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將發表于《學習與探索》2015年第1期
我國民國時期的經濟學家劉秉麟在1925年曾指出，“經濟思想在今日最占勢力者”有三：一是亞當·斯密的個人主義;二是李斯特的國家主義，三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實際上，自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誕生以來，一直到“冷戰”開始時的一個世紀里，以李斯特為代表的民族主義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自由主義經濟學就一直是有關國家發展的相互競爭的三種主要學說。但是，從“冷戰”開始，李斯特經濟學就逐漸地被邊緣化了，并在20世紀90年代達到了極端。
筆者自1989年研究生畢業后，就從事發展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自然就很熟悉李斯特的經濟學說，深信德國學者薩林的這句話：“任何人想要就欠發達國家的發展問題著書立說，首先應當師從這位增長理論與發展政治學的偉大前輩。”所以，當筆者在2004年初看到韓裔劍橋大學經濟學家張夏準新著的書名《踢掉梯子：發展戰略的歷史性透視》(2002)并讀到埃里克·賴納特的論著時，就意識到復興李斯特經濟學說的時機快要到來了。因此，就首先通過翻譯張夏準介紹其專著的一篇論文將其思想介紹到國內。[①]2011年初，筆者在和梅俊杰研究員商議主編《經濟史與國富策譯叢》時就把《目光遠大的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列入了出版計劃。[②]
轉眼到了2014年春，在籌備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承辦的第六屆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時，筆者考慮到，隨著中國經濟內在矛盾的進一步展露，中國經濟學界在今后十年左右將有可能對李斯特經濟學重新產生興趣，因此，筆者便與部分與會者商議并決定將李斯特經濟學作為會議主題之一專門進行討論，以推動其先期研究。由于劉秉麟在1925年出版了國內第一本較為系統介紹李斯特經濟學說的著作，而在同年五月，留德學生王開化在德國也翻譯完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并為之作序，因此，這一年無疑可以作為李斯特經濟學傳入中國的標志性一年加以紀念。出于這種考慮，2014年5月17日，第六屆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利用晚上休息時間，專門召開了“紀念李斯特經濟學2015年傳入中國90周年論文開題會暨中國新李斯特學派演化經濟學座談會”，20多位學者就李斯特的經濟思想、政策意義以及創立中國新李斯特學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③]
經過與一些學術雜志商量，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計劃2015年在三家雜志開設《紀念李斯特經濟學傳入中國90周年》3期專欄，這是第一期專欄。這些論文最后將與筆者近年來相關研究成果匯集成冊，出版專著《新李斯特經濟學在中國》，并計劃在2015年于曲阜師范大學經濟學院(山東日照)召開的第七屆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上舉辦“紀念李斯特經濟學傳入中國90周年”專題討論會。
在本期專欄中，筆者的文章將依次簡要討論李斯特經濟學與西方世界的興起、李斯特經濟學與中日大分流、李斯特經濟學的性質和意義、國際金融危機呼喚李斯特的歸來、對“中國模式說”的“中國例外論”的質疑等問題，最后總結開設本專欄的意義。丁濤博士的論文認為，李斯特的生產力理論實質上是“國家生產力”理論，我國以交換價值的數量為目標的盲目增長破壞了國家生產力的整體發展，新李斯特主義的國家致富新原則對于糾正這種失誤具有重大意義。李斯特經濟學傳入中國后，曾對民國時期保護主義思潮的興起以及中國是以農立國還是以工立國的路線爭論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尚未有人對李斯特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過程進行研究，這正是嚴鵬論文的著眼點，他對此進行了詳細的歷史考證和深入的分析。本專欄的第二期將討論中國經濟學界為什么要創立新李斯特學派、該學派的主要學說和新李斯特學派的管理學基礎等問題，計劃刊載于《教學與研究》2015年第3期?？d第三期“紀念專欄”的雜志目前尚未最后確定，討論主題將為(新)李斯特主義與“中國模式”的問題。
在這里，筆者有必要對新李斯特主義或新李斯特學派的概念做一交代。筆者最早見到使用“新李斯特”一詞的是迪特·森哈斯于1985年出版的英文版著作《歐洲經驗：發展理論的歷史性批判》。李斯特經濟學對森哈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曾于1977年出版專著《世界經濟秩序與發展政策：對隔斷的呼吁》將李斯特學說導入到當時有關發展問題的辯論之中，引起了德國經濟學界對李斯特這一主題“極其熱烈的討論”。[④]在這場討論中，迪特·森哈斯發現，缺乏歷史視野是發展研究的一大缺陷，這促使他對復雜多樣的歐洲發展道路進行了深入的比較研究，其結果就是這本以歷史案例比較研究為基礎的“后發展”理論專著的出版。[⑤]但是，迪特·森哈斯并沒有提出新李斯特學說，只是重申了李斯特學說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對20世紀70年代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適用性，豐富和發展了李斯特的學說。
