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GDP思維方式的支配，張維迎不懂得什么是生產力，把生產力發展和GDP增長混為一談。生產力發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長，是由于生產力作為社會系統的整體功能，是主客體相互作用、資源再生的結果，而GDP增長，則可以在不要發揮人的主體性的前提下，僅靠資源買賣、產業折騰、財富轉移、統計參數轉變(不是統計數據造假)就可產生。生產力和GDP的根本區別是人。人有兩種：主體——具有自組織能力、能為社會創造財富、促進生產力發展、推動社會進步的個體和組織;負主體：不為社會創造財富、阻礙社會發展的個體和組織。人與人的關系也有兩種：主體性關系——主體間關系;負主體性關系——負主體間關系。
市場的邏輯是科學的邏輯還表現在：市場的邏輯是主體性的邏輯。市場的主體性活動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表面上是對立的，實際上是統一的。“訪談人：隨著房價高漲和對投資過熱的擔憂，很多人對地方政府提出指責，認為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與房地產商共同合謀推高房價、阻礙中央宏觀調控等等。你對此怎么看?張維迎：我從來不同意這個觀點。追求GDP增長不是問題。如果GDP增長是問題，那很簡單，哪個地方GDP增長得快，哪個地方的官員撤職就成了。但要知道，GDP跟工業總產值不一樣，它不是胡亂投資、生產出來搬到庫里就可以的，要賣出去才行。如果我們希望國家的經濟實力在世界上更有地位，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GDP增長是必須的。”⒁張維迎在這里偷換了兩個概念：“盲目追求GDP”和“追求GDP”，似乎不管是假冒偽劣還是壟斷投機形成的脫離價值的價格乃至泡沫，只要是能賣出去而不是“生產出來搬到庫里”或有價無市的GDP都不是盲目的GDP。這說明由于受GDP思維方式的支配，張維迎不懂得什么是生產力，把生產力發展和GDP增長混為一談。生產力發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長，是由于生產力作為社會系統的整體功能，是主客體相互作用、資源再生的結果，而GDP增長，則可以在不要發揮人的主體性的前提下，僅靠資源買賣、產業折騰、財富轉移、統計參數轉變(不是統計數據造假)就可產生。生產力和GDP的根本區別是人。人有兩種：主體——具有自組織能力、能為社會創造財富、促進生產力發展、推動社會進步的個體和組織;負主體：不為社會創造財富、阻礙社會發展的個體和組織。人與人的關系也有兩種：主體性關系——主體間關系;負主體性關系——負主體間關系。
孟子：何謂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義與利從來都是統一的;義與利的統一決定了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正好像人的自然屬性、社會屬性、精神屬性都不是人的本質屬性，而只是人的本質屬性----自我創造性的外部局部表現一樣，人的自然關系、社會關系、精神關系也都不是人與人關系的本質，而只是人與人的關系的本質——互相交換勞動關系的外部的、局部的表現。
經濟主體的主體性，是人和組織通過自身自覺活動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屬性。人的主體性是單位主體性的本質、基礎和前提。經濟主體性的高低取決于創造財富功能的強弱。經濟主體的主體性滲透在經營和發展的相互對稱的各個要素中，是使各種要素得以建立對稱關系的靈魂。沒有經濟主體的主體性，對稱關系無從建立，經營活動無從開展，經營規律和社會規律無所依托。經營增長方式中知識運營的主體性滲透在經營模式與發展模式中。
文天祥：“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於人月浩然，沛乎塞蒼冥。”浩然正氣寓于大自然中。誠信經濟與綠色經濟是統一的，道德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經濟的必要的組成部分。人的浩然之氣：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由天地養成。好的市場經濟離不開人的道德素養，人的道德素養在好的市場經濟中才能形成。
