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老百姓一直不知道所謂“改革”是咋回事。一開始說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與發展，可是在改革中卻不見絲毫社會主義的完善與發展。改來改去，除了備受指責的黨領導外，就剩下少數同樣備受指責但早已失去主體地位，失去社會主義目標和意義的國有企業了。而奇怪的是，這種指責往往都是來自于黨的官員們自己，或者黨和政府所雇傭的學者、專家、教授。現在，習近平、李克強等新一屆領導班子上臺，但中國人民自己對于中國的改革依然是“找不著北”、莫名其妙。
中國改革的目標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混合所有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明顯只是對現狀的一種描述。可人們知道，混合所有制是不可能長久存在的，只是某種改革的借口和開脫而已。對于這種改革，中國民間早已發出大量不滿的聲音，但黨和政府根本不理不睬，依然我行我素。也許，“愚民”是政治需要?治國策略?但欺騙人民的禍患可不小，小心偷雞不成蝕把米，“愚民”反被“愚民”誤!
但在觀察者網的一篇采訪文章《再談李克強的“微刺激”》(又名《比“爭論要不要刺激”更重要的事》)中，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教授張軍的一席談話讓筆者有點茅塞大開：原來“改革核心在于釋放非公經濟活力”。顯然，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就是以此為思路、借口和方式的，張軍教授的這種判斷和解釋非常準確。這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各項改革政策措施及其結果就都有了合乎邏輯的解釋。由于這種改革是以“釋放非公經濟活力”為核心的，因此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與“非公經濟”相關的一系列問題：國企大部分被私有化;貧富差距變為世界第一;三農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人民因貧窮、失業而對現狀嚴重不滿;官私勾結欺壓民眾，官員普遍腐敗，導致官民嚴重對立;生產過剩現象出現，經濟危機開始定期爆發;共產黨政權受到自由、民主、憲政的威脅等等。顯然，所有這些都是“釋放非公經濟活力”的改革的必然結果。
但是，無論怎樣，這種改革卻都有兩個明顯的好處，一是可以讓國內外的官僚和資本家們大發其財;二是這種本質上是恢復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改革，在其初始階段可以非常有效地發展經濟，從而官員們很容易取得政績，黨和政府也可以輕松獲地人民對這種改革的支持。因此，改革雖然是有代價的，但領導們似乎都愿意讓中國付出這種代價，以換取上述兩點改革的好處。其實，這也算得上是難能可貴，因為即便存在這種代價，這種改革對全世界來說都算得上是一個“成功”的奇跡。
但是，在當下中國，如果當政者仍要延續這種方法和改革，卻是非常愚蠢、錯誤和危險的。因為時過境遷，改革36年之后，中國已經處于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環境和條件都變了，繼續過去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今日中國，“非公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已從“原始擴張”階段發展到“初步飽和”階段，“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中國正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即將進入一種帝國主義的發展階段。
眾所周知，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帝國主義階段，經濟處于滯漲狀態，增長異常艱難，社會貧富差距巨大，貧窮與失業現象嚴重，社會矛盾重重，人民對政府嚴重不滿。根源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特點，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者們不得不依靠對外擴張、殖民、掠奪，甚至戰爭的方式來發展經濟、促進就業，以維護統治者的合理合法性。毫無疑問，對于13億人口的中國來說，進入帝國主義發展階段，意味著經濟危機的必然到來，“蘇東劇變”的必然爆發，國家和民族將面臨巨大災難。
顯然，在當前中國的這種經濟形勢下，中國仍以“釋放非公經濟活力”為改革的核心，繼續把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當作所有工作的重點，無疑是一件非常愚蠢、錯誤的事情。
