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雙月刊)2014年第1期 朱安東 蔡萬煥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重大項目“國際金融危機后資本主義的歷史走向與我國的應對方略研究”(項目編號:12&ZD091)的階段性成果。
[內容提要]階級分析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要分析方法，也是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重要視角。以此分析危機前后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結構的新變化，為我們認識危機后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趨勢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危機前的階級結構是:以金融資本家為代表的資本家階級力量膨脹，勞工力量被削弱，中產階級被擠壓;危機后的階級結構是:金融資本家未受實質打擊，力量繼續膨脹，中產階級繼續萎縮，民眾在覺醒，勞工力量在壯大，但是沒有形成實質性的挑戰資本的力量?；谝陨想A級分析，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短期內不會走二戰后的社會民主主義之路，大資本將進一步右轉，但是超越資本主義是歷史的大趨勢，社會主義運動將最終壯大。
[關鍵詞]國際金融 經濟危機 階級分析 階級結構 中產階級
作為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此次國際金融經濟危機自2008年持續至今，仍未完全走出泥潭。那么，此次國際金融經濟危機能否得到解決?將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得到解決?資本主義將向何處去?本文試圖利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分析危機前后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結構的新變化，從而為我們認識危機后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趨勢提供一個新視角。
一、引言:階級分析的重要性
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角度來看，此次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的根源仍然在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推行，導致勞工力量被打壓、貧富差距拉大、經濟金融化、世界經濟結構性矛盾突出、全球產能過剩等一系列問題，加劇和激化了矛盾。此次危機造成的沖擊、持續時間及影響范圍如此之大，以致2012年達沃斯論壇的第一場活動主題就是“資本主義大辯論”，現場將近一半人認為，資本主義無法應對21世紀。①曾鼓吹人類歷史終結于資本主義的弗朗西斯·福山面對陷入泥潭的資本主義制度，也不得不承認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對資本主義的基礎構成了挑戰。②關于此次危機是否預示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束，西方國家經濟社會將發生何種變化，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趨勢如何，理論界主要分為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資本主義不會滅亡，而是將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進行調整;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資本主義將被新的社會所取代。
在持前一種觀點的學者中，理查德·珀默弗雷特(Richard Pomfret)認為，歷次危機都可通過金融市場調整和嚴格的宏觀經濟政策得以緩解，這次也不例外，政策調整是資本主義制度進化的一個部分，而非資本主義的衰亡。③杰拉德·杜梅尼爾(Gérard Duménil)和多米尼克·列維(Dominique Lévy)認為，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失敗后，資本主義發展有三種可能的方向，但工人運動興起的“中左”路線和極右的軍國主義路線可能性較小，最具可能的是所謂“新大公司資本主義”，即美國金融資本家為獲得既得利益不會采取有利于工人階級的改革措施，那些原來積極鼓吹新自由主義和“小政府”模式的人，現在搖身一變轉而支持“公司資本主義”模式，即主要由大銀行家和大資本家通過政府來管制和管理整個經濟，以繼續維持大資本的利益，他們稱之為“中右”路線。④
在持后一種觀點的學者中，大衛·科茲(David M. Kotz)認為，此次危機為左派在未來幾年內組織起來并尋找資本主義的現實替代提供了機會。⑤喬萬尼·阿瑞吉(Giovani Arrighi)認為，中國獨立于美國和歐洲之外的發展道路為資本主義制度提供了一種替代。⑥西米娜·德·拉·巴拉(Ximenadela Barra)認為，全球權力中心正在經歷的危機以及資本主義內在的尤其是環境和人的發展等結構性矛盾正在促生聯盟，導致為后資本主義的選擇、多元化和與自然和諧發展而斗爭的運動正在拉美興起，他稱之為“21世紀的社會主義”。⑦李民騏認為全球階級斗爭的發展程度與此次資本主義危機的前景高度相關，全球階級斗爭存在三種可能的結果:資本主義制度體系得以成功調整，全球經濟繼續由為利潤而生產和無止境的積累主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被推翻;全球階級斗爭為一個新的全球體系作好準備，這個體系將建立在生產可持續性和為全人類的基本需要而生產的基礎上。⑧
