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金融的兩個邏輯：為什么民間金融成為賭博?

　　隨著一些地方經濟下滑，資金鏈斷裂、民間借貸糾紛等問題開始集中爆發。據說鄂爾多斯出現了2000多億元的民間借貸風險。而以炒房、炒礦出名的溫州，也面臨著民間金融鏈條斷裂的風險。10年前我們寫作了《農村工業化與民間金融》，討論溫州民間金融如何推動了鄉村工業的發展，那么經過10年，在那塊土地上發生了一些什么變化呢?受到這個問題的驅動，我們重新回到溫州。

　　一、民間金融的兩個故事

　　從溫州機場出來，鄭師傅舉著迎接的牌子在等我們，一路上閑聊，鄭師傅說在溫州政府工作的人，收入普遍都不高，他早年做個生意，開過出租車，如今在鎮政府開車，盡管端上了鐵飯碗，但是收入卻只能維持生活，要想為上大學的孩子在杭州買房子，靠工資是完全不可能的。好在原來做生意和開出租都存下了一些錢，現在還可以用。這些錢都放在什么地方呢?鄭師傅說都放在一些親戚朋友那里，開工廠、做生意的人都需要資金，所以每年鄭師傅都有一筆不錯的利息收入。現在這些資金是否有風險呢，特別是現在經濟形勢不是很好，許多企業都面臨著很多困難。鄭師傅很有信心，覺得沒有風險，首先，都是多年的熟人，互相都比較了解;其次，借錢的人也都有資產，不會跑掉;同時，鄭師傅的資金分散到許多企業中，一般不會出現同時破產的事情。鄭師傅相信他可以有穩定的利息收入，本金不會有任何風險。這與我們30年前看到的民間金融幾乎沒有什么變化，濃濃的人情包裹下的金融活動，知根知底的熟人關系使民間借貸幾乎成為零風險的行業，放貸人不僅了解借貸人的經濟活動，而且了解借貸人的人品。

　　但是下午商會會長卻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在他看來，鄭師傅說的故事也許還存在，但是現在已經很少了，多數的民間借貸已經成為依附于銀行資金，受到政策重大影響的高風險行業。在他看來，民間借貸的利率通常要高于20%，任何企業都不可能依靠民間借貸來維持正常的生產，民間借貸只是充當銀行收放貸款之間的過渡。比如，每年企業都要將銀行貸款全部歸還，經過一個審核期，企業又重新獲得銀行貸款，收放之間有個時間差，這就需要民間資金的補充。由于這個時間的期限并不長，所以企業可以承受短期的高利率。但是銀行壓縮信貸規模卻使這種模式無法維持。企業從民間借入一筆資金暫時歸還了銀行貸款，但是預期的銀行貸款卻遲遲拿不到，或者拿到貸款，但是數額卻少了許多，企業無法歸還民間借貸，而長期占用民間借貸會大大提高企業的資金成本，從而導致企業的生產難以為繼。同樣，擔保是民間資金的一種主要運作方式，各種擔保公司和企業之間的聯保保證了企業可以從銀行得到貸款支持，特別是2008年刺激經濟措施出現以后，許多企業都是通過聯合擔保的方式獲得了大量銀行資金，這些資金被用于炒作房地產，但是出現經濟下滑以后，銀行壓縮貸款規模，一些企業因為資金鏈斷裂而出現問題，并因為聯保而將影響傳遞到其他企業。

　　上面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故事，說明溫州的民間金融已經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經營模式，產生于鄉土社會的民間金融，依靠熟人社會的信任關系，將分散的資金匯集起來投入到生產經營活動中，這種民間金融活動曾經強有力地支持了溫州鄉村工業的發展。

　　但是當資金匯集得越來越多，并且出現小貸公司、擔保公司和典當行業以后，金融活動就超出了原有的熟人社會，而在超出熟人社會以后，熟人的社會關系就無法在為民間金融活動提供風險保障，民間金融的投機性越來越強，而在投機性的民間借貸中，盈利的欲望取代了民間的信任，在大的經濟起伏中，民間金融不僅不能消減風險，反而經常會放大經濟的波動。