人的本質是創造性主體，充分體現了作為主體的人是以相對主體為中心，相對主體和相對客體、主體和客體的統一。因此，“經濟人”是抽象的，經濟主體是具體的。經濟主體的具體性定義經濟人的具體性。經濟人的主體邊界，由所涉及的利益邊界決定。個人主體、企業主體、政府主體、社會主體、國家主體、民族主體，作為不同層次的“經濟人”，由不同層次、不同范圍的利益決定。政府是代表人民全局的、長遠的、根本的利益的，它的利益也就是人民全局的、長遠的、根本的利益。任何個人僅僅以“我是納稅人”為由，就試圖支配政府的行為，是混淆了不同層次的主體，用低層次的主體代替高層次的主體。從低級的社會發展階段到高級的社會發展階段，是人的個性從無到有、從低級到高級的形成發展過程。人的社會性，以人的個性為基礎和核心;只有個性，才使人的社會性同動物的社會性有了本質的區別。分工是交換的前提。沒有人的個性發展，就沒有人的創造性發展，就沒有分工，也就沒有互相交換人們的各自的勞動。分工是人的個性和社會性統一的前提。分工的發展不但不是人的片面發展，而且正是人的全面發展：分工的發展過程，表面上是主體越離開客體，實際上是主體越來越接近客體;表面上是相對主體越來越離開相對客體，實際上相對主體越來越接近相對客體。這是雙向同一過程。使分工強化的人的個性和社會性統一起來的中介是互相交換勞動，使人與人互相交換勞動得以實現的平臺是經營活動。通過經營活動表現出來的經濟主體的主體性就是主體間性;主體間性通過主體間關系——互相交換勞動得以展現。馬克思說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互相交換其勞動的關系，只是主體同主體的關系——主體間關系，而主體和負主體之間、負主體同負主體之間的互相利用關系，則并不是互相交換其勞動的關系。因此馬克思說的互相交換其勞動關系是人際關系的本質關系，主體和負主體之間、負主體同負主體之間的互相利用關系是人的本質關系的異化。
由主體和主體間關系所進行的生產性和交易活動我們稱之為主體性活動;由負主體和負主體間關系所進行的非生產性和交易活動我們稱之為負主體性活動。負主體性活動除了搶劫、偷盜以外，還包括坑蒙拐騙、產業折騰、假冒偽劣豆腐渣工程、投機壟斷哄抬物價。主體性活動固然可以增加GDP，負主體性活動中坑蒙拐騙、產業折騰、假冒偽劣豆腐渣工程、投機壟斷哄抬物價也同樣會增加GDP。官商勾結投機炒地炒樓人為抬高房價，把老百姓的儲蓄轉變成地方官員的政績和灰色收入、房地產商的暴利，和明目張膽的搶劫、偷盜只是形式的不同，沒有本質的區別。所以GDP有兩種：主體GDP和負主體GDP。GDP概念本身不能自動區別這兩者，所以我們不能盲目追求GDP以致陷進負主體GDP中。而市場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要盡力避免負主體GDP，擴大主體GDP。市場化改革，不管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都是主體化改革，而不是私有化、金錢化改革。
張維迎：“市場經濟一定要有良好的市場秩序，這個秩序一定要建立在良好的信譽機制之上。一個人的行為或者最優行為與他的生命周期有關。假如我預期只能活一個星期，我發財最好的辦法是什么呢?去搶你們的錢包。搶人東西是要判刑的，但是我不擔心這些事，為什么呢?法院還沒有來得及開庭，我就已經死了，我何必在乎法律呢?但是當我預期要活很長很長時間，搶人就不是最好的辦法。舉這個例子也說明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建立信譽制度最重要的是有一個長期的預期。一個人的預期越長，他的行為就越規范，他就愿意堅持兌現自己的承諾。……信譽就是人們為了獲得長遠利益而犧牲眼前利益”。⒂張維迎這一段話是對西方經濟學中“經濟人”的生動詮釋。西方經濟學視野中的“經濟人”只有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之分，沒有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之別;人的生命長度是其長遠利益的限度。名譽只是實現物質利益的手段，本身不是利益，人的身前身后名及其對子孫后代的影響都不在“經濟人”的利益范疇之中。至于這種利益及滿足利益的手段是否合法，是否損害別人的利益，在張維迎看來沒有任何不同。