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應高度重視美國在全球竭力推廣的削減社會保障潮流，與其戰略精英在20世紀70年代制定的“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戰略”的聯系，全球已有大量真實例子表明削減社會保障不能解決財政困難，相反會頻繁引發經濟危機、社會動蕩并促使實體經濟解體。中國可考慮漸進試點彈性延遲退休改革而不是延遲領取養老金年齡，因為這是關系到是否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兩種根本不同性質的改革，關系到究竟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以人為本”精神的“老有所養”，還是違反科學發展觀與建立和諧社會目標的“老無所養”。
美國政府債務危機與掠奪民眾財富新趨勢
當前西方借美國逐步退出量化寬松唱空新興經濟暗藏玄機，2013年底和2014年初新興經濟國家股市、匯市反復暴跌，阿根廷、巴西、印度尼西亞等國市場均受到較大沖擊，2014年2月美國、歐洲、日本股市也出現暴跌，令人們擔憂新興經濟動蕩是否會波及到整個全球范圍。某些西方媒體將全球經濟動蕩歸咎于發展中國家，指責這些國家經濟政策不利于投資者引起熱錢撤離，由此引發了這一輪全球各國的股市暴跌和經濟動蕩，這可能誤導人們錯判全球經濟動蕩的主要震源。2013年秋季美國政府關門事件震動了全球金融市場，提醒人們下一場危機震源依然可能是美國，危機以來美國國債增長超過了過去兩百年的增長數額，原因不是民眾福利驟增而是斥巨資挽救危機效果不佳，國債猛漲而復蘇乏力才導致了債務比重的不斷攀升。
美國政府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比較危機前出現急劇膨脹，這說明美國政府和媒體宣揚的強勁經濟復蘇是虛假的，以前正常經濟復蘇能夠創造大量的財富和稅收，促使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迅速下降，但是，當前美國經濟仿佛出現了吸納大量資源的致命癌癥，不斷消耗大量營養卻無法增強經濟機體的活力，這個致命癌癥就是虛擬經濟領域日趨膨脹的金融泡沫。美國金融界的知情精英透露金融泡沫破裂危險日益加劇，一旦華爾街在復蘇輿論下完成撤資、做空各種市場的布局，可能選擇恰當時機利用各種借口作為導火索引爆危機。
2013年美國政府關門和債務懸崖危機引起了強烈的社會不滿，這種形勢下美國政府難以延續以前救市辦法，迫于囊中羞澀和公眾反對難以公開向華爾街輸血，但是，華爾街的金融賭博規模非但沒有縮減反而日益擴大，美國經濟持續疲軟而且爆發更大危機的危險增大，美國金融大財團及其實際控制的政府、國會和國際機構，就將目光轉向了廣大民眾存款和養老金等社會保障資金，全球各國民眾的存款和養老金就成了金融掠奪的新目標，這意味著美國施壓各國推行的金融自由化和削減社會保障，未來帶來的社會災難將會遠遠超過亞洲金融危機，將會更加直接地危害社會各階層的財富和利益，特別是有較多財富的中產階級、公務員、教師和實業家等。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美國政府、國會將導致國債迅猛增長的金融衍生品賭債，置于絕對優先的法律地位超過民眾擁有的銀行存款、養老金等，這是因為美國政治體制已將金錢收買權力的腐敗合法化，華爾街花費了數十億美元合法賄賂游說國會制定法律，催生金融衍生品賭債膨脹遠遠超過全球各國國內生產總值，這意味著美國政治腐敗已達到足以摧毀全球經濟的程度，金融衍生品賭債已經變成具有摧毀全球經濟威力的金融核彈，對全球各國民眾的養老金、銀行存款構成了嚴重的威脅，還意味著盲目效仿美國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削減社會保障，很可能會無力阻擋金融核彈的沖擊波并促使民眾血汗錢化為烏有。
2013年國際金融機構已將塞浦路斯作為金融核彈的試驗場，像廣島核爆炸一樣造成了令人震驚的巨大破壞，眾多私營企業因銀行存款遭到凍結被迫停業倒閉，廣大民眾的養老金、銀行存款遭到無情罰沒后難以維持生計。國際金融機構官員公開稱將以塞浦路斯模式推動全球金融改革，國際清算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等權威機構，都通過施政文件表明了今后處理銀行危機將罰沒民眾的存款、養老金。這意味著對美歐施壓、誘導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削減社會保障必須盡早進行堅決抵制，這些改革絕非利弊相差不大并無關民眾、學者、企業家的切身利益，而是從根本上違反了維護廣大人民利益的社會主義改革方向，違反了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倘若誤以為是改革短期陣痛而遷將會一步步滑向塞浦路斯的災難深淵，嚴重威脅到中國經濟金融安全和廣大民眾的擁有的財富安全。
