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在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對全面深化改革進行了全面部署，突出體現了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總部署、總動員，在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是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行動綱領。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對此，要進行全面準確理解。
一、如何理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黨的十四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強調“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隨后黨的文獻中一直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而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將“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對于這一提法我們應當如何理解?
劉國光：《決定》說得不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這也就是市場價值規律。但是社會主義經濟決定資源配置的就不是市場價值規律，而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馬克思主義認為，在共同的社會生產中，國民經濟要實行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馬克思說過：“時間的節約，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為規律。然而，這同用勞動時間計量交換價值(勞動或勞動產品)有本質區別。”這說明，勞動時間按比例在各生產部門之間的分配，和勞動時間在利用中的節約，是集體化經濟的第一經濟規律。勞動時間包括活勞動時間和物化勞動時間，意味著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其意思就是有計劃按比例地分配和節約資源，是社會化生產要遵循的首要經濟規律。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人們自覺安排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它不等同于傳統的行政指令性的計劃經濟，更不是某些人貶稱的“命令經濟”。改革后，我們革除傳統計劃經濟的弊病，適應初級階段的國情，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尊重市場價值規律，但是不能丟掉公有制下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經濟規律。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經濟容納市場經濟，成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不是什么純粹的市場經濟，或者其他性質的市場經濟。這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不能只受一個市場價值規律的支配，而必須在市場價值規律起作用的同時，受“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支配。所以，《決定》所說的“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單就市場經濟來說，是絕對正確的;下面接著說“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也是對的，但是說得不夠完整，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遵守的不僅是市場價值規律，這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唯一的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要首先遵守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計劃和市場、自覺的調節和自發的調節、“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都要用的理論根據。
程恩富：2013年，習近平在“兩會”的講話中強調“兩個更”：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他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并明確指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為了實現兩個百年目標，我國的經濟發展既要著眼于進一步激發改革活力，增強人民群眾對于改革的參與性;也要著眼于進一步提高宏觀調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發揮“兩個作用”，不僅直接關系到促發展、轉方式、調結構(產能過剩)、穩速度、增效益，也直接關系到完全的競爭性市場機制能否真正解決高房價、高藥價、亂漲價、低福利、貧富分化、就業困難、食藥品安全、行賄受賄嚴重、勞資沖突頻發、教育和城鎮化的質量不高等民生領域的迫切問題。提出雙重調節思想的重要意義在于，今后需要將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既要用市場調節的優良功能去抑制“國家調節失靈”，又要用國家調節的優良功能來糾正“市場調節失靈”，從而形成高效市場即強市場和高效政府即強政府的“雙高”或“雙強”格局。這樣，既有利于發揮社會主義國家的良性調節功能，同時在頂層設計層面避免踏入新自由主義陷阱和金融經濟危機風險。
二、如何理解“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并要求“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如何理解?
劉國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本身就是經濟和政治的統一。我們的改革是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單純的市場經濟，而是“社會主義+或×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機統一體。黨的十四大報告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時，就明確在“市場經濟”一詞的前面加上一個前置詞“社會主義”，還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作用。資源配置有宏觀、微觀不同層次，還有許多不同領域的資源配置。在資源配置的微觀層次，即多種資源在各個市場主體之間的配置，市場價值規律可以通過供求變動和競爭機制促進效率，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說是“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在資源配置的宏觀層次，如供需總量的綜合平衡、部門和地區的比例結構、自然資源和環境的保護、社會分配公平等方面，以及涉及國家社會安全、民生福利(住房、教育、醫療)等領域的資源配置，就不能主要依靠市場來調節，更不用說“決定”了。市場機制會在這些宏觀領域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需要國家干預、政府管理、計劃調節來矯正、約束和補充市場的行為，用“看得見的手”來彌補“看不見的手”的缺陷。
