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美國經濟學的競爭局面與支配者

　　《非正統經濟學史》第2章

　　A History of Heterodox Economics: Challenging the mainstrea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edric Lee

　　Abingdon, Oxfordshire: Routledge, 2009.

　　2 20世紀美國經濟學的競爭局面與支配者

　　[23]按照表1-1的含義來看，這一章要考察的問題是，新古典經濟學在20世紀、或者確切地說在1870-2000年這130年間取得的近乎霸權的地位，是因為它“一招鮮”，還是有別的原因?這個階段學術界的特征是和諧的還是競爭的?如果是競爭的，那么新古典經濟學是如何保持其支配地位的——它確實更勝一籌還是有別的因素在起作用?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首先考察1870-1900年間新古典經濟學支配地位的緣起，以及1900-1970年其在組織上和學術機構上的支配地位的提升，接下來考察1900-1940年和1945-1970年的競爭局面和異端理論，最后考察1970-2000年新古典經濟學如何將經濟系和期刊排名用作社會控制機制來保持其支配地位。

　　新古典經濟學支配地位的緣起，1870-1900年

　　1870年的時候，向學生傳授的在美國經濟學中處于支配地位的古典(或者英國)政治經濟學包括一些基本假設——普遍的自利和存在私有產權、權衡犧牲之后實現財富最大化以及無摩擦的市場——和各種理論觀點，比如勞動成本價值論，作為儲存的勞動的資本，基于生存工資或者工資鐵律的工資基金理論，以及地租與利潤和工資(或者利潤與工資)之間的反比關系。與這種理論相伴隨的是一種擴大了的說辭，即自由競爭和自利有利于財富的創造，市場是無摩擦的，社會階級之間以及現存的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是和諧的;這種說辭本身所依據的方法是靜態的、演繹的、非經驗的，而且總是宣稱自然法則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和任何社會都是有效的。[①]在 1870年的時候，接受或是拒絕這種說辭所代表的理論，決定了一個人是不是一名經濟學家。但到了19世紀70年代末，這種說辭(而不是理論)開始按照政治路線來劃分了。[24]一群經濟學家相信，伴隨著經濟權力集中化的那種無遏制、無約束的經濟增長并未破壞這個國家共和政體的基礎，而另一群經濟學家并不這樣認為，從而倡導有政府調節的經濟增長。19世紀70年代，與這種觀點的分歧相伴隨的是大規模的、廣泛的、充滿暴力的罷工，經濟蕭條，卡特爾和大企業的增長，破壞性的競爭以及在迅速發展的大城市尤為突出的貧困意識。

　　成為社會問題的經濟失序促使許多滿懷憂慮的年輕人去研究政治經濟學，同時去打開新的思路。他們贊同社會主義，歡迎在德國和其他國家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歷史方法，這種方法強調歷史、理論的歷史感、理論的歸納和經驗基礎、經驗研究以及主張政府參與經濟的一種政府與經濟的有機觀念。方法論和政治主張上的這種差異引發了老的正統古典政治經濟學派與新的非正統歷史-政治經濟學派之間的一場爭論，爭論的焦點不在于古典價值理論的本質，而在于方法、政策、相對于資本的工人權利以及古典理論解決經濟現實問題的能力。然而，1886年的干草市場(Haymarket)事件以及愈演愈烈的罷工、要求8小時工作制的示威游行、草原平民黨的興起，以及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單一稅運動和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國家主義運動越來越流行，震驚了這些倡導歷史方法的年輕經濟學家。此外，伴隨著擁有土地得到不勞而獲的價值這種地租理論以及基于對工人的剝削的利潤理論，以階級為基礎的喬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在工人階級中傳播，擴大了階級沖突的范圍。隨著他們的美國例外論[②]這種頑固信念受到挑戰，這些經濟學家不再倡導社會主義和其他進步改革，(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資本主義的現狀。同時，他們和其他一些人，包括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約翰·B. 克拉克(John B. Clark)、埃德溫·塞利格曼(Edwin Seligman)、阿爾文·約翰遜(Alvin Johnson)、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弗蘭克·陶西格(Frank Taussig)、托馬斯·卡弗(Thomas Carver)、約翰·R. 康芒斯(John R. Commons)和弗蘭克·費特(Frank Fetter)，開始尋求“安全”的研究主題和一種替代性的經濟理論，在這種理論中，土地、資本和勞動同樣都創造價值，收入分配是以土地、資本和勞動為基礎，競爭、供求以及市場過程會產生階級的和諧以及最好的經濟結果[③](Jones 1988; Mason 1982; Barber 1988c, 1988d; Rozwadowski 1988; Cookingham 1988; Henderson 1988; Goldman 1944; Ross 1991; Bernard 1990; Collier 1979; Plehn 1924; Furner 1975; Betz 1988; Hodgson 2001; Gaffney and Harrison 1994)。

　　隨著先前的爭論減弱，對諸如勞動價值論和工資基金理論這些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內容的反對也就減弱了，對地租和生產成本的分析被改造過來與邊際效用價值論相一致，邊際生產力分配論得到了發展。[25]此外，有用的理論成分，比如其抽象性質、演繹方法和普適法則得到直接的采用。最終得到的綜合就是新古典價格理論，最著名的產物就是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④]雖然歷史方法問題以及對社會和政府干預經濟的倡導仍然存在，但理論中已經被灌輸了市場的優勢。因此，所能接受的倡導只限于促進理論去“現實地”描述現存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果是所有美國經濟學家很快就接受了這種綜合，不過托爾斯坦·凡勃倫、喬治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例外。[⑤]因此，在1885-1990年間這個相對較短的階段，美國經濟學發生了轉變，美國經濟學家的用語也發生了轉變，把使用古典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讀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穆勒的著作的專業和課程稱為“政治經濟學”，把使用新古典教科書、閱讀馬歇爾和其他新古典經濟學家著作的專業和課程稱為經濟學。結果，大約在1900-1910年，美國所有大學和學院的經濟學入門課程和研究生課程都在講授新古典價格理論，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是標準教科書之一——見表 1-1所包含的理論主題。[⑥]