理論界對此次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的分析已深入到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對危機的根源、發生機制、特點和發展趨勢作了大量富有成果的討論，但從階級分析角度出發進行研究的文獻相對較少。本文試圖利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通過分析危機前后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結構的新變化，為我們認識危機后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趨勢提供了一個新視角。
階級分析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要分析方法。以是否通過擁有生產資料而占有他人的勞動作為階級劃分的科學依據，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最后一章得出的《資本論》三卷的結論。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產物，階級的存在必然導致階級斗爭，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內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以階級斗爭的方式解決這一矛盾，從而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講，“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⑨。
階級分析也是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重要視角。此次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的根源，就在于工人階級相對狹小的消費能力與生產不斷擴大、財富日益向資本家階級集中的基本矛盾，而規模龐大的消費信貸最終也無法徹底解決這一問題。沒有階級分析，就無法認識危機的原因，從而也無法給出解決危機的有效方法。西方國家政府根據主流經濟學開出的藥方推行了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包括注資救市、減稅、削減社會公共支出等，不僅收效甚微，而且導致階級矛盾的進一步激化。2011年持續數月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和2012年聲勢浩大的歐洲大罷工再一次表明，無視階級分化及階級矛盾，許多經濟社會問題就找不到答案，政府出臺的經濟社會政策不但可能是徒勞的，更可能是適得其反的。
二、20世紀70年代至危機爆發前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結構變化
二戰結束后，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一段較快的經濟增長時期，階級矛盾相對緩和，從而帶來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所謂增長的“黃金時代”。這與各國采取了一系列社會民主主義政策有關，因為二戰后資本主義國家面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集團在意識形態上的威脅，同時也與自由資本主義聲名狼藉以及參加戰爭打敗法西斯的大眾要求分享更多政治、經濟權利有關。⑩
在“黃金時代”，西方國家政府政策制定的經濟學指導思想是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目標之一，是保持失業率長期處于較低水平。在黃金時代，這個目標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基本上達到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工人爭取更高工資的期望和能力都得到了加強，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的上升速度也比較快，一度超過勞動生產率的上升速度，導致了利潤擠壓，使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出現了利潤榨取的危機。因此，一方面利潤率的下降導致資本家不愿意投資，經濟停滯。另一方面，由于工人爭取更高工資的能力和期望上升，工人的實際工資不斷上升，對單個資本家而言，要保證自己的利潤份額和利潤率，就得提高產品的價格。但如果每個資本家都這么做，物價水平就會上升。由于工人階級談判能力較強，物價上升又轉化為工資的進一步上漲，從而形成一個工資物價交替上升的惡性循環。
在這個“滯漲”背景下，1979年撒切爾夫人在英國上臺、1980年里根在美國執政，使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得到大規模實踐。新自由主義維護壟斷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的利益，采取各種方式在生產過程內外對工人進行剝削和再剝削。新自由主義打擊了勞工力量，降低了工人實際工資，擴大了貧富差距，加劇了消費不足，促進了全球性的產能過剩、惡性競爭和金融化，從而導致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激化和此次危機的爆發。
