人民幣隨之升值。這恰恰是中國金融短期化、中國資本脫實向虛的開始，也是中國實業資本外流的開始。人民幣升值導致的中國高利率環境，嚴重惡化了中國實體經濟的生存環境，這恰恰與歐美實業環境日益優化形成鮮明反差。
盡管各種表象存在差異，但從本質上看，中國當下的情況酷似當年的日本。“廣場協議”簽訂之后，日本的經濟策略就是：讓日本有競爭力的企業直接去歐美投資，同時把低端制造業輸往東南亞、中國——輸出實業資本，而本土經濟轉變以服務為主——當時日本號稱要做“亞洲金融中心”，同時引導本土企業轉型升級。結果是什么?日本金融迅速走向短期化，資本價格市場化(上漲)。在此背景下，日本制造業開始浮躁，利潤快速下滑，長期資本短缺，而逼迫大量資本脫實向虛，炒房炒股;同時，向企業提供長期低息貸款的主辦銀行制度面臨威脅，因生存基礎被掏空而無以為繼。這正是日本——一個實體經濟為本的國家，其走向衰敗的真實軌跡。
所以我們必須意識到，“廣場協定”表面上是因日本貿易順差引發的貿易爭奪戰，但實際是OECD瓜分日本實業資本，廢掉日本制造業實力的過程。當然，日本制造業實力日后部分地被中國取代，從而使我們有了30年的快速增長。現在，我們是不是要自廢武功而變成第二個日本?
當年廢掉日本是歐美一起動手，而今天要廢掉中國(不只是中國、但主要是中國)不過是“你方唱罷我登場”而已。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時間差，其主要原因是歐洲統一貨幣的出現，而歐元區的滯后則是內部意見不一的結果。所以，如果我們不想成為第二日本，回答很簡單：我們必須通過壓低利率的手段有序引導人民幣適度貶值，而不是沒完沒了地升值。但這也會導致一系列的重大問題，比如外匯儲備增長，國際壓力巨大等等。畢竟貨幣政策(包括匯率政策)是柄“雙刃劍”。所以，我們還需要一些重大的結構性政策，抑制出口，尤其是抑制加工貿易，以減低貿易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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