　　不僅經濟學家在尋求一種新的理論，而且大學的政治環境也加速了這種轉變。大學的性質是保守的，那些講授新古典經濟學的替代性理論，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家被禁止授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不被視為對資本主義的一種替代性的理論解釋;學生被警告不要去閱讀喬治的《進步與貧困》;在塞利格曼看來，沒有哪個受過良好訓練的經濟學家會始終倡導喬治的單一稅。尤其是，1870-1930年在英國和歐洲的經濟學家、社會主義者和知識分子中發生的邊際主義對社會主義的爭論，在美國并未發生。[⑦]一定程度上作為“安全主張”的倉庫，接近90%的大學和學院不再提供可以批判性地評價馬克思和喬治的理論觀點的有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改革和工業社會重建的課程給學生選修。而剩下的10%的大學和學院，開設這類課程的一個目的普遍是為了讓學生確信馬克思和喬治的理論是錯誤的。此外，如果是在政治空氣緊張的時候，保守的大學行政領導、受企業控制的董事、教師和外部人事都在攻擊開明和進步的經濟學家，將激進的經濟學家列入黑名單——但也并非所有地方都是這樣。因此，這不是一個以任何方式不顧一切地在內部采取行動或者從外部倡導大學去顛覆社會現狀的時代，比如支持單一稅這樣的不安全的主張，支持工會和自由貿易，或者成為社會主義、復本位制或者錯誤政黨的支持者：講授和提倡那些“破壞”社會秩序的道德基礎或者產權和企業利益的經濟保障的觀點，在教義上是不可接受的。[⑧][26]所有人尋求的都是一種能夠改善現狀、從而適合教給學生的經濟理論;經濟學家的職業化因此就僅僅是致力于對經濟問題進行“科學”客觀的研究。[⑨]他們的知識靈魂，他們的學術自由，他們對一個更好的世界的倡導，轉變成了可接受、得體和貨幣——這是1900年的時候幾乎所有美國經濟學家所接受的魔鬼的協議，結果是非正統-激進的經濟學家連同對他們的暗中贊同都被迫屈從，銷聲匿跡，或者被學術界所清除。哥倫比亞大學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這里，反對亨利·喬治1886年競選紐約市長的講師塞利格曼，1888年在一個副教授職位的競爭中勝過了支持喬治競選的另一名講師丹尼爾·德利翁(Daniel De Leon)。哥倫比亞大學向德利翁解釋說不需要他，他于1889年離開了這里。因此，在面臨職業生涯受阻、解聘和被列入黑名單的威脅的情況下，很多非正統 -激進的經濟學家，比如伊利、比米斯和康芒斯開始銷聲匿跡并且/或者在政治上向右轉(Barber 1988b, 1988c, 1988d, 1988e; Jones 1988; Henderson 1988; Seretan 1979; Bender 1993; Church 1974; Dorfman 1949; Carlson 1968; Plehn 1924; Lampman 1993; Barrow 1990; Gaffney and Harrison 1994; Goodwin 1973; Bernard 1990; Laughlin 1892; Furner 1975; Goldmann 1944; Lipset 1975; Parrish 1967; Ross 1991)。

　　隨著對探討應該是什么這種研究綱領及其隱含的道德意義的倡導的逐漸消失，或者被支持科學、客觀地研究是什么這種綱領所替代，1900年前后經濟學家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什么樣的經濟理論才能客觀地解釋是什么的問題。解釋是什么的理論也引導和限制著倡導研究應該是什么的觀念。興起中的新古典價格理論客觀地解釋了資本主義市場體系這個“是什么”是如何運行的，解釋了它雖然運行良好，但在提供個人和社會的物質福利上并不完美。這進而約束了那種倡導推動經濟和社會政策以改善現存資本主義體系運行的觀念。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對資本主義體系提供了一種相對較陰暗的理解，從而主張激進地改變資本主義，用社會主義國家徹底地替代它。因此，新古典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或者由它產生的其他非正統理論)不是和諧共存的，因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出現和發展是受到商業和國家的貨幣、權力和現狀的認可的——它在知識和意識形態上維護現存的資本主義體系。因此，1900年時候的新古典經濟學中融合了一種客觀解釋資本主義如何運行的研究綱領，以及推動資本主義的一種意識形態綱領。[27]后一種綱領進而確保了新古典經濟學可以反多元化，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去壓制非正統經濟學家和非正統思想，將它們從學術界和社會中清除。因此，20世紀美國經濟學的特征就是經濟學家的理論靈魂中爆發的一場力量懸殊的百年戰爭，政治家和公眾的思想和靈魂與之相伴。

　　新古典經濟學在機構上的支配地位，1900-1970年

　　在1900年的時候只有不到10%的教授批評新古典經濟學，到1910年的時候，美國的大學和學院幾乎完全在講授新古典價格理論，這意味著在之后的三十年內培養出來的美國經濟學博士都將是新古典經濟學家。更具體地說，一項研究表明，從1904年到1940年，準備博士論文的博士候選人數量是5590名，分布在51個有博士授權資格的機構——見表2-1。1904-1910年，主要的22個機構的博士候選人占96%，1904-1940年則占92%。在另一項覆蓋56個機構的研究表明1926-1940年，這些機構培養了1844名經濟學博士中的90%。1904-1920年，也許除了威斯康星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之外，22個機構的經濟系都沒有背離新古典價格理論;從1920年到1940年，著名的背離主流的機構只有威斯康星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德克薩斯大學。因此，幾乎可以確定地說，從1904年到1940年，66個有權授予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機構中，只有不到10%的機構的學生能接觸到經濟學異端觀點，所有博士候選人中的不到30%、所有經濟學博士候選人中的不到20%能接觸到經濟學異端理論。[⑩]這就保證了培養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經濟系保持了它們的新古典導向，因為它們新聘的教師絕大多數是新古典經濟學家，他們會向學生指定新古典教科書。[11]此外，理論導向稍不“純潔”的經濟系在前10年或者是隨后的整個30年中，也難以長期保持其不堅定的立場。在比如哈佛大學這樣的主要機構中，對于教學的壓力是要求講授最現代的、最前沿的理論，這意味著那些“不正常”的系很快會自己糾正，只有德克薩斯大學是個例外;如果它們不自己糾正，像布魯金斯研究院那樣，它們就只有關門。[12]結果，到1940年，批評新古典理論的經濟學教授的比例下降至不到5%。因此，就價格理論而言，到1940年，所有美國大學(德克薩斯大學除外)講授的內容都是相同的，并被反復灌輸給學生。[29]一名研究生是來自哥倫比亞、威斯康星、賓夕法尼亞、普林斯頓、耶魯、密歇根、哈佛還是芝加哥，根本不重要，因為他們所受的都是同樣的新古典價格理論的訓練。[13]1940年之后各經濟系的差異，主要在于所教授的理論的復雜程度。

