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國的“先富者”們如何完成原始積累

　　王中宇《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觀察》 第三編 兩極分化觀察 第一章 資金流量觀察（下）

　　1.4 可支配收入的使用格局演化

　　前兩節我們觀察了可支配收入的來源與分配演化，本節觀察可支配收入的使用?？芍淇偸杖氲氖褂梅较蛴袃深悾合M與投資。

　　消費包括居民個人消費和政府部門的公共消費。

　　可支配總收入扣除消費后的余額是總儲蓄?？們π罨緵Q定了一個部門的投資能力，但有一項調整：資本轉移----“即一個部門無償地向另一個部門提供用于固定資本形成的資金或實物，包括投資性補助及其他資本轉移。”(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計算司趙春萍 «資金流量表編制說明»)這種無償的投入，主要是政府部門進行?？們π罴由汐@得的資本轉移，就是一個部門的投資能力，實際投資則分解為資本形成總額和凈金融投資。在資本形成總額中又分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和存貨增加兩類。

　　儲蓄與消費

　　全社會可支配收入在儲蓄與消費間的分配格局見圖3.64。數據顯示，自進入本世紀后，消費份額迅速下降。17年平均，最終消費占可支配收入的59.05%，而總儲蓄占40.95%。不妨模仿氣象學界的方法，以17年均值為基準，計算每年的“距平值”得圖3.65。請注意2003年，此前，兩者在均值附近互有漲跌，此后兩個份額呈現出單向加速走勢，系統性地偏離了均值。到2008年消費所占份額比17年均值低了11.36%。消費份額如此急速地萎縮，是如今經濟困境的根源所在。

　　圖3.64：全社會可支配收入使用結構演化

　　圖3.65：消費、儲蓄份額的“距平值”

　　消費結構

　　消費由住戶部門與政府部門兩個主體進行。在«中國統計年鑒2010»上能查到比«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覆蓋區間更長，區劃更細的消費結構數據(見圖3.66)。從1978年到2008年，政府消費份額從21.44%增加到27.41%，2009年微降至26.82%。在居民消費內部，農村居民消費從1978年的48.79%降至2009年的17.42%。17年累計農村居民、城市居民、政府占總消費的平均份額分別是33.62%、42.49%、23.89%。其“距平值”演化見圖3.67，數據顯示出份額擴張最大的是城市居民，其次是政府，這兩者擴張的代價是農村居民的份額大幅萎縮（30個百分點以上）。

　　圖3.66：消費構成演化

　　圖3.67：三類主體占總消費份額的“距平值”

　　消費受制于支付能力，由消費/可支配總收入可觀察二者間的關系(見圖3.68)

　　圖3.68：消費/可支配收入

　　先觀察住戶部門，1998年以前，這個比值大體維持在69%附近，這大體符合中國人“耕三余一”的傳統：三年勞作所得需結余出一年的收入。此后步步高升，超過了74%，直至2004年才回到69%以下。

　　回顧這段歷史，1998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該文件明確提出：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當年住房改革目標何在?請看新京報的一則報道：

　　1997年11月的一天，朱镕基來到深圳視察工作，時任萬科總經理的王石受命進行企業匯報。那時，萬科已經是一家房地產特征很明顯的公司，他的發言引起朱镕基的興趣。他認為，2—3年內，住宅產業不可能成為支柱產業。

　　“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呢?”朱镕基問。

　　“不能。”“如果金融市場開放呢?”“不能。”“消費信貸放開，還不行?”“……兩年內不行。”“我兩年內一定要把住宅行業促成支柱產業。”朱镕基斬釘截鐵。

　　“總理說行，就一定行!”全場大笑。

　　(«十年一覺房改夢待從頭回歸“保障”» 2008-6-15 新京報)