張維迎以這樣的“經濟人”作為他經濟學和管理學的出發點，當然不可能區別什么主體負主體，把市場化改革定位于金錢化、私有化、自由化、產業化改革不足為奇，對兩種GDP不加區分、認為私有制是企業家的充要條件并因此提出所謂“國家所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也不奇怪。既然在張維迎看來私有制是企業家形成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條件，那么企業家自身的整體素質，特別是企業家的理想、信念、知識結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人格結構都對企業家之所以是企業家不起任何作用。企業家只有長遠物質利益和眼前物質利益的盤算，不存在自我實現、全面發展和人格升華;只承認物的資本，不承認人格是企業家最大的資本。這不但是庸俗經濟學，而且是庸俗管理學，是以庸俗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庸俗管理學。庸俗經濟學認為經濟學不講道德，庸俗管理學認為管理就是厚黑管理。張維迎認為，由于政企分開的不可能性，所有權約束的無效性，解決經營者行為短期化的不可能，所以國有制下根本不可能有一支“有志實業，無意仕途”的職業化經理階層。張維迎把其概括為“國家所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張維迎：“我提出以下幾條論據：第一，政企分開的不可能性。國家是財產的所有者和利潤的占有者，財產風險也就只能由國家來承擔。既然國家是最終風險承擔者，國家就必須對經營者實行直接的控制，怎么可能真正實現政企分開?第二，所有權約束的無效性。全民的財產和政府的官員之間有無數個‘降壓器’，政府官員對于全民財產關心度——初始電壓‘很低甚至接近于零’，最終輸出就更小;第三，解決經營者行為短期化的不可能。國有制下根本不可能有一支‘有志實業，無意仕途’的職業化經理階層，因為在他們看來，經營企業不過是走入仕途的一個階梯而已，達到這一目的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加快放‘衛星’;第四，預算約束硬化不可能。在國家所有制下，充其量只能出現‘關、停、并、轉’，而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破產。沒有人因為破產而遭受財產損失，破產又有多大意義呢?第五，經營者與職工制衡關系不可能。既然職工是企業‘主人’，經營者就必須處于職工權利的制約之下，經營者就不可能享有一個企業家應有的獨斷指揮權，不可能自由地解雇工人，不可能制止職工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合理要求，甚至無法制止職工同自己‘攀比’。……企業家的完整定義是什么?第一，企業家要做決策;第二，企業家要承擔風險。在國有制下的廠長經理們既沒有決策權，也不需要承擔風險，那么多所謂的企業家，其實都是虛擬的企業家，實際上也就是官僚。遺憾的是，人們對他們的批評更多地集中在個人品質等方面，很少有人從體制上去思考問題，很少有人認識到‘國家所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⒃張維迎“國家所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忽略了企業家之所以是企業家的根本：企業家自身的主體素質。認為只有私有制基礎上才有可能形成企業家，前提不成立，結論很容易被證偽。以張維迎的“經濟人”模板和厚黑管理模式刻制出來的“企業家”不是作為主體的真正企業家，不可能對社會發展起真正推動作用。
國有企業要成為合格的市場經濟主體，關鍵在于國有企業主體化。國有企業主體化包括國有企業主體地位的確立、勞動力產權制度的建立、企業家階層的形成。國有企業主體地位的確立除了包括政企分開、所有權約束的有效性、預算約束硬化、企業經營者行為的長期化，也包括企業家素質。國有企業能否形成企業家階層，關鍵在于國有企業能否主體化和企業家的素質;國有企業能否主體化，關鍵在于政府法人能否人格化;政府法人能否人格化，關鍵在于政治體制改革能否成功。因此，要使國有企業成為合格的市場經濟主體，使國有企業也能形成自身的企業家階層，不是國有企業私有化，而是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一旦政治體制改革完成，真正形成政府法人人格化、國有企業主體化，不但可以用企業家定位國有企業管理者，而且可以用企業家來定位政府官員。韓國總統李明博不正是稱自己為“CEO總統”嗎?