　　與日益增加的對現代教科書的需求相適應，20世紀30年代取得的理論進展——比如把經濟學定義為配置稀缺資源的科學、無差異曲線、等產量線、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壟斷(不完全)競爭以及折彎的需求曲線——在20世紀40和50年代迅速被引入所有層次的教科書并保留至今(見表1-1)。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經濟系在對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價格理論教學中都采用了非常類似的標準。簡言之，從1900年到1970年，美國大學和學院中講授的是排除了馬克思主義和其他非正統方法的新古典經濟學：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階段在某種程度上是個例外，美國經濟學在這個階段既不是多元化的，也沒有發生轉變。[14]因此，一個合理的推測是1920-1970年間，12625名博士中只有不到6%接受了不系統的非正統價格理論的訓練。這進而產生的持續的后果是，1970 年以后開始出現的非正統價格理論所面對的，是在經濟學研究生培養中一直幾乎排他性地講授著新古典價格理論，直到這個世紀末(Marson 1982; Carlson 1968; Lee 1990; Brazer 1982; Ginzberg 1990; Bowen 1953; Huntington 1971; Cookingham 1987; Harmon and Soldz 1963; Rutherford 2001, 2003a, 2006; Harmon 1978)。

[28]表2-1 有博士授權和博士生的美國主要經濟系，1904-1940年

　　資料來源：Hughes 1925: 14; Hughes 1934: 204; Froman 1930: 237; Froman 1842: 818; Froman 1952: 603; Marsh 1936; 《美國大學授予的博士學位》1933-1934年到1939-1940年。

　　注釋：

　　1.1904-1940年這個階段，總共有51家美國機構提供了有關博士候選人的信息。除了主要的22家機構之外，還有美洲大學、布魯金斯研究院、布賴恩·莫爾(Bryn Mawr)學院、天主教大學、克拉克大學、科羅拉多大學、丹佛大學、杜克大學、福德姆(Fordham)大學、喬治敦(Georgetown)大學、印第安納大學、經濟學研究院(Institute of Economics)、堪薩斯大學、肯塔基大學、內布拉斯加大學、北卡羅萊納大學、北達科他大學、俄克拉荷馬A&M大學、匹茲堡大學、南加州大學、圣路易斯大學、錫拉丘茲大學、尤他大學、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范德比爾特(Vanderbilt)大學、華盛頓和李(Washington and Lee)大學、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西弗吉尼亞大學和西儲(Western Reserve)大學。

　　2.包括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學院。

　　3.不包括位于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和麥吉爾(McGill)大學的博士候選人。

　　4.1925-1926年到1939-1940年這個階段，總共有56家美國機構提供了有關獲得博士學位的人員的信息。除了主要的22家機構之外，還有美洲大學、布魯金斯研究院、布賴恩·莫爾學院、波士頓大學、天主教大學、辛辛那提大學、克拉克大學、科羅拉多大學、迪尤肯(Duquesne)大學、杜克大學、福德姆(Fordham)大學、喬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大學、喬治敦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印第安納大學、愛荷華州立大學、堪薩斯大學、路易斯安那大學、馬里蘭大學、馬薩諸塞州立大學、密歇根州立大學、內布拉斯加大學、北卡羅萊納大學、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匹茲堡大學、普度大學、拉特格斯(Rutgers)大學、南加州大學、圣路易斯大學、錫拉丘茲大學、天普(Temple)大學、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范德比爾特(Vanderbilt)大學和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競爭局面與異端理論，1900-1940年

　　新古典價格理論到1910年的時候處于支配地位，并不意味著經濟學的局面是非競爭的。從1900年到1940年(及其后)，在農民、工人、移民、季節工人、失業者和無家可歸者中間，流傳著大量的通俗短文、小冊子、報紙和書籍，在他們可以理解的范圍內涉及到或者直接討論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和喬治主義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此外，到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普及本的《資本論》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其他著作與《進步與貧困》到處可見，廣為購買和研讀。最后，作為對教授們的漠視甚至是敵對的反應，大學和學院的學生組織了俱樂部研究社會主義和包括單一稅在內的社會改革。為了更嚴謹、更深入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在大學和學院之外建立了一些學校、研究所和工人學院。這些非傳統性的教育平臺的資助者包括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它們想要教育它們的黨員和預備黨員、工會會員、工會尚不成熟的商店和工廠的工人、工人階級組織的成員以及那些同情社會主義的人。[15][30]在所有地方，某種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得到傳授，而傳授的方式是要表明，它就是對資產階級的或者新古典的價格理論的一種替代。[16]喬治主義者也建立了學校，對追隨者和其他人開展單一稅經濟學的教育。[17]學校開設的基本課程是以喬治的《進步與貧困》、《政治經濟學科學》(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和其他作品為基礎的“經濟學基本原理”。在所有這些學校和學院所講授的理論的復雜程度各不相同，主要是因為學生的受教育程度不同，也因為許多教師是自學的、兼職的志愿者。但關鍵一點是，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新古典理論受到了競爭，盡管這種競爭很遙遠，大多數新古典理論家并不把它放在眼里(Kornbluh 1988; Graham 1990; Teitelbaum 1993; Cornell 1976; Sinclair 1923; Lipset 1975; Hellman 1987; Cohen 1990; Gettleman 1993; Horn 1979)。

　　與這個階段經濟學的地下競爭局面相伴隨的，是在大學校園內外對社會主義和其他激進主義以及進步主義的限制和不容忍的消長。在1917年前，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進步學者面臨諸多困難。如果他們表現出對社會主義的興趣或者參與進步運動，就會被貼上無政府主義者、激進派或者社會主義者的標簽，就會得不到聘用、被解聘，或者像亞當斯和伊利那樣，被迫修正他們的觀點，會受到威脅，教學內容和課外的言論都會受到控制，會因為保守的學生的毀謗而延遲晉升。[18]這個階段出現的學術自由這個概念并不是不受約束的學術交鋒和討論的自由，而是受到管理和約束的自由：只要不嚴重背離當前的道德和政治價值觀，學者就有學術自由。一名經濟學家只要不支持社會主義、不講授喬治主義或者不嚴厲批評現存秩序，他就有完全的學術自由。

