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財經5月17日訊(記者陳小囡 倪巍晨) 令內地銀行業躁動已久的同業業務監管新規終于落地。昨日，中國“一行三會”及外管局五大部門聯手發布“127號文”，對各項同業業務做出具體界定，全面加強同業業務監管。分析認為，該文監管力度為近年來最大，主要目的在于控制非標準化債權(下稱，非標)等影子銀行業務擴張，利于維護金融系統穩定。
中國央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及外管局昨日發布《關于規范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又稱“127號文”，界定了六種同業業務類型，包括同業拆借、同業存款、同業借款、同業代付、買入返售(賣出回購)等，并提出十八條規范性意見。
銀行同業資產4年增3倍
華夏銀行發展研究部研究員楊馳認為，這份通知是近年來監管機構關于同業業務整改力度最大、針對性最強的文件，反映了監管機構對于同業業務規避金融監管、影響宏觀調控效果的憂慮，同業業務的整頓將進入新階段。
從具體規定來看，“127號文”要求將同業業務納入全機構統一授信體系，并要求提取必要資本和撥備。交銀金研中心高級分析師許文兵認為，這是文件最大亮點，可以制約同業業務盲目擴張，令銀行提前做好一定風險儲備，并控制銀行同業業務規模。但同時，業內稱，這將對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率和利潤有明顯影響。對此，央行金融穩定局副局長梁世棟表示，銀行對于同業業務規范已經早有預期，并事先進行了調整，因此市場反應整體會比較平穩。
近年來，內地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發展極為迅猛，已經成為商業銀行的重要業務和主要利潤來源之一。央行數據顯示，2009年初至2013年末，銀行業同業資產從6.21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增加到21.47萬億元，增長246%，是同期總資產和貸款增幅的1.79倍和1.73倍。不過，在迅猛發展過程中，同業業務風險也逐漸暴露，并被認為是去年6月“錢荒”的最大誘因之一。梁世棟就表示，對同業業務進行進一步規范早已是業界共識。
中金固定收益研究團隊認為，近年來買入返售類的非標業務增加明顯，導致貨幣和信用的擴張脫離監管，“127號文”主要的目的在于約束同業類型的非標業務。
同業借款最長期限三年
新規明確，買入販售項下的資產應為銀行承兌匯票，債券、央票等標準化債權，排除了非標業務。泰康資產固定收益分析師張明表示，這基本上堵死了銀行通過同業業務的渠道來做非標的方式。
新規還要求，金融機構開展買入返售(賣出回購)和同業投資業務，不得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間接、顯性或隱性的第三方金融機構信用擔保，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
中金認為，這一要求也明顯約束了非標業務的擴張，因為非標業務大部分依賴于銀行的信用支撐，如果不能進行顯性或者隱形的擔保，沒有銀行信用的明顯支撐，非標業務本身也難以大規模擴張。
此外，新規明確，金融機構同業借款業務最長期限不得超過三年，其他同業融資業務最長期限不得超過一年，業務到期后不得展期。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認為，考慮到存量借道同業科目的非標融資期限一般在三年以內，因此該規定顯示了平穩過渡的務實立場。
事實上，新規落地前，業內已經嗅到了同業業務將遭整頓的氣息。上周六，央行副行長劉士余和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同時提到，應整頓金融同業業務，被業內視為放風。
附：房地產輸血管再遭掐：10萬億銀行非標融資或將回表
21世紀網報道 監管部門對“影子銀行”的監管，已經完成了外圍的清掃，即將進入給予關鍵一擊的時候。
5月14日，21世紀經濟報道從接近監管層人士處獨家獲悉，日前監管層正在就銀行間的非標準化債權(非標)業務重點關注，而接下來其或將對非標類業務采取更加嚴厲的監管措施。
在前述對非標業務的關注中，監管層或將要求銀行在相關業務操作中需遵循真實性原則，反映交易本質;與此同時，對表內外的非標根據其“實際風險承擔”抵扣、計提相應的資本金和撥備。
該政策導向或將成為去年8號文(《關于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及今年11號文(《關于加強農村中小金融機構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投資業務監管有關事項的通知》)的延續。
這也意味著，銀行主導的非標活動的將受到進一步限制。據《債券》雜志文章援引市場機構的預計，去年底非標資產總規模或在10萬億左右。
由于銀行非標融資主要輸血對象是包括房地產業在內的限制類行業，其監管升級或將進一步拉升房企融資成本和難度，這對于處于風聲鶴唳中的房地產行業來說，會不會是一次致命打擊。
國際評級機構惠譽企業評級董事王穎就認為，中國房地產行業在金融機構非標業務整體收緊的狀態下，影響最大的將是中小型房企，而這也是近期房地產風險事件暴露的重災區。
另一方面，近期信托公司、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等在非標業務中扮演“過橋”角色的通道類機構，也頻繁受到來自監管層的發文約束。
圍繞著非標業務的相關風險，一條涉及商業銀行、信托公司、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保險公司的跨業監管鏈正在浮出水面。
非標或“回表”
與此前針對銀行理財業務的8號文及傳聞針對同業業務的“9號文(《商業銀行同業融資管理辦法》)”不同，前述監管導向或將直指非標業務本身。