鄧小平在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時候，從來沒有否定計劃，一再說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都可以用。黨的十四大報告在說到“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時候，特別明確指出“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黨的十四大召開前，當時江澤民就提醒我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這些都是肯定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計劃和市場兩種資源配置的手段都要用。但是以后，由于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影響，逐漸出現了凸出市場、淡化計劃的傾向。有人認為，我們現在搞市場化改革，“計劃”不值得一提。“‘十一五’計劃”改成“‘十一五’規劃”，一字之差，就大作文章，歡呼離計劃經濟更遠了，離市場經濟更近了，“計劃”好像成了一個禁區。但是，黨的十七大報告還提出“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后面，緊隨著跟上“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雖然沒有提“國家計劃的導向”的字樣，但保留了“健全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其實也表達了“計劃導向”的意思，只是回避了“計劃”二字。這是頗值得玩味的。我以為，應當切實做到如《決定》所言的“宏觀調控體系”要“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可見，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是有限制的。根據這個精神，《決定》在提出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也強調了政府和國家計劃的作用。就是說政府和國家計劃要在資源配置中起導向性作用。這樣，市場與政府、市場與計劃的“雙重調節作用”的思想就凸現出來了。“雙重調節作用”是程恩富最近對《決定》中有關市場與政府關系問題的一個提法，頗有道理。
那么，在資源配置的調節中，市場和政府或計劃，怎么分工?依我看，可按照資源配置的微觀層次和宏觀層次劃分市場與政府或計劃的功能，大體上是可以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應該限制在微觀層次。而政府職能如行政審批等的縮減，也主要在微觀領域。至于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問題，政府要加強調控和管理，不能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盲目操縱，自發“決定”。當然，對市場提供服務、實施監管、做“守夜人”的責任，政府還是責無旁貸的。
程恩富：的確如此。早在1991年，我就提出構建“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以國家調節為主導”的新型調節機制。當時我指出，市場調節的優勢功能確立了它在社會主義經濟調節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同時其固有的功能欠缺又導致國家調節的必然出現;國家調節的良性功能確立了它在社會主義經濟調節體系中的主導性地位。同時，其不可完全避免的功能弱點，又決定了必然要以市場調節為基礎。從理論上搞清楚市場調節與國家調節結合的特性，目的在于具體構造二者結合的狀態時，防止調節系統的功能性錯位，加強功能性互補;減少調節系統的負熵值，增強協同正效應;縮小調節系統的機制背反性，擴展機制一致性。
例如，關于住房問題，在幾年前有一種錯誤的輿論只說住房商品化或市場化，而不提社會保障房。住房問題走向市場應該是市場的主體說了算。但作為市場主體重要部分的購買方或消費者，能說了算嗎?如果開發商大都是非公經濟的話，實際上是私有的大開發商說了算。在國外是私人壟斷資本家說了算。為什么新自由主義都說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呢?因為如果政府不管，就是壟斷資本家來管。一般的消費者能管住房價和物價等等嗎？那誰管？如果國有企業不管，國家政府不管，實際上是少數非公大企業及其投資者說了算。就像新自由主義渲染的“國家不要與民爭利”一樣，這個“民”是指私人、大私有者，難道真的還會是指廣大勞動人民？就財富和收入分配來講，如果國家不管，那當然主要是非公企業家說了算。
五六年前，珠三角地區出現民工荒，民工荒的實質是什么?有人說這說明中國勞動力總量供不應求，這個研判可能和事實不符。中國將近14億人，勞動力總和相當于歐盟國家的總和，而它們的GDP加起來比我國多得多，我國的勞動力總量難道會供不應求嗎?事實上，是珠三角地區農民工和一般職工的收入和福利長期得不到正常的增長，以及勞動時間較長和勞動環境不佳等因素造成的。在勞動強度大，勞動條件改進不大，而收入和福利增長不快的狀況下，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和某些技工就不愿意在珠三角地區工作，自然就出現了民工荒。當然，其他個別現象也有，像技術不配套、需要的技工找不到等，這些可以迅速通過培訓和教育來解決。所以，出現民工荒現象的主次原因要分清。而改變這個格局，就需要政府進行調節。
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是沒有調控的，只是力度大小和方式不完全相同而已。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如果要想實現跨越式發展和發揮后發優勢，國家調節的力度自然要比西方國家大一些。當然，國家應該在廉潔、廉價、民主、依法、高效的基礎上加以調節。應該建立一個小而強的政府，機構和人數是少的、小的，功能是強的，實現“強市場、強政府”的雙強功能。其中，政府的很多決策必須經過民主程序，要廣泛聽取不同的意見。比如，華北地區的霧霾問題，就需要政府強有力的調節。2013年2月，中國工程院石元春院士在《科技日報》發表文章，用數據分析出關于北京等周邊地區為什么會出現霧霾問題，明確指出霧霾問題的解決障礙就在于決策層，當時政府沒有落實有關生物能源的立法，大力發展生物能源，而是繼續大規模地生產和使用煤炭，加之汽車工業的大規模發展等因素，才導致現如今非常嚴重的霧霾問題。這表明，并不是要不要國家調節，而是應該要什么樣的國家調節。如果政府沒有依法行政，又不發揚民主，不聽取各種不同意見，政府的調控肯定會出現問題。因此，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建立一個“以市場調節為基礎、國家調節為主導”的雙重功能性調節機制。(本文原載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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