　　總理果然言必信、行必果，于是人們看到在各類富豪榜上，擠滿了房地產富豪，而購房成了每個人不得不面對的硬性支出，但絕大多數國人的實際收入，連當“房奴”的資格也沒有。

　　同是1998年，“亞洲發展銀行駐中國辦事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左小蕾夫婦致信總理朱镕基，提出三年內擴大大學招生一倍和教育收費的建議，其核心理由包括：可以擴大消費需求、緩解就業壓力;可以使新增勞動力延遲進入就業市場，給下崗職工騰出工作機會。其具體建議包括：加快高等教育產業化進程，創新融資機制，收取使銀行獲得至少是貸款平均收益的利率;為此需對新增學生全額收費。此后產業化成了事實上的教育改革方向，每個國民的切身體驗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早在1979年元旦，時任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就提出“運用經濟手段管理衛生事業”。同年，衛生部開始試點對醫院“定額補助、經濟核算”。1984年，衛生部提出“簡政放權，多方集資。”1985年，“市場化”導向的醫改啟動。1997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以“醫藥費用過快上漲”為由，提出“衛生改革亟待深化”。而“深化”的核心手段是“進一步擴大衛生機構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打破平均主義”。結果醫療機構成為牟利機構，而政府乘勢擺脫了財政負擔。據衛生部公布的《2005年中國衛生統計提要》的數據，我國的衛生總費用從1980年的143.2億元急速上漲到2003年的6623.3億元，但在這飛漲的衛生費用構成中，政府衛生支出從36.2%下降至17.2%，社會衛生支出從42.6%下降至27.3%，個人衛生支出卻從21.2%劇增至55.5%，甚至在2001年一度達到60.0%。且2001年全國衛生事業費總額為546億元，其中中央部分只有35.43億元，占總額的6.5%。(以上數據轉引自«中國醫改成“夾生飯”» 人民網　2005-06-27)

　　1997年12月1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打好國有企業改革攻堅戰”，為此要求“進一步實施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再就業工程，真正形成企業優勝劣汰機制和勞動力合理流動機制。”下崗分流就此大規模展開，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計算，從1997年到2006年國有企業職工人數減少了3507.4萬人。 這些當初的“中產階級”頓時淪為城市貧民。

　　住房、教育、醫療、下崗四箭齊發，將原本由政府承擔的費用推給最缺乏支付能力的社會群體，導致此后數年住戶部門消費支出/可支配收入明顯超出歷史平均水平。底層國民走向困頓，給資本集團創造了暴富的良機。正是在這期間，中國的兩極分化加速發展，以房地產富豪為代表的、中國特色的私人資本原始積累基本完成。他們與工薪勞動者間的兩極分化亦基本完成。

　　與此同時，工薪勞動者內部亦發生明顯分化。1992年金融企業部門人均勞動報酬為家庭小生產者(住戶部門)的6.83倍，到2004年擴大到11.8倍，政府企業部門則從5.17倍擴大到8.32倍。而非金融企業部門卻從3.14倍收縮到2.48倍。

　　這一切導致2003年后社會上對基尼系數的密切關注，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字,我國的基尼系數在改革開放前為0.16，2003年已經至0.458，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到達危險的邊緣。2004年我國基尼系數已超過0.465。

　　于是社會成員的絕大多數支付能力嚴重不足，而支付能力的主體卻集中在少數、甚至極少數國民手中，他們已經應有盡有，除了支撐起一個讓全世界側目的奢侈品市場外，大量的支付能力轉為儲蓄----加入資本的行列，冀望“以錢生錢”。于是2004年后，住戶部門欄下，消費/可支配收入急速下滑。

　　與之對應，由于上述四大改革大大卸除了政府的財政負擔，1998年后，政府消費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續下降，從1998年的69.97%一直降至2003年的57.34%，而這期間，政府官員普遍的感受是“不差錢”。

　　迅速的兩極分化導致社會失穩。防盜門發展史折射出了社會失穩史。今天浙江永康生產的防盜門約占全國的70%，被中國建筑金屬結構協會授予“中國門都”之稱。有意思的是永康的防盜門行業自1997年興起，而此前國人對防盜門知之甚少，80年代之前更是聞所未聞。而今防盜門幾乎成了家家戶戶的必備設施。

　　在政府消費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降至歷史最低點的2003年，“維穩”已然成為各級政府的要務。就在這一年，所謂“深圳模式”的亮點、外來農民工聚集的東莞，公安局提出當年工作思路是：“全力維穩 務實創新”，要求“迅速、妥善地處置各種群體性事件。”為此要拓寬情報信息渠道、全面開展情報信息工作、狠抓流動人口和出租屋管理、在市區47個主要路口設置具有自動抓拍功能“電子警察”、加大夜間巡邏密度……。(«全力維穩務實創新 東莞公安局提出2003年工作思路» 南方網2003-02-21 http://www.southcn.com/news/dishi/dongguan/shizheng/200302210521.htm)

