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資料：普京經濟學

　　【摘要】普京經濟學(Putinomics)是對普京在近14年執政期間形成的經濟理念、經濟政策、經濟戰略和經濟管理方式的集中概括和體系化。普京經濟學有其特定的思想來源和鮮明的個體特征，包含9個方面的豐富內容，對俄羅斯的經濟發展、體制塑造、道路選擇和未來方向具有決定性和歷史性影響。與里根經濟學、撒切爾經濟學和克林頓經濟學不同，普京經濟學屬于轉型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總統經濟學，它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的啟示與借鑒意義。

　　一、普京經濟學：轉軌國家的總統經濟學

　　近一段時期以來，人們不斷提起“安倍經濟學”(Abenomics)并高度關注“安倍經濟學”的效應與成敗。無獨有偶，巴克萊資本公司對李克強上任后力主的經濟政策冠以“李克強經濟學”(Likonomics)，而早在20世紀80-90年代就出現了人們耳熟能詳、知名度很高的“里根經濟學”、“撒切爾經濟學”和“克林頓經濟學”.這些以總統、首相、總理命名的經濟學，人們將其統稱為總統經濟學，它不是學術意義上的理論經濟學，而是對某一國家主要領導人的經濟理念、經濟政策、經濟戰略和管理方式的高度概括和符號化。從經濟學大學科角度看，總統經濟學應當歸屬于應用經濟范疇，可作為一個重要領域進行探索和研究。總統經濟學一般是依據某種宏觀經濟理論進行的政策與管理實踐，同時也是某一種宏觀經濟理論的一種實證。如里根經濟學、撒切爾經濟學就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美國和英國的一種實踐。一般來說，能稱得上總統經濟學的理念和政策，都具有鮮明的國別特色和個體風格，同時又對一國經濟甚至世界經濟具有重要影響。在20世紀70年代發生石油危機之后，美國及西方經濟陷入了戰后最嚴重的“滯脹”危機，尼克松、福特、卡特三任總統均把反通脹作為首要任務，都以失敗告終，經濟又回到“滯脹”的老路，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已束手無策。里根總統以供給學派、貨幣學派和傳統的保守經濟學派的基本理論為依據，采取了從政府干預主義轉向自由放任主義的總方針，實行了以下經濟政策：大幅度減稅，鼓勵儲蓄和投資;削減預算支出，改革社保制度;放松經濟管制，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和穩定貨幣供給，有效抑制通脹。[1]里根經濟學獲得了成功，引導美國經濟走出了滯脹危機，被稱為羅斯福新政以來美國現代經濟發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在英國，撒切爾首相上任時面臨著經濟萎縮、通脹加劇、失業率居高不下和全國工人大罷工的困難局面。撒切爾以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為依據，采取了一系列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措施：緊縮公共開支，控制貨幣供應量，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脹;實行大規模國有企業和資產私有化;取消物價管制委員會，縮小國家企業局權力，廢除外匯管制和180多項限制經濟活動的規定;降低稅率，擴大公共產品領域的市場成分;限制工會權力，壓制工會運動。[2]概括地說，撒切爾經濟學的基本方針是：金融自由化、企業私有化、全面減稅和充分發揮市場的調解功能。撒切爾經濟學使英國擺脫了經濟困境并一躍成為歐洲第二大經濟體，這種經濟管理模式曾在50多個國家被復制。

　　美國第42任總統克林頓上任前面臨的是如何解決國家巨額財政赤字的難題。在競選期間，克林頓制訂了一份獲556名經濟學家(其中有9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簽名支持的經濟計劃，該計劃被稱為“克林頓經濟學”.克林頓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將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及新經濟學這三大流派進行“新綜合”而形成的，其采取的主要政策是：大量削減財政赤字，實行有增有減的財政政策;實行穩定、連續、中性的貨幣政策，把嚴控通脹作為首要目標;強化經濟外交，開拓海外市場，把自由貿易政策轉換為實用主義的“公平貿易”政策;實施綜合性、系統性的國家技術政策，直接推動產業技術進步和結構升級;實施“終身學習計劃”,提升國家和企業競爭力。[3]克林頓經濟學獲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財政赤字得到了根本扭轉，GDP保持了多年穩定健康增長，結構調整和升級取得顯著成效，美國新經濟充滿活力。

　　日本經濟在擺脫泡沫之后的20年里一直處于停滯狀態，安倍上任后射出了經濟政策的“三支利箭”:積極的貨幣政策，確定兩年內通貨供給翻兩番;靈活的財政政策，大幅度擴張預算和公共投資;實行經濟產業成長戰略，刺激民間投資，未來5年在海外增加1萬家民營企業。[4]這三項政策被視為安倍經濟學的三大支柱，已開始促使日本經濟出現復蘇跡象，但同時潛伏著很大的風險因素，因此，人們都在關注安倍經濟學的后續效應和未來走勢。

　　2013年伊始中國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宏觀經濟一直處于下行態勢，為保證7.5%的增長目標和加大結構調整力度，在李克強總理領導下國務院重點推行以下三大政策：通過逐步縮減國家主導的投資行為結束財政刺激;去杠桿化以大幅削減債務;推行結構改革，其中包括對公用事業放寬價格管理以及推動利率自由化。[5]巴克萊資本公司把上述三大政策稱為“李克強經濟學”,目前已被學術界廣泛引用。

　　從上可見，里根經濟學、撒切爾經濟學和克林頓經濟學都屬于發達國家的總統經濟學，它們的歷史任務或者是擺脫經濟危機，或者是培育新經濟的成長，實踐已證明它們取得了成功(但也有失敗的總統經濟學，如“小布什經濟學”)。所謂的安倍經濟學、李克強經濟學尚處于初始階段，或者說實驗階段，成功與否還有待觀察。基于對總統經濟學的考察和理解，筆者在此提出“普京經濟學”(Putinomics)這一新的概念和命題。普京從2000年起擔任了兩屆總統和一屆總理，2012年起開始了第三屆總統任期，在將近14年管理國家的實踐中形成了具有普京特點的經濟理念、經濟政策、經濟戰略和管理范式，并對俄羅斯的經濟形勢、經濟體制、經濟發展和經濟道路選擇產生了決定性和具有深遠社會歷史意義的影響。普京經濟學具備了總統經濟學的一切要素，它不但是業已形成的客觀存在，而且還相對成熟與完整，只不過是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民族特色、國家類型特色和普京特色而已。如果說里根經濟學、撒切爾經濟學和克林頓經濟學是發達市場國家的總統經濟學，那么普京經濟學就屬于轉軌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總統經濟學了。普京經濟學作為轉軌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總統經濟學，我認為不但是成功的，而且也是迄今為止獨一無二的。中國雖然也是轉軌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但經濟政策和經濟發展戰略都是中央集體決策的結果，只是由政府貫徹執行而已，所以提出“李克強經濟學”有些牽強，不會得到官方和主流媒體的認可。普京經濟學是在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經過10年動蕩，經濟處于崩潰邊緣的形勢下，在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及在經歷1998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嚴重沖擊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然而，我們知道普京是學法律出身，不是經濟學家，那么普京經濟學又源自哪里呢?我認為，普京經濟學有三個基本來源：