“目前監管層對非標資產的潛在風險十分重視。”前述接近監管層人士坦言，“之前已經對農字頭的銀行發了文(11號文)，近期很可能會針對這塊再出新政策。”
據該人士介紹，監管層接下來或將對銀行非標業務相關要求之一，即是要求銀行遵循真實性原則，反映交易本質，并在會計核算中加強規范化操作。
在業內人士看來，反映交易本質、規范會計核算將對此前同業買入返售及后來的“委托定向投資”等非標業務構成直接影響。而在該類業務的會計處理上，現有模式通常存在一定“瑕疵”。
例如在同業買入返售業務中，非標持有行可通過賣出回購等方式將資產騰挪至表外，而此前網傳版本的9號文亦規定，“正回購方不得將金融資產從資產負債表中轉出”，但后來預期中的“9號文”卻始終難產，該預期亦未能落地。
而在去年第四季度興起的“委托定向投資(委托方A銀行將資金存放于受托方B銀行，同時B銀行按A銀行的指令，定向投資于A指定的信托受益權等非標資產)”模式下，該筆委托投資本應反映在A銀行的表內的投資項下。
但實際情況往往是，A銀行的該筆委托投資并未體現在該行的資產負債表中，進而規避了A銀行在該筆投資中的風險資產占用和撥備要求。
業內人士認為，監管層若針對前述相關業務的會計處理做明晰化規范要求，其監管套利的空間也將隨之收窄。
“體現真實性原則，規范核算可能將針對同業中的會計問題予以修正，讓風險體現在資產負債表上。”前述接近監管層人士分析，“這樣一來表外風險將重新回歸表內，資產風險也將真實可見。”
資本金再約束？
新的監管導向，或將給從事非標業務銀行的風險資產占用帶來變化。據前述消息人士透露，監管層或將要求銀行對表內外的非標資產，根據其“實際風險承擔”占用、計提相應的風險資產和撥備。
事實上，銀行通過理財及同業資金開展非標業務的原因之一，除了規避信貸額度管制外，節省風險資產額度占用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例如以同業買入返受模式下，銀行的風險資產額度占用可從100%降至25%。
“有的銀行本身是對非標計提撥備的，再加上之前傳有‘9號文’，所以許多銀行都做了準備。”民生銀行一位金融市場人士指出，“重新占用風險資產額度的影響可能更多，因為涉及到銀行資本充足率等指標的變化。”
在該人士看來，監管層若以提高風險資產額度占用為韁繩對非標業務“捆束”，當前銀行間的非標資產擴張現狀則難于維續。
“占用風險資產從金融倫理上說得過去，但還要看最后具體如何來規定。”前述民生銀行人士分析稱，“這其中可能會有一個平衡，因為讓所有的非標都占100%風險資產的可操作性也不大。”
而在該人士看來，監管層若一刀切的強制要求非標抵扣風險資產，可能將減緩表外融資增速，進而對實體經濟造成影響。
“監管層也需要綜合很多因素，如果影響太大，非標的增速就會慢下來。”該人士坦言，“像一些沒法走貸款的融資平臺和房地產，如果表外業務受限，它的再融資成本和難度也將抬升，相應風險也可能暴露。”
亦有業內人士指出，非標占用風險資產之后，將會加快銀行的資本金消耗。
“對于銀行來說，如果暫時不想把杠桿和盈利水平降下來，就要尋找新的資本補充工具。”興業銀行的一位同業業務人士表示，“非標如果開始占風險資產，各家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將受到沖擊。”
“影子”監管鏈浮現
按照國務院去年底下發107號文(《關于加強影子銀行監管有關問題的通知》)分類，非標業務或屬于國內影子銀行中的組成部分。
“影子銀行包括機構持有金融牌照、但存在監管不足或規避監管的業務。”107號文指出，“風險具有復雜性、隱蔽性、脆弱性、突發性和傳染性，容易誘發系統性風險。”
除銀行外，在非標業務中常扮演通道角色的信托公司、券商資管及基金子公司等非銀機構，也在承受來自其對口監管部門的發文約束。
今年2月12日，證券業協會發布《關于進一步規范證券公司資產管理業務有關事項的補充通知》，將以證券公司定向資產管理計劃為非標通道的合作銀行的準入門檻提升至總資產500億元，該通知亦要求券商對融資方和項目的各項情況認真盡調，并對國家宏觀調控限制行業審慎投資。
基金子公司也在通道業務中扮演重要角色。上月，證監機構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從事特定客戶資產管理業務風險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基金子公司開展通道業務時需建立合作方遴選機制，并以合同形式明確合作各方權利義務。
無獨有偶，對于信托公司，銀監會亦在日前下發的99號文(《關于信托公司風險監管的指導意見》)中，要求信托公司對通道業務中的風險權責歸屬進行明確。此外，99號文還針對信托公司的主動業務中的非標資金池業務進行了叫停。
保監機構似乎也并不想在這場圍獵非標的監管棋局中缺席。今年2月19日，保監會資金運用監管部主任曾于瑾表示，保監會將對險資投資非標類資產推出一些監管措施;5月7日，保監會下發《關于保險資金投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有關事項的通知》，對險資的信托投資作進一步規范。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前述通道機構從事非標業務的監管政策中，監管文件要求多以“強化合作方篩選”及“明確風險權責”為主要內容，這或意味著，非標業務的風險歸屬和監管重點或仍集中在銀行系統。
“無論是資金還是項目，大多數時候還是來自銀行，這和銀行龐大的體量和占據渠道優勢有關。”北京一位信托經理坦言。
而在今年年初，銀監會已下發《2014年銀行理財業務監管工作的指導意見》和11號文，著手對非標業務展開治理。
隨著銀行非標業務監管的再升級，這條圍繞著影子銀行風險，涉及銀行、信托、券商、基金、保險五類金融機構的的跨業監管鏈已漸漸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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