　　這一年五月八日汕頭市政府批轉市維穩及綜治辦《2003年汕頭市維護穩定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意見》，通知要求對“系統各有關單位”實施維穩責任的“一票否決權”制度。(汕頭建設網http://www.stjs.gov.cn/zwzx/info.asp?id=284)

　　“維穩”甚至上了小學的工作計劃，這一年長沙市芙蓉區大同小學的«2003年大同小學維穩工作計劃»要求“杜絕群體性事件”，“管理好房屋租賃和臨時居住人口”，“聘請法制校長”，“安全保衛工作方面應健全機構，落實人員，經費納入預算”，“完成各級綜治委布置的其他工作任務”……(見長沙市芙蓉區教育城域網http://datong.furongedu.com/AreaInfo/Upfiles/InfoAttachFile/Info20050118_3097.doc)嗚呼，這還是在辦學校、搞教育嗎?

　　“維穩”無非軟硬兩手，“軟”即所謂“花錢買穩定”，“硬”即動用專政工具。兩手都要花錢，結果政府消費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回升。17年間，在財政支出中份額擴張最明顯的是“撫恤和社會救濟”及“行政管理費”兩項（見圖3.69），這是維穩軟硬兩手的代價。

　　圖3.69：財政支出項目構成演化

　　總儲蓄

　　可支配收入減去消費即總儲蓄，全社會總消費與總儲蓄對比見圖3.70。數據顯示，2003年后總儲蓄增速超過總消費，2007年后總儲蓄值超過總消費，即當年生產的一半以上財富成了“儲蓄”。

　　圖3.70：總消費與總儲蓄

　　圖3.71是總儲蓄的部門構成。數據顯示，從總量看，住戶部門是最大的儲蓄部門;從動態看，住戶部門的份額在萎縮，而其他部門的份額均在擴張。以住戶部門的儲蓄量為尺度來衡量其他部門，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這一趨勢(見圖3.72)

　　圖3.71：總儲蓄的部門構成

　　圖3.72：各部門總儲蓄與住戶部門之比

　　資本轉移

　　從全社會看，總儲蓄亦即投資能力。從各部門看，儲蓄代表了各部門進行投資活動的自有資金。而各部門的投資能力尚需受資本轉移的調控。

　　17年累計，各部門間資本轉移格局見表3.3。

表3.3：各部門間累計資本轉移（1992-2008年）

　　資本轉移是無償進行的。數據顯示，資本轉出的主體是政府部門，占到合計的97.63%，其次是國外部門，僅占2.33%，最后是住戶部門，僅微不足道的0.04%。而資本轉入的主體是非金融企業部門，占合計的97.46%，其次是政府部門，占2.33%，然后是國外部門，占0.14%，最后是金融企業部門，占0.7%。從總體上看，資本轉移主要是政府對非金融企業部門的無償注資。圖3.73中政府部門資本轉出曲線與非金融企業部門資本轉入曲線幾乎重合就印證了這一點。

　　圖3.73：政府部門資本轉出與非金融企業部門資本轉入

　　圖3.73再次顯示，1998至2003年是個值得高度重視的時段。這期間政府部門向非金融企業部門大量無償注資。這個時段的主題詞無疑是“國企改制”，政府為之動用了巨量資金，在其峰值的2001年，高達6,053.83億元，占當年財政收入的37%。

　　國企改革啟動于1992年，但在實際操作上，直到1998年前，國企改革仍未觸及產權問題。1997 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了“用三年左右的時間，通過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的目標。其核心措施除了前述“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外，就是“以市場為導向，資產為紐帶，通過強強聯合，在一些重要行業或關鍵領域組建一批大型企業集團，同時采取改組、聯合、兼并、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開搞活國有小企業的步伐。”這被簡稱為“抓大放小”。

　　“抓大放小”理論上源自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周叔蓮，1993年7月他在《光明日報》上主張，認為只需要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團。實踐上則源自“諸城經驗”：從1992年到1996年，山東濰坊諸城市市長陳光將282家國有和集體企業全部私有化。1997年“諸城經驗”被當時的中央肯定。同年江蘇省委書記陳煥友對基于集體經濟的“蘇南模式”進行公開反思，從此集體經濟制度在基層經濟組織中的徹底淡出。(新華網《率先“賣”國企掀全國大爭論(組圖)》 2008-10-27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0/27/content_10260107.htm;新浪讀書《中國第一個企業股份制改革城市：諸城》 2008-12-04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77666_51350.html;常征《江蘇公開反思蘇南模式》 中華工商時報, 2004-10-15;新望《蘇南模式的歷史終結》(2004-10-28 http://www.china-review.com/sao.asp?id=5739.)