美國政府關門事件背后的深層原因
西方媒體曾對美國政府關門炒作得沸沸揚揚，熱鬧表象背后隱藏著金融壟斷財團利益與輿論造勢，特別是宣揚美國政府可能延遲償還中國購買國債本息，意在營造輿論氛圍逐步推托、抵賴美國政府債務。美國債務上限風波背后反映的深層經濟矛盾與趨勢，直接關系到中國購買的美元資產和美國國債的安全，中國對此不能簡單表示憤怒而應深入研究其原因和發展趨勢，對美國今后可能圍繞債務懸崖制造的危機事件做好充分準備，知己知彼采取恰當策略維護中國經濟安全與戰略利益。美國壟斷財團操縱的政客和媒體今后肯定還會選擇適當的時機，精心謀劃成熟如何謀求最大利益后將會再次運用債務懸崖戰術，這種巧妙政治手腕在以往多次美國政府債務上限風波中就曾反復充分施展。
實際上，早在2013年5月美國政府就已經超過了債務上限，但是，美國政府先是忙于“重返亞太”刺激南海、東海緊張局勢，后來又忙著借口敘利亞使用化學武器謀劃對其發動軍事打擊，國會議員、財政部官員那時根本不提財政困難沒有打仗軍費，美國主流媒體也大肆鼓噪攻打敘利亞而對財政困難三緘其口。2013年10月美國政府卻從到處耀武揚威突然因囊中羞澀陷入關門，總統沒錢買機票、發博克等種種情節看似逼真，反而顯得像為某種特殊目的安排的做戲。
美國國會、政府和西方媒體幾乎出現了壓倒性輿論，指責養老金、醫療費用等社會保障支出是罪魁禍首，仿佛這種觀點反映了美國社會各界共識并得到廣泛支持。實際上，2013年5月美國政府過了債務上限的期限后維持運轉，正是依靠民眾的養老、醫療等聯邦社?；鹄U款盈余，還有從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各國民眾借來的聯邦國債借款，但是，美國壟斷財團操縱的政客、媒體并不對此心懷感激，反而倒打一耙將財政困境歸咎于社會保障支出和中國儲蓄過多，蓄意制造債務懸崖風波并貪婪謀劃進一步掠奪國內外民眾的財富。
美國社會公眾的意見與主流媒體輿論恰恰相反卻根本得不到反映，就如同美國主流媒體制造的壓倒性支持打擊敘利亞的輿論一樣，同美國大多數民眾反對打擊敘利亞的民意是完全背道而馳的。美國權威民意調查機構進行的多次調查顯示，美國民眾高度支持政府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認為這是民眾終生扣除工資社保繳款后的正當權益。美國政府官員、議員平時擔憂遭到民眾的強烈反對，不敢輕易觸碰這個易于引起民憤的禁區，只有利用超過債務上限和政府被逼關門的時機，才敢強硬推出削減社會保障等損害民眾利益的政策。
2013年10月17日最后期限之前，美國國會兩黨達成的妥協協議表明逼真的鬧劇沒有白費力氣，政府重新開門交換到削減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一萬億美元。(Stephen lendman: “Washington Brinksmanship Resolution”,October 19, 2013,globalresearch,( http://www.globalresearch.ca/washington-brinksmanship-resolution-the-us-senate-approved-the-reopening-of-the-government-what-next/5354717 ))耐人尋味的是，美國政府花費了巨資挽救華爾街以免讓大銀行關門，大銀行實際控制的國會卻讓挽救自己的美國政府關了門，也讓挽救自己的廣大納稅人無法得到應有的公共服務，還將面臨因到退休年齡卻無法領取養老金而陷入貧困的危險，這從側面顯示出美國民主模式中究竟誰是主人、誰是仆人。
以休克恐嚇推動掠奪民眾財富的改革
美國德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伊薩莫爾·扎德認為，這是一次美國華爾街財團操縱國會領袖蓄意人為制造的危機事件，意在借助美國政府關門帶來的心理震撼和沖擊，趁社會各界不知所措的之時推出掠奪民眾財富的政策，媒體竭力渲染垃圾遍地無人拾、陣亡士兵遺孀生活無落的情景，促使民眾在震驚之中默認養老、醫療保障權益遭到剝奪。(Hossein-Zadeh Ismael：“Economic Coup d’Etat: Debt and Deficit as Shock Therapy”，(http://www.globalresearch.ca/economic-coup-detat-debt-and-deficit-as-shock-therapy/5356565)，Global Research, November 02, 2013)