(一)以金融資本家為代表的資本家階級力量膨脹
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機器，西方國家政府政策的制定旨在維護資本家階級的利益這一點在危機前就已十分明顯。例如，美國政府往往以低價將開采權出售給大公司。美國為醫療保險受益者提供藥品福利的法案中有一項條款規定，政府不得與制藥商討價還價，這不啻于送給制藥商一份厚禮——據估計十年間價值5000億美元。11此外，美國熱衷于推行以戰爭為手段的外交政策，壟斷資本集團的利益是美國發動戰爭的導向，但戰爭的受益者和成本承擔者之間由于利益問題產生了矛盾。例如，美國以國家名義對外發動伊拉克戰爭，動用納稅人的錢向軍火商購買武器，戰爭結束后，石油巨頭等壟斷資本集團開采石油資源獲得巨額利潤，戰爭的成本則全部由國內普通民眾承擔。
20世紀70年代以來，信息化技術迅猛發展，賦予了資本以高度的流動性和靈活性，為資本的全球化和金融化提供了技術基礎和物質條件;同時，新自由主義政策取消和縮減了國家和社會對資本逐利活動的各種限制，為資本的全球化和金融化提供了制度基礎和政策保障。因此，金融部門雖然不創造價值，但可以依靠吸收更多資本投入形成金融泡沫而獲利，金融部門受到這些逐利資本的青睞。因為只有在金融資本這一形態上，資本才完全擺脫了物質形態的束縛，獲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和靈活性，才能最充分地表現出其最大限度追求增值的本性。在資本形態變化的同時，資本家階級內部也產生分化，出現一個“掠食者階級”12即金融資本家階級，他們憑借對金融資本的掌握而占據支配資本主義生產的主動權和對利潤分配的優先權，相對產業資本家階級占據更大優勢。
這一時期，不僅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階級結構變化，全球范圍內國家間的階級分化也日益嚴重，全球最富的8%的人群占據全球50%的收入，其中最富有的1%占據15%。13經濟全球化浪潮將世界各國納入到資本主義體系中，資本家階級由于共同的利益而結成全球資本家階級，然而經濟全球化并沒有導致勞動力的全球流動，資強勞弱格局得到鞏固。
(二)中產階級被擠壓
“中產階級”并非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范疇。列寧根據馬克思的思想對階級概念作的經典表述中已指出，不應根據收入高低來判斷一個人屬于哪個階級，階級劃分的科學依據應是是否掌握生產資料并以此無償占有他人的勞動。所謂“中產階級”的產生并沒有推翻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的論述。以職業經理人為例，從管理二重性角度來看，他們的工資中包含剝削性收入即剩余價值。此外，應把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工人階級與發展中國家工人階級的相互關系這個大背景下進行考察。處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心地位的發達國家利用自身的經濟、政治、軍事等優勢，從外圍國家源源不斷地獲取剩余價值，從而為在本國國內使部分工人分享剩余價值提供可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列寧形象地用“工人貴族”來描述這部分工人，即現代社會中的所謂“中產階級”。列寧指出，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世界范圍內領土已基本被瓜分完畢，資產階級用從國內外剝削而來的超額利潤的一部分收買工人中的上層分子，培養出一個工人貴族階層。列寧指出:“享有特權的工人階層的比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這些工人‘資產階級化’了，使他們從本國資本的利潤中分得一點油水，使他們感受不到破產的貧困的大眾的災難、痛苦和革命情緒。”14因此，本文并不贊同“中產階級”這一提法，但為簡單起見，本文暫借用這一表述，用來指稱工人階級中收入水平相對較高的階層?，F代西方國家社會中，“中產階級”一詞被頻頻提及。中產階級界定標準一般認為有兩條:一是那些從事律師、教師、醫生等通過提供知識來獲取收入的人群;二是年收入在某一區間范圍內，例如一般認為人均年收入在4—25萬美元間的人即為中產階級。
此次危機前，金融資本家階級利用消費信貸等手段，在消費過程中進一步將收入向資本家階級轉移，通過掠奪性借貸和濫發信用卡使部分工人群體成為他們牟取暴利的犧牲品，工人實際工資中用于個人消費的部分停頓甚至下降，導致資本與勞動的矛盾進一步加劇。此外，危機前資本市場的泡沫也通過“財富效應”鼓勵了居民的借貸行為。隨著房價和股票價格的上漲，人們感到自己的財富增加，因而更敢于借貸消費。其后果是美國家庭部門的欠債越來越多，超過了美國家庭部門可支配收入的130%。僅僅在2004年至2006年之間，美國家庭部門就以他們的房產做抵押向金融機構貸款8400億美元。一旦房價下降，這些借貸買房的中產階級就很可能出現資不抵債，成為無家可歸者。
(三)勞工力量被削弱
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為保證資本利潤率，西方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打擊工人力量的措施(如直接打擊工會、解除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等)，導致工會成員率下降、失業率攀升、工人的實際工資下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收入分配差距出現加劇并擴大的趨勢，從而使得階級矛盾尖銳化。