2011年底，當筆者構思成熟并開始撰寫《新李斯特主義：替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新學說》時，忽然想起來需要搜索一下國外是否還有人使用過“新李斯特主義”這種提法，一搜，果然有Neo-Listian Economics這個提法。本·塞爾溫(Ben Selwyn)將張夏準、羅伯特·韋德(Robert Wade)、艾麗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阿圖爾·柯利(Atul Kohli)和梅迪·謝菲丁(Mehdi Shaeffedin)等這些李斯特的當代追隨者所提出的經濟學說稱之為“新李斯特經濟學(Neo-Listian economics)”，但卻遺漏了埃里克·賴納特這位當代李斯特主義最重要的代表。實際上，本·塞爾溫所謂的“新李斯特經濟學者”是指經典發展經濟學中深受李斯特影響的學者，這些學者反對“華盛頓共識”，仍堅持結構主義的發展經濟學研究傳統，但這些學者并未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全球價值鏈分工、美元霸權和系統整合型全球公司——及其對欠發達國家的新挑戰進行研究。
挪威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和經濟思想史家埃里克·賴納特在經濟理論上對李斯特經濟學的貢獻最大，代表著目前世界上對李斯特經濟學研究的最高水平，最重要的成就是把演化經濟學的理論運用到李斯特主題的研究上。筆者曾向賴納特建議，將其研究成果命名為“演化發展經濟學”;[⑥]著名演化經濟學家和熊彼特研究專家安德森將埃里克·賴納特的理論體系稱之為“熊彼特—李斯特發展經濟學”。但是，賴納特也未能深入研究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結構的前述重大變化，以至于在有關中國經濟問題和發展中大國內部發展問題的認識上存在著缺陷。[⑦]因此，集中研究發展中國家如何在“新國際分工”之下實現經濟追趕和趕超就成為我們創建中國“新李斯特學派”的初衷。
眾所周知，在演化經濟學中，“新熊彼特學派”的“國家創新體系”概念的提出深受李斯特的影響。在過去十多年中，該學派將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重點放在了欠發達國家上，但卻進展甚微;與此同時，筆者注意到，受“新熊彼特學派”很大影響的我國科技政策研究幾乎普遍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筆者看來，導致這種狀況的首要原因是“新熊彼特學派”的研究已經丟失了與李斯特經濟學的聯系，而在演化經濟學其它流派中，欠發達經濟問題則是一個被嚴重忽視的主題。因此，筆者在2012年提出，中國學者有必要在演化經濟學中創建專門研究欠發達國家問題的“新李斯特學派”，使其與老制度學派和新熊彼特學派并列為演化經濟學的三大主要流派之一。[⑧]
但是，“新李斯特學派”并不局限在演化經濟學之中，創建該學派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改變李斯特經濟學在中國被邊緣化的狀態，恢復民族國家經濟發展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并在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上做出原創性的貢獻，這是我們為什么要紀念李斯特經濟學傳入中國90周年的原因。
[①]張夏準：《踢掉梯子：新自由主義怎樣改寫了經濟政策史》，王曉蓉譯，賈根良校，《經濟學消息報》，2005年5月27日(第21期)。“踢掉梯子”一詞就出自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307頁)一書，張夏準的這本專著最后在2007年以《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為名，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
[②]亨德森的這本李斯特傳記因版權問題一直無法翻譯。目前，梅俊杰研究員正在翻譯溫德勒教授的新著《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具有前瞻眼光和社會責任的經濟學家》，并將收錄到其主編的“外國經濟戰略家叢書”中出版。
[③]討論的內容請見楊虎濤：《演化經濟學新范式與中國問題導向的經濟學——第六屆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側記》，經濟學動態，2014年第12期。
[④]Dieter Senghaas，The European Experience: 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New Hampshire: Berg Publishers Ltd, 1985, P.8, P.3. 該書中文版將于201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改為《歐洲現代化的歷史經驗》。
[⑤]梅俊杰：《迪特·森哈斯理論與后發展之道探尋》，海派經濟學，2014年第3輯。
[⑥]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上、下卷)，賈根良、王中華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⑦]賈根良:《新李斯特主義：替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新學說》，《學習與探索》2012年第3期。
[⑧]賈根良：《演化經濟學的綜合：第三種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發展》，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另見賈根良：《新李斯特學派：專門研究欠發達國家問題的經濟學派》，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6月11日第6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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