　　此外，大學領導對學生施壓，讓他們不要成立社會主義俱樂部，只能成立社會改革或者社會科學俱樂部;不允許俱樂部邀請社會主義者或者其他激進派到校園集會上演講。當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爆發后，受到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充分鼓勵和支持的這種約束和不容忍急劇增加。反戰的、激進的、不愛國的、思想不傳統的教授(他們可能也對紳士間談話的日常禮儀不以為然)被解聘，或者不會得到重新聘任，因為不能允許他們通過質疑現存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傳統，影響學生和這個國家的學術生活;學生的社會主義和社會改革/社會科學俱樂部受到攻擊，口頭施壓，被取締，或者難以為繼，以至于到1922年，美國大學中的俱樂部所剩無幾(現在叫做自由俱樂部，隸屬于1921年成立的校際自由聯盟);同時言論激進者被阻止到大學演講;現實地描述經濟條件、或者邀請激進者到校演講的學生受到處分或者開除;如果俱樂部邀請了不受歡迎的人到校演講，比如進步經濟學家羅伯特·鄧恩(Robert Dunn)發表了關于蘇聯饑荒的演講，資助俱樂部活動的教師就會被解聘。[19][31] 另外，在1919-1920年的紅色恐慌(Red Scare)期間，像巴納德(Barnard)、威爾斯利、拉德克利夫、芝加哥、耶魯、瓦薩(Vassar)和史密斯(Smith)這樣的大學和學院，被指責是布爾什維克思想和激進組織的溫床，因為它們要求學生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羅斯、康芒斯、約翰·杜威這些著名學者被誣蔑為頭等赤色分子，其他人則因其政治信念和著作而遭到來自他們所屬機構的指責，因為他們同意在社會主義政黨的集會上發表演講，或者同情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甚或無黨派聯盟的思想和綱領;理事和校長與商業團體合作，在他們的大學和學院建立起間諜體系，鑒別出激進的、反美的教授和學生，將其解聘和開除;發起了一場審查破壞忠誠的經濟學教科書的運動。最后，那些質疑有勢力的商業集團(或者被它們所質疑)的利益的教授和教師受到騷擾，被停職，被解聘或者被迫辭職;有太多進步人士的經濟系(比如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被改組，代之以保守的商學院;企業威脅不再向容納持激進經濟觀點的教師的大學提供捐贈。[20]1924 年之后的美國大學是政治無涉的，開明學者(至少是那些被留下的)被嚇得不敢出聲，害怕談論馬克思或者其他激進派，學生成為共和黨的忠誠擁護者、物質主義者，上大學被視為在公司世界找到一份工作的第一步。在經濟學中，經濟系不再開設有關社會主義的課程，選擇了較安全的經濟理論來講授，在社會問題的課程中控制內容，不違背當時所接受的社會-政治價值觀(或者只接受講簡單的英語的自由討論，激進的討論則不接受);相比之下，那些由商業團體支付薪水的教授所開設的贊美資本主義優點的課程則全無異議。

　　隨著大蕭條的來臨以及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使戰爭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這種政治無涉的學術景象慢慢地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學生和教授逐漸對新政的經濟調控政策和馬克思主義發生了興趣，逐漸以某種方式與共產黨以及其他左翼和進步組織發生了聯系。學生在校外舉行和平集會，成立俱樂部討論圍繞著新政和其他美國社會病灶的所有觀點和問題以及國際問題。[32]他們邀請校外人士來發表演講，內容涉及失業、哈蘭郡(Harlan County)煤礦罷工、共產黨的綱領、蘇聯的藝術和其他主題。但是，校長和系主任利用賦予他們的代替父母的權力(實際上，法律賦予了大學和學院領導對學生近乎絕對的權力)，通過禁止有爭議的人物到校演講，通過停學、開除(或其他威脅)，壓制學生的政治活動以及他們的社會主義的和進步的俱樂部。[21]此外，反激進的、保守的理事、校長和系主任暗中監視他們的學生，搜集有關其政治關系、活動和思想的信息。然后他們把這些信息轉給聯邦調查局(FBI);到 1941年，FBI已經有了好幾萬美國大學生的檔案材料。再者，許多學院領導和教授相信，在學校里開展政治活動或者參加共產黨的教師是不正派的、不專業的，這些講師和教授就被解聘或者不予聘用。[22]最后，眾議院反美活動委員會的調查、FBI對教授的監視、忠誠宣誓、政府在州立學院和大學對共產主義者的調查這些形式的外部政治和商業壓力，導致了解聘“共產主義者”教授，要求解聘某些進步教授以及普通民眾的抱怨，在校園里產生了一種更加保守、更加不寬容的氛圍。[23]因此，到1940年，與1910年相比，可以認為美國學術界和整個美國社會已經變得更加不能容忍進步的-社會主義的-激進的思想以及擁護這些思想的人。[24]美國大學教授協會與美國社會較少的寬容是步調一致的，它宣稱只有當一個教授在其作品和公開談話中加以適當的限制的時候，他/她才能主張保護學術自由，這里的 “適當”被隱含地限定為不擾亂現狀，否則他/她是否適合保留目前的學術職位就會遭到嚴重的懷疑(Horn 1979; Trachtenberg 1920; De Leon and Fine 1927; Beale 1936; McMahon 1989; Fine 1930; Gruber 1975; Tap 1992; Beauregard 1988; Barrow 1990; Sinclair 1923; Saltmarsh 1991; Mathews 1973; Dugger 1974; Foster 1967; Peach 1966; Ross 1991; Solomon 1980; Goldman 1944; Sass 1982; Cheyney 1940; Coolidge 1921; Murray 1955; Lydenberg 1977; Mallach 1970; Lipse 1975; Allen 1986; Leberstein 1993; Vatter 1999; Mason 1982; Phillips 1989; Cross 1967; Dowd 1994; Hall 1989; Lowen 1997; Sturgeon 1986; Keen 1999; Bernstein 2001; Rudy 1996; Earnest 1953; Mitgang 1988; Jones, Enros, and Tropp 1984; AAUP 1941)。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非正統學說：制度主義和管理價格

　　前文概述的現實中不斷加大的不寬容，在經濟學的理論上有一個對立現象。如前述，新古典經濟學家一直在禁止、并且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個階段繼續在禁止馬克思主義(到了將其視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地步)和喬治主義進入課堂和可接受的經濟學話語。[33]另一方面，來自凡勃倫和其他人對新古典價格理論攻擊傳統的、批判性的評論，即便不是得到賞識的，也是得到寬容的。但是，隨著新古典經濟學家越發變成虔誠的信徒，這種有限的寬容和多元化的表象就慢慢消退了。因此，能夠接受的是一個人從內部、以友好的批評性視角，質疑新古典理論的某些方面，質疑它的整個見解則是不能接受的。于是，通過把正當的批評限制在那些持同樣的總體信念、贊成同樣的理論的人內部，新古典理論在經濟學家和他們的學生中間的地位更加牢固——不過也產生了異教徒和褻瀆者。這種轉變使人聯想起哈佛大學的查爾斯·布洛克(Charles Bullock)在20世紀20年代對凡勃倫的激烈言論以及他對新古典理論的批評的不寬容，聯想起阿林·揚(Allyn Young)認為凡勃倫從一開始就不全然是一名經濟學家。這種轉變更典型的事例是新古典經濟學家對制度經濟學的興起的反應。

