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刺激內需”——可行的方略?

　　王中宇《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觀察》第二編 宏觀調控觀察 第三章 “刺激內需”—可行的方略?

　　1998年后，“刺激內需”開始出現在文件、媒體、論文上，到金融海嘯爆發，“刺激內需”幾乎成了政、學兩界的共識。想當年，日本陷入衰退，西方學界幾乎一致呼吁日本“刺激內需”，筆者不是經濟學家，也非日本人，所以姑妄聽之而已，無暇深思。只是記得，日本刺激的效果是“失去的十年”。而今輪到我們中國“刺激內需”了，這迫使筆者要想明白，這內需何在?如何刺激之?

　　一個經濟體系，它的最終消費者是兩個部分：居民和政府。在市場經濟中，貨幣收入是消費能力的硬約束，因此，觀察兩者的貨幣收入，是觀察內需的入口。

　　3.1 貨幣收入：消費能力的硬約束

　　在《中國統計年鑒》中有歷年的財政收入，它是政府支出的主要來源(暫不考慮國債)。

　　中國居民在統計上被分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兩類，他們的收入分別由統計局城調隊和農調隊通過入戶調查獲得。“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城鎮居民的實際收入中能用于安排日常生活的貨幣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包括農村常住居民家庭所有的現金收入，包括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人均值乘以相應人口即得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貨幣收入總量。這兩個指標反映了居民部門購買潛力。

　　由此可以觀察財政收入與居民收入的演變(見圖2.7)。

　　數據顯示，2004年后財政收入就大于農村居民現金收入，這年底農村居民為7.57億人,占總人口的58.24%。即財政收入超過了我國大多數人口的現金收入，而且，這一趨勢還在加速擴大。

　　圖2.7：財政收入與居民收入的演變

　　圖2.8顯示了各自在三者之和中的比重演變。

　　圖2.8：總收入在財政與居民間分布的演變

　　數據顯示：1985年前農村居民所占份額呈上升態勢，而此后陷入了持續的下降，1996年后下降明顯加速。

　　城鎮居民是這一過程的首先獲益者，在2004年以前，所占份額持續上升，此后所占份額開始下降。

　　1978年，財政收入所占份額既高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又高于“農村居民現金收入”，此后持續下滑，到1995年見底。此后財政收入的份額穩步地加速上升

　　由此，自90年代中期以后，潛在購買力增長最強勁的是財政，城鎮居民占潛在購買力的份額已達頂峰，顯出下調的趨勢，而農村居民的潛在購買力所占份額最小，且仍在下行過程中，盡管他們占中國人口的絕對多數（2009年仍占53.41%）。

　　貨幣收入是消費能力的硬約束，但貨幣收入并不等于消費支出，所以進一步需觀察收入與支出的關系。

　　3.2 消費支出：誰更敢花錢? 政府

　　由財政收支的順逆差可觀察政府支出的松緊。由于建國60年來，財政收支大體呈指數增長，為便于歷史比較，我們來觀察收支順逆差/財政收入(見圖2.9)。

　　圖2.9：歷年順逆差/財政收入

　　數據顯示：80年代以前，順逆差大體相當，1950-1982年，順逆差的絕對值/財政收入平均為3.6%，政府在努力維持預算平衡，“既無外債，有無內債”是當時政府追求的目標和自豪的宣示。從1979年到2009年，31年間，除1981、1985、2007三年外，全為逆差。其間順逆差合計/財政收入合計為-7.26%%，最大的2000年，赤字竟高達18.6%，表明政府在長期實行赤字財政。

　　財政順差意味著政府有資金積累，逆差則意味著債務積累。圖2.10為歷年累計的順逆差/當年財政收入，它客觀上會影響政府的開支能力：累計的順逆差/財政收入越是大的正值，政府越有能力超支;相反，越是大的負值，政府就越要顧忌還債負擔。

　　圖2.10：歷年累計的順逆差/當年財政收入

　　數據顯示：1953-1962年，因急于工業化，財政累計順逆差大幅增加，1962年達到了當年財政收入的-46.97%，此后厲行增收節支，財政上追求“既無外債，又無內債”，到1978年累計順逆差縮減為當年財政收入的-10.01%。此后再次走向赤字財政，1998年累計順逆差/當年財政收入突破上次峰值，次達到-50.25%，但隨后幾年，政府不但沒有收緊支出，反而加速超支，到2003年，累計順逆差/財政收入竟高達-81.96%，此后再度厲行增收節支，到2008年累計順逆差/當年財政收入降至-38.41%。但2009年由于靠大幅度財政支出以“救市”，累計順逆差/當年財政收入再度下行。

　　由此可見，政府的開支傾向于超出其收入，但累計順逆差/財政收入過大又迫使政府壓縮赤字。目前政府正處于需要壓縮赤字的階段，但疲弱的社會需求又迫使政府加大支出。

　　居民

　　«中國統計年鑒»將居民分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兩組統計。對城鎮居民，可用于觀察其貨幣收支平衡的數據有“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性支出”;對農村居民則有“現金收入”和“現金支出”。由此，可計算出兩者收支盈余/收入(見2.11)