一個經濟學者給企業家下定義，為企業家劃邊界，取決于他所屬的經濟學范式。一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只能以私營企業為模本、以配置經濟學為參照給企業家下定義、劃邊界;在他們看來只有能隨心所欲處置資產、隨心所欲興風作浪、為利潤最大化不擇手段的“經濟人”企業主，才可以稱之為企業家。但從再生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企業家的本質，是具有較高的主體性、能通過自身創業和管理活動，使游資和其他生產要素以經營權為中心直接結合、更快更好地實現資源的優化再生與配置的經濟主體。企業家的最本質特征是創業能力;至于在創業過程中所組織支配的生產要素的產權屬性和產權結構，雖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企業家的價值取向、經營方向與管理方式，但這只是企業家的特殊性，同企業家之所以是企業家的本質沒有內在的、必然的聯系。所謂“國有制企業家不可能定理”，是從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范式出發、把結論當前提的范式偏見。至于現有的國有企業由于存在著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現象，使真正的企業家階層難以形成，那是需要深化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而不是什么“不可能定理”。如果有問題就“不可能”，哪還要改革做什么?如果不改革，沒有健全的市場體制，那么不但國有企業、而且私有企業也難以形成真正的企業家階層。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一方面主張經濟體制改革可以離開政治體制改革來進行，另一方面卻提出所謂“國家所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是自相矛盾的悖論。這個“定理”缺乏公理前提。
可以說，國有企業改革是連接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承上啟下的環節。經濟體制改革的完成有賴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成功，國有企業改革的成功有賴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國有企業改革不成功，將拖住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后腿，使經濟體制改革無法成功。因此，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以國有企業改革為接口，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互為前提、相輔相成。國有企業改革是否成功，是改革整體是否成功的綜合標準。而改革，只能是一個整體;改革成功，只能是一個整體。國有經濟比重和一個國家的法制化程度成反比只是現象，政府法人沒有人格化與民間一樣享受國民待遇才是本質。而政府法人人格化、消除權貴市場經濟本身只能通過民主法制建設來解決，而不是靠消除國有經濟來解決。你不能讓克林頓下臺后不講課，你不能讓克林頓把巨額講課費不拿去投資，你不能讓克林頓利用他的高知名度和廣泛的社會聯系賺到更多的利潤，但你可以通過法律制約他不出賣國家機密、不搞內線交易、不利用人際脈絡搞權錢交易。權貴市場經濟本質和要害不在于“權貴”，而在于人治。在健全的法制下，與其說是“權貴”，還不如說是“人貴”，克林頓的高額講課費和姚明的高額出場費沒有本質區別。政府法人人格化是二次改革的核心;只有政府法人人格化，才能在制度上保證勞動力產權制度在全國范圍內得以確立，使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得以確定，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真正建立。
張維迎的“企業家要做決策，企業家要承擔風險”的本質是企業家要有主體性，但企業家的主體性可以從多種渠道形成，企業家做決策和承擔風險的方式也可以從多種方式來展現。張維迎認為只有在私有制基礎上才能形成企業家，是由于他不懂得企業家的本質、市場化改革的本質。市場化改革不是私有化、貨幣化改革而是主體化改革。經濟結構中，人的要素是首要的要素。改革開放意味著以往建立在經濟、超經濟強制基礎上的人身依附關系得到擺脫。人的主體性的解放是創業的前提，人的主體性的提高通過創業來實現，國民主體性的提高通過創業潮來實現。改革開放以來的創業潮：民營企業的一次創業、二次創業與國有企業的二次創業。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是轉型對人的主體性的解放使中國出現前所未有的創業潮;正是創業潮這一時勢，造出了企業家這一時代的英雄。主體性解放 創業潮 形成企業家階層，是真正的企業家階層形成的路線圖。企業家階層形成的路線圖體現了市場的主體邏輯。張維迎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幾代企業家都是他首創的“雙軌制”“孕育”的⒄，之所以缺乏基本的市場邏輯，就是因為缺乏市場的主體邏輯。所謂主體性，就是系統的自組織“能力”。主體性就是人作為系統的自我意識、自我設計、自我控制、自我發展、自我完善、自我實現的能力，就是企業作為系統同外界進行物質能量信息交流從而進行主體性生產和競爭的能力。企業的主體性，團隊的主體性、區域的主體性，國家的主體性，是放大了的人的主體性，其本質都是人的主體性。如果不是從主體的角度來定義經濟人、定位國有企業與企業家，那么不但無從理解國有企業主體，而且無從理解區域主體、民族主體、國家主體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無從理解國際經濟關系，區際經濟關系。按照張維迎的市場化就是私有化邏輯，如果要利益最大化處理國際關系，不但國有企業要私有化，而且國家也要私有化。國家私有化，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封建專制國家。這豈不是走到私有化、自由化的反面?