　　自從19世紀70年代德國歷史方法被引入美國經濟學以來，就有大量的嘗試想要擴展經濟學的邊界，除了價格理論之外，還要將歷史、社會學、政治學和心理學包括在內，但這些努力都失敗了。[25]另外，19世紀90年代以來，新古典價格理論遭到了激烈的批評，來自達爾文主義、人類學和哲學的批評針對的是它狹隘的研究范圍，它那機械的-演繹的-靜態的研究方法，它不恰當的心理學、文化和歷史基礎，以及它不關注緊迫的社會問題。通過汲取和綜合這兩股力量，沃頓·漢密爾頓(Walton Hamilton)1918年提出了一個研究綱領，以發展一種經濟理論的制度方法。這種方法是異端的，但不是褻瀆性的，因為漢密爾頓的綱領并未從本質上否定新古典價格理論，而是賦予它一種更好的、更現代的概念-經驗基礎，重新集中和擴大了它的研究領域。幾年之內，漢彌爾頓的綱領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制度主義研究方案，[26]自稱為制度主義者的經濟學家以及具有此強烈傾向的追隨者，匯聚成為一個清晰可辨的網絡。[27]在漢彌爾頓于阿默斯特學院和布魯金斯研究生院實踐他那實際上排除了新古典價格理論的任何正規訓練、反新古典的教學綱領的同時，康芒斯、韋斯利·米切爾、約翰·M.克拉克和其他制度主義者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反復表明，他們并不是貶低新古典經濟學家，或者否定新古典價格理論，而是試圖改進這個理論。但是，新古典的虔誠信徒仍然輕視他們的工作，指責說關注他們的方法是浪費時間，運用職業方面的壓力讓他們割斷與制度主義的聯系。此外，只要一名制度主義者發表了破壞傳統的言論，新古典經濟學家的反應就是，這種言論是有害的，應該公開地收回。[34]最后，由于倡導科學的、政治無涉的探究，新古典經濟學家并不認可制度主義者對政治經濟學的改進。因此，新古典經濟學家對制度主義者發動的這種異端的學術擾亂，并不是容忍甚或歡迎，而是不寬容。[28]結果，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許多制度主義者減少或者停止了對他們的觀點的倡導，在他們的研究中暗自重新采納了新古典價格理論的語言;其他一些人，比如漢彌爾頓，徹底離開了經濟學;隨后有一些人找到了報酬更高的政府工作，不再致力于制度主義的建設和發展。[29]這種轉變的蓄意的后果是，研究生不再認同、甚至不再有機會認同制度經濟學。于是，到1930年，漢密爾頓對經濟理論的制度方法脆弱的異端吶喊變成了一種溫和的呼吁;到1940年，區別于新古典價格理論的異端的嗚咽幾乎都沒有了。事實上，到1940年，許多新古典經濟學家逐漸認為制度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是兼容的，只不過著重點不同[30](Gaffney and Harrison 1994; Emmett 1998; Carlson 1968; Young 1925; Jones 1988; Sass 1982; Ross 1991; Mayhew 1987; Hamilton 1918a, 1918b, 1919; Parker 1919; Hammond 2000; Gruchy 1947; Bernstein 2001; Hodgson 2001; Rutherford 1997, 2000a, 2000b, 2001, 2002, 2003a, 2004; Kaufman 2007)。

　　美國的新古典價格理論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并在30年代得到了迅速的轉變和擴展：一般均衡開始被引入，壟斷競爭和邊際革命轉變了對成本、定價、價格、企業和競爭的討論，理論開始鼓勵經驗研究。理論的擴展使其可以吸收制度主義者關于企業和競爭的許多非理論的案例研究。但是，理論的擴展也使其遭到了批評，尤其是在企業的定價和價格行為領域。1932年，加德納·米恩斯(Gardiner Means)發起了他對新古典價格理論持續了50年的攻擊，認為現代公司的興起及其理論含義使得新古典價格理論已然過時，必須構建一種新的理論來替代它。他隨后在20世紀30年代對價格開展的經驗和理論研究，清晰地闡明了他的管理價格這一非正統學說。新古典經濟學家很快意識到了他的工作的褻瀆性，并對此作出了反應。一個反應就是20世紀30年代的管理價格爭論，主要是要么試圖在經驗上駁倒米恩斯的研究(從而駁倒他的學說)，要么試圖表明管理價格或者剛性價格完全可以在新古典價格理論中得到解釋。雖然這兩方面的工作單獨來看都沒有達到其目的，但它們結合在一起則得到了想要的結果：新古典經濟學家確信，米恩斯的管理價格學說對他們的理論沒有帶來任何威脅。[35]第二個反應與這場爭論有密切聯系，是對米恩斯施以收入上的和職業上的懲罰，這種懲罰始于1933 年，哈佛大學的博士委員會駁回了他的博士論文初稿，原因顯然是論文包含了攻擊新古典價格理論的內容。這方面的懲罰于1940年告終，新古典的美國凱恩斯主義者免去了他在全國資源計劃委員會的職位。

　　管理價格或者剛性價格與新古典價格理論的邊際主義擴展相結合，產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許多成果在新古典經濟學家中間就現實與新古典價格的差異引起了褻瀆性的質疑。另外，漢密爾頓關于價格與企業價格政策的研究表明，新古典理論根本不能解釋現實世界的定價;埃德溫·諾斯(Edwin Nourse)對價格政策的研究支持和擴展了米恩斯的管理價格理論。最后，一些經濟學家根據自己的商業經驗，否定邊際主義理論對企業定價的解釋。新古典經濟學家對此的反應是，要么作為一個信念問題而宣稱，實際上企業確實是按照邊際定價程序來確定價格，要么像愛德華·梅森(Edward Mason)對漢密爾頓所作的評論那樣，對這些研究完全不感興趣，它們與經濟學家關心的問題全然無關。但是，即便如此，新古典經濟學家也不能阻止關于管理定價行為的褻瀆性思想的出現——這在戰后引發了邊際主義者關于壓制褻瀆性理論及其支持者的爭論[31](Lee 1984, 1997, 1998; Lee and Samuels 1992; Hamilton and Associates 1938; Mason 1939)。

　　新古典經濟學家對凡勃倫、漢密爾頓、米恩斯和其他人的褻瀆性思想的激烈反應，并未使這些思想完全受到壓制。這在一定程度上創造一種分裂的學術-知識環境，在其中，制度主義的褻瀆性思想，比如文化、制度化的行為模式、整體主義方法論和工具主義，與米恩斯的管理價格這種褻瀆性思想各自分離地保留著。此外，從事后來看，米恩斯的管理價格與凱恩斯對投資和貨幣在經濟中的作用的討論，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因為美國的凱恩斯主義者結合了新古典價格理論，管理價格理論與凱恩斯主義理論就沒有相互融合(Rutherford and DesRoches 2008)。簡言之，在1940年，可以利用所有元素來創造一種相對完整的非正統經濟理論，但這些元素之間的結合從來沒有發生。因此，美國非正統經濟學的歷史本可以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但事實上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是它的起點。1940年到20世紀60年代是一個過渡期。