一、在資本主義經濟趨于飽和，資本利潤率下降，經濟面臨衰退的情況下，“釋放非公經濟活力”其實是件力不從心，沒有多大實際意義的事情。因為這時的資本利潤率非常低，資本家們根本就不愿意進行投資和生產。即便為非公經濟提供更多、更好的投資便利和渠道，都無法讓資本家們投入更多的資本于社會生產之中。即使有一點效果，也必然是微不足道的。無論是增加貨幣供應，還是大規模的財政刺激;無論是簡政放權，還是促進投資的便利化;無論是減稅，還是調結構，都不足以解決經濟增長與危機問題，都克服不了根源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本身的生產過剩問題。資本投資的利潤率稍微被各種刺激政策提高一點，就又會被資本之間的激烈競爭所吞噬，遠遠不足以解決經濟增長的問題，無法避免經濟危機的爆發。
二、繼續以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為改革的核心，只會加劇社會的貧富分化程度，增加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不滿，從而加劇社會的不和諧因素。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本身就是以窮者更窮、富者更富為特點的，任何促進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政策措施有利于資本家階層的利益，卻未必有利于勞動者階層的利益。因為，資本家雖然得到更多減稅、信貸支持、政治權利上的各種好處，卻未必就會投資于社會生產。前幾年美國以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向社會經濟投入了大量的貨幣資金，卻幾乎沒有帶來多少經濟投資與增長，基本都被資本家階層以現金為王的理念閑置了起來。因此，中國若在經濟危機期間繼續以“釋放非公經濟為改革核心”，那么其結果對老百姓是不利的，只會導致老百姓更加貧窮，社會貧富差距更大。中國早先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對馬克思主義有充分的基礎，中國人民普遍知道資本主義經濟的特點和結果。因此，黨和政府把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當作改革的核心，只會弄巧成拙，導致社會動蕩。對于這種改革，人民不會買帳，根本無法緩和人民群眾對社會、對政府的不滿情緒。
三、繼續以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為改革核心，只會增加社會的不公平、不平等。現在的中國社會，人民群眾最大的不滿就是官僚和資本家們富得流油，而老百姓則貧窮困苦。由于中國長期堅持以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為核心的改革政策，導致中國社會的一系列政策、制度都偏向于官僚和資本家的利益，這一切都是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們都看在眼中、恨在心里的。因此，如果中國繼續以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為改革核心，那么這一系列偏向于資本家利益的政策、制度就不但無法改善，反而會更加不平衡，老百姓更加不滿意。為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進一步招商引資，全國各地政府就會進一步對資本家的投資進行利益上的傾斜和補貼，經濟不會有多大的起色，反而增加了社會的不公平，官僚和資本家的特權會進一步增加。
四、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必然會對中國黨和政府的“領導地位”提出要求和挑戰。以“釋放非公經濟為核心”的改革，客觀上要求國有企業進一步私有化，要求一小政府、大社會，憲政民主、自由民主、簡政放權、向資本家階層減稅讓利，要求降低民眾社會保障與民生福利。所謂“福利陷阱”，就是因為民眾的福利過高而不利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表現。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面前，國有企業、強勢政府、民生福利、社會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都是經濟發展的所謂“陷阱”。這其實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性弊端和表現，是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必然趨勢。