工人的組織遭到打擊并被削弱的表現是，工會成員率下降。在過去的30多年時間里絕大多數國家都出現了工會成員率下降的現象。美國工會成員率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急劇攀升，從10%左右升至近35%，但戰后隨著麥卡錫主義的盛行，工會力量遭到削弱，1975年工會成員率降至25.3%，經過新自由主義時期的更嚴重的打擊，到2010年下降至11.4%。其中，私人部門的工會成員率更低，到2010年尚不足7%。經濟合作組織國家工會成員率的平均水平從1978年的34%下降到了2008年的17.9%。15
在工會力量被削弱的同時，為使勞動力市場保持競爭從而壓低工人工資，許多國家的政府以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經濟為由，有意識地提高失業率。美國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失業率與之前一個時期相比有較大幅度的攀升，本輪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后其失業率一度超過10%。歐洲更是如此，失業率長期處于高位。
由于失業率長期處于較高水平，再加上工會力量的衰落，各國工人斗爭的能力和意愿急劇減弱，工人的實際工資也出現了下降趨勢。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目前美國工人的小時實際工資仍未恢復到1973年的水平。在西方其他國家，工人實際工資在新自由主義時期要么基本停止了上漲，要么出現了下降。在發展中國家，情況就更加悲慘。
總之，危機爆發前，在新自由主義的一系列旨在維護資本家階級特別是金融資本家階級利益的政策作用下，金融資本家階級膨脹、“中產階級”受擠壓以及工人階級生活狀況不斷惡化，財富進一步向資本家階級集中，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工人階級地位遠低于二戰后的“黃金時期”?？唆敻衤堰@概括為“將時間往回調，逆轉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經濟政策”，把美國帶回到大危機前由少數富豪統治的時代。16
三、危機爆發至今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結構變化
危機后西方國家并沒有認識到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錯誤，也沒有采取措施調整這種政策所導致的不合理的階級結構，相反，西方國家政府的政策措施反而繼續加劇了這種不合理。
(一)金融資本家未受實質打擊，右翼勢力膨脹
危機剛爆發時，各國政府紛紛出手“救市”，挽救了以大型金融企業為主的一大批公司，其實質是利用公共財政資金挽救了以金融資本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即導致本輪危機的肇事者。這些措施確實在短期內避免了國際金融體系的崩潰并在很多國家阻止了經濟的下滑，但同時卻把西方主要國家的公共債務水平從一個高位推高到了一個無法持續的水平，從而爆發了主權債務危機。
雖然西方國家政府的危機應對措施可謂“捉襟見肘”、按下葫蘆浮起瓢，但對資本家階級以及他們的大公司而言卻是重大利好。為刺激經濟增長，各國實行減稅計劃，受益最多的則是富人。以美國為例，不僅最高邊際稅率從卡特時期的70%降到小布什時期的35%，對資本收益的稅率也大為降低。資本收益稅率到2007年又從35%下降到15%，因為占人口90%的底層民眾只得到不足10%的資本收益，對他們而言幾乎沒有影響，但對美國最富的400人而言，資本收益稅率降低使他們的人均年收入在2007年增長4500萬美元、2008年增長3000萬美元。17
2010年第三季度，全美企業獲得1.66萬億美元的利潤，創下有史以來的最高記錄。自從實行“救市”計劃之后，美國的有錢人卷土重來，收入集中程度更上一層樓，95%的收入流向了占總人口1%的最富有的人，而超過60%的收入都流向了在總人口中占比0.1%、年收入190萬美元以上的人。18可以說，此次危機中金融資本家并未遭受實質性打擊，相反，他們借助政府的救市措施以及包括減稅計劃在內的財政貨幣政策度過危機并進一步壯大。正如沃倫·巴菲特所言:“過去20年一直存在階級斗爭，只不過我所處的階級勝利了。”19就在各種經濟社會危機需要統治階級作出讓步的時候，人們看到的卻是許多西方國家統治階級不愿意讓步，以至于紛紛出現黨派之爭、政治僵局。例如，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為了維護各自背后不同統治集團的利益，互不讓步，導致2014財政年度預算未通過，以至于2013年10月1日起美國聯邦政府非核心部門關閉，時間長達16天。在經濟低迷背景下，右翼勢力抬頭，如美國主張采取保守經濟政策的茶黨舉行多次抗議活動，主張政府要減小規模、縮減開支、降低稅收、弱化監管。在長期深陷經濟停滯泥潭的日本，極右勢力不斷膨脹，為轉移國內危機其軍費開支也持續攀升，2013年9月25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美國的一次演講中甚至公開宣稱自己為“右翼軍國主義者”。20
(二)中產階級繼續萎縮
盡管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工資的絕對水平遠遠高于馬克思的時代，工人尤其是其中的中產階級的生活狀況大為改善，但工人作為勞動力商品的地位并沒有改變。因為工人工資的提高是與時代發展所帶來的勞動力價值本身的提高相適應的。而工人“相對貧困化”的實質在于工人的收入只能等于勞動力價值。在這個意義上，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即使是所謂的中產階級，由于不掌握生產資料，他們依然沒有擺脫“貧困”。