　　一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理念。普京雖是計劃經濟時代的過來人，但他的經濟理念、經濟政策及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思想都是以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為基礎的。普京自上任以后始終堅持市場經濟的道路與方向，對于這一點普京從未動搖和懷疑過;無論是在國內經濟還是在涉外經濟方面，普京的市場意識要比大多數俄羅斯官員和民眾都強烈。普京對市場經濟的基礎——私有制，對市場競爭機制、市場配置資源機制和國家調控經濟的杠桿機制等，都持肯定、尊重和高度關注的態度。作為轉軌國家的總統，普京的經濟理念早已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軌道，并成為普京經濟學的重要基礎。雖然普京曾說：“誰不為蘇聯的毀滅感到惋惜，誰就沒有心肝。”但普京接著說的是：“誰要想恢復以前的蘇聯，誰就沒有頭腦。” [6]

　　二是計劃經濟的遺傳基因。雖然普京對蘇聯時期的計劃經濟持明確的否定態度，但從普京的管理方式、管理方法和管理戰略中我們仍能看到計劃經濟的某些影子，如普京主持制定的各種聯邦社會經濟發展規劃(有中期的和長期的)，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綱要，一些部門、領域甚至城市的經濟和技術發展規劃等，都隱含著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而普京對國有大企業的偏愛、對建立垂直行政管理體系的主張及在特定情況下對經濟的行政干預等，也能若隱若現看到計劃經濟的遺傳基因。當然正如鄧小平所說，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正因為普京經濟學是轉軌國家的總統經濟學，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總統經濟學，因此從中看到計劃經濟的一些痕跡并不奇怪，因為轉軌國家、新興市場國家與發達、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情況完全不同。

　　三是俄羅斯最初 10 年改革開放的慘痛教訓。從1991年到2000年是俄羅斯社會經濟轉軌的最初10年，也是俄羅斯社會經濟劇烈動蕩、俄羅斯人民最艱難最痛苦的10年。一位普通俄羅斯婦女表示：“事實上，我最大的心愿是再也不要回到那段歲月。”[7]這句話代表了絕大多數俄羅斯民眾的心聲，是對改革開放最初10年的一種真實感受。這10年的慘痛教訓不但對普京來說同樣刻骨銘心，而且對普京經濟學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激進的改革使國家經濟陷于“休克”狀態;盲目的大規模私有化使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投機者一夜暴富，最后出現寡頭干政;議會政黨爭斗激烈，社會動蕩失序，經濟發展缺少必要的環境;各聯邦主體及地方政府各行其是，聯邦政府軟弱無力，無法形成統一的經濟空間和法律空間;國家經濟的衰落使國家統一與安全受到威脅;商品嚴重短缺，貧困人口和失業率大幅上升，公民的基本社會保障難以維持。普京親身經歷并深刻感受了這10年，這10年的慘痛教訓成為普京后來治國理政和制定國家經濟政策與戰略的一面鏡子。

　　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總統經濟學相比，普京經濟學有以下三個顯著特征：

　　一是去意識形態化。普京的經濟思想、經濟政策及他所要構建的經濟體制等，沒有意識形態色彩，所以普京經濟學中沒有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這種意識形態的概念、范疇和目標。普京不贊成建立國家統一的意識形態，主張政治和思想領域的多元化，他曾公開申明反對在俄羅斯恢復任何形式的國家的官方的意識形態。因此，他的經濟理念與政策沒有明顯的意識形態痕跡。

　　二是去流派化。里根經濟學是以新自由主義學派理論為基礎，同時吸納了供給學派和傳統的保守經濟學派的一些政策主張。撒切爾經濟學是以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學派理論為基礎，同時吸納了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從而形成了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政策方針和改革思路。普京經濟學既沒以西方的某個經濟學流派為理論基礎，也沒以俄羅斯某個經濟學家的理論為指南，而是以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為依據，根據俄羅斯的社會經濟現狀與發展目標而制定的政策、戰略和經濟體制框架。所以，普京經濟學具有去流派化的特征。

　　三是去模式化。普京經濟學既沒有把西方經濟作為標本，也沒有把中國經濟作為榜樣，而是根據俄羅斯的國情來設計經濟體制、經濟政策和經濟戰略，所以在普京經濟學中看不到任何所謂模式的影子。

　　二、普京經濟學的戰略思維與政策取向

　　普京執政近14年，其間制定和實施了很多有關經濟方面的政策、法規、計劃和措施等，但普京經濟學并不是所有這些政策、法規、計劃、措施的大雜燴，而是能體現普京基本經濟理念、主體戰略思想和重要政策取向的綜合體。所以，普京經濟學是指普京那些具有代表性、穩定性和持續性的經濟理念、經濟政策和經濟戰略。我認為，普京經濟學的戰略思維與政策取向主要表現為以下9個方面：

　　1. 創造兩個環境，保證經濟增長，實現大國復興

　　普京始終把俄羅斯的大國復興作為最重要的戰略目標，他說：“俄羅斯復興為世界富裕、發達、強大和受人尊敬的國家，應該成為我們最重要的目標。但是，只有俄羅斯成為經濟強國的時候……她才能實現這種復興。”[8]普京的大國復興包括三層含義：一是經濟發達;二是軍事強大;三是在世界上受人尊重，即具有國際政治影響力。而要實現這一大國復興目標，首先要成為經濟強國，因為沒有經濟的發展，強國之夢就沒有現實基礎。因此，在普京執政的近14年中一直把發展經濟作為優先任務，把實現GDP的穩定增長視為重要指標。“我們不止一次談到必須爭取高速發展經濟，并把這作為絕對優先的目標。”[9]早在2003年，普京就提出十年內應當至少將俄羅斯生產總值翻一番。當俄羅斯經濟已進入世界七強行列時，普京提出要努力使俄羅斯經濟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普京認為，發展經濟需要創造兩個環境：內部的穩定環境和外部的和平環境。他曾指出只有在基于各種有利因素--內部的和外部的、傳統的和現代的、本國的和外國的--取得快速而穩定的發展條件下，俄羅斯才能實現這種復興。為此，普京一方面通過平定車臣武裝叛亂和打擊恐怖主義，依法整頓社會經濟秩序，與議會黨團合作和建立“統俄黨”,以及打擊“寡頭干政”等措施，實現了政局穩定和以法制為基礎的社會秩序。另一方面，普京積極調整與歐美國家及周邊國家的關系，在維護俄羅斯國家利益的基礎上，與歐美國家展開在反恐領域和經貿領域的合作，與周邊國家和獨聯體國家建立起睦鄰友好和戰略合作關系，為俄羅斯經濟發展創造了較為有利的外部環境。