顯然，當下中國繼續以“釋放非公經濟活力為改革核心”的政策是非常愚蠢的，是種讓自己繼續沉淪下去、以至滅亡的政策。當前中國經濟已經處于帝國主義初期階段，繼續以“釋放非公經濟的活力”為改革核心不但無助于中國經濟擺脫衰退的困境，反而會導致更大的社會不安定因素，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更加危險。
正確的做法其實與現行的改革政策恰恰相反，中國應順應時代發展的需要，轉變發展方式，拋棄已經過時的資本主義經濟方式，掙脫資本生產關系的束縛，轉而依靠公有制經濟來解決經濟增長、就業和社會公平等方面的問題。只有公有制經濟才能化解根源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實現社會經濟的持續穩定與增長。當前中國的改革，應以“釋放公有制經濟活力”為核心和重點。
國有企業制度固然無效化，難有活力可言，無法取代私有經濟。但是，公有制經濟除了國有經濟之外，還有集體經濟。當然，這里的集體經濟并非過去那些名不副實的虛假的集體經濟，而是一種企業所有權真正歸企業勞動者集體自己平等共有的集體經濟。這種集體經濟有明確的自然人所有者，產權明晰、有效，既是公有制經濟，也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和要求，既可以克服解決經濟上的問題，又可以化解中國政治、社會上的矛盾，實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政策和措施。
經濟危機的實質是資本利潤率過低，導致資本家不愿意繼續投資于社會生產，使社會生產突然陷于停頓的結果和表現。資本對利潤的追逐是無窮的，對投資條件和利潤空間的追求也是無窮的。但是，根源于資本雇傭勞動的生產方式，資本對利潤的追逐也是對人民貧窮和失業的追求。人民越是貧窮，失業者越多，資本的利潤就越高，資本家就越高興。正因為如此，西方國家的高福利才成為了增長陷阱。因此，化解經濟危機的關鍵其實不是涸澤而漁地為資本投資創造更好的條件、提供更多的利潤空間，而是以某種新的方式，把資金和勞動力重新結合起來，繞過資本對利潤的追逐去產生、形成新的社會生產。在經濟危機時刻，資本家不愿意生產，也可以不去生產。但是勞動者無論怎樣卻都離不開社會生產，時刻需要工作和收入去實現自己的生存。因此，只要中國以某種信貸的方式，為勞動者的生產勞動提供某種生產資料服務，協助勞動者建立平等合作、沒有雇傭關系的集體所有制企業，那么經濟危機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不但可以解決經濟增長的問題，也可以解決讓黨和政府頭痛的人民貧窮與失業、政治與社會問題。
眾所周知，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經濟的發展、生產的形成無非是資金和勞動力的結合而已。而結合方式只有兩種，一種資金雇傭勞動力;另一種是勞動者自己掌握資金。私私企和國企都是資金雇傭勞動力;只有集體所有制企業才是勞動者自己掌握資金。顯然，在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上，我們為什么就不能轉換一下思路，不能讓勞動者自己掌握生產資金，通過勞動者自己的平等合作來組織和發展社會生產呢?
實際上，適合于人類需要的21世紀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既非私有經濟，亦非國有經濟，而是一種升級換代的高級集體經濟。這種升級換代后的高級集體經濟以兩種生產資料公有制的配合為特點，以勞動者的平等合作為具體方式，消除了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雇傭關系，實現了人類社會自主、自愿、平等的勞動分工，實現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進而也實現人和生產力的解放，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目標。
低級、幼稚、膚淺的思想會認為勞動者的這種平等合作必然會由于勞動者內部必然存在的分歧而無法持久，從而使這種生產方式難以深入發展和全面普及。但是，我們為什么就不能吸收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精華呢?馬克思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思想主張告訴我們，從事社會生產所必需的生產資料是可以以某種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形式來為勞動者的生產勞動提供服務的。也就是說，生產資料在不要求獲得勞動者的剩余價值的前提下，也是可以提供給勞動者，讓勞動者借此建立和擁有屬于自己的企業生產的。而這對社會經濟，對于勞動者來說無疑是一個真正具有革命性意義的大事情。社會經濟將因此而迎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而沒有資金的勞動者也可以建立和擁有屬于自己的企業生產，借此可以成為自己和自己勞動的主人，既拿工資、又拿利潤，占有自己全部企業生產的收入了!