美國一直把自己視為一個中產階級的國家，但是近年來，美國的中產階級已經被掏空了，相對于社會底層那些需要較少技能的工作以及社會上層那些需要更強技能的工作，那些曾屬于中產階級的“好工作”似乎正在逐漸消失。這種現象被稱為勞動力的“兩極分化”。瑡隨著這類“好工作”的消失，這類工作的工資也隨之下降，資本家階級與中產階級間的工資差距也隨之拉大。勞動力的兩極分化意味著，一方面更多的錢流向了資本家階級，另一方面原本屬于中產階級的人滑落到了底層。
危機的發生使資本家階級利潤渠道減少，為維護自己的利益，原本分享給中產階級的一部分利潤便被削減，中產階級普遍陷入困境:失去工作、工資降低、住房價值暴跌、社會保障缺失等。危機中中產階級的地位顯得如此不堪一擊，一次未能支付的抵押貸款很可能升級為房屋的喪失;無家可歸又很可能升級為失業以及家庭的最終破裂。目前，約有200萬戶居民因無法還貸而被收回房屋;23%的美國家庭背負的抵押貸款金額高于其房產的價值;大約有5000萬美國人沒有健康保險，一個人生病導致全家生活水平滑落到底層的事時有發生。
(三)民眾在覺醒，勞工力量在壯大，但是沒有形成實質性的挑戰資本的力量
面對大量注資救市后出現的債務危機，西方國家普遍采取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以“貨幣寬松”為主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給市場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但并未給實體經濟帶來所期望的影響。如果說寬松貨幣政策是“揚湯止沸”的話，當前情況下緊縮的財政政策則相當于“飲鴆止渴”。由于西方國家把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歸因于政府福利支出太高導致的財政赤字，因而對策是降低政府支出，而財政支出的削減主要針對的是福利支出部分。這必然導致中低收入階層本來就很困難的生活境況更加惡化。如果把危機爆發時政府用公共財政“救市”和之后削減社會福利支出結合起來看，可以認為這是又一輪的“劫貧濟富”。這必然會進一步加劇這些國家的貧富分化，使貧困人口增加，22導致消費更加不振，危機進一步深化。各國的失業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實體經濟的運行情況，根據歐盟統計辦公室(Eurostat)網站提供的數據，整個歐盟在2013年1月的失業率達到11.3%的歷史高位，比2011年底上升了1.3個百分點，歐元區17個國家的平均失業率達到了12.5%，比一年前上升了1.8個百分點。其中情況最差的是西班牙，全社會失業率在2013年1月達到了26.6%，青年(25歲以下)失業率更是高達55.5%。23
實際上，在危機發生后美國政府采取的諸多政策中，沒有任何一項是針對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分配的，在危機后出臺的財政政策四大法案中，僅有雇用激勵以恢復就業法案涉及刺激就業的內容，而且也基本上是利用政府補貼的手段。盡管財政政策部分試圖直接針對有效需求不足，但是這些政策基本上是試圖通過降低稅收來增加需求，但是由于這種減稅政策的乘數作用較之于投資要小很多，而且這種增加企業和個人收入以增加需求的方法在過度負債的美國經濟中很難奏效，新增的收入往往被用于緩解負債壓力而不是增加新的消費和投資。
隨著生活境況的惡化，階級矛盾也更加激化，各種抗議、游行、示威以及罷工的事件層出不窮，金融和經濟危機逐漸發展為社會和政治危機。2011年席卷歐美的“占領華爾街”、“占領倫敦”等運動打出的“銀行被拯救了，我們卻被出賣了”、“向華爾街而非窮人征稅”等口號和標語，更是道出了美國普通民眾的心聲;2012年11月14日歐洲23國的工會組織成員走上街頭，以大罷工方式抗議政府緊縮政策，此次罷工人數達到數百萬人規模，成為歐洲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行動。24但是，由于沒有從20世紀末社會主義的巨大失敗的陰影中走出來，沒有找到一條超越資本主義的實際道路，所有這些運動并沒有形成像20世紀上半期那樣的動搖資本主義秩序的力量，因此資強勞弱的大趨勢沒有改變。
四、從階級力量對比角度看危機后資本主義制度調整的趨勢
此次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前，西方國家自詡本國的社會呈現“橄欖型”結構，極富階層和赤貧階層少，中產階級卻相當龐大。他們認為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定的基石;能否形成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是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否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實現高品質民主的前提條件。然而危機前后西方國家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已經使“橄欖型”社會向“沙漏型”社會轉變，資本家階級不斷膨脹，中產階級被擠壓滑落到底層的工人階級，階級結構的兩極都在不斷壯大。這種“沙漏型”的階級結構使得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呈現以下三個特點。
1.短期內不會走二戰后的社會民主主義之路