張維迎：“國有企業的唯一出路是把選擇經營者的權力從政府官員手中轉移到真正的資產所有者手中，即實施民營化改革。討論競爭力的問題只對民營企業有意義，國有企業沒有競爭力問題，而是如何退出的問題。如果說要在國有體制下擺脫困境，我想唯一的出路是回到國家壟斷。”⒅“國有企業改革，或者說‘國退民進’和民營化的過程，是30多年的改革中不斷摸索出的一條道路。這不是最初任何一個人的精心設計，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被逼出來的，是在實踐中，包括政府部門、企業界和學界在相互碰撞當中逐步形成的一種思路。”我認為，這樣的一種思路不是認真思考的產物，更不是各界集思廣益的結晶，而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誤導的結果。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歷來把產權明確和私有化混為一談，把市場經濟的基礎是產權明確混淆于市場經濟的基礎是私有制。而且張維迎在這里主張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幾個概念是模糊的，并由于邏輯上的混亂導致實際操作上的混亂：國有企業誰是“真正的資產所有者”?“把選擇經營者的權力從政府官員手中轉移到真正的資產所有者手中”是私有化還是民營化?“民營化”和“私有化”能劃等號嗎?張維迎這里的邏輯混亂實際上是有意忽略了一個前提，即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跳過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這個前提談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某種程度上說明張維迎對正式提出國有企業私有化這個命題還底氣不足，但也只能是欲蓋彌彰，此地無銀三百兩。
張維迎：“預算約束軟化的根源就在于所有者非主體化。所有權與經營權可以分離，但財產關系必須確定。財產關系不確定，企業就只能有短期行為不會有長期行為，因為短期收益是自己的，長期收益則不知是何人的。”⒆張維迎認為所有者必須主體化是正確的，把主體化和私有化混為一談是錯誤的。認為財產關系必須確定是正確的，把產權明確和私有化劃等號是錯誤的。張維迎把企業主體看成個人主體、自然人主體，看不到法人主體，是小商品經濟時期的企業主體觀。市場經濟的真正基礎是產權明確而非私有制，法人產權明確通過現代企業法人制度實現，而不是通過私有化實現。產權明確包括私有制產權明確與公有制產權明確、生產資料產權明確與生活資料產權明確。產權與產權明確，是平等交換勞動的前提，也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但產權概念是一個隨著生產發展內涵逐步深化、外延不斷擴大的過程，產權明確的“界限”也必須與時俱進。產權明確不等于私有制，私有制不等于私有化，人人都有的社會所有制也不等于私有化。以勞動力產權制度為核心的共有制，就是人人都有份的社會所有制。和市場經濟不兼容的不是公有制，而是單一公有制;和市場經濟不兼容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社會專制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不可能建立在單一公有制的基礎上，不可能建立在單個人的思想理論基礎上。產權的立體結構，就是根據產權的主體，分為公有產權、私有產權、共有產權，公有產權又分為國家產權、集體產權;根據產權的類別，分為物權、知識產權與勞動力產權;根據產權的性質，分為初始產權與法人產權。產權的實現形式，又可分為經營權、使用權、收益權與處置權。產權明確，就是明確產權主體與產權邊界。產權不僅有時空邊界，而且有層次邊界——無論是所有者還是使用者，都有權擁有相關產權的質量標準，否則有可能付出的代價(地震中的豆腐渣工程付出的是整個學校的數以千計的生命的代價)。一般商品的質量保證，也是這種立體產權的體現。因此，產權的本質，是價值所有權;而任何價值，都同時擁有五度空間屬性。產權的立體性質，對于產權的界定有重要意義：1.明確產權主體，首先要區分所有權與經營權(使用權)，所有權里又包含初始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土地的產權結構同其他生產資料的產權結構又有不同。2.明確公共品的產權邊界，不能僅看它的時空屬性，而且還要看在使用過程中產生的質量方面的產權屬性。