　　以上可以看出，普京經濟學是實現強國之夢的重要支撐，而“高速經濟發展”是普京經濟學的“絕對優先目標”,創造內部穩定與外部和平的兩個環境，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2. 普京道路：建設俄羅斯特色的市場經濟

　　普京在政治上堅持民主化和多黨政治，在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道路的選擇上，既沒有照搬西方模式，也沒有模仿中國的做法，更沒有采用蓋達爾、波波夫、丘拜斯等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設計，而是從俄羅斯國情出發，從俄羅斯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發，構建了政府主導、國企支撐、自由競爭三位一體的市場經濟體制，選擇了具有普京特色的發展道路。普京指出：“只是將外國課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簡單地照搬到我國，我國的改革不付出巨大代價就能取得真正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機械照抄別國的經驗是不會取得成功的。”“只有將市場經濟和民主制的普遍原則與俄羅斯的現實有機結合起來，我們才會有一個光明的未來。”[10]搞市場經濟是普京明確而堅定的經濟理念，但普京要搞的市場經濟不是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也不是葉利欽時代混亂無序的市場經濟，而是以政府為主導、以法制為基礎、以國企為支撐、以自由平等競爭為基本原則的市場經濟。從實踐上看，普京經濟學的政府主導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財政資源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政府運用經濟杠桿對宏觀經濟運行進行有效調控;由政府來彌補市場機制“失靈”的一些領域;政府通過產業政策來推動產業升級和提升國際競爭力等，但不干預企業經營活動。要實現上述功能，就需要一個強大的、有效的政府，否則就如普京所說，由于國家政權機關和管理機關軟弱無力，即便是最正確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在貫徹實施過程中也會出現亂了步調的現象，因此，俄羅斯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權體系。

　　3. 新經濟戰略：從資源依賴型經濟轉向創新型經濟

　　普京關于“新經濟”的意識和新經濟戰略的思路是逐漸形成的。早在2003年普京就已開始關注“新經濟”的作用。到2006年，普京開始高度關注科技發展、創新投資和現代化問題，他指出，在激烈的國際競爭條件下，國家的經濟發展主要取決于它的科技優勢，俄羅斯應該在鼓勵增加生產設備投資和創新投資方面采取重大舉措。俄羅斯應該在現代化的動力工業、通信、空間技術和飛機制造等高技術領域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應該成為智力服務的出口大國。2008年普京正式提出了創新型經濟戰略的構想，他指出：“現在就在有利于我們的經濟行情的背景下，我們也只是局部地在抓經濟的現代化。這種狀況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俄羅斯不斷依賴于商品和技術的進口，導致讓我們擔當世界經濟的原料附庸國的角色……為了避免事情沿著這個版本滑下去，唯一現實的選擇(準確些說，我們以前就是這么定位的)就是國家的創新發展戰略。”[11]同時，普京提出要建立國家創新休系，對所有經濟領域的生產進行大規模的現代化，最重要的方向是提升新技術領域的國際競爭力。上述說明，普京已明確提出從資源依賴型經濟轉向創新型經濟的新經濟戰略。這一戰略既是發展方式轉型和結構調整與升級戰略，也是俄羅斯經濟現代化戰略。實際上，早在2007年普京就已為這一戰略轉變開始行動，最重要的舉措就是組建了6個超級國家公司集團，賦予其技術創新和提升國際競爭力的使命。2008年普京轉任總理后，于2008年11月批準了《2020年前俄羅斯聯邦社會經濟發展長期發展構想》，并走上第一線去落實新經濟戰略。普京認為，實現這一經濟戰略最關鍵的因素是人，走創新發展之路首先就需要大規模的人力資本投資，吸納最現代化的知識和技術，培養符合現代創新經濟要求的新一代。為此，普京主持制定了2007-2010年支持教育貸款方案。其次是發展基礎應用科學，政府撥出巨額資金支持國家科學院制定有重大研究價值的5年計劃和落實各種創新項目;在莫斯科近郊的斯科爾科沃建立新技術研發和商業化的超級科學技術綜合體，優先發展能源、IT、通信、生物醫學技術和核能技術。[12]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搭建招商引資平臺，俄羅斯政府決定在全國建立13個經濟特區和若干個科技園區，包括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區。由于2008年以后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普京創新經濟戰略的實施受到了很大影響，但在2012年普京再次競選總統時仍然提出了新經濟戰略構想，其要點概述如下：

　　(1)大力發展以現代化技術為基礎的新型工業經濟體系，現代化服務業、農業和基礎設施。

　　(2)確定高新技術領域的優先發展方向是制藥業、化工、復合材料、航天航空、信息通信技術、納米技術和核工業。未來10年，技術創新企業應從目前的10.5%提升到25%,勞動生產率要提高1倍。

　　(3)建立大型國家企業和垂直控股公司，使其成為全球化的、有競爭力的、能提供高技術產品的現代化企業集團，在47家國有股份企業中制訂了創新發展計劃。

　　(4)借助稅收、關稅等政策杠桿引導私人企業進入高技術領域投資創新，力爭將其年收入的3%~5%投入研發。

　　(5)小企業所提供的工作崗位要至少占到整個經濟提供的崗位的50%,大部分小企業到2020年應成為全球市場上的智力型和創造型的部門。

　　(6)加強對高校和科研機構的財政扶持力度，到2018年國家科學基金撥款要達到250億盧布，科研類高校50%的經費由國家預算撥款。到2020年應建成幾所在現代材料和社會科技領域領先的世界級大學。[13]

　　4. 按市場和效率原則逐步展開經濟改革，謹慎推進私有化進程

　　葉利欽采用“休克療法”在經濟領域實行“激進式”改革，使俄羅斯經濟陷入混亂無序和瀕于崩潰的邊緣。普京就任總統之后并沒有停止改革，也沒有否定以前的私有化成果，而是采取了務實的、漸進的改革策略，謹慎推進私有化進程。普京早在1999年12月30日就指出：有責任心的社會政治力量應該給人民制定出一個能使俄羅斯復興和繁榮的戰略，并且只能用漸進的、逐步的和審慎的方法實施，實施時既要保證政治穩定，又不能使俄羅斯人民的各個階層和群體生活水平下降。無論打著什么招牌，國家和人民都經不住再一次翻天覆地的變革。普京對俄羅斯的改革-復興-穩定三者之間的關系給出了明確的定位，即通過改革實現俄羅斯的復興與繁榮，但不能用“翻天覆地”的方式，只能用漸進和審慎的方式，以保持政治穩定和經濟生活的穩定。普京在以后10余年一系列的經濟改革中，主要遵循漸進與審慎原則和市場與效率原則。普京沒有給經濟改革制定日程表、總體方案和終極目標，也沒有設立專門的改革機構，而是根據經濟發展和經濟管理的需要，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與市場競爭的需要，適時采取改革措施，不斷把改革推向深入。在普京執政的近14年中，幾乎在涉及經濟領域的各個方面都進行了改革并取得了顯著成效，其中具有重要影響的改革有以下幾個方面：