西方國家二戰后在冷戰壓力下推行社會改良政策，加強政府干預、嚴格管制金融投機并擴大社會保障，并非是資本主義本質變化而是被迫采取的策略調整，華爾街一直對壓抑其投機貪欲的社會改良政策強烈不滿，長期支持哈耶克等學者研究反對社會改良的政策理論依據，但是，迫于社會強烈反對和冷戰壓力而暫時難以推行。當年哈耶克反對瑞典的社會保障制度并稱其為“通向奴役之路”，在西方知識界普遍被視為反動思潮并陷入身敗名裂境地。
越戰失敗后美國被迫放棄“冷戰”轉向“緩和”戰略，美國政府認為已沒有必要再限制金融資本貪欲扶植戰略盟友，這一政策無法阻止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軍事力量壯大，為阻止美國全球霸權衰落必須扭轉社會改良潮流，重新推行放縱金融資本貪欲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以幫助金融財團掠奪財富并遏制世界各國經濟崛起。20世紀70年代初期，由于各國民眾普遍擁護社會改良并反對新自由主義，特別是強烈反對削減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的政策措施，美國政府就采用了中央情報局秘密研究的“休克震撼療法”，以破壞、摧毀各國民眾強烈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阻力。
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往往被認為是借用醫療術語比喻，很少知道其起源于中央情報局為逼迫犯人招供的酷刑實驗。美國中央情報局從1950年起曾秘密資助一項刑訊逼供研究，借助電擊震撼、強烈燈光、噪音等刺激摧毀嫌疑人心智，在喪失自我意識、控制能力的情況下服從刑訊部門的意志。這項秘密研究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被揭露后遭到美國國會調查，中央情報局被迫給予九位受害者數十萬美元的賠償。中央情報局賞識這種迫使受害者喪失抵抗意識的有效方法，廣泛將這種原理應用于推行各種國際戰略擴大美國霸權利益。([加] 諾米•克萊因：《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都市圖書出版社，2007年，第62頁。)
新自由主義模式的起源并非是由于滯脹和凱恩斯主義失靈，滯脹是1973年中東戰爭導致石油禁運和油價暴漲后發生的，而早在197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就密謀策劃并提供大量資金，支持智利軍方和受過新自由主義培訓的智利經濟學家，開始制定以軍事政變暴力手段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方案。由于新自由主義政策嚴重損害民眾利益并遭到強烈反對，美國策劃軍事政變和推行新自由主義的過程中，依據中央情報局秘密研究的“休克震蕩療法”研究成果，采取了逮捕、監禁、暗殺、酷刑等大量侵犯人權的暴行，殘酷迫害社民黨人、民主人士、工會人士和普通民眾，大量丑聞曝光后遭到國際社會包括社會黨國際的強烈譴責，迫使開始鼓吹人權戰略的美國國會不得不出面調查，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被彈劾后這些劣跡被繼任的美國政府曝光。(美國參議院：《1963-1973年在智利的秘密行動》，美國政府出版社，1975年12月，第30頁。)
197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智利親手催生了第一個新自由主義模式，智利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是靠軍事獨裁和恐怖鎮壓推行的，軍政府為壓制反對曾將數萬多民眾驅趕到體育場中，在強烈燈光照射下讓蒙面人指認持反對意見的進步人士，靠營造極端恐怖氣氛壓制廣大民眾反對新自由主義，恐嚇民眾失去工作、養老金、醫療保障后的反抗活動。新自由主義從流行全球之初就不是同“民主、自由”聯系在一起，美國是出于國際戰略目的依靠軍事政變、暴力鎮壓推行新自由主義。
美國國際戰略重大轉變與經濟安全新挑戰
1974年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投票支持下，聯合國通過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意味著廣大發展中國家也希望像美國的戰略盟友一樣，在國際貿易、金融與工業領域享受廣泛的社會改良，促使更多的民眾能夠享受經濟增長成果和社會保障，但是，這意味著世界各國的經濟崛起與美國霸權的進一步衰落，擁有更大人口、市場規模的后進國家崛起后必然超越西方，美國統治階層不愿意看到并難以容忍全球霸權隨之旁落。