　　“抓大放小”的結果，國企戶數從1998年的23.8萬戶降到2003年的15萬戶。隨著全民所有和集體企業的萎縮，它們提供的就業崗位降至微不足道的地步，廣大勞動者只能就業于私營企業，成為資本的雇傭勞動者，成為利潤極大化運動中的“要素”(見圖3.74)。

　　圖3.74：國有和城鎮集體企業職工占社會勞動者的比重

　　“國企改制”的第二個指導思想是“國退民進”。1999年《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稱：

　　“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高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其他行業和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集中力量，加強重點，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在堅持國有、集體等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前提下，鼓勵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實踐上國有資本從164個競爭性行業中“堅決撤出”，其標志性的事件是中國膠卷行業被一家外資公司柯達全行業收購。此后國有企業集中分布于能源、電信、交通、礦業、銀行等壟斷性的行業。

　　“國企改制”的第三個指導思想是“現代企業制度”，尤其強調傳統的國企“所有者缺位”，需將產權落實到個人，以實現“產權明晰”。在這個指導思想下，國企高管們挖空心思為自己謀取產權，直至發展成席卷全國的MBO浪潮。以至于2002年，為國企改制唱贊歌的網易“兩會特別策劃”也承認：

　　“1998年開始的改革在某種意義上確實成了一條制造千萬富翁乃至億萬富翁的生產線，后來在各種財富榜上出現的富豪們相當一部分都是這次改革的最大獲利者。這是國企管理層‘最后的盛宴’。”(«中國式改革(一)國企改革造就的“巨人”»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reformation01.html#)

　　這一切就是政府在“資本轉移”項目下，向非金融企業部門無償注入巨額資金的時代背景。

　　固定資本形成

　　各部門總儲蓄加上資產轉移收入形成了其投資能力，其資本形成總額分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和存貨增加兩項。其中絕對多數是固定資本形成，存貨增加與之相比很小，且固定資本形成呈明顯的指數增長態勢，而存貨增加則無趨勢性的變化(見圖3.75)。

　　圖3.75：全社會資本形成構成

　　固定資本形成的部門構成見圖3.76。從總量看，非金融企業部門是最大的投資部門;從動態看非金融企業部門的份額在萎縮而住戶部門的份額在擴張，這提示我們，經濟系統中家庭小生產非但沒有隨著現代化、城市化的推進而萎縮反而有所擴張。

　　圖3.76：固定資本形成的部門構成

　　為了看清各部門份額的演化趨勢，將其用對數坐標的曲線圖表示(見圖3.77)，可見金融企業和金融企業部門的固定資產增量份額均在萎縮，而住戶部門和政府部門的份額均在擴張。

　　圖3.77：固定資本形成的部門構成(對數坐標)

　　圖3.78為四個國內部門的“資本形成總額/總儲蓄”。金融企業部門、住戶部門、政府部門低于100%，意味著總儲蓄中有剩余部分;非金融企業部門高于100%，意味著其資本形成總額中，有部分來自其他部門。

　　圖3.78：四個國內部門的“資本形成總額/總儲蓄”。

　　主流經濟理論往往假設儲蓄=投資，而實踐中兩者未必相等，其差異被稱為投資缺口，一般通過國內外相互投資彌補。圖3.79為全社會最終消費、總儲蓄、資本形成總額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2003年以前，儲蓄率和投資率差異不大，但2003年后，兩者差距持續擴大，意味著存在大量的儲蓄無法轉化為投資。