　　(1)改革行政管理體系，建立了新的垂直權力系統，強化了中央政府的權威性和調控能力，為國家經濟戰略、政策和相關法律的貫徹落實提供了保障。

　　(2)在財政改革領域，確立了財政預算要保持長期平衡的原則，建立了財政穩定資金，明確劃分了政府的財權與事權并正在探討把一部分稅收固定劃給地方預算的平衡問題。

　　(3)在稅務改革方面完成了稅務立法的法典化，減化稅收體制，降低基本稅率，確定了統一社會稅的累進等級，取消了遺產稅，開征了有用礦產開采稅，對小企業和農業商品生產者實行專門的稅收制度，按照入世談判承諾從2012年起把平均關稅水平降至7.8%.

　　(4)在金融改革方面，進一步完善了二級銀行體制，強化了對證券市場、股票市場的監管力度，制定了防范金融風險的相關政策，提高了金融自由化程度，而最重要的改革成果就是實現了盧布的可自由兌換。

　　(5)在社會保障體系改革方面，對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建立了“三支柱型”養老保險制度，取消統一社會稅。對于老戰士和殘疾人的社會優惠制度，由政府提供財政保障，用支付貨幣和提供成套社會服務代替原來的實物優惠。對于免費醫療制度，主要是加大資金和設備投入，改善管理機制，增設醫療網點和提高醫療服務質量。

　　(6)科技領域的改革主要體現在確定科技創新的重點領域，對審批通過的重大科研項目加大財政投入，擴大撥款使用的自主權，改革科研管理與激勵機制，對優秀科技人才實行特殊優惠政策，以留住和吸引精英人才。國家支持的高校科研項目實行招標委托制度，對私營企業的研發創新活動進行政策扶持。

　　(7)謹慎推動私有化進程。普京任總統后沒有否定葉利欽時代的大規模私有化成果并繼續對一些競爭性的國有中小企業進行私有化。金融危機之后，普京政府于2009年4月開始醞釀將449家國家控股的企業私有化，其中包括5家大型企業和14家戰略企業，涉及港口、機場、船運、石油和國家保險公司等領域。但普京對于這新一輪私有化計劃非常謹慎，在充分調查和評估基礎上把那些經營不善和處于虧損狀態的國有企業列入私有化名單，然后再進行認真篩選和平衡，根據不同情況決定私有化的時間表，而對于關系國家經濟安全和命脈的戰略企業仍實施保護政策，如俄石油、俄天然氣、俄航空、俄鐵路、儲蓄銀行和外貿銀行等，都不在私有化之列。[14]

　　5. 以俄羅斯利益為中心開放市場和利用外資

　　普京信奉市場經濟原則，而市場經濟是開放經濟，因此普京從來不拒絕對外開放，但普京在對外開放和利用外資方面始終堅持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以俄羅斯國情為基礎，以俄羅斯利益為中心。

　　普京執政以來一方面大力推動俄羅斯的對外貿易、對外投資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積極參與G8、G20、APEC和金磚國家的國際經濟合作;另一方面，又不斷吁請和爭取外商對俄投資。但是，無論是開放市場還是利用外資，普京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必須要符合俄羅斯的利益。在金融領域，俄羅斯的市場自由化程度比中國要高，盧布可以自由兌換，但外資要在俄境內設立銀行，其資本金不得少于1000萬歐元，職員75%、管理人員50%必須是俄羅斯人。對資源類產品出口，俄通過征收出口關稅進行限制和調解。對三大類產品出口實行配額和許可證制度;外商及合資企業不能從事鐵路客運、貨運市場、鐵路設備維修、船舶代理和結關等業務;對電信和公共電話網絡的互聯互通業務的經營許可，有效期僅為5-10年，這一期間難以收回成本。

　　在利用外資方面，特別是在利用外國直接投資(FDI)方面，普京實行的是“有選擇”地利用FDI.總體看，自普京任總統以來俄利用FDI總額在顯著增長，但FDI占利用外資總額的比重卻在下降。2000年俄羅斯利用FDI占外資總額的比重為 40.4%,2007 年為 23%,2010 年為 11.4%,2011年更是下降為9.7%.[15]俄羅斯確定了13大類40多個戰略行業，這些行業對外商直接投資規定了較為嚴格甚至苛刻的條件，且不說這些條件是否合理，俄有關執法部門常以此為手段給投資者制造障礙。普京一直堅持對外開放和融入國際經濟的原則，積極參與加入WTO的談判，但普京多次強調，只有在符合俄羅斯利益的前提下俄羅斯才加入WTO.因此，俄羅斯經過18年的入世談判才于2012年正式成為WTO成員國。

　　6. 以民為本，始終把提高國民生活質量和社會福利放在優先地位

　　早在2000年普京第一次發表國情咨文時，就把讓人民過上好日子作為執政的重要戰略目標，他說使俄羅斯人過上富裕而殷實的生活是國家的主要任務而且要使每一個人都過上這種生活。在2004年國情咨文中普京仍然大聲疾呼要在十年內將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以緩解貧困狀況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普京不僅僅提出了這一放在優先地位的社會經濟任務，而且擔任總統以后采取了各種有效措施，保障按時發放退休金，落實醫療救助保險、免費教育和各種社會扶助政策;推動社會保障體系改革，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創造就業機會，減少貧困人口。他認為“上得起學、看得起病、買得起房，這些能夠幫助我們緩解貧困問題”[16].當俄羅斯經濟顯著好轉、國家財力較為富足時，普京于2005年提出實施“優先國民工程”的計劃，即在國家財政預算中撥出相應資金用于為醫務和教育工作者增加工資，建立高科技醫療中心，購買醫療設備和教學設備，支持優秀教師和有天賦的年輕人，擴大住房建設規模、建設更多“買得起的住房”和“舒適住房”,為農民提供貸款補貼，為組建農業合作社和開設土地抵押貸款提供支持。經過10余年努力，2012年俄羅斯人均 GDP 按當年實際價格計算已達到 14037美元，比1989年高出3倍以上;俄全國月平均工資約為3萬盧布(約合900美元)。

