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效率VS公平：一個偽問題

　　王中宇《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觀察》第二編 宏觀調控觀察 第六章 效率VS公平：一個偽問題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經濟管理當局長期的指導思想。1986年，當時中央黨校的年輕學者韓康，在完成國務院民政機構委托的課題《中國市場經濟與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政策設計》時，首次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20年后，韓康認為，在新的社會條件下“‘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作為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就值得重新研究了。”主張“兩者并重、相互兼容、統籌發展。”

　　社會上對此存在尖銳對立的意見，一部分人主張“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前提下構建和諧社會”，“效率優先沒過時”，另一部分人卻主張“旗幟鮮明地反對效率優先”。讀著兩派你來我往、洋洋灑灑的大文，卻越讀越糊涂。甚至連專家權威們所說的“效率”到底為何物，都成了一頭霧水。

　　在下自知愚鈍，只好先從到底什么是效率，是什么效率、誰的效率琢磨起。

　　6.1 資本使用效率

　　眾所周知，我國是一個從農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轉型的人口大國，在勞力和資本兩大要素中，資本是嚴重稀缺的。因此，“效率優先”理應首先包含提高資本使用效率，我們不妨以“產出/固定資產”表示資本使用效率。第一編第一章1.4節中我們估算了歷年的固定資產存量(1952年價)，再用GDP(1952年價)表示產出，就可以觀察資本使用效率的演化了(圖2.26)

　　圖2.26：資本使用效率的演化

　　數據表明，從1970年起，我國的資本使用效率總體上是在下降，1994年后更是連年下降，而這二十來年，正是“效率優先”成為基本國策的時期。

　　“效率優先”的國策未能提高整個社會的資本使用效率，那它總提高了別的什么效率吧。

　　6.2生產函數與全要素生產率

　　主流經濟學里有一個“全要素生產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on)，用來表現整個經濟系統使用各種投入要素的綜合效率。它的計算很復雜，其基本思路是：首先用勞力、資本等要素投入量的變化來解釋產出的變化，不能用要素投入量變化解釋的部分，就解釋為“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即經濟系統在技術、組織、活力方面的變化。

　　國內外許多學者測算過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由于測算對象、時間范圍、所用方法的差異，結果各不相同。而主流的認識是：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要素的投入，尤其依賴資本的投入，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很小，有時甚至是負的。在大講“效率優先”的這20多年，我們經濟體系的“全要素生產率”居然提升很慢。

　　更奇怪的是，一個社會的生產效率變化源于技術、組織、社會制度等各方面演變的積累，本應是個平緩的演變過程。但在許多論文中，計算出的“全要素生產率”在年度間上竄下跳，不可理喻。

　　為此，有必要觀察主流經濟學中“全要素生產率”的來歷。

　　“全要素生產率”來自生產函數理論。這個理論研究生產力，其中心任務是研究要素投入與產出間的關系。主流學界通常從一些先驗的假設出發，選擇某種生產函數(如著名的Cobb-Doglass 生產函數)來描述其間的關系，再用統計數據擬合出函數的待定參數，并進而對生產力進行定量評估。

　　這一思路有個隱含的假設：產出由所選擇的要素投入完全決定。但這卻不符合事實。

　　一方面，不同的學者往往選擇不同的要素組合，這表明倒底是那種要素組合決定了產出，即使在學者中也難有共識;而且要素與產出的邏輯關系由選擇的生產函數決定，如在Cobb-Doglass 生產函數中，隱含地假定：產出對數為各要素對數的線性組合，這未必經得起數據的檢驗。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用要素組合來解釋產出，這是生產力研究的思路。而現實中的產出不僅受制于要素投入，還受制于因生產關系乃至政治關系導致的經濟波動。將這些不同層面的問題都一鍋煮，只能導致混亂的結論。

　　以下以中國1952-2009年的統計數據為例，對生產函數問題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數據

　　產出選擇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國內生產總值，為在時間上可比較，均按1952年價換算。

　　要素投入按通常的方法選兩項：固定資產存量和就業人數。

　　歷年固定資產存量按“永續存盤”法估算。起始年1952年的固定資產存量按張軍、章元的測算，取800億元(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張軍 章元《對中國資本存量K的再估計》《經濟研究》2003年第07期)，歷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取自«中國統計年鑒»。價格換算1952—1978年用國民收入平減指數，1979—1991年用國內生產總值平減指數，1991年后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折舊率仿照宋海巖等的方法，取法定折舊率3.8%加上當年經濟增長率。