除了單獨發生在貨幣信用領域的特種貨幣危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實質就是生產的無限擴大和廣大工人階級購買力的相對狹小之間的矛盾，危機的結果往往會導致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矛盾的尖銳化和激化。因此，每次在危機解決過程中，資本主義國家都會采取一些改良措施，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對勞資關系等進行調整，如與工會組織進行勞資談判、適度提高工人工資、建立一套較為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等等。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北歐瑞典、挪威等國實行的社會民主主義道路。社會民主主義實際上就是私有制加二次分配調整，即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層面仍然堅持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二次分配中政府采取稅收和轉移支付等手段調節過高收入，并通過橫向上覆蓋社會各階層、縱向上“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縮小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形成表面上看似較為和諧的勞資關系和“兩頭小、中間大”的較為穩定的社會結構。此次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后，許多西方民眾和學者懷念二戰后資本主義增長的“黃金時期”，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回到二戰后的社會政策環境中去。
在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中，美國和歐洲等國也曾試圖采用改良主義以限制高收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高社會消費水平，從而擺脫危機。如美國政府在向華爾街提供巨額救市資金的同時，奧巴馬公開抨擊華爾街金融高管的貪婪和不負責任，并表示要限制華爾街金融高管的年薪;敦促國會通過薪資稅及失業救濟金延期法案，同時密集推銷其醫療保險改革，宣稱要提高美國普通民眾的福利水平，等等。但是社會民主主義道路只是資本家階級為緩和階級矛盾、維持經濟穩定及其統治的工具，這些措施可能暫時緩解問題，但基本矛盾仍未得到解決，而且這種緩解還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經濟發展很好，這一點利潤轉移不危及資本家的總體利益。一旦危機爆發，利潤率下降，又由于生產資料所有權仍然掌握在資本家手中，資本家階級在沒有充足的利潤分出的條件下，必定拋棄這一制度。
在這次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中，美國除了實行很有限的帶有社會民主主義措施的政策外，還實行了很多有利于大資本的政策，但是結果很不如人意:一方面，經濟持續低迷，就業水平仍未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不斷注資減稅，結果造成主權債務危機。于是，以茶黨為代表的美國右翼力量就把矛頭指向本來就很微少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敦促政府減少政府赤字、削減政府債務規模、大幅減少社會保障和福利方面支出，這一措施下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首當其沖地受到沖擊。在歐洲，大致相似的原因也導致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歐洲的右翼也將矛頭指向歐洲的福利國家制度，認為過高的福利水平導致歐洲經濟發展缺乏動力并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因此不斷有削減福利開支的呼聲響起。面對右翼的進攻，在歐美當前資強勞弱的大背景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可能在危機后短暫的遲疑后又一次走上“劫貧濟富”道路，從而為不久以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又一次更大規模地爆發埋下伏筆。可見，短期內資本主義國家是不會走社會民主主義道路的。
2.大資本正進一步右轉
此次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后，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右翼分子不僅沒有反思危機的根源，恰恰相反，他們主張一種供給與需求兩方面措施的奇怪組合:削減赤字和減稅。他們認為，削減赤字能恢復人們對國家和經濟的信心，減稅能提高經濟效率并把錢放到那些善于花錢的人手中。25如果按照這些右翼分子所說，既要削減赤字又要減少稅收，那就意味著必須大幅削減政府支出、縮減政府規模，事實表明這果然被列入歐美國家政府的議程。
當前，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出現了這樣的趨勢:在國內事務上，右翼分子不僅要求縮減政府規模，還要求去監管化、削減社會公共支出、減稅;對外，右翼分子則推行單邊主義，渲染他國威脅論和恐怖主義威脅，借此推銷戰爭，以戰爭帶動國內軍火工業并轉移國內矛盾的焦點。這兩條政策都是大資本主導的，代表了大資本的利益。
冷戰時期，美國以“蘇聯威脅論”為由，動用大筆財政支出用于裝備軍事力量。冷戰結束后，對于美國而言，過去的敵對國或敵對集團已經不能對其構成軍事威脅，但美國仍熱衷于增加軍費支出、裝備軍事力量、在全球各地建立軍事基地。