　　7. 高度重視人口增長與人口質量，實行寬嚴并濟的移民政策

　　普京在任總統后第一個國情咨文中就嚴肅指出：俄羅斯的人口現在每年都在減少，平均每年減少 75 萬人，再過 15 年俄羅斯人口將減少2200萬。如果這種趨勢保持下去，國家的生存將面臨威脅。在以后的國情咨文中，普京不止一次地指出，俄羅斯人口減少是最尖銳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普京認為，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就是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上升。為了抑制人口減少的趨勢，普京采取了如下政策措施。

　　(1)提高出生率。普京在2006年的國情咨文中說，我們目前無論如何都應該鼓勵生育，哪怕只鼓勵生育第二胎。為此，普京提議把生第一個孩子的補貼從每月700盧布提高到1500盧布;生第二個孩子，提高到3000盧布。婦女因懷孕或生孩子可休假一年半，國家發放原工資的40%,每月補貼700盧布。在國內建立現代化的保健中心網，為婦產醫院提供必要的設備、專用的運輸工具和其他裝備。

　　(2)降低死亡率。普京提出：應該盡一切努力，讓俄羅斯的死亡率減少三分之一，而讓俄羅斯人的平均壽命在2020年前提高到75歲(2002年時為64歲)。為此，普京提高了養老保險水平和醫療救護水平，實行健康計劃，包括禁酒措施和倡導體育活動，養成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時，不斷提高醫療服務質量，預防心腦血管疾病。

　　(3)寬嚴并濟的移民政策。普京指出：國家人口的增長必須輔以成熟完善的移民戰略。俄羅斯需要業務熟練的合法勞動力。但普京實行的是一項寬嚴并濟的移民政策。所謂寬，就是對來自獨聯體國家的移民，尤其是已成為其他國家公民的200多萬俄僑實行較為寬松的移民政策，在跨境流動、居住時限、工作資格等方面給予較為自由的優惠政策。所謂嚴，是指對于其他國家，尤其是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移民，俄羅斯實行了嚴格限制的政策，諸如勞務配額制度、俄語水平要求、居住時限規定、專業技術要求及往返簽證手續等，都使外籍人員進入俄羅斯工作和生活變得比較困難。

　　8. 實行歐亞并重的“雙頭鷹”戰略，構建以獨聯體國家為核心的歐亞聯盟

　　在對外經濟合作的戰略方向與重點的選擇上，普京在第二任期的前半期一直把歐洲放在優先地位。早在2001年普京就提出，與歐洲一體化的方針是我們對外政策的關鍵方向之一。在2003年的國情咨文中，普京再次表示要把與歐洲的合作放在優先地位，希望能與歐洲建立統一的經濟空間。但歐盟拒絕在組織上接收俄羅斯，與俄羅斯的合作常常附帶一些政治條件，對俄羅斯的政治經濟體制及人權、民主、自由等一直持批評態度，雙邊的政治關系始終處于較為冷淡甚至相互指責的狀態。有鑒于此及亞太主要國家經濟的迅速發展和俄羅斯區域發展戰略的調整，普京開始轉向歐亞并重的“雙頭鷹”國際合作戰略。2007年普京指出：由于十分明顯的原因，我們既不打算加入歐盟，也不打算同它一起加入某種聯合形式。在對歐盟態度發生明顯轉變的同時，普京對融入亞太經濟表示了強烈的興趣，他說：“如今亞洲是一個發展迅速、充滿活力和高效的市場，這里各種技術匯集，而不僅僅是廉價日用品的生產地。因此，我們要發展與亞洲的關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我們不會忽略與歐洲的關系。”[17]在這里，普京用“不會忽略”代替了原來的“關鍵方向”,說明俄羅斯的國際合作戰略發生了重大調整，“歐亞并重”已成為其基本政策原則。普京的下述講話將進一步證實我們的上述判斷。“積極地、多層次地參加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的活動，如今成了俄羅斯東線外交十分重要的方向。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利用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的條件最有效、最積極地進入亞太一體化進程。”[18]普京最初的構想是與歐盟國家實現經濟一體化，實踐證明這只是一廂情愿。現在普京的戰略思路已非常清晰和明確：以俄白哈三國關稅同盟為軸心，推動獨聯體國家參與合作，最終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歐亞聯盟。從普京對外經貿合作的總體戰略設計看，最優先的方向是與獨聯體國家的經濟一體化，即建立歐亞聯盟;其次是兩個平行的重點合作方向--歐盟和亞太，而亞太的重點是中國、美國和日本;最后是與其他地區國家的經貿合作。

　　9. 大力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為經濟發展搭建戰略平臺

　　在普京執政的初期階段，主要任務是穩定政局、整頓秩序、打擊分裂勢力和應對國家經濟最急迫的任務。在俄羅斯經濟實現平穩增長和國家財力日益壯大的形勢下，制約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瓶頸開始凸現。正如普京所說：“從基礎設施來看，俄羅斯可以說是一個荒廢的國度，對此我們很痛心。道路、機場、港口、能源供應等等，遺憾的是，都成了經濟發展的重大障礙……鐵路鋪向哪里，哪里就會開采出石油、天然氣、銅和鉑金。”[17]“有些地方根本就連公路都不通，這嚴重阻礙了發展。每年由此造成的經濟損失占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3%以上。而我們的整個年度國防開支才是國內生產總值的2.7%.”普京已充分認識到，俄羅斯基礎設施老化、落后、缺失等已嚴重制約俄羅斯社會經濟發展，因此，普京在總統第二任期后期開始大力推進基礎設施建設與改造工程，明確、具體地提出了項目建設規劃、地區布局和目標要求，組織專家進行可行性論證和方案設計，在財政預算上提供資金支持，劃分中央與地方對基礎設施的管理范圍與責任，以市場化方式積極推動民間資本和外商參與相關的項目投資，組建財團承擔重大項目建設。普京提出了2015年前路網發展規劃，重點是建設高質量的聯邦級公路，在俄羅斯的歐洲地區重建作為國際運輸通道的由北向南方向和從中部地區通往烏拉爾方向的路段，以及向東可保證實現遠東和西伯利亞經濟的那些公路，并發展城市道路交通網。通過路網把國家的主要中心連接起來并將主體路網接通全歐路網，實現道路交通現代化、國際化。同時提出并制訂了港口發展投資計劃，確定要建立幾個自由港口區和改造伏爾加河-頓河及伏爾加河-波羅的海運河的計劃。在航空運輸方面，制定了發展航空運輸網絡的專項綱要，在國內建立航空運輸中心，重要機場歸聯邦所有，吸引私人投資，把機場終端私有化，把包括跑道在內的機場設施進行出租。在電力方面，普京提出進行“最大規模的結構改革”,實行第二次大規模國家電氣化，到2020年將電力產能提高三分之二，大力提升核電、煤電和水電的比重;未來12年建造26個核電機組，首先在西伯利亞和遠東興建大型水電站。