　　圖3.79：全社會消費率、儲蓄率、投資率

　　為了看清全社會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態勢，我們用“（總儲蓄-資本形成總額）/總儲蓄”來表征投資領域中貨幣供應與需求間的平衡（見圖3.80）。數據顯示，2003年之前，兩者大體平衡，2003年后，越來越多的儲蓄資金找不到投資機會。例如，圖中數據告訴我們，2007年新增逐利資金中，有20%在國內找不到投資機會。可見中國出現了明顯的資本過剩。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一旦資本過剩，就亟需輸出資本，說白了就是到海外為資本尋找新的利潤源。否則嗷嗷待哺的逐利資金在國內狼奔豕突，興風作浪，可以摧毀整個經濟運行機制。

　　圖3.80：(總儲蓄-資本形成總額)/總儲蓄

　　究其原因，投資率本身并沒有明顯萎縮，事實上還處于歷史高位，問題在于儲蓄率強勁上揚，這一趨勢的另一面就是消費率快速下降。消費率的下降遏制了有效需求的增長，而處于歷史高位的投資率卻導致產能快速上升，供需雙方一升一降，使經濟系統落入有效需求不足的陷阱而無力自拔。致使強勁增長的逐利資金只能進入“虛擬經濟”中，而這只是一個不生產可交易財富的擊鼓傳花游戲。

　　凈金融投資

　　無法轉化為實體經濟投資的逐利資金轉化成了凈金融投資。從來源角度看，總儲蓄+資本轉移流入+金融投資凈流入構成了總投資能力，從運用角度看，資本形成總額+資本轉移流出+金融投資凈流出構成了總投資去向，兩者在會計上恒等。(見圖3.81、3.82)

　　圖3.80：(總儲蓄-資本形成總額)/總儲蓄

　　圖3.82：國內部門總投資去向構成

　　從整個國內部門看，最明顯的變化是2004年后資本轉移流入占總投資能力的份額明顯下降，而金融投資凈流入占總投資去向的份額明顯擴大。這表明，國內出現了明顯的資本過剩，國內購買力已不足以為國內資本提供必要的利潤源。

　　在占投資份額最大的非金融企業部門，投資去向是單一的資本形成，而投資能力構成演化見圖3.83。這十六年最明顯的特征之一是，1998-2003年間政府提供的資本轉移流入放大，在最高的2001年占到資本形成的21.6%。特征之二是，2004年后，投資對外部資金來源的依賴明顯下降，金融投資凈流入+資本轉移流入占資本形成總額的比重，從1992年的56.5%到2005年降至36.2%，到2008年僅回升到43.0%。

　　圖3.83：非金融企業部門總投資能力構成

　　在占總投資額第二位的住戶部門，總投資能力由總儲蓄扣除涉及非生產性資產的“其他非金融資產獲得減處置”形成，而投資去向見圖3.84。其中的資本轉移非常小，以至于在圖中顯示不出來。明顯的趨勢是，2005年前用于資本形成的份額增加，而用于金融投資的份額減少;2005年后出現了相反的走向。這表明，總體上家庭小生產在發展而非萎縮，但2005年后，這個方向的投資機會也開始減少。

　　圖3.84：住戶部門總投資去向構成

　　政府總投資能力構成見圖3.85。最明顯的特征是，1998年到2003年，金融投資凈流入的份額膨脹。前已述及，這期間政府向非金融企業部門大量無償轉移資產，數據暗示，這是靠大規模融資實現的。

　　圖3.85：政府總投資能力構成

　　政府總投資去向構成見圖3.86。數據顯示2003年前政府的無償資本轉移占用了其總投資能力的一多半，而2004年以后，政府的金融投資出現凈流出，意味著政府對實業投資的收縮(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資本轉移)，也意味著政府對“虛擬經濟”的推動。

　　圖3.86：政府總投資去向構成

　　金融企業部門的投資行為是對自有資產的處置，不涉及存貸業務的代理資產。其總投資能力來自總儲蓄，另加微乎其微的轉移資產。其總投資去向見圖3.87。

　　圖3.87：金融企業部門總投資去向

　　可見金融企業部門自有資金主要投資于金融市場，17年間平均，投資于資本形成的部分僅占23.51%。尤其是2003年以后，隨著可支配收入的急劇膨脹，資本形成所占份額萎縮到4%以下，可見這期間金融企業部門的新增自有資產幾乎完全指望“虛擬經濟”來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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