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乳企在華牧場業務的密集布局，正引發國內一些乳品專家的警惕和擔憂。
日前，雅培公司與恒天然集團聯合對外宣布稱，雙方已簽署協議計劃在中國共同投資興建一個奶牛養殖基地，根據雙方的計劃，恒天然和雅培將共同投資3億美元(3.42億新西蘭元或18億元人民幣)建設包括五家牧場的奶牛養殖基地，泌乳牛存欄數超過16000頭，年產量可達1.6億公升牛奶。
一旦通過審批，預計該養殖基地的首家牧場將于2017年上半年建成投產，其他牧場將于2018年開始產奶。
事實上，在此之前雅培從未染指過中國的上游牧場業務。國內的乳業專家認為，中國的牧場業務正對外資產生極大的吸引力。“這個吸引力在于，一方面中國原奶市場缺口巨大，外資養牛將擁有廣闊商業前景;另一方面在于，不同于奶粉業務，養牛目前是不用交稅的。”廣州乳業協會理事長王丁棉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目前，擁有外方背景的牧場除恒天然與雅培外，還包括早年就在黑龍江雙城市布局的雀巢公司、2013年與現代牧業(01117.HK)聯手的外資PE巨頭KKR基金、光明乳業(600597.SH)剛剛定向增發引入的RRJ基金，剛剛踏足香港資本市場的中國圣牧(01432.HK)的股東背景中也涉及多家外資背景。
“在新一輪上游牧場投資機會開啟的同時，中國政府有必要控制潛在的風險，避免出現類似大豆產業的危機。”國內部分乳業專家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涌向上游的外資
公開數據表明，在過去的三年里，中國乳業市場的需求量增長了約6%～8%，而原料奶供應量僅增長約2%。2013年國內牛奶的需求量達到3531萬噸，其中進口奶粉85萬噸，填補了相當于700萬噸原奶，約占20%的總需求。但隨著未來中國市場需求量的不斷上升，如果國內原奶一直供應不足，進口占比會不斷上升。
這一趨勢引發了一些官方背景人士的警覺。國家乳業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姜毓君在此前對媒體表示，糧食安全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很重要，奶業安全也是糧食安全的一部分。如果放棄了自有奶源的建設，完全依靠進口，那么我國奶業將很可能會淪為第二個大豆產業——不僅徹底喪失作為原料的全脂乳粉、脫脂乳粉的國際定價權，更使我國乳品加工行業陷入被動發展的局面。
由此，在近期工信部、食藥監局等出臺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中，奶源自建自控被重點提及。一位乳業專家認為，政策面的驅動促使大量資本開始涌入上游牧場投建。
恒天然顯然很早就把握了進入的時機。2012年，時任恒天然中國區和印度區總裁的魏柯文就對媒體公開表示，恒天然計劃于2020年前在中國建設30個自有牧場，完成在中國的乳業供應鏈整合。根據恒天然預測，2020年中國的乳制品消費量將達到700億升，現在中國的產量只有350億升，還有巨大的增長空間。
提前捕捉到這一趨勢的還包括雀巢。這家瑞士食品巨頭決定于2012年開始進一步加碼上游板塊，雀巢前大中華區總裁狄可為在當時表示，雀巢計劃在未來五年內將投資25億元人民幣在中國黑龍江省雙城市建設一個奶源基地，這將是其在中國最大的奶源基地。
此后，隨著國內政策面的不斷明朗，外資以各種形式大舉涌入上游牧場板塊。2013年9月，外資PE巨頭KKR基金、鼎暉投資與現代牧業在京宣布，三方將聯手成立一家合資公司于未來18個月內在中國合資建造兩個大型乳業牧場，投資總額約1.4億美元，擬建牧場位于山東省商河縣，并已獲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2014年2月，光明乳業子公司荷斯坦牧業在整合現有的全部奶牛場及其他牧場相關業務后以現金增資方式引入亞洲私募股權基金RRJ，后者出資15.25億元人民幣占股45%。雙方表示將進一步擴大在上海以外的自有奶源建設。
而在今年7月在香港完成IPO的中國圣牧股東中，不乏路易達孚、三井住友銀行、Horley Investments等外資的身影。而中國圣牧募集的13億港元則主要用于建設新牧場、收購奶牛和擴充液態奶生產設施等等。
契機還是危機？
自建自控國內牧場本是對過度依賴海外奶源的一種風險防御，但國內乳業專家認為，如果在本土牧場建設中，外資的比例達到一定程度，那么等于依然沒有擺脫潛在的糧食安全風險。
“外資可以通過資本入股的形式對中國的牧場資產施以影響，所以有必要對牧場業務中的外資比例加以限制。”王丁棉認為。
乳業營銷專家、北京普天盛道董事長雷永軍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目前國內奶粉臨近大豆的狀態，奶粉中占比30%的乳清粉，占比40%~50%的脫脂乳粉，主要都是依靠進口，一旦在養牛這個環節有所閃失，乳業安全將變得非常危險。”
雷永軍認為，恒天然在海外擁有豐富的牧場資源，卻堅持在中國建設牧場，除了想要擴充海外牧場資源外，其還想通過在中國建設牧場了解中國市場的基礎數據，進而起到對中國乳制品行業擁有較強的定價權。
目前，恒天然已經在河北地區和山西地區擁有兩個養殖基地，且得到國內許多乳企的追捧。
王丁棉說，國內引入外資搞牧場其實是個“偽命題”，因為新西蘭、歐洲等發達國家的養殖方式與中國截然不同，前者由于地廣人稀采用的都是散養的方式，而中國的國情決定了只有圈養的可能性，因此很難說外資對中國的牧場業務有多少指導意義。
與此同時，除財務投資的目的性以外，有專家認為，外資熱衷于牧場業務的另一方面源自農村土地流轉改革帶來的商機，以便在未來成為“變相地主”。
目前，首例外資介入的土地流轉發生在德國拜耳身上，后者與中信信托合作在安徽承包經營可流轉土地5400畝，期限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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