　　普京認為，基礎設施建設將為建立新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心創造必要條件，是實行區域均衡政策和全國和諧發展的保障。普京提出要在伏爾加河沿岸、烏拉爾地區、俄羅斯南部和遠東西伯利亞地區建立新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心。

　　三、普京經濟學的啟示與評價

　　我認為，普京經濟學是比較成功的總統經濟學，尤其可以將其看作是轉型國家總統經濟學的典范。迄今為止，雖然普京所制定的一些政策目標和戰略藍圖還沒有完全實現(如經濟轉型、生產效率、國家競爭力等)，但已取得的經濟成就是舉世公認的。普京就任總統后，徹底扭轉了政治、經濟混亂無序的狀態，經濟從多年負增長轉為正增長，到2008年金融危機前年均增長速度在6%左右;到2012年俄羅斯GDP為20 148億美元，進入世界五大經濟體行列;人均GDP達到14 037美元，在金磚國家中是最高的;失業率為6.6%,比美國還低;外貿總額達3 403億美元，外匯儲備4 866億美元，2012年俄羅斯正式加入了WTO.除金融危機期間外，俄羅斯財政預算一直保持平衡，葉利欽時期的外債全部還清，新借外債結構比較合理。社會福利水平和工資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人們的居住條件、生活環境和基礎設施狀況獲得明顯改善，軍隊現代化進程已拉開序幕。2012年俄羅斯成功舉辦了APEC會議，2013年成功舉辦了G20峰會，2014年還將在索契舉辦奧運會。上述數據足以說明俄羅斯今天的國際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國家實力，是對普京經濟學的最好注釋與實證。

　　普京經濟學不是選舉經濟學，而是新興市場國家實現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的總統經濟學，我們之所以認定在俄羅斯、在世界上確實存在“普京經濟學”,是因為在普京執政的近14年中他的經濟理念、政策選擇和戰略方向具有一貫的連續性、鮮明的特色性和勇于踐行的實踐性。普京經濟學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俄羅斯特定的文化、經濟和政治的社會環境中形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不可復制的。但是，它是發展中國家轉型時期的總統經濟學，因此，普京經濟學在以下幾個方面將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轉型與經濟發展提供重要和有益的啟示。

　　一是較好地處理了穩定、改革和發展之間的關系。普京始終把穩定視為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和重要保障，所以上任伊始首先就是治“亂”,他在執政的近14年中竭盡全力保持政局穩定和社會穩定，不允許激進勢力、寡頭勢力和外部勢力在俄羅斯制造混亂。另一方面，普京把改革看作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必要條件，積極、慎重地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目標是為了加速經濟發展。他曾指出，“不應把兩者對立起來，不應為改革而改革，不需要進行持續不斷的激烈改革”,而是要依據經濟發展的需要進行改革。他沒有給改革設定某種模式和規定路線圖，而是依據市場原則、效率原則、公正原則和提升競爭力原則進行改革，無論是推進私有化還是對某些領域實行國有化，都是為了加快經濟發展和保證經濟安全。中國是從“文革”的教訓中認清了改革-發展-穩定之間的關系，而普京是從轉型初期“十年混亂”的沉痛代價中悟出了如何處理穩定-改革-發展三者之間關系的道理。

　　二是從國情出發制定經濟發展的政策、戰略、規劃和措施。普京不是從書本出發，也不是從模式出發來制定經濟政策和管理經濟事務的，而是從俄羅斯的國情出發，從俄羅斯經濟的實際情況出發來制定政策、戰略和措施的。俄羅斯的國情、俄羅斯所處的發展階段、俄羅斯的內外環境及歷史文化背景等與西方國家不同，與其他國家也有差別，因此，應該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就是普京式道路，亦即俄羅斯式道路。普京是個務實的總統，是個了解國情的總統，同時也是一個了解世界和了解歷史的總統，他沒有采納激進派的改革主張，也沒有相信“模式派”的高談闊論，而是從國情出發、從俄羅斯利益出發制定經濟政策與戰略。

　　三是普京經濟學具有動態和發展的基本特點。普京經濟學中具有一些貫穿始終的經濟理念、政策原則和戰略方向，如市場經濟理念、法制理念、強國富民理念、經濟獨立性理念和以俄羅斯利益為核心的開放理念等，但普京能夠依據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與環境的變化，對政策和戰略進行及時的調整和修正，而不是墨守成規和教條僵化，如從歐洲優先戰略轉向歐亞并重戰略;從資源依賴型經濟轉向發展創新型經濟戰略;從消費品進口主導型轉向進口替代型戰略。普京領導的政府能對國際市場和國際競爭形勢的變化做出及時的政策反應，能根據國內外的需求和出現的問題采取相應的對策，即使在2008年俄羅斯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股市暴跌、外貿下滑、經濟出現負增長的形勢下，普京政府也能采取靈活措施，積極有效地加以應對。這說明，普京經濟學不是刻板的教條主義，也不是某種經濟理論的附庸，而是在堅持基本經濟理念與政策原則基礎上的動態、務實的總統經濟學。

　　四是普京經濟學不是應急經濟學，也不是政績經濟學，而是具有戰略性和全局性的總統經濟學。普京的經濟政策可以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為解決當前和近期最突出、最迫切的經濟問題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如普京上任之初為解決工資與養老金拖欠問題、失業問題、住房問題和償還外債等問題的政策措施。另一類是全局性、戰略性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政策與戰略，如人口問題、基礎設施建設問題、地區均衡發展問題、結構調整問題、資源環境保護問題、入世問題和戰略產業成長問題等。普京經濟學是能夠把近期任務與長期發展結合起來，能夠把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結合起來，能夠把解決國內問題與應對國際挑戰結合起來的總統經濟學。

　　五是普京經濟學強調要建立具有權威性、執行力和高效率的中央政府。實踐一再證明，發展中國家在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有些領域正副作用是市場機制無法替代的，如在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保障與救濟、制定和實施產業政策、規劃國家發展目標與路徑、整合資源提升國家競爭力以及協調區域經濟發展和縮小貧富差距等方面，只靠“無形的手”是難以奏效的。我們完全可以斷定，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俄羅斯的經濟發展不可能達到今天的水平。