　　二、從穩定的投資人到冒險家

　　溫州的民間金融是伴隨著溫州的農村工業化過程而產生的。在溫州經濟發展初期，缺少正規金融支持，許多最初的企業家都是依靠民間借貸，將民間的零散資金集中起來，開始創辦企業;即使在企業逐漸已經開始發展以后，他們也很難獲得正規金融支持，企業仍然需要民間資金的長期支持，在這種條件下就形成了農村工業與民間金融的相互依存。鄉村工業發展為民間資金提供了盈利的可能，而依靠民間資金的支持，鄉村工業才能穩定發展。這種民間金融帶有很強的鄉土性：

　　首先，民間資金是在一個熟人社會中形成的，在熟人社會中，各種信息是相對透明的，比如，一些民間金融活動是透過親屬網絡存在的，親情關系保障了資金出借方不會上當受騙;資金的所有人不僅熟悉借錢的人，甚至也熟悉他們所從事的行業，甚至他們企業的經營狀況，所以才會有更多的人愿意以比較低的利率把資金出借給經營狀況比較好的企業。

　　由此形成了民間金融的兩個重要特點，一個是穩定，一些個人將資金長期出借給某些企業，從而形成穩定企業借貸關系;其次，利率也往往相對較低，在10年前，大多數民間借貸維持在8%-12%的利率水平。

　　分散也是資金所有人應對風險的一種策略選擇，正想鄭師傅所言，全部企業倒閉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少發生的，在不出現大規模企業倒閉的情況下不太可能出現大規模資金損失。在過去的10年中，盡管溫州商人的一擲千金已經名聲在外，但是我們這次訪問卻發現，在溫州本土還有許多小規模的企業仍然存在。在被稱為第一座農民城的龍港鎮，我們看到10年就已經存在的小作坊仍然比比皆是。與那些動輒數億元投資的溫商不同，這里仍然有許多胼手胝足，靠著辛勤勞作賺取一點加工費的小企業。這些企業也被成為草根企業，不僅因為他們的規模很小，而且也因為他們像小農一樣，多年固守在有限的產業中。正是這些小企業支撐了鄭師傅的資金收入。

　　但是早在10多年前，叱咤風云的溫商就已經出現了，三五年之間從一無所有變為擁有數億資產富翁的神話比比皆是。溫州炒房團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12年前我們訪問溫州的時候，一位靠簡單的手工機器印刷信封的老媽媽就問我，要不要到上海去買房子，真希望她趕上了上海房價上漲。有報道說，一位管理著一個有數十員工的企業家，如果經營的不錯，一年有差不多100萬的利潤，而他太太在上海炒房，不到10年，已經賺了3000萬。

　　自有資金往往不能滿足炒作資產的需要，民間借貸就應運而生。從蒼南縣北部山區出去的一位商人早幾年在北方購買了一個煤礦，但是他自己的資金有限，便回到老家用了不到半個月的時間籌集了6億資金。之所以如此快的時間籌集到如此巨額的資金，首先是關系網絡，在籌集資金中形成了一個金字塔結構，他發動一些人，這些人再去發動其他人，通過層層傳遞，很快就聚集了大量的投資人;其次是高額回報的誘惑，人們相信投資煤礦很容易獲得數倍的資金回報。有個廣為流傳的故事說，當年一位頑皮的學生投資了煤礦，為了感謝他的老師，便讓老師也投資了10萬元，以便獲得分紅的機會。3年以后，煤礦轉手，老師獲得了150萬元的回報。