聯大決議通過后不久的1975年，美國統治階層的重要智庫外交關系協會，調動了數百名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著名專家智囊，啟動了尋求阻止全球霸權衰落對策的研究項目。美國外交關系協會經過數年緊張研討磋商，公開出臺了等一系列的研究報告、著作，這樣出籠了此后影響全球數十年直到今天的新戰略：“促使世界經濟走向有控制解體的戰略”，明確提出應設法促使經濟增長率大幅度下降或變為負數，后來謀劃這一戰略的智囊都陸續榮升高位，紛紛擔任了美國政府各部門的要職，如布熱津斯基擔任總統國家安全助理、沃爾克擔任了美聯儲主席，反映出這一戰略被美國統治階層所采納并付諸實施。
美國統治精英認為智利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模式，雖然取得了促使實體經濟解體的顯著效果，導致了智利陷入長達十多年的經濟衰退，但過多使用暴力鎮壓遭到國際輿論譴責，應采取更為隱蔽的的辦法來摧毀民眾反對推行新自由主義的阻力。美國操縱的國際權威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后來廣泛采取了美國國際戰略專家智囊的建議，采取了隱蔽的休克療法來推動經濟解體的辦法，如借助市場恐慌、金融危機、颶風海嘯、價格暴漲、大規模失業等等，趁民眾因突發自然、社會災難陷入茫然或忙于應對生存困難之時，迅速推出一系列在正常情況下遭到民眾強烈反對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包括廉價出售國有企業、公共資產的大規模私有化和削減社會保障等政策措施，等待民眾醒悟過來發現自身利益受到嚴重損害后已經為時已晚。
美國曾多次蓄意操縱油價、糧價、利率、匯率暴漲暴跌，利用經濟杠桿極端變化引發的價格震蕩、利率震蕩、匯率震蕩，促使許多國家發生石油恐慌、糧食恐慌、金融恐慌、債務恐慌，然后趁機讓有關國家病急亂投醫落入“經濟陷阱”， 誘迫其推行私有化、削減社會保障等損害民眾利益的改革，還將這種趁火打劫的“制造危機倒逼改革”推廣到全球各地。
美國為了通過“休克震蕩”實施隱蔽經濟戰爭的打擊，曾誤導許多國家推行激進價格改革并放開利率、匯率，聲稱政府管制將造成價格扭曲不利于市場機制運行，盡管美國深知冷戰時期向戰略盟友推薦的相反政策，包括限制金融投機的資本賬戶和利率、匯率管制，才是治理資本投機導致更大價格扭曲的成功經驗，促使美歐和戰略盟友出現了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
美國金融財團曾在20世紀70年代設下低利率陷阱，引誘前蘇聯東歐國家、拉丁美洲國家紛紛大量借債，20世紀80年代卻驟然將利率提高到20%引發債務恐慌，導致波蘭、拉美國家爆發了外債危機和社會動蕩。20世紀80年代初期，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委派美國哈佛教授薩克斯，前往拉丁美洲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導致某些南美國家失業率大幅度上升50%，民眾收入水平下降40%而貧富差距急劇擴大，有資格接受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的人數則銳減61%。(美國參議院：《1963-1973年在智利的秘密行動》，美國政府出版社，1975年12月，第30頁。)
令人遺憾的是，盡管美國國際戰略精英曾將這種新自由主義改革，公開撰文稱為“促使世界經濟走向有控制解體的戰略”，并且在外交關系、國際戰略領域的專業性刊物上公開發表，但是，前蘇聯顯然對美國國際戰略的重大轉變缺乏警惕，并沒有意識到美國戰略調整構成的非傳統安全重大威脅。美國國際戰略精英進行公開討論是為了激勵不同思想碰撞，奇思妙想設計各種政策杠桿阻止美國霸權衰落，但是，美國不加掩飾的公開討論或許反而促使前蘇聯安全部門麻痹大意，最終導致公開醞釀的軟戰爭造成了超過傳統硬戰爭的破壞。
由于美國“世界經濟解體戰略”威脅到廣泛社會階層，熟悉美國內情的進步團體曾給予積極揭露和批判。早在1979年美國進步刊物《首腦情報評論》就曾刊文，詳細揭露了美國統治精英策劃的“世界經濟解體戰略”。但是，前蘇聯的安全部門重視傳統安全威脅而輕視全新樣式的經濟戰爭，對公開醞釀的“世界經濟解體戰略”缺乏重視、麻木不仁。20世紀80年代，美國是由里根總統直接領導國家安全委員會策劃并實施新型軟戰爭，前蘇聯卻僅由安全部門領導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戈爾巴喬夫還對雅夫科列夫被策反的證據嗤之以鼻。