“9·11”事件后，美國推行先發制人戰略，發動了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等，還頻頻打著“人權”等幌子武裝干涉他國內政，導致利比亞亂局和所謂“阿拉伯之春”。這表明，美國國內的霸權主義和軍國主義抬頭，這不僅與美國企圖在全球加強和鞏固其軍事霸權地位有關，也是其國內軍工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使然;尤其是在此次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之后，美國的經濟霸權地位受到挑戰，新興經濟體卻表現優秀，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變動，因此美國必然依靠武力強行維持自己的經濟霸權地位?？梢哉f，美國已走上了“軍事凱恩斯主義”之路。
美國奉行軍事凱恩斯主義，必然會形成戰爭沖動。戰爭對美國經濟增長有刺激作用，戰爭增加了美國政府的軍費開支，擴大了對軍工產品的需求，促進軍事工業的生產從而拉動經濟增長。據美國官方數據顯示，進入21世紀以來，軍費開支對美國實際GDP增長的貢獻率遠大于20世紀90年代且持續上升，攻打阿富汗的2001年其貢獻率為0.14個百分點，2002年為0.28，發動伊拉克戰爭的2003年劇增至0.36個百分點，2005和2006年曾一度下跌至0.07，但危機爆發后的2008、2009和2010年這一數據分別又上升為0.36、0.27和0.22。26
危機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階級力量相對二戰后時期更為膨脹，掌握了國家絕大部分財富，并且在西方國家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領域均占據絕對統治地位。危機后，資本家階級攫取剩余價值的活動更加變本加厲，動用政府公共財政資金挽救了自己并進一步打擊工人力量、擠壓中產階級。然而這卻是一種短視行為，長遠來看是行不通的。此次危機的根源在于工人階級同資本家階級之間貧富差距過大，危機后資本家階級的做法及右翼分子的主張又進一步加劇了這一矛盾，其后果必將導致階級矛盾進一步尖銳化，出現經濟停滯、社會動蕩局面。
五、超越資本主義是歷史的大趨勢
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特定階段的資本主義，在歷史上促進了生產力的極大發展。但當資本主義制度所能容納的所有生產力全部釋放出來之后，資本主義制度就成為制約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于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27。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規律下，從20世紀初以來，資本主義的衰落與社會主義的興起就成為歷史的大趨勢。
從橫向比較來看，在解決資本主義幾百年發展帶來的各種矛盾方面，社會主義已經并將更進一步表現出自己的優越性。十月革命和二戰后社會主義運動的興盛，使許多國家紛紛宣布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并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成就;在經歷了新自由主義帶來的收入兩極分化、經濟危機頻繁爆發和經濟停滯、社會動蕩之后，委內瑞拉實行21世紀社會主義，玻利維亞實行社群社會主義，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社會主義傾向的改革，使得這些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大為改觀;此次危機爆發后，“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歐洲23國工人大罷工中，游行的人群也紛紛打出了向社會主義轉變的要求。
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28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客觀上為社會主義的誕生創造了條件。但是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資本主義絕不會自動滅亡。資本家階級為了維護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和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必定會動用國家暴力工具對工人階級運動進行無情的打壓。因此，這需要勞動人民的斗爭和工人階級意識的覺醒。
從危機前后工人階級的力量變化來看，信息技術革命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但也導致工人“去技能化”，勞動對資本的隸屬程度進一步加深，勞動力受剝削程度加深，相對貧困化趨勢更加明顯。危機后中產階級被擠壓滑落為工人階級，進一步壯大了工人階級的力量。“橄欖型”社會向“沙漏型”社會的轉變，意味著階級結構的兩極都在不斷壯大和階級矛盾的不斷尖銳化，只要工人階級意識覺醒，由自在階級成長為自為階級，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就會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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