廁所是公共的，但維護廁所清潔的勞務不是公共的，所以公廁收費，并非公共品收費，而是維護公廁清潔的勞務收費。而由于堅持公共品不收費的原則，使北京大街上到處臭氣熏天，實在是荒謬的理論帶來荒謬的實踐。想用這極端辦法來說明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正確性，實在也是枉費心機。3.明確私有品的產權邊界，也不僅僅是看他的時空屬性，還要看在使用過程中相關的其他方面的產權關系。污染、噪音、安全隱患等問題，都牽涉到自身和他人的產權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僅僅著眼于產權固定物的平面的時空邊界。就無法得到界定;僅僅通過市場自行解決牽涉到交易成本問題，有的還牽涉到交易主體問題(如有的公眾利益受到侵害，就牽涉到誰來出面解決的問題)，而使之不可行。但如果明確產權的超時空性質，就可以按法律來強行解決。產權的立體性質說明，產權清晰不等于私有產權，私有產權不等于私有制，私有制不等于私有化，人人都有份的社會所有制也不等于私有化。私有制作為一種所有制，可以成為共有制——社會所有制的組成部分，因而可以成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的組成部分。但私有化則只能是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不但不能成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而且也不符合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實際情況。現代公司制的法人產權與初始產權的分離實際上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私有制。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有相當比重的國有制，私有化無異于一種倒退。共有制是產權明確、然而非私有制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機制。共有制是股東之間、合作伙伴之間、老板員工之間、企業與顧客之間、家族成員之間、競爭對手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不同區域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雙贏共生關系的深層基礎。共有制的基礎和核心是勞動力產權制度;“民有、民管、民享”的原則是勞動力產權制度的基本原則。只有共有制才是真正的勞動人民占有生產資料，才是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共同的經濟基礎。當然共有制必須隨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發展而不斷發展和完善。共有制說明：1.產權明晰不等于私有化;2.財產私有化不等于資本、資產、企業私有化;3.企業公眾化不等于企業私有化;4.民營化不等于民有、私有化。把產權清晰、財產私有、企業公眾化、民營化等同于私有化，是偷換概念。可以說，私有制是市場經濟的必要環節，但不是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產權明確才是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通過把產權明確等同于私有制，把私有制等同于私有化，盲目主張國退民進，不但要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而且要在中國推行自由資本主義，是要中國重走西方國家走過的老路。這種線性思維方式與經濟全球化時代所要求的思維方式不符。
張維迎：“什么是市場經濟?一個簡單公式是：市場經濟等于自由價格加企業家”。“抓住價格體制改革這個中心環節”。⒇張維迎由于缺乏嚴格的哲學思維的訓練，無法透過現象看本質，在他的市場經濟的簡單公式和改革的中心環節中，就是抓不到市場經濟的真正本質和改革真正的中心環節。如果說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平等，那么平等的本質是人的主體性;如果說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是平等，那么平等化改革的核心機制就是解放人的主體性。如果說，產權明確是比私有制更深層次的本質，那么主體性又是比產權明確更深層次的本質。