由于美國的“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戰略”不僅有公開文獻披露，還有在拉美國家實施長達十多年造成嚴重破壞的大量證據，但是，80年代末前蘇聯領導人采納的經濟改革方案，竟然重蹈拉美在70年代、80年代經濟改革的災難覆轍，不得不說是前蘇聯領導人和傳統安全體制的嚴重失職。前蘇聯對給拉美造成了巨大破壞的經濟戰爭毫無警覺，20世紀90年代初再次接受世界銀行委派薩克斯設計改革，結果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造成破壞超過了二次世界大戰，私有化、削減社會保障導致一億多人口陷入了極端貧困狀態，許多前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老兵被迫沿街乞討，依靠出賣當年榮獲英雄軍功勛章換取微薄收入糊口。(Criton Zoakos：“the CFR Project 1980s “， Report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May 15-May 21, 1979)
美國還以所謂“短期陣痛”來掩蓋“休克療法”帶來的巨大災難，盡管當年智利經受這種“短期陣痛”折磨持續了十多年，直到軍政府被迫解雇休克醫生并改選更張后才復蘇。倘若當年前蘇聯政府充分重視新自由主義在拉美的大量實踐惡果，就能夠發現美國新型隱蔽經濟戰爭的威脅并識別美國的政策誤導，就能知道油價劇烈波動、利率暴漲、外債膨脹是美國蓄意造成的，筆者十多年前撰寫的專著《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對此有深入論述，當前中國應高度重視前蘇聯忽視軟戰爭的慘痛教訓以免重蹈覆轍。
倘若前蘇聯重視美國的“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戰略”，就會知道美國為維護霸權根本不會真心幫助別國，特別是幫助自己的國際對手加速增長并擺脫經濟困境，波蘭等東歐國家雖然陷入外債危機并出現經濟增長放緩，比較拉美國家陷入經濟衰退、社會保障瓦解還是強得多，就不會指望采納美國推薦給拉美的經濟改革方案加快增長，就能很容易避免采納美國建議后促使增長速度從緩慢變成急劇暴跌。倘若前蘇聯借鑒中國、匈牙利社會主義市場改革的成功經驗，就能走上沒有任何“短期陣痛”代價的市場轉軌道路，就能像匈牙利實行社會主義市場改革后帶來供應繁榮一樣，輕而易舉緩解當時前蘇聯的消費品短缺和民眾不滿，就不會從改革初期曾經是中國經濟的三倍變成僅剩三分之一。
美國財政危機與掠奪民眾養老金威脅
美國陷入財政債務危機的原因并非西方主流媒體指責的養老、醫療保障，而是政府花費大量納稅人金錢挽救大財團的金融投機壞債。2007年美國財政赤字僅為一千六百億美元，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后財政赤字飆升了三倍，猛增到四千六百億美元，2009年美國財政赤字再次飆升了三倍，猛增到一萬四千多億美元，此后連續三年財政赤字水平一直保持在一萬五千億美元左右，截至2011年危機后短短幾年中美國國債就膨脹了大約五萬億美元，超過了此前美國國債兩百年的增長額度。顯而易見，美國退休者和病人人數并未像財政赤字那樣猛增了九倍，不可能是國債增幅超過此前兩百年和規定上限的主要原因。盡管美國有良知的學者經常引用這些數據，大財團控制的主流媒體卻有意回避這些客觀事實。(Martin D. Weiss：“Contagion spreading FAST!”，November 28, 2011)
全球危機以來美歐各國都出現了削減社會保障浪潮，西方媒體受大財團控制并渲染社會保障支出造成了債務負擔，回避債務危機實際上來自挽救天文數字的金融賭債。中國某些學者將偏袒資本的西方媒體當做客觀消息來源，誤認為削減社會保障是大勢所趨、遲早要實行的改革，主張中國也應該與國際接軌實行推遲領取養老金年齡的政策，還稱中國也像美國一樣出現了養老金的資金缺口。
實際上，盡管美國許多私人企業養老基金投資股市虧損巨大，但是，根據2010年美國官方的正式社會保障基金財政狀況報告，三十多年來養老、醫療等聯邦社會保障稅收始終高于支出，從1984年到2009年的社會保障納稅超過支出盈余累計兩萬億美元，聯邦社會保障基金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擁有者，2013年5月美國政府超過債務上限后仍然維持運轉，也是得益于聯邦社會保障納稅的盈余資金。美國前助理財政部長羅伯特·克萊格認為，在美國社會保障基金存在大量盈余的情況下，美國主流媒體卻將財政困境歸咎于養老等社保支出，是為了盜竊民眾的養老金用于挽救華爾街和對外擴張戰爭。(Dr. Paul Craig Roberts(作者為美國前助理財政部長): “Stealing from Social Security to Pay for Wars and Bailouts ” ，Global Research, March 09, 2011， http://www.globalresearch.ca/stealing-from-social-security-to-pay-for-wars-and-bailouts/23612)