　　六是普京經濟學主張把國民經濟命脈和戰略產業掌握在國家手里、掌握在民族企業手里，同時積極推進改革開放和市場自由化。俄羅斯把重要資源性產業，特別是油汽產業、基礎設施、交通運輸、電信、電力和大型金融保險企業等，都納入國家的掌控范圍;對于13類42個領域的戰略性行業嚴格限制外資進入和控股比例，使其形成以民族資本為主導的格局，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證經濟的獨立性和國家的經濟安全。在俄羅斯，以暴富方式形成的石油寡頭、金融寡頭和傳媒寡頭已不滿足于獲得的經濟利益，而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和理念左右國家的政局和決策，國家把經濟命脈掌握在自己手里，有利于消除寡頭專政的隱患。

　　七是以俄羅斯利益為核心開展國際經濟合作和融入世界經濟。普京經濟學從不拒絕對外開放，積極開展國際經濟合作，始終把融入世界經濟作為重要的戰略目標，但卻堅持一條最基本的原則：要符合俄羅斯的利益。早在19年前俄羅斯就提出了入世(當時稱關貿總協定)申請并與有關國家進行入世談判，18年后的2012年俄羅斯才正式加入WTO.之所以談了18年，其原因就是普京堅持“只有在符合俄羅斯利益的情況下，我們才加入WTO”這一基本原則。同樣，普京很希望與歐洲經濟實行一體化，但歐洲所附加的各種政治經濟條件不符合俄羅斯利益，因而普京開始把目光轉向亞太經濟圈。普京曾多次呼吁外商進入俄羅斯投資興業，但對一些敏感部門和戰略產業，對外資的進入設置了較為嚴格的條件。總之，在對外開放和融入世界經濟方面，普京經濟學的一條重要原則就是：既要積極地開展國際經貿合作，又要堅持以俄羅斯利益為中心。

　　八是普京經濟學體現出強烈的法律精神和法律意識。無論西方政客和學者以何種理由和邏輯把普京描繪成“獨裁者”,我們所知道和理解的普京都是一個尊重法律和踐行民主的總統。普京不愧是法律科班出身，無論是制定經濟政策和經濟戰略，還是在管理國家經濟事務過程中，都體現出強烈的法律精神和法律意識。普京在兩屆總統和一屆總理的任期內，積極推動諸如稅務、預算、金融、外國投資、資源開發、社會保障與救濟、移民和反腐等多項重要經濟法律的制定與完善，初步形成了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體系，理順了中央與地方的法律關系，形成了全國統一的法律空間。普京的一些重大決策與經濟管理行為都以法律為基礎，而不是以權力為依據;普京政府制定的有關經濟發展的重要規劃和戰略，都提交給聯邦議會進行表決通過，以賦予其合法性與民主性。普京經濟學遵循的另一重要原則，就是先立法再做事，一切經濟行為都要符合法律規范。普京非常重視對市場的法律監督，尤其是執法效率和執法的公正性;同時特別強調執法機構和執法人員要為經濟活動提供高質量服務，嚴厲打擊司法系統的腐敗行為和濫用執法權力干擾破壞經濟發展的行為。因此我認為，普京經濟學是依法管理經濟的總統經濟學。

　　九是大力支持農業和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農業是俄羅斯經濟中的弱勢產業，但農業關系到國家的糧食安全和廣大農民的切身利益，所以普京非常重視農業發展、農業改革和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制定了多項相關政策解決農民融資問題、土地流轉問題、基礎設施建設問題和醫療、教育等問題。為了促進落后地區和偏遠邊疆地區的經濟發展，普京主持制定了關于遠東西伯利亞地區、高加索地區和烏拉爾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劃，政府承諾投入巨額資金開發建設這些相對貧窮落后的邊疆地區;同時，積極展開與中國的區域經濟合作，使俄羅斯的遠東開發建設戰略與中國的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實現跨國對接。雙方共同制定了區域合作規劃，設計和篩選了幾百項重大合作項目，希望借此推動俄遠東西伯利亞地區經濟的大發展。

　　十是不受“三種因素”干擾，形成以經濟發展為中心、以國家利益為優先考慮的總統經濟學。所謂“三種因素”,其一是選舉因素。普京的經濟理念和經濟政策沒有因為選舉而改變，也不是為了積累政績而選擇某種經濟政策，同樣也沒有為了應對黨派斗爭而進行妥協與平衡。其二是意識形態因素。普京經濟學沒有意識形態色彩，普京的經濟政策不是按著什么主義或什么理論制定的，也不是為了實現什么主義或證實什么理論，所以普京經濟學不受意識形態制約，也沒有被某種意識形態所束縛。因此，無論是實行國有化還是私有化，無論是政府發揮主導作用還是推進市場自由化，都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無關。三是外國因素。普京的經濟理念和經濟政策是完全獨立和自主的，它不受西方輿論和西方壓力的影響，它的唯一依據就是俄羅斯國情和俄羅斯利益。

　　上述可以看作是普京經濟學的成功與亮點，也對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當然，我們也應看到普京經濟學的缺憾與局限性，具體概述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政府層面的“三大痼疾”一直沒有得到解決。這三大痼疾是：政府效率低下、官僚作風嚴重和腐敗問題突出。普京經濟學不但要求建立一個具有權威性的強勢政府，而且也要求它是一個高效政府。然而，俄羅斯政府的效率低下和官僚作風嚴重是人所共知的。普京曾不止一次尖銳批評和嚴厲痛斥過這種現象，也采取過多項措施力圖改善這種情況，但收效甚微，一切依然如舊。對于腐敗普京深惡痛絕，反腐決心很大，態度非常明確，懲治措施也相當嚴厲，就連國防部長涉嫌腐敗案件也絕不姑息，而且自己以身作則，每年公布自己的家庭財產和個人收入，這在發展中國家是不多見的。然而，俄羅斯的腐敗問題仍有愈演愈烈之勢，按國際反腐組織“透明國際”對全球清廉指數的排名，俄羅斯位列全球“腐敗十強國家”.