　　戰后的經濟學局面：麥卡錫主義、保守主義和現代主義，1945-1970年

　　戰后年代，有三股不同的力量影響著美國的經濟學局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共的歇斯底里，它讓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整個一代美國激進和進步學者沉默無聲。 [36]另外，正在興起的保守的親商業、反政府的政治和社會氣候，對開明經濟學家的教學內容和他們編寫的教科書的內容產生了影響。最后一股力量是現代化運動，它讓各經濟系有意識地重新設計培養方案，以確保使用恰當的數學工具來向學生傳授最前沿的新古典經濟理論。結果，戰后階段所有地方講授的都是新古典經濟理論，敘述式的-制度主義的方法受到較少的強調，已近乎消失。

　　在1945年后反共的歇斯底里期間，很多州頒布了旨在根絕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者的法律，規定講授共產主義是非法的。具體來說，超過30個州要求公立大學的學者進行效忠宣誓;[32]那些無論出于什么理由(包括良心譴責在內)不宣誓的人，都會丟掉工作。整個美國大學的管理者和學者都遭到了麥卡錫主義大潮的襲擊(他們要么是自愿，要么是受慈善基金會、軍隊、中央情報局或者其他政府機構所迫，要么是二者兼有)，認為“過度的”學術自由是不可接受的，應將其限制在社會普遍接受的程度上。[33]結果，這就意味著共產黨員學者不適合當老師，從而就有足夠的理由不聘用、解聘、不終身聘用或者不予晉升：

　　……陰謀是共產黨公開使用的一種方法。沒有哪個學術機構的成員可以正當地宣稱，有權向這個國家的年輕人灌輸一種提倡暴力顛覆自由政府的哲學。這超出了學術自由的范圍。其次，共產黨員，或者共產黨的準則所包含的責任，使得一個人沒有資格留在自由的學術機構，因為共產黨員要服從黨的紀律，受到思想控制的任何人在學術上都不是自由的。他的思維已經被共產主義教義所封閉。因此，他不適合成為任何學術機構的成員。[34]

　　(McGrath 1954a)

　　這種情況后來擴大到這樣一些學者，他們援引第十五修正案拒絕檢舉揭發，或者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擴大到共產黨的同情者;擴大到只不過是激進的、進步的或者與眾不同的學者，他們支持新政和新政式的經濟政策、政府管制、國民經濟計劃、人權、工會、消費者聯盟、全國律師協會，支持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1948年的總統競選，在赦免共產黨領導人的請愿書上簽名，或者是唯一神論者或同性戀者。[35]

　　[37]大學采取的這些行動可能是因為管理者與FBI積極合作，在很多情況下請求FBI去審查擬聘用的教授、準備終身聘用的教授和所有終身聘用的教師，提出聘用和解聘的意見。[36]教職員工也不反對(至少是沒有強烈反對)這種做法，因為某些教職工就是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和FBI的線人和合作者，有的人則是因為害怕遭到大學領導的報復。[37]學者們所屬的很多教授協會，要么與FBI合作，比如美國人類學學會和美國經濟學會(AEA)，要么對各大學的行動置若罔聞，比如美國大學教授協會。[38]于是，鮮有進步的、激進的或者共產主義的學者被美國大學聘用或續聘;[39]大學、學術機構和FBI共同保留了一份黑名單，確保了被一所大學解聘的激進分子不會被另一所大學聘用。[40]為了避免研究經費被收回或者為了逃避攻擊，避免被騷擾、被社會排斥，以及必然的解聘或解除終身教職，許多進步學者自動離開了學術界，到美國之外去謀得學術職位;[41]控制講課內容(比如不講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或者不講和平主義的、無神論的、不愛國的內容)，因為課堂受到學生和警察探子的監視;建議研究生撰寫安全的、傳統的博士論文，避免被答辯委員會成員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避免與學生團體談論社會主義;或者是至少通過向安全、傳統的領域調整研究和寫作而避免帶來麻煩。[42]還有的人因為巨大的壓力而心臟病發作或者酗酒，致使他們英年早逝;也有人試圖自殺，或者被狂熱的反共分子槍殺。[43]學院對反共歇斯底里總體上的(并非普遍的)默許和參與，使得整個一代激進和進步學者沉默無語，扼殺了對美國生活方式的幾乎所有激進的、甚至是溫和的批評。[44]到 1960年，美國絕大多數大學校園充滿了沉默的教授，他們不讓學生擴大眼界，對種族歧視和他們國家的海外軍事行動緘默無言。對激進學者的攻擊最終的結束只是因為已無人可攻擊，雖然斯坦福大學繼續著對巴蘭長達十年的攻擊，直到他1964年去世前，一直在勸其離開;1965年，哈佛大學因山姆·鮑爾斯(Sam Bowles)拒絕宣誓效忠美國憲法而試圖解聘他;謝弗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尋找一個不需要效忠宣誓的州和機構謀職的行動受到限制;1968年，加州河濱大學拒絕聘用維克多·珀洛(Victor Perlo)，理由據稱與他是共產黨最重要的經濟學家無關。[45][38]效忠宣誓最后在1967年被宣布為違憲，不過美國政府仍然用麥卡倫-沃爾特法案來阻止馬克思主義-激進經濟學家進入美國[46](Schrecker 1986, 1998; Diamond 1992; Matthews 1953; Lewis 1988; Breit and Culbertson 1976; Goodwin 1998; Donnelly 1985; Phillips 1989; Rutkoff and Scott 1986; Dowd 1997; Vatter 1999; Hollingsworth 2000; Dugger 1974; Klein 1980; Munk 1992; Struik 1993; Novick 1988; Zinn 1997; Keen 1999; Ohmann 1997; Nader 1997; Price 2004; Selcraig 1982; Warne 1993; Fariello 1995; Lydenberg 1977; Newsletter on Intellectual Freedom, September 1957: 10; Sturgeon 2002; Jones 2002; Shaffer 2002, 2004; Weisskopf 2002; Horn 1999; Lowen 1997; Sorenson 1980; Sherman 2006; Arestis and Sawyer 2000)。