　　就業人數取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就業人數數據，它在1990年有一個非正常的階躍(見圖2.27)，這一年就業人數增加了17.03%，不可理解。筆者尋找相關論文，僅岳希明的«我國現行勞動統計的問題»一文有所涉及，但岳文主要分析兩個不同統計來源(人口普查和“三合一”勞動統計)間的出入，并未正面討論1990年的數據異常。

　　圖2.27：就業人數的數據異常

　　事實上，由于1989年的政治風波，1990年的經濟相當低迷，不可能大規模擴展就業量。最可能的解釋是，1990年后，就業人數的統計口徑發生了變化。所以一年間就業人數居然增加了9,420萬人。為保證數據的連續性，筆者將此前每年的增長率都增加某個比例，將這9,420萬人的增量分散地配賦到各年中。這樣得到的數據當然不精確，但至少不比«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離現實更遠。

　　單個要素限定的生產可能性邊界

　　由某個要素與對應的國內生產總值繪出散點圖。觀察圖中諸點的分布可大致了解該要素與國內生產總值間可能的函數關系。進而可確定其相應的生產可能性邊界。這樣做沒有引入時間變量，相當于假設決定單個要素生產可能性邊界的僅為要素的規模。由此可根據數據判定：規模報酬究竟是遞增、不變還是遞減。而不是由先驗選擇的公式決定。

　　固定資產存量：

　　圖2.28為固定資產存量-國內生產總值散點圖。在雙對數坐標系中，數據大體按直線排列，這提示我們，固定資產存量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系極可能是冪函數關系。由于固定資產存量不能唯一決定產出，因而它能決定的只是“生產可能性邊界”，即固定資產存量這單一要素限定的產出上限。故可擬合出一個不低于統計數據，但均方差最小的冪函數，作為固定資產存量限定的產出邊界。各年份統計數據與產出邊界值差距，即用于評估該年固定資產的利用效率。

　　圖2.28：固定資產存量-國內生產總值散點圖

　　計算出的冪函數，其冪為0.741275573>1，故固定資產存量運用的規模效應遞減。這意味著隨著固定資產的積累，固定資產增量導致的產能增量在下降。

　　就業人數：

　　圖3是就業人數-國內生產總值散點圖，在對數坐標系中，數據大體排列為兩條折線。這提示我們，就業人數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系極可能是指數函數關系，但1989-1990年前后，經濟體的運行機制發生了突變。因此應分別計算相應的“就業人數生產可能性邊界”。

　　圖2.29：就業人數-國內生產總值散點圖

　　圖2.29的折線顯示：1990年后，人均勞動生產率明顯高于此前。與之并行的，是固定資產存量的規模效應下降，兩者共同反應了“機器替代勞力”的過程。

　　要素運用效率觀察

　　固定資產存量：

　　“固定資產存量產能邊界/固定資產存量”表征生產系統利用固定資產存量這一要素的理論效率，而“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存量”表征生產系統利用固定資產存量這一要素的實際效率。圖4顯示了兩者自1952年至2009年的演化過程。數據顯示，理論效率呈直線下降的趨勢。觀察實際效率與理論效率的差距，不難看出時政事件的明顯影響。

　　圖2.30：固定資產存量的運用效率

　　就業人數：

　　“就業人數產能邊界/就業人數”表征生產系統利用勞力這一要素的理論效率，而“國內生產總值/就業人數”表征生產系統利用勞力這一要素的實際效率。圖5顯示了兩者自1952年至2009年的演化過程。數據顯示，整個1952-2009年間，理論效率一直在提高，而1990年后效率提升加速。觀察實際效率與理論效率的差距，同樣不難看出時政事件的明顯影響。

　　圖2.31：勞力運用效率

　　兩要素運用效率演化：“機器替代人”

　　圖2.30和圖2.31分別顯示了固定資產存量和就業人數兩個要素的理論效率和實際效率。比較兩者，一個明顯的動態是：固定資產存量的運用效率持續下降，而勞力運用效率持續且加速上升。這演化的背后是人均固定資產存量的上升(見圖2.32)。數據顯示1970年前，人均固定資產存量在波動中大體維持在原水平上，此后人均固定資產存量大體呈指數函數增長。換而言之，1970年前，固定資產積累速度與就業人數增速大體一致。此后人均固定資產存量大體呈指數函數增長，固定資產存量積累速度遠超過就業人數的增速。到2009年人均固定資產存量為1970年的60.85倍。正是資本的高速積累，導致了固定資產存量和就業人數兩個要素運用效率的反向演化，這在社會上就表現為“機器替代人”。