　　二是大型國有企業的效率、創新和防腐機制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目前俄羅斯國家全資或控股的國有企業都是大型或超大型企業，一些國企完全屬于壟斷企業，尤其是資源領域的國企更是如此。世界各國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在俄羅斯這種情況更為突出。目前俄羅斯還沒有解決提高國有企業經濟效率和管理質量這一難題;如果不能建立起國有企業的動力機制和激勵機制，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取得預期經濟效益就無從談起。處于壟斷地位的國企，沒有內外的競爭壓力，要實現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只能是一種良好愿望。俄羅斯一些大型資源國企，其主要領導或由政府委派，或由高官兼任(如副總理、部長)，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形成有效的監管機制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大型國企身負雙重任務：一是要以市場化方式獲得經濟效益;二是要為實現國家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戰略發揮主導功能。俄羅斯的大型國企能否處理好這二者的關系和肩負起這兩大重要歷史任務，是一個嚴峻挑戰。眾所周知，大型國有企業是腐敗的高發區，如果不建立行之有效的國企防腐機制，國企的腐敗問題就將不可避免。據我們所知，俄羅斯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反腐機制。

　　三是發展模式轉型沒有取得顯著效果。普京提出俄羅斯要從資源依賴型經濟轉向創新型經濟，實際上就是要進行發展模式轉型。普京看清了問題所在和前進方向，而且也采取了很有力度的政策措施以加速這一轉型，但為什么效果不彰呢?我認為有三個問題沒有解決：

　　第一，沒有充分意識到從資源依賴型經濟轉向創新型經濟需要一個中間環節或稱過渡階段。從俄羅斯的現實情況看，需要代替資源依賴型經濟的第一個階段應是現代化的加工型經濟;現在俄羅斯很多商品包括機器設備之所以依賴進口，就是自己沒有建立起現代化的加工產業。所以，轉型的第一階段應是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進口替代的目標，在此基礎上再轉向創新型經濟。

　　第二，需要解決軍轉民的問題。俄羅斯并不缺少高端技術甚至是頂尖技術，然而這些技術主要是應用在軍工領域。俄羅斯能造宇宙飛船、能造航母、能造洲際導彈、能造核潛艇等等，但卻造不出像樣的手機、汽車和家用電器，主要原因就是沒有把高端軍事技術轉化為現代產業技術。

　　第三，需要解決產學研結合問題。為了發展創新經濟，普京政府撥巨資給俄羅斯科學院及高校科研機構，主要是用于基礎研究，而基礎研究如何用于產業技術的開發，開發出來的產業技術如何應用于企業的生產和經營，這就需要實現兩個轉化：一是科研成果要轉化為產業技術;二是產業技術要轉化為企業產品。實踐證明，產學研結合是實現這兩個轉化的有效形式。俄羅斯的問題主要是這兩個轉化脫節，因而就難以實現創新的目標。創新的主體是企業，企業創新的關鍵是人才，而俄羅斯在培養人才、留住人才和引進人才方面還缺少必要的環境與機制。

　　四是利用外資政策比較保守，投資環境沒有顯著改善。俄羅斯在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非常需要利用外資，普京也多次誠懇地呼吁外商赴俄投資，但俄羅斯的利用外資政策還比較保守，很多領域外資難以進入，政府劃定的戰略行業范圍太寬，對外資的限制條件較為苛刻。另一方面，俄羅斯的投資環境沒有明顯改善，除基礎設施不盡如人意之外，政府的官僚作風、社會的腐敗風氣、對法律的隨意解釋、企業融資方面的困難、商業伙伴在誠信方面的缺失及社會治安方面的風險等，都使潛在的投資者望而卻步。而要真正解決上述問題將是一個相當艱難和漫長的過程。

　　五是俄羅斯的移民政策與經濟現代化和國際化的戰略目標不相適應。俄羅斯要實現經濟現代化，要融入國際經濟體系，但俄羅斯實行對獨聯體國家寬松，對亞裔移民嚴格的移民政策既不利于經濟發展，也不利于引進人才。俄羅斯現在不僅需要高端人才和技術人才，也非常需要大量的勞務人員。有些工作崗位(如建筑業)俄羅斯人不屑去做，但又限制外來務工人員，這必然會影響經濟發展。俄羅斯本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同時也是一個在地理和文化上橫跨歐亞的國家，但俄羅斯的移民政策卻帶有明顯的民族排他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的痕跡。

　　六是普京關于歐亞聯盟的思維定式不利于俄羅斯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貿易自由化的發展。普京在上任伊始就提出了歐亞聯盟這一概念和發展構想，即以俄羅斯為中心實現獨聯體國家的經濟一體化。目前已建成了俄白哈三國關稅同盟，正在積極爭取包括烏克蘭在內的其他獨聯體國家加入該聯盟。我認為，俄羅斯把與獨聯體國家經濟一體化作為優先選擇是正確、理智的決策并具有特殊的戰略意義。然而，獨聯體中有些國家已加入歐盟，有些國家一直在積極爭取加入歐盟(如格魯吉亞、烏克蘭)，還有一些國家對俄羅斯存有戒心，怕一旦進入俄羅斯主導的“勢力范圍”會失去獨立性和自主性，同時也擔心與西方的關系不好相處;所以，俄羅斯在此問題上不能一廂情愿，只能順其自然。從另一個角度看，目前的獨聯體國家的經濟還比較落后，在產業上與俄羅斯具有同構性，所以經濟一體化不會形成明顯的產業互補效應、技術互補效應和投資擴張效應。然而，多年來普京已對歐亞聯盟產生了過度的迷戀，形成了關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思維定式，從而對更有潛力、更有前景、更有效益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如東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或與中國、日本、韓國，或與歐洲的某個國家的經濟一體化)沒有給予必要的關注和考慮，這對俄羅斯的國際經濟合作來說是一大缺憾和失誤。

　　參考文獻：

　　[1] 李棟：《里根經濟學的政策實踐及啟示》，載《財政研究》2012年第1期。

　　[2] 王立中：《論撒切爾夫人的現代貨幣主義經濟學試驗結果》，載《西歐研究》1992年第2期。

　　[3] 祝小兵：《克林頓經濟學與美國“新經濟”》，載《經濟學動態》1988年第10期。

　　[4] 近藤大介：《刺向安倍式經濟的三支利箭》，載《新參考》2013年6月28日5版。

　　[5] 格溫·吉爾德福：《中國的“李克強經濟學”:眼見為實》，載《大西洋月刊》2013年第7期。

　　[6] 張盛發：《試析普京與梅德韋杰夫分歧》，載《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11年第4期。

　　[7] 蘇凡，李亞龍：《俄羅斯不愿與外人談“動蕩”》，載《環球時報》2013年8月22日7版。

　　[8] 普京：《2003年致聯邦會議的國情咨文》，載《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9] 普京：《2006年致聯邦會議的國情咨文》，載《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10] 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羅斯》，載《獨立報》1999年12月30日。

　　[11] 普京：《關于俄羅斯2020年的發展戰略》，載《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12] 李新：《俄羅斯經濟現代化戰略評析》，載《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11年1期。

　　[13] 普京：《關于我們的經濟任務》，載《獨立報》2012年1月30日。

　　[14] 胡仁霞：《俄羅斯新一輪私有化的動因、特點與商機》，載《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10年第3期。

　　[15] 《俄羅斯聯邦稅法典》，第2部分，第8章第25條。

　　[16] 普京：《2004年致聯邦會議的國情咨文》，載《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17] 普京：《與“瓦爾代”國際俱樂部代表的見面會》，載《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18] 普京：《俄羅斯與亞太經合組織：走向亞太地區的持續穩定發展》，載《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東北亞經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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