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山西黑磚窯事件暴露后，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紀檢組組長張鳴稱黑窯事件是一起“極個別的黑惡勢力團伙犯罪”（«全國總工會：黑磚窯案是黑惡勢力團伙犯罪刑事案» 2007年6月18日 中國新聞網）這顯然不符合事實。
河南電視臺都市頻道記者付振中告訴人們：在山西的運城和晉城一帶，窯廠特別多，至少有1000家以上。因為山西人口少，用工緊張，很多窯廠主都在非法用工，從人販子和黑中介手中買來窯工，變成“黑人”。
根據山西省公安廳統計的數據，“目前查處的小磚窯數量為1039座，而確切的數據仍在統計之中。”（見《無序競爭衍生山西磚窯黑工頭》 2007年06月25日 光明網）
可見至少在山西，黑窯事件不是個案，而是廣泛存在的現象。
其實，這類現象不僅存在于山西。僅被正式媒體揭出的就有：
北京房山磚廠包身工事件；
天津市大港區南拋磚廠強制勞動毆打工人事件；
河北省滄州市東光縣找王鎮西姬磚廠奴工事件；河北定州磚窯包身工事件；
遼寧盤錦現代包身工事件；
哈爾濱康師傅包身工事件；
長春川王府包身工事件；
山東萊陽市譚格莊鎮東吳家磚廠包身工事件；
河南女人販每年販賣上千名包身工事件；
上海日資景條針織公司包身工、童工事件；
浙江杭州江干區無證加工村工人待遇惡劣事件；
安徽省蒙城縣一磚窯非法強制民工勞動事件；
湖南耒陽市錫里磚廠流浪漢包身工事件；湖南長沙望城縣靖港鎮復勝村多名青年被販賣到沿海“黑工廠”事件；
福州市晉安區前嶼村福州祥盛電腦機繡有限公司非法用工事件；
廣東黑中介讓外來工淪為包身工事件；廣東惠州黑磚廠使用奴工的事件；廣東東莞包身工事件；廣東被公開譴責的20家血汗工廠；
耐克公司“包身工”事件；
成都市新都縣大豐鎮大豐涂料廠使用、虐待女童工事件；
云南昆明呈貢縣馬金鋪鄉靈壇村的一家磚廠奴工事件；
甘肅蘭州范家坪包身工事件；
新疆烏魯木齊磚廠強制勞動事件；新疆奇臺縣塔塔爾鄉磚廠強迫勞動，打死工人事件；68個打工仔在新疆某農場采棉的“包身工”經歷；
……
恕我無法一一列舉。在百度上搜索“包身工”一詞，能得到398,000條信息，搜索血汗工廠能得到776,000條，搜索“奴工”能得到1,040,000條?？梢娺@類現象存在之廣泛。
那這類現象是什么時候出現的？
2007年6月15日，山西省公安廳副廳長李富林稱，“黑磚窯”非法用工問題，應該是上個世紀90年代即已存在（«山西公安廳：黑磚窯問題上世紀90年代即存在»2007年06月16日齊魯晚報）
1995年，珠海市南山工業區瑞進電子公司韓國女老板金珍仙命令120多名來自河南、四川、江西、湖南等地的打工者跪下。這一事件開始讓沉溺于經濟增長中的國人關注勞動者的生存現狀與人格尊嚴。1998年湖南省石門縣省人大代表陳建教，從山西榆次解救150名磚廠“包身工”，這是筆者所知最早的黑磚窯事件。
如此廣泛存在的現象，顯然不是偶然的，它背后的機理是什么？讓我們沿主流經濟學的思路觀察一下。
4.2 為理性經濟人算賬
由于黏土實心磚毀壞耕地、浪費能源、污染環境，早在1999年建設部、國家經貿委、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國家建材局以建住房[1999]295號文聯合發布了《關于在住宅建設中淘汰落后產品的通知》，明確規定
“自2000年6月1日起，各直轄市、沿海地區的大中城市和人均占有耕地不足0.8畝的省的大中城市的新建住宅，應根據當地實際情況，逐步限時禁止使用實心黏土磚，限時截止期限為2003年6月30日”。
2004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土資源部、建設部、農業部再次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做好禁止使用實心黏土磚工作的意見》（發改環資[2004]249號），明令禁止使用黏土磚，推廣空心磚、水渣磚等新型建筑材料。
然而，根據山西省國土資源廳的調查，制磚取土用地年租金為300元/畝，按年產1000萬塊標磚規模測算，生產一塊實心黏土磚的原料成本僅為0.02103元。一般年產2000萬塊標磚規模的簡易磚廠，所需投資不超過50萬元，投產一年可凈賺利潤40萬-60萬元。與此相比，等規模的小砌塊（空心磚）企業需要投資80萬元，折算標磚成本為0.12元，黏土磚的成本僅為其17.5%。