　　圖2.11：城鄉居民貨幣收支平衡

　　數據顯示，不同于政府傾向于赤字財政，城鄉居民力圖擴大收支盈余。在可得數據的時間范圍內，城鎮居民始終保持收支盈余，且逐步增大其占可支配收入的份額;農村居民由于貨幣收入低下，直到1999年始終無法達到收支盈余，奇怪的是，到2000年從前一年的-5.59%一躍而達10.13%，令人懷疑是統計方法或口徑變化所致。此后盈余占現金收入的分額在10%附近波動。

　　早在《禮記·王制》中就有：“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的憧憬。數據暗示，老祖“耕三余一”的境界是城鄉居民本能的追求，與寅吃卯糧、負債消費的美國人相比，在消費上顯然更保守。

　　與“城鎮居民消費性支出”不同，“農村居民現金支出”不僅包含生活消費支出，還包含家庭經營費用支出、購買生產性固定資產、稅費支出、財產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進入本世紀后，生活消費支出僅占農村居民現金支出的60%左右。

　　由此可見，政府傾向于，也有能力“超前消費”;農村居民剛擺脫入不敷出的境地，結余有限;城鎮居民則偏好積蓄，進入本世紀后，每年節余超過當年可支配收入的20%。值得注意的是,城鎮居民中的絕大多數靠工資性收入為生,他們結余貨幣的能力有限,而后邊第三編第一、二章的數據分析揭示:不到1%的國民獲得了財產性收入，他們控制著超過99%的生產資料所有權?？梢娺@里看到的，城鎮居民每年節余超過當年可支配收入的20%，其內部有復雜的而巨大的差異，絕大多數城市居民的結余能力遠不及此;而那不到1%的富豪，事實上擁有絕大多數的結余資金，這些資金的需求不是消費，而是以錢生錢。

　　居民的結余，邏輯上會轉化為銀行的存款。在《中國統計年鑒》中，有“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年末余額”，這個指標在1996年以前尚被分解為“城鎮儲蓄”、“農戶儲蓄”，而1997年后無此分解。所以筆者無法分別觀察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儲蓄的近期演變，只能觀察籠統的“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年末余額”演變，看它如何能轉化為內需。

　　3.3 居民儲蓄：追逐的是商品還是利潤?

　　刺激內需的一個重要思路是將巨額的“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逼出來，使之成為消費資金。當初住房、醫療、教育的產業化改革，背后即有這個考慮。這一構想隱含地將“城鄉居民儲蓄存款”視為暫存的購買力。

　　圖2.12為中國城鄉居民儲蓄年增長率。1981年到1996年，中國城鄉居民儲蓄年均增長率的平衡位置在30%--35%之間;1996年后，亦在12%--20%之間，遠超過GDP 的增長率。2009年底中國城鄉居民儲蓄余額已達26.077萬億，相當于當年GDP(24.66萬億)的76.58%。哪怕動員居民花掉其中的1/10，也將近2008年GDP的8%，又何愁“保八”?

　　圖2.12：中國城鄉居民儲蓄年增長率

　　事實上，上次亞洲金融危機后，為“啟動內需”，專家們就盯住了城鄉居民儲蓄余額，想方設法要將其逼出來。當時的三招是：房改，迫使居民動用儲蓄買房，以提升房地產業;醫改，迫使居民花錢，以提升制藥產業;教育產業化，迫使居民為子女的前途出血。

　　這三招的效果現已經清晰地擺在國人面前,住房、醫療、教育被國民視為“三座大山”，成為威脅社會穩定的政治問題，胡、溫政府被迫為此向社會做出了政治承諾。“三座大山”迫使居民未雨綢繆，更傾向于儲蓄而非消費。于是本欲逼出的消費能力不見蹤影，持續的內需不足導致整個經濟高度依賴海外市場，造成了今天的被動局面。

　　發人深思的是：為什么城鄉居民儲蓄增長如此高速，卻無法引導其轉為內需?統計所得的“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居民的暫存購買力?

　　上一節我們分別計算了城鄉居民的貨幣收支平衡。統計年鑒中，相關數據來自城調隊、農調隊的入戶抽樣調查。如果調查結果可信，則所得人均值分別乘以城鄉人口數，就是城鄉居民當年的貨幣總盈余。邏輯上，當年的城鄉居民儲蓄增量不可能大于其貨幣總盈余。農村居民在多年間現金收支為赤字，姑且假設凡出現赤字的年份，均不計入城鄉居民當年的貨幣總盈余，即假定農村居民的赤字不依靠其城鎮親友的盈余彌補。這樣計算出的總盈余邏輯上應不低于實際的總盈余。

　　由此計算出的城鄉居民當年的貨幣總盈余和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增量見圖2.13，數據顯示，在大多數年份，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增量高于城鄉居民當年的貨幣總盈余。

　　圖2.13：城鄉居民貨幣總盈余和城鄉居民儲蓄增量

　　進一步計算可發現，城鄉居民存款增加額中不能用總盈余解釋的部分自80年代初高速增加，在1988年至1996年間，竟超過了150%?。ㄒ妶D2.14）換而言之，這期間的存款增量中，有六成不來自居民的貨幣收支盈余。