顯然，一個國家和社會，一旦通過某種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方式實現了這一點，為勞動者提供了這種不以勞動者的剩余價值為代價的生產資料服務，那么就沒有勞動者會再去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再原意被國家或資本家雇傭、奴役下，屈辱的為別人勞動，在別人的安排和管理下，僅僅獲得一點甚至不夠生活費用的工資收入了。而一旦一個社會再沒有勞動者去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那么這種勞動者平等合作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就是這個社會唯一可能的企業制度、生產方式。顯然，這時，雇傭勞動關系被消滅了，階級分化消除了，人和生產力解放了。表面上容易因內部分歧而無法持久的集體經濟，將因勞動者沒有別的更好選擇而繼續存在、發展下去，并在智慧的勞動者面前得以升級換代、日益完善和發達。
因此，當前中國的黨和政府，應該具有跨時代的戰略眼光，深入吸取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等的思想精華，創新發展出適合人類社會需要的21世紀的以集體所有制為特點的科學生產方式來。只有如此，中國才能擺脫爆發嚴重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進而爆發中國版的蘇東劇變，出現政權垮臺、國家和民族陷入災難的悲慘命運。只有這種科學、高級的集體所有制生產方式，才能克服和解決根源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經濟危機、社會動亂等社會弊端。這種唯一沒有雇傭關系的集體所有制生產方式，是克服資本主義社會一系列弊病的唯一有效方法和方式。
顯然，對于中國來說，真正難能可貴的是，中國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以建立一個由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為目標、原則的共產黨仍是中國法定的唯一執政黨。而且，雖然以實現社會主義為目標理想的國有企業大部分已經被私有化，但中國仍有龐大的國有資產存在。通過黨的領導，通過以國有企業的方式不斷發展壯大的龐大國有資產，再通過這升級換代的集體所有制生產方式，中國完全可以輕松克服目前的危機與困境，解決經濟增長、民生就業、政權危機、官民對立、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一個全民就業、自由民主、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實正指日可待!
在《再談李克強“微刺激”》的文章中，張軍教授極力推崇“經濟刺激”，認為：在經濟遇到困難時，“需要額外的支出來維持正常的投資需求”;“一個正常運轉的經濟，需要有合理的支出來維護。當經濟出現蕭條，短期不太可能自主復蘇，政府需要擴大財政赤字，打強心針，讓經濟反彈”;“如果愿意，中國經濟完全可以維持更快的增長。政府一直在提穩增長、調結構，原本就不希望將經濟大規模拉升，而是維持住現有的增長率，來推進結構改革。因為整個經濟繃得太緊需求太旺，不利于實行結構改革”。
顯然，張軍教授的“自以為是”有點過了頭。為何中國的財政刺激讓“中國經濟完全可以維持更快的增長”，而“日本‘安倍經濟學’政策之一，貨幣大幅貶值，美國推出多輪QE政策，歐盟的負利率”等大規模的刺激計劃就不能讓發達國家走出經濟蕭條?
實際上，中國的財政刺激似乎更有底氣、更有效的原因在于中國有仍然可以堪稱龐大的國有經濟。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以釋放非公經濟活力為改革核心”的政策是錯誤的。一邊依靠公有制經濟來維護經濟的穩定與發展;一邊又要搞國有企業私有化以“釋放非公經濟活力”，這種不可思議地自相矛盾的愚蠢政策不應該發生在中國政府的身上!中國為何偏要自毀城墻，偏要放棄公有制經濟，而單純、強硬、愚蠢地去“釋放非公經濟活力”?
中國不得不依靠通過以強大公有制經濟為基礎的財政刺激來擺脫經濟危機的現象本身也說明，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需要做出調整。經濟出現問題本身就說明現存基本經濟制度是有弊端的，改革應以解決這種弊端為訴求，而不應該單純的去“釋放非公經濟活力”。而要改進現存的基本經濟制度，就要在克服國有經濟弊端的同時，有效地克服私有經濟的弊端。顯然，中國正確的“改革核心”應仍是發展和完善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建立真正科學有效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經濟基礎為目標、中心和重點，建立一個共同富裕、和諧穩定的社會主義強國。
顯然，如果“李克強的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想讓實體經濟中非國有的部分，釋放活力”的話，那么李克強就是非常愚蠢的。的確，“中國99%的經濟活動都是非國有經濟來完成的”。但正是因為如此，中國的經濟才出現了問題。正確的改革，不能是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行越遠，不是在資本家不愿意投資的時候非要給資本家創造更多的利潤空間和投資便利，而是要改革我們存在弊端的以雇傭勞動為特征的社會生產方式，爭取建立一個沒有雇傭關系的，從而不會產生這些經濟問題的經濟基礎。資本對利潤的追逐猶如狼對羊的需求，給狼提供再多的羊也滿足不了狼對羊的胃口。國家以犧牲國民利益為代價，為資本創造的利潤空間，瞬間就會被資本之間對利潤的爭奪所吞沒，資本又會陷入對利潤饑渴的境地，社會經濟就又會重新限于危機與災難之中。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問題就永遠存在，時不時地就會出現來咬我們一口。我們為何非要掙扎在資本主義經濟的這種泥潭之中呢?