近年來中國與美歐的經濟情況完全不同，美歐國債所占經濟比重高達100%左右，而中國國債所占經濟比重僅為美歐的五分之一;近年來美歐經濟增長乏力或陷入停滯，而中國三十多年來始終保持強勁增長;中國社會保障部門多次表態養老金支付沒問題，到2012年底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累計結余達2.3萬億元，18個省份的養老金結余，遠遠超過了14個省份的養老金缺口，即使有缺口國家也會用財政補貼彌補，廣大民眾除了社保繳款還為國家發展貢獻稅收，他們年老體衰之時理應作為有功之臣得到回報;中國尚未像美歐國家那樣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也無需像美歐政府那樣耗費巨資挽救金融衍生品賭債。
中國某些學者聲稱關于推遲領取養老金年齡已經達成共識，實際上這種所謂共識是受到西方誤導而在前些年根本不存在，當時全國學習、貫徹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一致共識是要建立“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的和諧社會，讓全體人民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并努力縮小貧富差距。正是在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的大政方針指導下，中國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改革沿著正確方向推進，保障力度、覆蓋面積不斷擴大并取得了顯著成就，惠及城鄉廣大民眾并且受到了衷心的擁護。中國究竟應該堅持自己的改革道路還是轉而效仿西方，直接關系到能否繼續貫徹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關系到能否落實十八大提出的堅持社會主義改革方向要求。
警惕美國輸出削減社會保障的休克震蕩
盡管各國面對的具體國情千差萬別、各不相同，但是，美國卻希望到處削減社會保障以幫助資本謀利，企圖當作“普世價值”推廣以讓人誤以為別無選擇;20世紀80年代拉美陷入外債危機之時，美國逼迫拉美削減社會保障來償還外債，借口是減少政府干預并讓市場機制更好的運行，被拉美國家譴責為“逼人割自己的肉來償債”;美國明知不少拉美因此陷入經濟停滯、社會動蕩，卻將同樣的改革方案換個國名推薦給其他國家，甚至曾因文件上忘記修改國名而鬧出了笑話;美國參議院調查披露中央情報局曾收買拉美學者、高官，唆使其推行私有化、削減社會保障等新自由主義改革，為此曾經殘酷迫害反對的社民黨人和民主人士。中國從不相信西方宣揚政治上的“普世價值”，也沒有必要在經濟改革上效仿西方的做法，應有充分信心堅持走自己的社會主義改革道路。
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數年來，美歐斥巨資挽救華爾街而削減社會保障支出，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市場需求萎縮和經濟低迷，中國卻采取了正確的改善社會保障和擴大內需政策，退休職工的養老金覆蓋面和數額均有較大幅度提高，扶植弱勢群體、縮小收入差距并擴大了市場需求，在世界經濟低迷中因增長良好倍受國際輿論贊揚。倘若中國不受美國誤導繼續堅持自己的成功道路，就能在美歐爆發更大經濟危機時穩贏競爭優勢，在美歐衰落時加速崛起并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
中國經濟仍面臨著消費比重過低和貧富差距過大問題，需要堅持實踐證明正確的中國特色社會保障改革方向，進一步提高、改善而不是效仿西方削減養老等社會保障，這樣才能消化美歐經濟低迷造成的生產過剩和市場萎縮，落實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建立和諧社會目標。
隨著中國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受到削弱和所占比重出現下滑，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所占比重過低并呈現出下降趨勢，從1990年的53%下降到2007 年的39.74%，限制中國普通民眾的消費能力并導致了消費率的下降，消費率從1993年的59.5%下降到2005年的50%以下，甚至低于大躍進時期嚴重失衡的56.2%。中國的退休職工屬于中低收入群體并具有較高的消費傾向，保持正常年齡退休并提高養老金待遇能有效刺激消費和擴大內需，反之效仿西方削減養老等社會保障將會降低消費和經濟增長。(中國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8年，第60頁。)
