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5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程恩富表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應當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互補功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決定性作用”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基礎的，“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規劃配置作用是一個有機整體，兩者在功能上能夠實現良性互補、在效應上能夠達到協同、在機制上力求實現背反。
分清兩種市場決定論
對于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理解，當前泛濫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泛化市場的作用，否定政府的調控功能。對此，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衛興華表示，應該澄清這種錯誤思潮。實際上，這種錯誤思潮可以從西方市場決定理論中找到思想根源。
西方市場決定理論發源于古典學派。古典學派崇尚自由放任主義，強調通過自由市場競爭的方式來配置資源，認為市場是決定社會資源配置的唯一和最優方式，市場的自發作用能使供求自動達到平衡，自動完成資源合理配置，政府只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任何破壞市場機制的干預都不會起到預想效果。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則是當代西方經濟理論中強調自由放任理論與反對政府干預市場的經濟學體系和流派。與古典經濟學的市場決定理論相比，新自由主義市場決定理論完全否定政府干預經濟的合理性，大肆宣揚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并將自由主義思想推廣到世界經濟領域。然而，2007年底以來，西方金融和經濟危機證偽了新自由主義市場決定理論，正式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的徹底破產。“歷史和實踐進一步證明,西方主流的市場決定理論只能將私有經濟(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和市場經濟經常引向程度不同的危機和深淵之中。”程恩富說。
“要避免踏入新自由主義陷阱和金融經濟危機風險。”程恩富進一步指出，與新自由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決定性作用論”在五個方面與其存在本質區別：強調資源配置中的國家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主張“市場決定性作用論”應限于一般物質資源和部分服務資源的短期配置為主，而非指地下資源等重要物質資源配置和許多一般資源的長期配置;主張文化、教育、醫療等領域不能完全依賴于市場配置資源或市場決定的方式，而只能引進適合本領域的市場機制;強調公有制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強調財富和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市場作用大些，再分配中國家作用大些。
讓政府之手回歸本位
習近平在關于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中指出，強調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5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各級政府一定要嚴格依法行政，切實履行職責，該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該放的權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堅決克服政府職能錯位、越位、缺位現象。受訪學者表示，要讓政府之手回歸本位，以更好地發揮作用，彌補市場失靈。
新自由主義者認為，中國應當按照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實行產權私有化和唯市場化，主張建立小而弱的政府;凱恩斯主義者則表示，政府應當調控經濟，但調控僅限于幾個宏觀經濟變量，不贊成對涉及國計民生一些重要領域的問題進行必要調控，使用的調控手段主要限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了克服市場經濟的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發揮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越的制度和政策效應，政府調控不應限于宏觀經濟領域，還應當包括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發展戰略、產業規劃和微觀管制等。”程恩富說。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胡鈞指出，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不是直接管理微觀市場主體，主要是制定和貫徹宏觀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目標，以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促進社會和諧與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國家政府的職責除這些作用外，還有由社會主義制度要求產生的其他職責和功能，主要是對國民經濟發展目標也就是對資源配置整體的引導作用。社會主義政府最重要的是把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引導到黨和政府規劃制定的發展戰略和長遠目標的實現上來，切實提高政府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
市場與政府協同互補
“市場配置資源存在制度性和功能性缺陷。”程恩富指出，從近200年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周期性的頻繁爆發的危機可以看出，市場調節會出現對信息的反應偏差，市場失靈會造成市場調節目標和效果易與全社會要求有較大反差。此外，并不是所有的領域都適合采用市場調節方式，市場調節領域和深廣有限度，而且市場調節存在成本，有時會很高昂。這就需要政府與市場協同互補。
衛興華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適用于一切市場經濟體制，提出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是出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然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是全部的決定作用，經濟體制改革要對其他諸領域的改革要起“牽引作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要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現有效市場和有效政府的結合，而不是強化市場、弱化政府的結合。“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是不可分割的。
“應當實現市場調節和政府調控的功能性結合與互補。”程恩富將這種優勢功能互補概括為：在層次均衡上微宏觀互補;在資源配置上短長期互補;在利益調整上個整體互補;在效益變動上內外部互補;在收入分配上高低性互補，等等。市場調節和政府調控的功能互補，既有側重點，又有滲透性。一般市場主體的活動、普通資源的短期配置、收入和利益的日常調整以及一般的經濟行為方面，市場調節的功能明顯強于政府調控，但也要求注入政府調控機制因素，實行國家引導;而在產業結構、國民經濟總量、社會所有制結構、重大工程、最主要產品、重要資源的長期配置以及財富收入和利益的較大調整方面，政府調控功能又明顯強于市場調節，但要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市場對政府調控的反饋和制約作用。現階段市場和政府雙重調節的新機制有著本質上的統一面，而非單純此消彼長。
吉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紀玉山表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之處，就在于政府調控與市場調節相互結合，這是中國模式的靈魂。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何干強表示，務必在理論源頭上澄清市場與政府關系的相關思想觀點，回歸到馬克思主義理論之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來。
受訪學者認為，無論古典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市場決定論都存在致命缺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決定性作用論”更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發展的內在要求，也能更好發揮市場和政府兩方面的積極作用，以便促進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讓人民群眾能夠更多地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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