的確，“4萬億之后，信貸大部分投放給了大型國有企業，這些錢最終有很大一部分流到了房地產，帶來很多債務問題，連帶上游產業的產能出現過剩，也積累了很大的金融風險”。但是，“矯正這樣的結構”，不應該只是“讓我們的信貸更多的流向非國有經濟、民間的中小企業”，而是應流向更為科學有效、高級合理的公有制集體經濟。信貸支持國有企業存在許多問題，如果支持私有企業則會出現更多問題。在危機期間，私有企業是很難發展起來的，給私有企業再多的信貸支持，這些私企也難以發展起來。事實上，中國的私有企業缺的不是資金，而是規模化、正規化和現代化。實際情況是，一些中小銀行甚至出現有錢貸不出去的情況，筆者常常接到提供小額貸款的宣傳單。政府要真想把私有企業發展起來，不如把各個中小型私有企業組織起來、聯合起來，通過壯大其規模和實力的方式來實現其發展。
必須強調的是，中國的經濟問題不是私有經濟不夠發達，而是老百姓過于貧窮，即貧富差距擴大，從而導致生產相對過剩，以至于可能爆發嚴重經濟危機的問題。政府在解決經濟問題時不能本末倒置、弄巧成拙。
同時，張軍教授所謂“企業(私有)發展起來，就可以提供大量的稅收和就業”的說法純粹就是胡說八道。政府能夠不給這些私有企業減稅就已經不錯了，想要增加稅收那是天方夜譚。問題不是政府不支持這些私有企業發展，也不是政府給予企業的政策不夠優惠，而是這些私有企業根源于自身內在的不足和缺乏，根本發展不起來。而且，傻瓜型的資本家才會在經濟面臨衰退危機時，還會去增加生產投資。在就業問題上，在危機來臨時，私有企業能夠不減員就已經不錯了，指望其增加就業人數那是不可能的。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隨著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生產一定數量的產品可雇傭的工人數量只會越來越少，指望發展私有企業來解決就業問題，那同樣是天方夜譚。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想要依靠私有經濟發展來增加就業，那是難上加難的。當西方發達國家確立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目標時，資本主義的經濟與社會就開始了滅亡的歷史進程。
最后，“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規則”是對的，但是可以實現這一目標的經濟方式不止是“非公經濟”，公有制經濟也可以實現這一目標。而且，事實上，私有經濟的存在本身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不公平、不合理的表現和結果，以私有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不可能創造出真正“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規則”。政府的責任至少是公平、正義，在社會經濟存在弊端、存在不公平、不正義的情況下，政府為了公平、正義就必須去干預經濟。因此，“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過多的行政管制，打破行政的壟斷和對低效率企業的保護，使得企業的進入和退出更容易發生”的做法是對的，但只有在我們的經濟制度是公平正義的條件下才是對的。而私有經濟本身恰恰就是不公平、不正義的，只有純粹按勞分配的公有制經濟才是公平、正義的!
顯然，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講，政府把“釋放非公經濟活力”確定為改革的核心，都是非常愚蠢和錯誤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正確出路只有一個，那就是建立、發展和完善出科學的公有制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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