　　圖2.32：人均固定資產存量的演化。

　　綜合的生產可能性邊界

　　固定資產存量和就業人數給出了兩個生產可能性邊界，實際的產出則位于這兩個邊界之下，因而，兩邊界的下沿即兩要素綜合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圖2.33顯示了國內生產總值的時間序列，在對數坐標系上它大體分呈直線分布，可見國內生產總值按時間的指數函數增長。

　　圖2.33：生產可能性邊界與國內生產總值

　　圖2.33從生產力的角度顯示，1952—2009年間，大體可分解為2個階段：

　　第一階段，1952-1990：

　　這個階段中國本質上是一個農業國，而工業主要是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雖然改革開始于十一屆三中全會，但直到1990年學界還在討論“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工業大規模轉向市場化是在1990年之后，基本完成市場化是在1994-1998年間)。這樣的基本國情帶來了兩個特征：

　　其一，勞力是生產的制約性因素，所以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更接近就業人數限定的生產可能性邊界。這階段的初期中國剛走出近百年的戰亂，面臨的任務是恢復、重建社會秩序，形成生產體系。戰亂不僅造成人口的死傷，還因局勢動蕩，嚴重限制了人口的繁衍。因而勞動力不足，從而成為生產的制約性因素。建國初批判馬寅初、鼓勵生育、解放婦女、直到大躍進時代的“公共食堂”，都是這個時代背景的反應。數據顯示，1990年前，總體上實施的是“充分就業”政策，對此，毛澤東稱之為“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著吃”。從生產函數的視角看，就業者的生產效率低下。

　　其二，在一個農業國的背景下，用計劃經濟體制發展工業，其各層決策者多來自農業社會，計劃體系本身必然要經歷學習、探索階段。尤其在1970年前，這種學習、探索過程導致的效率波動十分明顯。1970年后，這波動逐漸收斂，表明了學習、探索過程的成效。從整體上看，80年代固定資產存量和就業人數兩者分別限定的生產可能性邊界相當接近，實際國內生產總值與生產可能性邊界也相當接近。

　　第二階段，1990-2009年：

　　這一階段與前一階段最顯著的差別是：固定資產存量替代就業人數成了制約性因素，用固定資產存量更能解釋國內生產總值。這期間學界討論的熱點是內需、出口、投資“三駕馬車”如何拉動增長。數據顯示，固定資產存量限定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制約著產出，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階段經濟增長的特征。

　　圖2.34為兩要素的實際效率/理論效率。注意，“實際效率/理論效率”的峰、谷點均對應著重大的時事事件。時事事件反映的是經濟關系甚至社會系統的波動，可見單靠要素投入量不足以解釋實際產出。

　　圖2.34：兩要素的實際效率/理論效率

　　“技術進步”之惑

　　主流經濟學熱衷的所謂“全要素生產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on)，其基本思路是：首先用勞力、資本等要素投入量的變化來解釋產出的變化，不能用要素投入量變化解釋的部分，就解釋為“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即經濟系統在技術、組織、活力方面的變化。

　　李京文在《中、美、日生產率與經濟增長研究》中指出：1953——1978年間，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是負增長，1979——1990年TFP大約以2.53%的速度增長，在平均8.35%的經濟增長率中，僅占30.3%。而資本投入的貢獻占到了50.97%。

　　Chow發現1952-1978年，TFP保持不變，即全要素生產率沒有提高。1978年以后TFP大約以2.7%的速度增長，在平均9.5%的經濟增長率中，僅占28%。而資本投入的貢獻占到了62%。

　　胡鞍鋼、鄭京海則發現：1978-1984年TFP增長率最高，為7.65%，1996-2001年期間最低。1995-2001年時期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來源于資本投入，勞動投入低下，無論是資本生產率還是全要素生產率都明顯下降，在1996-2001年期間技術進步減緩，技術效率下降。

　　對“全要素生產率”的熱情，來自對“技術進步”的厚望。視技術進步為歷史發展的重要動力，用技術水平的差距解釋經濟發展的差距，這種傾向來自馬克思和韋伯，并被學界普遍接受。羅斯托就認為：現代經濟完全是借助于科學革命而從現代歐洲起步的。研究西方技術史的林思•小懷特則論斷：“歐洲之所以在1500年前后能夠躍居全球支配地位，是因為向亞洲挑戰的歐洲擁有任何亞洲文明都望塵莫及的工業能力和技術。”(轉引自貢德•弗蘭克 «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

　　然而，貢德•弗蘭克引證大量事實證明：1500年前，中國、印度、伊斯蘭世界的工業能力和技術水平都高于歐洲;歐洲超過東方是在18世紀之后的事。可見用技術水平的差異，不足以解釋東西方強弱地位的轉換。

　　尷尬的“全要素生產率”

　　王英偉、成邦文的測算發現：1992年后，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持續下滑。

　　“效率優先”長期是我們的基本國策，而計量經濟學家們卻做出了“全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中貢獻甚小，甚至下降的判斷，原因何在?