　　面對反共歇斯底里的同時，非正統經濟學家還受到另外兩方面的指責。第一種指責來自這樣的觀點，即認為自由企業是知識進步的重要基礎，其含義是學校的經濟學家應該相信自由企業，并在教學中向他們的學生灌輸這種觀念。在商業團體(它們完全認同解聘激進和進步學者)的支持下，這種觀點被理解為反政府干預、反工會、反經濟計劃。于是，非正統的、凱恩斯主義的、支持新政的經濟學家受到攻擊，他們講授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或者制度經濟學，批評新古典理論是與勞工和農民對立的，提倡政府對經濟的某種形式的干預，支持勞工組織，批評大公司的組織、運行和手段。[47]首次大規模的攻擊出現在1948年，洛里·塔西斯(Lorie Tarshis)的入門教科書《經濟學原理》出版后，遭到了親商業團體的“麥卡錫主義全國經濟委員會”的攻擊，因為書中提供了一種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觀念，展現了凱恩斯主義親政府的干預主義政策。一場“寫信運動”被發動起來，寫信給各學院，讓它們在經濟學課程中禁止使用這本教科書，讓斯坦福大學解聘塔西斯。這場運動成功地摧毀了這本書的市場。保羅·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出版的時候，也有一場類似但較不成功的運動;運動發起的原因類似，這本教科書有強烈的凱恩斯主義傾向，有可能被那些提倡政府干預經濟的人采用。[48]后面一次大規模攻擊1950年發生在伊利諾斯大學，以麥卡錫主義的態度對待歐洲人、開明派、宏觀經濟學和數學的保守經濟學家，攻擊系主任埃弗里特·黑根(Everett Hagen)。攻擊的理由是他們不喜歡他管理經濟系的方式，以及他們的學生正在成為年輕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攻擊也擴大到針對那些年輕的、新聘的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比如艾斯納、利奧尼德·赫維茨(Leonid Hurwicz)、唐·帕廷金(Don Patinkin)和弗蘭克·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他們被當地新聞界貼上了“粉紅色”或者“紅色”的標簽。[49]1951 年，德克薩斯州的立法機關要求解聘艾爾斯，因為他對學生說，當前對待政府的敵意是由不加批評地接受自由企業意識形態所培養起來的，這對于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全無用處。[39]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這種攻擊開始減弱了，部分原因是大學的反對，并且維護它們的教授，雖然某些攻擊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 年代。[50]隨后，商業團體改變了它的策略，通過向系主任付錢，為學術活動提供經費，開始賄賂經濟系，讓其采納它的保守立場。[51]

　　非正統經濟學家面臨的第二方面的指責，是源自他們對那些廣受尊敬的新古典經濟學家的不以為然或者反對。經濟學家們在美國戰時指令性經濟的背景下在戰爭期間所從事的工作，使他們和戰后的經濟學家奇怪地相信了新古典價格理論的有效性，相信形式主義和數學話語是有用的。此外，在冷戰時期，整個新古典理論以及諸如線性規劃和博弈論這樣的特定領域，得到了華盛頓和各種基金會提供的巨額經費支持，因為它們有助于國防的“客觀”需要。因此，在戰后受到官方的肯定以及反共的環境下，各經濟系想要避免在理論上不強和疏于數學訓練的名聲，確保學生不會抱怨他們沒有受到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確保其處于這個學科的理論前沿，或者至少是值得尊敬的。延續了20世紀30年代聘用受過最前沿的新古典訓練的理論家的趨勢，各經濟系從1945年到20世紀70年代，明確地決定聘用受過良好訓練的新古典理論家，他們對待轉變經濟理論的方式的那種皈依的、反多元論的態度，傳授給了研究生和本科生。更具體地說，開設了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中級理論課程，有時還開設數理經濟學預修課程;本科專業也需要開設數理經濟學課程;研究生的理論課程更加數學化;希望新進校的研究生有一定程度的數學準備;研究生被灌輸的是，一個真正科學的經濟學家要拋棄意識形態偏見，公正客觀，接受合乎邏輯的、有根據的結論。結果，各經濟系的兼收并蓄和多元化越來越少，新古典理論的風格、態度和研究越來越多，最終到了不存在或者不容忍替代性理論的程度(比如在芝加哥大學或者弗吉尼亞大學)。在諸如哥倫比亞大學、威斯康星大學、伯克利大學和俄亥俄大學這樣的經濟系，最明顯的是在戰后初級階段還有相當多的制度主義者及其同情者，但到1970年就基本上沒有了。

　　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后，AEA作出了相當大的努力以提高其成員的技術-數學能力，使他們能夠對軍事問題和專業的公共政策討論有所貢獻。 [40]各方面都認識到，需要在研究生的培養上有所改變，在大量的數學和統計技術訓練的支持下，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理論的共同核心上。[52]在這些力量的作用下，隨著時間的推移，聘用、終身聘用、晉升和加薪的標準，漸漸變成一個人對新古典理論的技術-數學闡述有多熟悉，在論文中運用這種理論有多熟練，然后發表在主要的主流經濟學期刊上。[53]這種轉變的迅速發生意味著，在十年間，無論是主流經濟學家還是非正統經濟學家，只要趕不上(或者不去趕上)理論和技術的進步，不積極開展研究以及在主要期刊上發表論文，那么在經濟系里以及整個經濟學界，他們的收入、地位和聲望就會迅速下降(有時候在同事看來，他們根本就不是經濟學家了，因為他們是反理論的，他們的論文“一點圖表或者公式都沒有”)。結果，他們的教學領域漸漸被局限在理論之外，與體現在理論中的保守的市場意識形態不相容，比如經濟思想史、運輸、公用事業或者經濟計劃。非正統經濟學家還會有額外的遭遇，那就是甚至找不到工作。[54]

　　戰后時代的政治壓制與新古典經濟學家抑制性的支配地位相結合，結果就是確保了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幾乎完全被清除，以及制度經濟學逐步趨向滅絕——布朗芬布倫納承認這一點(Bronfenbrenner 1964)，戴維斯也承認(Davis 1965)，費爾斯(Fels 1975)注意到，范德比爾特大學經濟系從1948年到1976年沒有聘用過一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正如喬治·斯蒂格勒指出的那樣：

　　千真萬確的是，一個相信勞動價值論的人不可能在一所美國主要大學當教授，盡管原因可能是教授們不相信這個人既誠實又聰明。

　　(Stigler 1959: 527)

　　于是，除了德克薩斯、馬里蘭、俄克拉何馬和猶他，排名靠前的博士授權機構和其他大多數博士授權機構，沒有哪一個會讓(或者想要讓)它們的學生受到馬克思主義、制度主義和其他非正統方法的影響，盡管到20世紀60年代末這種影響的確發生了(見表2-2和附錄A.6)。因此，戰前時期的新古典支配地位和反多元化延續到了20世紀60年代，這意味著1941-1970年培養的10784名博士中(見附錄A.3)，可能不到3%真正受到過非正統經濟學的影響。具體地說，20世紀60年代末到1874年，排名靠前的博士授權機構中，只有哥倫比亞、密歇根、耶魯和哈佛對非正統經濟學有重要的推動。

