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我應邀去上海參加由新思維經濟研究所與上海發展基金會主辦的“國際貨幣體系再思考——布雷頓森林體系七十周年”研討會。在會上，一位來自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教授所作的演講引發了與會者強烈的興趣。他發言的主題，是中國代表團曾經在70年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會議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當他在臺上詳細地列出各種相關證據時，我身旁的吳曉靈老師低聲說，這樣的研究，其實更需要中國學者來做啊。
很巧的是，第二天早上從酒店去虹橋機場，我居然與這位加拿大教授合拼了一輛車。仔細一聊，原來他叫埃里克·赫侖納，是滑鐵盧大學政治科學系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講席教授。而我的一位朋友，之前曾在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金融室訪問的博士生薩拉·伊頓(SarahEaton)，從多倫多大學畢業后曾在滑鐵盧大學該系獲得教職。埃里克還讀過我與薩拉合著的關于中國主權財富基金的文章。臨分別前，埃里克送給我一本今年出版的新著，題目叫作《維持現狀的危機》，由牛津大學出版。
最近，我有時間仔細閱讀此書，獲益匪淺。埃里克提出了一個令世人失望的觀點，即世人原本期望本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能夠深刻地、系統地改變全球金融治理結構，但迄今為止，這種改變并未發生。因此，本輪全球金融危機的結果與其說影響深遠，不如說維持現狀。
在書中，作者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論述。一是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的召開;二是美元全球地位的下降;三是新自由主義的國際金融標準遭遇考驗;四是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StabilityBoard)的產生。這四個方面，其實也是危機爆發后，世人所期許的國際金融領域可能發生的四個重大突破。但作者指出，距離次貸危機的高潮已經有五年多時間了，迄今為止，上述四個方面取得的進展都差強人意。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在2008年的誕生一度被認為是創造了國際金融治理的全新平臺。在2008年11月與2009年4月召開的前兩次峰會中，全球領導人表達了抗擊危機的決心，顯著增強了IMF的貸款能力，表態要協調各國國內的救市政策，以及提出了總量達到1.1萬億美元的救市計劃，這的確令人振奮。然而作者指出，一方面，隨后各國出臺的救市政策，本質上依然是各自為戰，并未進行充分協調。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自危機爆發以來，很少有國家愿意從IMF貸款，更大的國家卻選擇了與美聯儲簽署雙邊美元互換協議來獲得流動性。換句話說，在危機爆發后，與其說是IMF，不如說是美聯儲發揮了全球最后貸款人的職能。而在2010年初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曾經提出一個創建一個制度化多邊互換機制的倡議，最終卻不了了之。這意味著在危機管理領域，最終結果不過是維持現狀。
在次貸危機爆發初期，市場一度預測美元將面臨劇烈貶值，從而造成美元的國際地位下降。主要理由有二，一是美國對資本流入高度依賴，必須靠資本賬戶順差來融通其經常賬戶逆差;二是美元面臨著歐元這一新興對手的競爭。但最終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危機爆發后，美元匯率不降反升，美元地位進一步強化。究其原因，一是全球金融市場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元計價的，受損的金融機構需要獲得美元來彌補其不斷惡化的頭寸;二是美元被普遍視為一種避險資產(安全港資產);三是由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使得歐元淪為“扶不起的阿斗”;四是諸如中國之類的持有大量美元資產的國際債權人，為實現自我保險的目的以及維系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在危機爆發后并未選擇大量減持美元。換言之，發源于美國國內的全球金融危機，與其說削弱了，不如說強化了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
次貸危機的爆發，深刻揭示出新自由主義旗幟下的當前國際金融標準存在的缺陷。危機后，按理說國際金融標準應該出現劇烈變革。然而迄今為止，相關領域的改革依然進展寥寥。以監管商業銀行的國際準則巴塞爾協議為例。盡管2010年巴塞爾協議III獲得通過，但該協議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令人失望：第一，在最低資本充足率與杠桿率方面的要求依然偏低;第二，依然允許大型銀行通過自己的內部模型來計算最低資本充足率;第三，將是否實施至關重要的反周期緩沖以及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實施額外的資本充足率要求等措施，交給各國監管當局自行決定。危機后，美國與英國對國際金融標準制訂的重要影響力沒有改變，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對國際金融標準制訂的強大游說力沒有改變，就連主導國際金融標準制訂的新自由主義思維也沒有根本改變。
美國前財長蓋特納曾預言金融穩定委員會將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第四根支柱，其重要性可以與IMF、世界銀行以及WTO相提并論。而從目前來看，蓋特納顯然是過于樂觀了。國際金融委員會并未如市場預期，成為一個協調各國、各領域金融監管的重要機構。作者指出，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金融穩定委員會并非一個全新機構，而是在金融穩定論壇(FinancialStabilityForum)的基礎上成立的。而金融穩定論壇僅僅是一個松散的、約束力極弱的、網絡型的組織，金融穩定委員會基本上繼承了上述特征，其功能僅限于是同行評議(PeerReview)、提高透明度以及進行監測，并非一個強力機構。從更深層次意義上來看，金融穩定委員會被架空，與各國政府不愿意將金融監管的職能拱手讓出密切相關。
在分析了上述四個層面的進展為何均令人失望之后，作者試圖找出為何金融治理改革無疾而終的原因。他認為最核心的原因仍在于全球結構性權力的分布。盡管危機爆發在美國，但美國在美元國際地位、美國金融市場的相對吸引力、美國市場作為全球最大的進口市場、美國的地緣政治優勢、以及美國對IMF等現行國際金融機構的影響力等發昂面依然具有核心優勢。在這種情形下，只要美國人不愿意改變現狀，那么國際金融治理要取得重大進展就相當困難。除此之外，歐債危機的爆發削弱了歐洲人試圖改變全球金融治理的努力，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作為當前國際金融秩序的獲益者，未必愿意全面挑戰以美國為核心的現行國際金融治理格局。
展望未來，本書提出了國際金融治理的四種情景。第一種情景是維持當前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金融治理格局;第二種情景是形成真正多邊化的國際金融治理局面，包括二十國集團、IMF、特別提款權(SDR)與金融穩定委員會在其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最為理想化的局面;第三種情景是在主要大國之間形成了碎片化的金融治理格局，彼此之間還存在不斷的沖突。無論在危機應對、儲備貨幣還是金融監管方面均存在來自國別的、雙邊的、區域的多種層次的競爭;第四種情景處于第二種和第三種情景之間，即既有多邊合作，又有區域、雙邊競爭，這被稱之為“合作性的分權”(CooperativeDecentralization)。筆者認為，第一種情景與第四種情景實現的概率相對較大。
筆者在相當程度上認同本書的主要結論與分析邏輯。正如筆者曾經在幾年前的文章所指出的，本輪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儲備貨幣的多元化格局可能逆轉為單極化(美元的國際地位不降反升)、全球經濟多元化格局可能演變為美國經濟風景獨好、甚至紐約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可能進一步增強。雖然危機起源于美國，但美國針對危機的調整速度很快(這從危機后美國總杠桿率的下降可見一斑)，而且美國有很強的能力將危機調整的負擔轉嫁給其他國家。
美國的核心競爭力，在于美國金融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的廣度與深度、美元的國際地位(以及背后美國對地緣政治的掌控能力和強大的軍事優勢)、美國的創新能力以及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在上述核心競爭力未受到根本挑戰的前提下，其他國家試圖改革國際金融治理秩序的努力可謂有心無力。事實上，這也對中國政府如何更好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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