當前中國社會保障部門雖然反復強調養老基金有大量盈余，但是，許多學者仍然提出種種效仿西方的削減社會保障改革方案，包括推遲領取養老金的年齡、減少退休職工養老金發放數額等，還以勞動人口數量減少、老齡化趨勢等為依據。實際上，中國大多數家庭都希望生育兩個或更多的子女，適當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就能有效改善勞動力供給狀況，隨著科技進步未來勞動人口能創造出更多財富，不難滿足老齡化帶來的技術相對簡單的消費需求增長。
世界各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經損失了數千萬人口，戰后普遍面臨著青壯年男性勞動人口不足的難題，人口結構中需要贍養的老年、婦女、兒童比例失衡，當年西方國家普遍面臨遠遠超過今天主權債務危機的戰爭債務，重建任務艱巨、物資短缺、財政困難并缺少社會保障資金積累，但是，西方在冷戰的強大壓力下被迫大幅度提高了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水平，私人企業的非工資性社會保障支出也比較1929年提高了十多倍，同時還實行嚴格的資本賬戶和利率、匯率管制限制金融投機，確保匱乏的經濟資源流向實體經濟部門而不被金融投機所浪費，結果非但沒有加重財政負擔反而刺激增長并改善了財政狀況，實踐證明改善社會保障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和緩和社會矛盾，取得了擴大社會需求、穩定市場和經濟周期波動的顯著效果，政府主權債務比重隨著經濟穩定增長而逐步明顯下降。(《勞動與報酬經濟學》，丹尼爾·海默邁什，紐約哈伯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由此可見，當前美國正竭力向全球推廣的削減社會保障改革，其真正原因不是客觀的財政困難而是主觀的根本方向問題，美國不希望世界各國繼續推行戰后社會改良的成功經驗，企圖通過私有化、放縱金融投機和削減社會保障等政策，恢復自由放任時代的頻繁發生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利益并遏制世界各國經濟崛起。20世紀70年代聯大通過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決議后，美國統治精英為阻止發展中國家的強烈改革要求，謀劃了扭轉二戰后社會改良潮流的國際戰略，并公開稱之為“促使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戰略”，美國戰略精英在公開出版的著作中對此有明確的闡述，值得中國高度重視并深入研究以防止美國誤導，采取有效措施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和民眾切身利益。
人們誤以為美歐直到今天仍然保持令人羨慕的高社會福利，其實當年高社會福利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強大壓力之下，美國壟斷資本迫不得已忍痛割肉作出的妥協讓步，早在20世紀70年代美歐壟斷資本就已經作出重大戰略轉變，拋棄二戰后的社會改良轉而推動一輪輪的削減社會福利攻勢，今天美歐所謂的完善社會保障早已是“昔日黃花”，美歐國家紛紛實行領取退休金的年齡推遲到65-67歲，在失業嚴重時意味著貧困加劇、市場萎縮和經濟低迷，已經遠遠比不上中國的男60歲、女55歲退休制度，這正是美歐難以容忍中國擁有更好的社會保障制度，企圖通過各種途徑和理由誤導中國拋棄的重要原因。
推行延遲領取養老金等改革可能帶來國家安全隱患，中國有養老金缺口的省份集中在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區，在經濟落后地區工作的干部以無私奉獻精神，為支持經濟落后地區發展和維護國家統一作出了貢獻，倘若延遲他們領取退休金的年齡令其生活無依靠，就仿佛是削減軍餉一樣會引起軍心不穩隱患，導致無人愿意在邊疆落后地區工作并威脅國家統一。推行延遲領取養老金年齡還可能帶來社會經濟安全隱患，廣大民眾擔憂退休后失去生活來源將會引發社會不安，必須縮衣節食積累數倍的儲蓄才能抵御風險，意味著一旦形成預期將迅速降低國內市場的有效需求，加劇市場滯銷、產能過剩和美歐經濟動蕩沖擊風險。
2013年中國清華大學某教授推出了一項養老體制改革方案，主張退休年齡不變的情況下推遲領取養老金的年齡至65歲，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和《人民日報》上熱烈討論。當采訪的記者問退休職工的生活來源如何解決時，他回答說“我覺得我們現在正在寫這個政策建議，經過培訓居家就近參加社會服務，50到65歲的男性去做一些養老院的園丁，園林義工，50-65歲的女的給老人做做飯，洗洗衣服，做點編織，多好!”