于是黏土磚有巨大的成本優勢。山西土厚煤多，發展黏土磚得天獨厚。于是，在別的地方禁止黏土磚時，山西的磚廠蓬勃發展。由于進入門檻低，制磚就像養豬，一但市場行情好，大家紛紛都上馬；一旦市場飽和，大家就競相壓價拋售。結果制磚行業利潤稀薄。在利潤壓力下，這個行業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業態”。
首先，建造違反政策的黏土磚廠既需要土地資源，又需要政治資源，以保障磚廠的運轉。只有本地擁有官方背景的人能扮演這個角色，如此次大出風頭的洪洞縣三條溝村黑窯主，其父就是村支部書記、縣兩屆人大代表。
山西的黏土磚售價在每塊9分到1毛4分之間，由此計算每一萬塊磚售價在900到1400元之間。精細的專業分工使窯主不管生產，只是把生產承包給包工頭，按照出磚的數量支付報酬，一般的價錢是1萬塊磚360-400元之間。可見售價的55.6%—74.3%，落入窯主的腰包。
作為理性經濟人的窯主，自然追逐利潤極大化。由于充當窯主需要特殊的政治資源，窯主與包工頭之間不存在對等的“雙向選擇”關系，窯主有能力選擇要價最低的包工頭，于是包工頭間竭力壓價競爭。由此誕生了黑包工頭。洪洞縣三條溝村黑窯的包工頭衡庭漢，要價低就到300元/萬塊。窯主所得分額之高可想而知。
包工頭也是理性經濟人，也要在既有的約束條件下實現自己的利潤極大化。在300元/萬塊的價格水平上，根本不可能考慮給工人工資，連工人起碼的生活條件都無法滿足。而這樣的報酬/工作條件，根本不可能由“雙向選擇”找到“理性經濟人”來當工人。于是就形成了尋覓并管理“非理性經濟人”（對不起，杜撰了這個術語）的客觀需求。有需求就有供給，提供并管理“非理性經濟人”的行業應運而生。
有資格充當“非理性經濟人”的有兩類，其一是智障者，其二是未成年人。于是在北京、鄭州、廣州等外來民工聚集的地方形成了誘拐勞工的網絡。例如河南至山西早有運輸線，專門販賣未成年人往山西從事苦力勞動。由于這些誘拐來的勞力并非“雙向選擇”的結果，剝奪他們的選擇空間，使他們只能認命，就成了這個產業鏈運行的必要前提。于是監工、打手、狼狗就成了“理性經濟人”的唯一選擇，而豬狗食、牛馬活、兩手空空就成了勞工的宿命。黑包工頭完全可用經濟學理由為自己申辯：不這樣做我就得賠本。
由此，我們看到山西黑磚窯事件背后高度的經濟理性?，F存經濟體中，經濟理性是地道的“普世價值”，不但存在于磚窯這樣的“低素質”環節，也存在于IT這樣的“高素質”領域。
富士康發生職工12次連續跳樓事件后，2011年08月02日，英國《金融時報》席佳琳北京報道：“富士康(Foxconn)董事長兼總裁郭臺銘表示，這家全球營收最高的代工電子制造商計劃在三年內在中國工廠大量采用機器人，使其在數量上趕上工人的人數。”
報道稱：富士康“雇有100萬名工人，但目前在生產線上只有1萬臺機器人。”“郭臺銘表示，富士康集團明年將擁有至多30萬機器人，到2013年將擁有100萬機器人。”
這意味著郭臺銘打算在兩三年內用機器人替換幾乎全部工人。
眾所周知，作為全球最大的包工頭，郭臺銘的巨大財富建立在數以百萬計農民工血汗的基礎上，廉價勞工是他最大的競爭優勢，沒有這個優勢，他在蘋果、戴爾們眼中一文不值。在這個意義上，他與山西黑磚窯的窯主沒有質的區別。
對郭臺銘的這個大轉身，摩根大通(JP Morgan)硬件技術研究主管郭彥麟(Alvin Kwock)表示，“這表明勞動力成本已不再低于資本成本。”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啟動機器替代人的過程。
站在郭臺銘的立場，權衡成本是理性經濟人的本能反應，何況機器人不會跳樓，不會鬧工潮，不會被極端思潮煽動，無論看經濟效益還是社會效益，這都是最理性的選擇。
網絡上，有人傷感地問：“這些被取代了工作的工人，又該投向何方，學些些什么新技能呢？”邏輯上,郭臺銘可以理直氣壯地回答：那是你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
有人憤怒地要求：“一直以來，我相信該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員工的低收入，低保障，高技術。企業的盈利是這些工人帶來的?，F在公司不能拍拍屁股，就可以用機器人了，應當把這些年所欠福利返還給員工，比如欠員工的能夠在整個社會所用的技能培訓福利，教育福利等等”。這說說泄憤無妨，卻于法無據，當初政府就是靠廉價勞力“招商引資”的。從法制社會的立場，說郭臺銘違法，需要證據。
當今主流的經濟體制講究資本利潤極大化，郭臺銘無疑是其中的優等生；當今主流的社會理論基礎是法制、契約，農民工向郭臺銘出賣勞力是你情我愿，不是山西黑煤窯那樣拐騙捆綁，何過之有?
