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市場化實踐是要將私有化控制在一場可以規制的范圍內。完全的市場資本主義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
《21世紀資本論》，一書被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稱贊為“過去幾十年經濟學領域最好的一本著作” 。其作者——法國著名經濟學家、巴黎經濟學院教授托馬斯•皮凱蒂也因其書在世界上聲名鵲起。皮凱蒂受本刊邀請，帶其新書參加了本刊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國家發展學院等于11月14日聯合舉辦的“公平和發展——資本與人本論壇”，進行了學術演講，并接受了本刊組織的與部分學者和媒體的專訪，給中國學界一個近距離了解其學術思想及其著作內容的機會。
中國學者和部分媒體主要圍繞皮凱蒂對中國問題的分析進行了提問，雖然在此書中關于財富不平等的數據和結論大多是圍繞發達國家的，但是對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同樣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發展中國模式很重要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學院李玲教授針對皮凱蒂在書中所講述的——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一段時間，歐洲地區的資本因戰爭的破壞，因而勞動收入和資本回報之間的差距呈現縮小的趨勢——提出了她的見解，她認為這也有社會主義的推動因素在內。
皮凱蒂認為，李玲教授所指的來自前蘇聯等社會主義體系的競爭促使西方國家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他完全贊同這個觀點。他認為，認識到蘇聯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存在威脅到西方的資本主義，這一點很重要。西方國家政府之所以建立福利制度、累進制稅收系統，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威脅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1914年之前，法國政府并不想采取累進制稅收政策，俄國革命之后，來自外部政治制度的威脅取代了法國的國內矛盾，采取累進制的稅收政策可能會更好地應對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威脅。
皮凱蒂表示，現在已經不存在前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但是還有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這是一件好事。中國將對資本主義模式進行有益的補充。他認為中國模式很有意思，比前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更加成功。有時候西方人士會質疑，中國現在是否還是社會主義性質，他們認為中國幾乎要轉向與俄羅斯相似的私有化發展方向。皮凱蒂認為，貧富之間的差距未來在中國發展中也會成為一個問題，但中國并不想成為第二個前蘇聯。中國現在的模式適合自身的發展，但是仍然有些風險，似乎在向與私有化類似的方向發展。他認為，中國應當建立完善的稅務系統，進行更多的金融轉移，中國已在全球參與越來越多的經濟活動，在全球的經濟發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李玲教授對此很贊同。她說：“20世紀社會主義挽救了資本主義，其實資本主義從社會主義體系學到了很多好的制度，例如，前蘇聯的福利制度是很完善的，二戰之后，大部分西方國家借鑒其經驗建立了自己的福利制度。”
依靠什么方法可以把資本關進籠子
在20世紀70年代，新古典主義經濟開始興起，更加強調外向型發展模式、更加強調經濟的私有化。正如皮凱蒂所說，在70年代，公共福利開始下降，而私人財產開始上升，而這只是在重復過去的軌跡。李玲說：“如果遵循這些思路，就會對中國更有信心，也許在21世紀，中國可以挽救資本主義，但是很不幸，中國現在對新古典主義的經濟政策更加關注，堅定地相信的‘市場能夠起到決定性作用’”。