從清華教授的采訪回應中可看出他提出的養老金改革方案，尚未考慮到如何妥善解決退休職工的生活來源，答復追問時談到的解決思路顯得隨意而缺乏認真思考，人們都知道養老院、園丁、家政服務也有激烈崗位競爭，60歲左右的退休職工根本不可能找到這樣的工作，園林義工就意味著根本不可能解決生活來源問題，他作為研究社會保障問題的專家對此是非常清楚的，不從國情出發而盲目迎合西方削減社會保障的錯誤潮流，拋棄了中國不斷提高、完善社會保障的正確做法和成功經驗，違背了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與建立“老有所養”和諧社會的大政方針，他為何推出明顯違反民眾及自身利益的改革方案值得深思。人民網在“延遲領養老金年齡”的調查中，45萬網友參與投票，93.3%的人反對。
清華大學某教授明確闡明他主張的不是延遲退休而是延遲領取養老金年齡，這種做法屬于違反黨中央“老有所養”精神的盲目效仿西方的錯誤改革，即使漸進推行這種“老無所養”的改革也會威脅社會經濟穩定。中國應該考慮允許不同單位根據具體情況漸進推行延遲退休年齡的彈性制度試點，允許經驗豐富、身體尚佳的技術工人、高級專業人才推遲數年退休，這樣既能充分發揮業務骨干的能力提高效率、創造財富又能確保“老有所養”并節約社保資金，改革試點應考慮如何避免妨礙吸收青年人就業并利用老職工幫助培訓新職工。究竟是延遲退休還是延遲領取養老金年齡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改革，關系到改革是否符合為黨中央提出的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要求，究竟是為廣大人民群眾謀福利還為資本謀求高額利潤，究竟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以人為本”精神的“老有所養”，還是違反科學發展觀和建立和諧社會目標的“老無所養”。
警惕美國誤導改革輸出經濟解體與顏色革命
中國應高度重視美國在全球竭力推廣的削減社會保障潮流，與其戰略精英在20世紀70年代制定的“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戰略”的聯系，全球已有大量真實例子表明削減社會保障不能解決財政困難，相反會頻繁引發經濟危機、社會動蕩并促使實體經濟解體。近年來國際貨幣基金逼迫希臘緊縮財政，大力削減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結果希臘長期陷入了嚴重的經濟衰退，政府債務所占經濟比重反而大幅度上升，頻繁爆發示威游行動蕩和全國性總罷工，華爾街卻從做空歐洲股市、債市中大發橫財。2013年巴西某著名教授訪華時，曾談到削減社會保障的錯誤改革，導致巴西陷入了二十年長期停滯，沒有任何經濟增長，唯一增長的就是貧富差距，加劇了社會動蕩和財政債務危機，盧拉總統執政后拋棄新自由主義政策，大力提高社會保障并縮小貧富差距，巴西出現了歷史上最強勁的經濟增長。
中國應高度重視西方推遲領取養老金年齡的所謂改革，在世界各國包括發達國家已經普遍引起了強烈民憤和社會動蕩。2011年11月英國爆發了200多萬公務員參加的全國大罷工，抗議英國政府推行的推遲領取退休金年齡改革，造成了很大社會混亂和嚴重經濟損失，大多數中小學停課，垃圾無人清理，醫院僅有少量醫護人員值班。(新華社：“英國退休金改革觸怒工人 200萬人擬今日罷工”，新華網，2011年11月29日。)英國主流媒體攻擊罷工是“民粹主義”惡果，但實際上罷工職工并非是愛鬧事或無事生非，這是他們近百年來首次舉行這樣大規模的罷工，他們自己和家屬也身受罷工帶來的種種困難。他們認為英國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去挽救金融資本，卻剝奪普通民眾長期繳納社保繳款后的正當權益，這是劫掠工薪階層財富救濟少數富豪的“資粹主義”。2013年美國操縱國際貨幣基金誤導波蘭削減社會保障支出，也爆發了十多萬人參加的反對削減養老保障的示威游行。
2011年筆者看到英國推遲領取養老金年齡引發的社會動蕩，一方面撰文建議中國應提高社會保障擴大內需應對全球危機，一方面預感到西方金融資本肯定不久將在中國推廣類似的改革，否則中國經濟復蘇良好就會暴露西方錯誤政策的弊端。中國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受到舉世贊揚，某些學者卻貶低中國道路而主張改革效仿“美歐模式”，完全忽視金融危機已暴露的“美歐模式”的嚴重弊端，也不區分二戰后西方推行社會改良的成功經驗，同否定社會改良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存在天壤之別，這樣盲目追隨美歐可能像前蘇聯一樣落入預設的陷阱。當前中國經濟崛起令覬覦全球霸權的美國憂心忡忡，美國“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戰略”已將矛頭主要對準中國。美國向中國推薦已在許多國家引發動蕩的改革，一旦類似情況在中國發生肯定會趁機輸出顏色革命，中國必須高度重視經濟動蕩與政治動蕩共振帶來的國家安全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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