既然問題不在郭臺銘，就只好寄望于農民工自己了。富士康方面稱：希望雇員“向價值鏈上方攀升，超越基本的制造工作”。網上有人就此提出：“人類應該從事更多具有點智商的工作。”多么美好的愿望。但若你是長期從事單調重復勞動的農民工，想變成程序員或系統分析員，豈非鏡花水月？即便你已是程序員或系統分析員，誰不在憂慮自己的職業壽命？
更深一層，利潤極大化機制在中國運行30年，就導致了資本的急劇膨脹，導致了產能與購買力日漸擴大的失衡，導致了資本和勞力的同步過剩。根據«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2008年新增的逐利資金中已有20%無法在實業中找到投資機會。這樣的機制若再運行30年，被機器替代的豈止是農民工？事實上，現在大學生和“海歸”們都已經面對著就業困境。
照此下去，越來越多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能力集中在越來越少的人手中，越來越少的“高智商”工作讓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沒了飯碗，越來越多的人口在利潤極大化的經濟機器中失去價值，成為“垃圾人口”，而越來越小的精英集團靠資本、智力、權力就可以自成一體，多么美好，----這不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奧林匹斯（Olympus）之巔嗎？
其實，無論在哪個行當，有可能扮演資本家（窯主）和管理層（包工頭）角色的絕對是國民中的極少數。只有這極少數人有能力追求利潤極大化，有能力扮演“理性經濟人”的角色，而這一角色能否成功，端視其能否剝奪勞動者的理性選擇的空間。于是在高端行業，勞動者感受到的是饑餓紀律，是“女生當作男生用，男生當做畜牲用”；而在低端行業，勞動者就只能服從棍棒紀律了。
由此我們看到，以自由選擇、自由流動為基本訴求的主流經濟理論，在實踐中只能導致大多數國民的非自由狀態，從而壓縮他們“理性選擇”的空間。在這樣的機制下，黑磚窯、奴工是必然發生的現象。
在中國的企業中，工人曾經普遍具有一定程度的主人翁意識，象鐵人王進喜這樣的人物絕非個案。而今這種意識在工人中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南德集團總裁牟其中的名言：“我最討厭的就是主人翁意識”。
90年代中期以后，企業內關系變成了勞資關系、雇傭關系乃至主奴關系。“不是工作需要你，是你需要工作”成了許多企業培訓員工的主題。隨著企業性質的改變，饑餓紀律替代了“主人翁意識”。而廣泛存在的黑磚窯案中，棍棒紀律又替代了饑餓紀律----在這里，已經被降解為“要素”的勞動者，在暴力的威脅下，成了奴工，“要素自由流動”、“雙向選擇”之類說辭，淪為被撕成碎片的遮羞布。在“新自由主義”盛行二十余年后，人們現在真切地看到了“通向奴役之路”，不知哈耶克先生的高徒們，作何感想。
面對這樣的“必然現象”，理性的經濟學家們或許會辯稱：這是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代價。
“發展是硬道理”，在“發展”的大旗下，我們容忍了多少無法容忍的罪惡？難道不應該想想到底是誰的“發展”？什么“發展”？
在山西洪洞縣三條溝村黑窯的案例中，得到“發展”的首先是窯主一家人，然后是包工頭。如果經濟學家們去對奴工們論證他們如何得到了“發展”，真不知會得到什么反饋。
然而“發展”是實實在在的。低廉的磚價降低了建筑業的成本，保障了建筑商的利潤，更大的利潤自然由房地產商獲得，有能力獲得新房的人自然也“發展”了，如果他能控制大批房源并高價倒出，“發展”就更有效率，看看烈火烹油般的房地產市場，可知他們“發展”得何其神速。
掌握相關行政權力的部門，也有機會“發展”，工商、環保、勞監、質檢、公安各部門只需睜只眼、閉只眼，識相的窯主們自然會將“發展”送上門來。如果像山西的勞監部門那樣，順手將被解救的童工再次倒賣，或者像山西的警察那樣幫著包工頭阻止親人解救童工，“發展”會更有效率。
不但一個個角色可以得到“發展”，“社會”也會大大的“發展”。在山西黑磚窯事件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完全符合主流經濟學理論的產業鏈如何在區區十余年間發展、完善起來。它分工明確、職能清晰、效率奇高，不但足以擺平被他們獵取的奴工，也足以擺平當地政府，連山西省政府也眼睜睜看著它“發展”了十余年而無所作為。如此發展下去，“發展”的精英們還有什么不能擺平？這是一個多么美好的社會??！
縱觀數千年的歷史，精英集團的“發展”，其實就是聚斂；聚斂效率越高，多數國民越困頓；多數國民的困頓，必然危及經濟系統的運行；生產領域的困境，必然催生奢侈與賭博領域的繁華。其后果如何，史鑒歷歷。
或許，這正是他們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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