李玲問：“如何才能將資本關進籠子，依靠什么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是否依靠賬戶轉移?”皮凱蒂答：“我認為賬戶轉移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是中國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如果中國能公開每年的稅收具體情況，將會對此非常有幫助，從人們每年的所得稅標準和稅收變化的情況，可以獲得更多財富轉移的信息。”他認為，中國需要建立更加廣泛的稅收體系，向那些擁有財富的人征稅將是更加重要的事情。中國正在尋求政治體制改革。他說：“在社會系統內部保持平衡非常重要，在稅收系統中保持收入稅和財產稅的平衡是至關重要的。近年來，私人財富在中國增長很快，這是好事，但是需要注意保持平衡，不能向勞動性收入索取一切，只對勞動性收入比如工資收入之類征稅，必須向擁有更多財產的人征稅。在中國，如果向那些來自農村或者低收入家庭的人征收財產性收入可能會很困難。我認為，征收遺產稅和房產稅會對國民賬戶發生轉移很有幫助。但是我認為光有稅收制度是不夠的，教育和技能培訓也很重要，在21世紀，更多的人能接受優質教育對國家發展是非常重要的，現在在北京就有很多優質的教育資源。”
尋找更多的研究經濟學的路徑
李玲教授再問皮凱蒂：“你擔任過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經濟學教授，美國有很多人從事經濟學的研究，但是大部分都是在研究微觀經濟，很多人只是遵循傳統的研究方法，專注于應用數學模型來解決問題。你是一個例外，你是如何做到的?”皮凱蒂說：“我回到巴黎進行研究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在MIT的時候，他們的研究系統不能讓我完全認同，法國經濟學的傳統與其不同，更多關注于社會層面和歷史層面內容，以及經典的經濟研究思想。我回到法國的原因是，我希望研究能更緊密地與社會現實相聯系。如果要解釋經濟現象，需要搜集更多的歷史數據和經濟數據，看到不同的社會階層的現狀，然后才能進行理論總結和研究。數學確實非常有用，但我覺得我們不需要過于復雜的數學經濟模型。我認為對于經濟學，簡單的數學方法就足夠了。關鍵是應當尋找更多研究經濟學的路徑，增加更多社會現狀研究、歷史研究的成分，不能單純的教授經濟學理論。數學有時候是非常有用的，為了了解經濟學，不得不運用數學的方式，難點在于平衡。為了分辨哪種方式有用，研究者需要去了解數學方面的知識，但是并不能只看數學模型。我想未來這方面教育會得到改善。”
“你的書中提到了新的信息技術，大數據將會改變世界，你認為大數據將會如何改變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學?”李玲問道。“我想對于新一代的經濟學研究者來說，單純依靠數學模型來進行理論研究可能會變得更加困難，應該推動經濟學者去尋找更多的數據，從而發現更多的研究路徑。現在可以利用的數據越來越多，研究者需要不斷驗證自己的理論，但是過于復雜的數學模型將會使一些經濟理論研究更加難以理解。”皮凱蒂說。
李玲教授對這個問題闡釋了她的想法：“上個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的嘗試和努力，因為缺乏大規模的數據支持，無法更好地進行社會資源分配和經濟管理。現在有了大數據的支持，能夠得到更多的信息，我們有可能會進入到新型的經濟模式，這可以被稱為‘計算社會主義’。”皮凱蒂對此回應道：“即使是在大數據的背景下，社會經濟活動也是非常復雜的，處在社會不同階層的人的經濟活動差別很大，如果運用數據進行管理和分配，可能只是一種方式，在新技術的幫助下，可能有更多的人有效地參與社會經濟活動和財富分配，也許我們會發現一些從未有過的組織經濟方式。歷史并沒有終結，我們會找到更好的社會組織形式，如果你愿意，可以稱其為新形式的社會主義，我認為這將是一種新的方式來組織社會財富的配置。”
皮凱蒂在研究理論和方法上的貢獻
青年學者齊昊博士對皮凱蒂的著作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寫過評述文章《沒有馬克思的資本論》。他在文章中指出，皮凱蒂在研究不平等問題上，通過整理收入退稅和財產稅的數據來取得收入和財產的微觀數據，這就突破了以往關于收入和財產分配數據通常來自抽樣調查的途徑，而這種方式會讓富人鉆空子，瞞報收入和財產，最富裕階層在調查樣本中代表性不足，結果會低估不平等的程度。