　　圖2.14：城鄉居民存款增加額中不能用總盈余解釋的份額

　　這個事實告訴我們，居民儲蓄存款并非單純的暫存購買力。這期間，在改革的旗號下，出現了大量化公為私的創舉，這才是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增量的主要來源。有能力由此分一杯羹的，只是有權有勢的一小撮人，他們的消費需求早已滿足殆盡，他們的主要渴望是，以錢生錢，成為新生的資產階級。無論怎么刺激內需，這類存款都無動于衷，唯有盈利機會才可能引導它們行動。

　　這類存款到底占了多大的比重?媒體曾廣泛報道，據國家統計局、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和全國總工會1999年對城鎮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的調查，有8.6%的富裕家庭擁有全部金融資產60.4%;其中1.3%最富有的家庭擁有全部金融資產31.43%(每戶擁有5000萬元以上，);而占43.73%最貧窮的家庭只占有全部金融資產2.99%。最富有的家庭擁有的金融資產是最窮的家庭359倍。(見«城市人貧富差距有多大» 2004-08-05新華網)

　　可惜這類統計沒有列入常規統計范疇，無法得到同一口徑下的時間序列數據，筆者無法據此分析居民儲蓄存款的結構演變。然而，一些可得的數據提示我們，居民收入的兩極分化自1999年后并未緩和，反而強化了。如各行業平均工資與全國平均工資的偏差，就在持續擴大(見圖2.15)。

　　圖2.15：各行業平均工資與全國平均工資的偏差

　　其實更大的分化發生在老板與打工者之間、高管與一般員工之間、政府官員與百姓之間、城鄉之間、東中西部之間。由此可估計，金融資產集中態的勢極，可能比國家統計局、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和全國總工會1999年發現的更極端。于是，極有可能六成以上的居民儲蓄存款都是指望“以錢生錢”的逐利資金。啟而不動的內需與上串下跳的資產價格從旁印證著這個判斷。而剩下九成的家庭分享不到四成的儲蓄，除了備急、養老之外，誰在花錢時敢不計后果，“過把癮就死”?

　　3.4 結構：消費與出口

　　之所以要“刺激內需”，是因為出口受阻，造成相關產能閑置，大量工人失業。然而，即使能突破上述種種客觀制約，將內需刺激出來，就能為相關產能提供市場嗎?

　　《中國統計年鑒2009》提供了2007年的投入產出表，我們來觀察表中的消費構成和出口構成(見圖2.16)

　　圖2.16：消費構成和出口構成

　　數據顯示：消費構成與出口構成差異極大。消費構成的第一位是其他服務業，占到總消費的35.23%，卻只占總出口的0.78%;出口構成的第一位是機械設備制造業，占總出口的42.35%，卻只占總消費的4.98%。

　　消費構成的前三位：其他服務業、 食品飲料制造業、農林牧漁業、占到消費總量的56.63%，而這三項在出口構成中分量極小，最大的也僅2%;

　　出口構成的前三位：機械設備制造業、紡織/縫紉及皮革產品制造業、金屬產品制造業業占到出口總額的66.01%，而它們在消費構成中分量極小，最大的也不足5%。

　　可見，即使能夠刺激內需，也根本無法有效利用因外需不足而過剩的產能。

　　3.5 “發展”：主體是誰?

　　當年“刺激內需”未能讓日本經濟復蘇，看來并非偶然。而今我們的經濟學家又祭起了這個當年無效的法寶，由此可見學界對西方權威理論的盲從。學術刊物上相關論文大多從某個權威理論出發，利用一堆數學公式推出一些人云亦云的“結論”、“政策建議”，卻懶得直面統計數據，正視經濟現實，進行客觀分析。這讓人感到悲哀。

　　數據告訴我們，除政府外，最有能力獲得貨幣收入的是資本擁有者，他們最大的需求的不是消費，而是利潤。農村居民有真實的消費需求，卻沒有支付能力。正是逐利資金與消費資金間的失衡，導致逐利資金瞄上了海外市場，導致中國經濟依附于美國，導致中國經濟體系以賺取綠色bill為“發展”目標。而海外市場要求的行業結構迥異于國內消費市場，于是以利潤為核心目標的“發展”，與國民需求漸行漸遠，卻去迎合靠借貸泡沫消費的西方需求。

　　而今泡沫破滅，海外市場萎縮，我們又不假思索地舉起“刺激內需”的旗幟，似乎無人注意其中明顯而無法擺脫的邏輯矛盾。日本前車之鑒猶在，豈不令人憂慮？

　　數據告訴我們，最有能力獲得貨幣收入的是政府，政府信奉“發展是硬道理”。然而，“發展”的主體是誰？是中心城市的高樓大廈，還是銀庫里的綠色bill？是豪華的公務消費，還是轉移海外的寓公？毫無疑問，13億國民，960萬平方公里國土，300萬平方公里的海疆，這才是發展的主體。從這個出發點，才有可能討論中國經濟的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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