主體是產權明確的前提，產權明確是主體的實現。主體和產權明確二者互為因果，但主體在時間和邏輯兩方面在先。要從主體的角度定義經濟人、定位企業、定位企業家、定位勞動者，定位市場經濟的基礎，定位市場經濟的公式和改革的核心。市場經濟的公式：主體性 產權明確 企業家 價值體制 價格體制。在這個公式中，主體性是本，價格體制是末。張維迎的市場經濟公式把市場經濟的邏輯歷史關系搞顛倒了，所以他抓不住改革的真正核心。他的市場經濟的公式是小商品經濟的公式。之所以市場經濟的基礎是產權明確而不是私有制，是因為只要產權明確，即使國有企業也能形成市場經濟的合格主體;如果產權不明確，即使私有制也不能形成市場經濟的主體。提高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個人主體性的根本途徑是產權明確，國有企業產權明確的根本途徑是建立現代企業法人制度，現代企業法人制度的核心是完善的勞動力產權制度。勞動力產權制度體現的是勞動主體論而不是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把主體客體化了;勞動主體論通過勞動力產權制度實現人的主體性，用人的主體性的實現帶動企業主體性的實現。企業主體性的本質是人的主體性。民營企業的一次創業、二次創業與國有企業的二次創業的根本途徑和機制，是實現人的主體性;實現人的主體性的根本途徑和機制，是建立勞動力產權制度，并通過建立勞動力產權制度來明確產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形成國有企業的主體性。國有企業不是不可以創業，不是只有私有化才可以創業，不是只有MBO才可以二次創業。只有建立勞動力產權制度，才能使產權改革、產權明確轉變為企業的主體性、催化出生產力;只有建立勞動力產權制度，才能消除兩極分化，使效率與公平真正一致，使經濟可持續發展;只有建立勞動力產權制度，才能體現改革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體現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從而為政治民主打下經濟基礎。明確了市場經濟的基礎是主體性，主體性的所有制基礎是產權明確而非私有制，國有企業主體性確立和產權明確的核心是建立勞動力產權制度，我們就可以對國有企業的企業家形成與運行的具體機制進行設計。這個機制設計包括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
宏觀上要建立各級政府作為出資人的運行機制與利益機制。國有即國家所有，國家所有即政府所有，政府所有即各級政府所有。在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的同時，應明確各級政府的出資人的主體資格，確立各級政府作為出資人在國有資產的支配、使用、分配、處置方面的運作機制與利益機制。建立勞動力產權制度是明確國有企業產權的關鍵。國有企業整體上不是勞動人民直接所有并不意味著勞動人民不占有任何產權。從邏輯上勞動者是生產諸要素的主體，從歷史上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將越來越高。一切財富歸根結底都是勞動者創造的。而勞動力產權制度是勞動力商品原則的基礎和前提。只有貫徹勞動力產權制度，才能夠使國有企業建立基本的除了國有資產以外的投資主體，并使之相互制衡，相輔相成，使勞動者在明確自己的勞動力產權的同時，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明確和維護國有企業產權。建立勞動力產權制度是國有企業科學管理的關鍵。因為勞動力產權是勞動力商品原則的基礎和前提，勞動力商品原則是按勞分配的基礎與前提，按勞分配則是權責分明的基礎與前提，權責分明是科學管理的核心。組建國有層層控股的現代企業集團是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主體形式。層層控股有利于明確產權，使國有企業主體化。通過層層控股，在國有之間、國有與非國有之間建立多元化的投資主體，通過不同利益主體的相互制衡，有利于產權由不明確向明確轉化、管理由不科學向科學轉化，并逐步向共有制轉化。國有企業制度創新的核心是公司制，公司制的核心是產權明確，包括企業物質產權和勞動力產權明確。而這兩方面明確的國有企業就是共有企業。共有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企業家最根本的素質就是善于整合多元化的資源，進行企業創新與創造。要把企業家和能人區別開來。企業家以市場經濟為自己成長和發揮作用的土壤。必須建立企業家形成的平等競爭機制、以企業家為中心的運行機制和利益機制。企業家之所以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就是因為企業家形成、作用、利益機制的改革和企業家作用的發揮本身，制約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所有其他方面。