　　由于固定資產存量和就業人數兩個要素的效率反向演化，使“全要素生產率”處境尷尬。所謂“全要素生產率”在邏輯上是個說不清道不白的概念，具體計算上它只能是單個要素生產率的某種組合，且組合中偏向誰，它就更可能顯示誰的演化特征。所以不同的研究者無法達成共識，也沒有客觀的準則判斷結果可信與否。質而言之，“全要素生產率”將生產過程中兩類有本質區別的“要素”一鍋煮，“全”則全矣，卻掩蓋了生產力演化過程中最根本的特征――資本與勞動間關系的演化。

　　再者，用投入解釋產出，是生產力研究的思路。生產力發展是一個逐漸積累的演化過程，故生產率變化亦應是一個相對平緩的演化過程。但實際上眾多論文中算出的“全要素生產率”在年度間上竄下跳，不可理喻。圖2.33、圖2.34顯示，實際產出中不能用兩要素投入解釋的部分，與經濟波動乃至政治波動高度吻合。主流學界卻將它們歸之于“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這是“全要素生產率”的上竄下跳的根源。

　　由此我們看到了生產函數研究領域的另一個誤區：將生產關系領域的現象與生產力領域的現象一鍋煮。由此不可能對生產力得出任何客觀的認識，但許多論文卻據此提出所謂的政策建議，豈非庸醫誤國?

　　由生產力研究能看出，我們走的道路一個鮮明的特征是：高強度積累資本，而資本使用效率長期、持續、高速下降。這條道路是生產關系作用于生產力的結果：資本利潤極大化要求在初次分配中加大資本利潤的分額，而這資本利潤源源不斷地補充逐利資金，使固定資產投資充裕，固定資產存量加速增長，而受到抑制的工資總額，限制了社會有效需求，從而限制了產出。

　　走上這條道路的根源在于，握有政、經權勢的集團，在張揚自身訴求時，幾無邊界;而因此受損的集團，無力制衡之。一個長期在企業內部培訓中流傳的口號，形象地詮釋了這一點：“不是工作需要你，是你需要工作!”

　　將圖2.30的時間軸延長，通過趨勢線觀察“固定資產存量邊界/固定資產存量”的走向(圖2.35)，發現若照既有趨勢運行，到2027年資本產出率將降為0。由此唯一能作的判斷是：或者在此之前扭轉現行趨勢，穩定資本產出率，或者整個系統崩潰。

　　圖2.35：固定資產存量運用效率的慣性趨勢

　　6.3 分配效率

　　效率問題，既然從整體上找不到答案，不防轉向個體;從生產上找不到答案，不防轉向分配。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提供了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數據，告訴我們國內生產總值在政府、城市居民、農村居民和資本擁有者間的分配(見圖2.36)

　　圖2.36：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結構

　　數據告訴我們，農村居民的分額從1978年的30.20%降至2009年的8.74%;而資本所得分額從197年的38.10%升至2009年的49.84%。可見從分配的視角，資本擁有者獲得了最大的“效率”。城市居民“效率”次之，為之付出代價的，則是農村居民。

　　資產存量的擁有者分為不同的類型，其中優先了誰的“效率”?第一編第一章1.3節圖1.6展示出全國固定資產存量主體構成的演化，顯示出30多年來分額增長最大的是“其他”經濟體，包括：股份合作、聯營、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營、其他等主體。2009年已占到全國固定資產存量的43.12%，位居第一。

　　從1993年開始，“其他經濟”開始大發展，德隆系、柯林格爾系之類的上市公司的案例展示，這類主體主要靠侵蝕“國有經濟”的份額而發展。在這一階段獲得最高“效率”的是些什么人，舉世皆知。

　　看看脫韁的野馬般的公款消費，看看遠高于全球各地的奢侈品消費增長速度，到底誰的“效率”優先還不清楚嗎?

　　一定會有智者站出來，指著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說：“這樣明顯的事實還不能證明效率的優先嗎?”

　　請記住，如果資本利用效率在下降，一個地方的繁榮一定以更多地方的蕭條為代價；財務指標的增長一定是以生態、人文指標的衰落為代價；一個群體的志得意滿一定以更大群體的潦倒困頓為代價；歌舞升平的盛世一定以危機四伏的社會矛盾為代價。

　　我們還需要爭論“效率”與“公平”孰應優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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