　　這種大規模集資與原有的民間金融活動已經使完全不同的，首先，信息是不透明的，人們在注入資金的時候并不知道那個在外地的煤礦經營狀況如何，甚至不知道那個煤礦是否存在，他們投入資金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賺取高額利潤的夢想所推動，這實質上近似一種賭博。無論炒作房地產或炒礦，都是投機行為，當民間與這些活動聯系在一起的時候，民間資金也就成了賭博;其次，直接的人際信任關系也不復存在。盡管從表面看，他們的資金還是通過親戚、同學和老鄉等關系動員起來的，但是由于集資規模很大，在集資的金字塔上，頂層與底層之間隔了多層，底層的直接出資人往往并不直接認識并熟悉頂層的集資人。因此無論從集資的期限或預期的回報，與以往都不同了。在這種格局下，原來穩定的民間金融就轉變為資金的投機。與所有投機一樣，在投機中發生了許多不一樣的故事。在經濟泡沫中，多數投機都獲得了不薄的回報，而在經濟泡沫被擠破的時候，許多民間資金就可能陷入血本無歸。

　　而那些機構化的民間金融，比如小額信貸公司、擔保公司等，要想獲得較高的回報，就不能從事長期的貸款業務，因為穩定的小額貸款所獲得利息回報是有限的。他們更希望通過給企業短期的融資服務或提供擔保，獲得更高的收入，民間金融成為撬動銀行信貸的杠桿。

　　企業越大就越需要銀行資金的支持，也就越需要民間資金的杠桿，如果沒有民間資金支持，企業無法度過還舊賬等新貸的空擋，也無法得到擔保的服務，為了這些，企業能夠支付民間資金短期的高利率。在經濟運轉正常的時候，這種經營方式很穩定，但是一旦出現經濟波動，銀行的資金減少，這種經營方式就會遭遇困難。在一些溫州企業家看來，現在正處于這樣一個困難時期，前期企業獲得了太多的銀行貸款，依附于銀行貸款的民間金融也很活躍，但是當銀行貸款突然大幅度減少以后，民間金融也成了城門之魚。

　　三，為什么民間金融成為賭博?

　　與農村工業相互支持的民間金融何以會變成賭博?我想這與投資者的貪婪和經濟運行的結構都有關系。

　　作為一個不穩定因素，冒險一直存在于民間的借貸活動中，因為有太多人希望自己手中的余錢能夠快速地生出新錢。上個世紀數次出現的抬會倒會就是這樣。本來存在于溫州民間的合會是10個左右熟人將資金湊在一起，相互幫助的一種民間金融活動，但是當這種會發展到數百、數千人，從上到下形成不同的會首和會腳，而且從早期入會的人從會首那里獲得巨額的資金回報，大家便蜂擁而入，直到出現資金鏈斷裂，發生倒會。集資炒房炒礦也是為了巨額的回報，只是因為有房屋和煤礦的存在，所以其風險更加隱蔽。抬會被看做是典型的金融詐騙，因為會首在將資金集中起來以后，沒有任何投資，不可能有任何收入來支持其高利率的回報，因此必然倒會;炒房炒礦似乎是一種投資，但是如果將時間點放長一些看，就會發現，這也是一個擊鼓傳花的游戲，最終會有泡沫破裂的時候。

　　當民間金融大規模地轉變為冒險或賭博，這就與當前的經濟形勢有著密切的關系了。當全世界的金融資產的價值大大超過實體資產，而且大部分金融資產都是在做投機的時候，溫州大量的民間資金必然會順應這個潮流，進入到金融投機中。在高通貨膨脹的刺激下，民間金融必然要尋找更高的獲利渠道，長期穩定地投入到實體經濟中是無法滿足資金保值升值的預期。

　　事實上，作為穩定的投資人，鄭師傅與那些冒險家之間并沒有一個可以隔開的邊界，在預期利益的誘惑下，那些存了幾十萬或一兩百萬的小富翁，隨時都可能會將自己的資金投入到冒險的活動中。盡管從邏輯上我們看有兩種不同的民間金融，但是當我們面對具體個人的時候，兩種邏輯都會共存于同一個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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