微觀上，要建立以經營權為中心同所有權相對分離絕對統一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勞動力產權制度的邏輯和歷史的必然結果，就是以經營權為中心同所有權的統一;以經營權為中心同所有權的統一的邏輯和歷史的必然結果，是培育企業家階層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建立以經營權為中心同所有權相對分離的現代企業制度可以迅速提高勞動者、特別是現有企業員工的素質，并迅速形成企業家階層這一最稀缺的經濟資源。它不但可以迅速產生大量的新興企業家，而且可以產生巨大的動力和壓力，使現有企業的舊式領導者轉變為新型的現代企業家。要建立企業家形成的平等競爭機制。現代公司制度中，企業家為中心的運行和利益機制與現代公司制度本身一樣，其形成和確立源于平等競爭這一根本的市場經濟機制。因此，企業家為中心的運行和利益機制必須首先用企業家形成的平等競爭機制來說明。在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機制中，職業經理型企業家的來源是以發達的人才市場、包括經理市場為基礎的。企業家為中心的運行和利益機制，在企業家走馬上任之前，就應在原則上確定：它是現代市場經濟和企業制度條件下，企業和企業家雙向價值選擇的必然結果。要建立企業家為中心的運行機制。具有經營管理知識和能力成為董事會成員的主要標準，以物質資本所有者身份進入公司董事會的人員比例日趨下降。從股東大會的召集到大會議題的確定，甚至董事會候選人的提名和中選，都由公司的經營者階層控制和支配，當公司的董事會一旦通過了由總經理制定的年度預算收支計劃后，公司的實際決策權就掌握在總經理等經營者手中，他們便成了公司的事實上的最高決策者。以經營權為中心同所有權的統一，要求企業的科學治理結構應按最有利于企業家創新的作用來設置。要用管理代替管制，自律代替他律，網絡代替層級，績效代替服從，集約代替集中。企業機構設置應精簡、高效，做到職責明確、結構合理、人員精干、權力與責任對等;把宏觀上的金字塔形權力機構與微觀上的扁平自我管理機制有機結合起來;把激勵和約束結合起來，以目標激勵為主，彈性約束為輔;做到決策公開化、管理民主化、監控多元化;做到企業管理主體自動化、管理目標一體化、管理手段智能化、管理過程組合化、管理客體復合化、管理結果高效化。要建立企業家為中心的利益機制。企業家為中心的利益機制，包括企業家的剩余分配權和企業家的自我實現全面發展。企業家的剩余分配權，就是即使股東(國家)原先投過資本金的，企業資產增值部分，也應在股東(國家)、企業、員工個人之間按合理的比例進行分配，在資產評估的基礎上進行量化折股。現在發達國家經營者的報酬一般是通過應聘者與公司的談判(基礎是市場對應聘者人力資本的評估)并得到雙方的認同，最后以契約的形式在聘任合同中詳細規定。對于企業家即公司的主要管理者，應采用工薪加股權的形式，對于其他的經營者，應根據他們在公司中的作用和地位，自上而下依次分別采用工薪加股權制、工薪加盈余分配制、工薪加獎勵制、完全的工薪制，從而形成以企業家為中心的，企業管理者和一般員工剩余分配權的梯級系列。以企業家為中心的企業利益機制，既包括以企業家為中心的剩余分配權，更要提倡并強化企業家的自我實現能力。在企業家個體和組織、主體和客體的自覺的雙向反饋過程中，使企業家能身心健康，全面發展;使企業成為企業家自我實現的舞臺，而不僅僅是謀生和發財的手段。企業家的能力信譽名聲在外是企業家的無形的、然而更大的回報。
上述宏觀環境是微觀機制的前提，微觀機制是宏觀環境的基礎。其中勞動力產權制度是體制內企業和體制外企業并軌的紐帶。以經營權中心同所有權相對分離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宏觀環境和微觀機制銜接的橋梁，它們共同構成了知識經濟時代國有企業企業家階層形成和發揮作用的良田沃土。企業家階層的形成、國有企業主體性的確立不以私有化為必要前提。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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