掌握了數據，說話就有分量。皮凱蒂利用稅收數據克服了研究缺陷，并把最富裕的階層從幕后推到了臺前。齊昊認為，皮凱蒂對資本主義歷史上的若干問題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僅從表現資本主義歷史上不平等的演變，該書就在理論上和政策上具有巨大貢獻。
齊昊認為，皮凱蒂以事實批判了經濟增長會自動解決分配問題的流行觀點，事實并非像庫茲涅茲所認為的那樣會隨著經濟增長而自動好轉。但是如果我們不同意這是自然的變化，那么如何改變不平等現象?齊昊就這個問題與皮凱蒂進行了交流。他說，在上世紀40、50年代，前蘇聯國家迫使資本主義國家實行高水準的稅收體系，現在中國和美國這樣的國家將以一種什么樣的政治抗爭因素或政治表現來改變這種不平等的現象?皮凱蒂表示，這是很難簡短回答清楚的問題。但他認為歷史可以找到他自身的出路。有時候我們能做到最好的就是自身準備如何迎接變革，歐洲對未來的發展并沒有確定的認知，但是從機構、政治組織形式、社會活動等方面做好準備的方式。皮凱蒂說，他不那么悲觀的原因之一，就是新的科學技術可以用來幫助形成新的政治組織形式、社會活動，但是向好的方向、或壞的方向發展，不確定性很高。
齊昊提出，皮凱蒂的書用事實糾正了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不平等問題的若干錯誤。例如，從新古典理論來看，不平等問題實際上從屬效率問題，而凡是市場配置資源就是有效率的，凡是有效率導致的不平等就是可以接受的。說到不平等問題，新古典理論言必稱技術變革、技能需求變化和全球化，理由是這些因素導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資差異增大。新古典理論造成了兩個“忽視”，一是忽視資本占有的不平等;二是忽視利潤、利息、紅利等資本性收入的分配而片面重視工資差異，這兩個“忽視”的結果就是資本家躲在幕后，遠離不平等問題的焦點。
中國在轉型期面臨的問題
中國同樣面臨嚴重而不平等問題。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調查研究中心的報告，中國最富有的財富有1%的家庭占有全國1/3的財產。對比皮凱蒂的數據可以發現，中國財產的不平等高于英國和法國，已和美國不相上下。中國正處于改革的轉型期應如何去做?
皮凱蒂說，現在前蘇聯解體了，而完全的市場資本主義可能也會被證明是錯誤的，我認為中國這樣的國家在轉型中也會面臨風險。他強調，“一定要將私有化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圍之內，例如稅收、賬戶轉移等措施，讓私有化比例保持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他說，在當天早餐會上，他和中信集團原董事長孔丹先生討論，中國國有企業國有成分要降到什么程度?私有化到什么程度?什么時候中國會出臺房產稅和遺產稅等問題。他認為，這些改革是要匹配的，如果僅僅將企業私有化，而并不出臺房產稅、遺產稅等，那么中國很有可能產生極端的資本主義制度，造成極端的不平等。現在在西方，人們開始忘掉與中國的制度差異，人們把美國的富豪和中國的富豪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如果這樣改革，中國還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有什么不同?唯一與眾不同的就是還有一個不同的執政黨，但是這個不同點不足以彌補制度缺陷。由此，中國目前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對中國的前景非常重要，對其他國家也很重要，因為我們在同一個地球。
皮凱蒂強調，前蘇聯的影響力曾經很重要，但是現在中國改革的模式更重要。對于西方國家來說，應控制資本主義多一些;對于中國來說，社會主義的政治力量應更積極一些。
中國未來是世界未來重要的一部分
《環球時報》記者在專訪中問，實行累進式稅收是控制不平等的重要部分，需要政府強有力的支持，你認為中國政府存在什么優勢和劣勢?皮凱蒂認為中國政府現在推行稅務改革的時機很好，中央政府力量強大，國家很大，歐洲每一個國家都很小，因為一些歐洲國家太小了，需要吸引外部投資，這些國家控制金融和財政不是那么容易。他說，我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很樂觀，中國的未來對于全世界的未來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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