　　[41]1962-1974年，這些靠前的機構培養了5486名博士，占這一時期培養的經濟學博士總數的59%。因為排名靠前的機構的研究生多數繼續在這些機構任教，少數去了次一級的機構，所以盡管發生了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動蕩，這些受過良好訓練的新古典經濟學家確保了在此后的30年中，全美超過80%的博士授權機構所傳授的幾乎完全是新古典理論。[42](Fones-Wolf 1994; Schrecker 1986; Donnelly 1985; Goodwin 1998; Backnouse 1998; Phillips 1989; Sandilands 2001; Root 1956; Iversen 1959; Samuelson 1998; Colander and Landreth 1998; Selcraig 1982; Solberg and Tomilson 1997; Barber 1997a, 1997b; Modigliani 2001; Breit and Culbertson 1976; Rutherford 2000b; Stigler 1959; Stern 1963; Brazer 1982; Sass 1982; Cross 1967; Huntington 1971; Cookingham 1987; Adelman 1990; Bowen 1953; Blaug 1999; Bernstein 1990, 1995, 1999, 2001; Lampman 1993; Lowen 1997; Bronfenbrenner 1993; Jones 2002; Shaffer 2004; Schmid 2004; Kaufman 2004; Dowd 2002; Samuels 2002; Weintraub 2002; Snavely 1967; Jensen 2001; McCumber 2001; Krueger et al. 1991; Hansen 1991; Kasper, et al. 1991)。

[41]表2-2 有博士授權和博士生的美國主要經濟系，1962-1974年

　　資料來源：Keniston 1959: 129; Cartter 1966: 34; Roose and Anderson 1970: 58; Harmon and Soldz 1963: 74-84; Harmon 1978: 112-113;以及附錄A.2。

　　保持機構的支配地位：新古典經濟學與排名競賽，1970-2000年

　　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動蕩，為那些帶有非正統成分的有博士授權的經濟系在20世紀70年代的顯現提供了空間和機會。新古典經濟學家本可以容忍這一點點多元化，但他們沒有容忍。隨著越南戰爭的結束，冷戰逐漸消退，以及民權運動、婦女運動和同性戀權利運動正在成為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家賴以清除非正統經濟學的傳統機制不再有效。此外，對有非正統興趣的學生的學術恐嚇，對聘用、續聘、終身聘用非正統經濟學家的限制，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以及職業上的排斥/歧視，也只是作為一種控制機制發揮有限的作用(見第4章)。因此，需要一種新的社會控制機制，它顯得外在于這個學科，同時能夠消除或者抑制1970年以來開始顯現的少數經濟系的非正統傾向，降低其更多地顯現的可能性。當這種機制產生的時候，最重要的社會控制機制就是經濟學期刊和經濟系排名，因為它為攻擊非正統經濟學家、清除非正統的經濟系和博士生培養提供了一個“客觀的”標準。

　　1970年左右，休斯敦大學經濟系的制度主義者(和其他非正統經濟學家)與新古典經濟學家展開了控制權的爭奪——見第4章注釋22。作為爭斗的一部分，威廉·穆爾(William Moore 1972, 1973)完成了第一個全面的、有影響的經濟學期刊和經濟系排名，將其作為合理地把制度主義經濟學家清除出經濟系的手段(Lower 2004)。[55]此外，如前述，在戰后階段，美國的經濟系明確作出決定，聘用受過良好訓練的新古典理論家，以皈依的態度轉變經濟理論的發展道路，將新古典理論傳授給本科生和研究生。結果，到20世紀60年代以及進入70年代后，許多大學的經濟系大為改善——受過良好訓練的教師在“傳統的”頂級期刊和新期刊上發表論文，培養博士生，但不十分清楚的是，哪些經濟系是頂級博士授權機構，哪些期刊是頂級期刊。[43]哪些是頂級經濟系這個問題最初是政府機構和私人基金會要考慮的，它們需要一種機制來評價對基金項目的要求。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各大學都用排名來決定各系是否應該存在，是需要重組還是廢止。此外，各系、大學領導和提供贊助的機構開始根據學者發表論文的期刊的聲望(被等同于學術質量)，來決定他們的終身教職、晉升、薪水和津貼。在這種背景下，穆爾的排名很快被認識到可以用來達到類似的目的，確定哪些是頂級新古典期刊和經濟系，哪些不是(Lee 2006)。

　　對期刊和經濟系排名

　　對經濟系及其博士生培養排名這種愿望的背后，是經濟學知識顯然是非競爭的這種根本性的假設;也就是說，經濟學教授和從業者普遍接受的只是新古典經濟學，從而產生相對同質的科學成果。離開知識同質性這個假設，經濟系排名就完全是沒有意義的。但是，通過采用基于這個假設的經濟系表現指標，對經濟系及其研究生培養質量進行排名就變得容易了，將它們排列為“尚可”、“勉強”或者“沒有資格培養博士生”，并不考慮這種排名實際上是否由于學術偏見而反對任何非正統學說。而使用僅公開了解到的意見(就像1973年前對經濟系的排名那樣——見表2-1和表2-2)會招致懷疑，它們是否準確鑒別了學術高產的經濟系。因此，數量上的度量就成為被追求的對象，比如總發表量、教師人均發表量和教師人均引用量。但基于公開意見的經濟系排名與論著發表數量之間的關系表明，它們之間絕非完全匹配——也就是說，如果使用“未加工的”數量來度量，沒什么聲譽的經濟系和它們的經濟學家與那些聲譽好的競爭對手之間是同等的，甚至還超過了對手(Crane 1965: 714)。因此，比如高排名與好聲譽相一致的哈佛大學經濟系仍然得不到足夠“客觀”的評價，一個聲譽不好的經濟系可能會有足夠大的論著發表量和/或引用量，使其“客觀地”與哈佛經濟系同等。要減少這種可能性，就需要一個“期刊質量指數”，為基于論著發表數量的經濟系排名來選擇期刊、對期刊排名，它代表著學術質量，從而確定期刊的聲譽。通過選擇“一流”期刊可以實現這一點，這種期刊的選擇依據的是作者所隸屬的機構，主觀的評價——比如“每個人都認為是核心的、主流的、聲譽極佳的、高質量的期刊”——和/或用引用量來選擇。[44]結果是，用期刊質量及其排名來對經濟系排名，得到的是與用公開意見排名幾乎相同的結果，部分原因在于“期刊質量指數”是根據相同的公開意見而產生的。

　　科茨(Coats 1971)認為有9份經濟學頂級期刊(見表2-3)。由于存在大量新老經濟學期刊，以及不相信科茨的觀點，此后30年內有21篇不同的論文得到了23種排名，用以鑒別一流的、核心的、主流的經濟學期刊——見附錄A.3。雖然在選擇期刊以及對所選期刊進行排名的時候采用的標準不同，但得到的結果是高質量的重要期刊與低質量的不重要期刊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層級。這可以通過參考戴蒙德(Diamond 1989)列出的27份頂級期刊來說明。列表中包括科茨1971年排列的9份期刊，康洛伊和杜薩斯基(Conroy and Dusasky 1995)1995年劃定的8份一流期刊，以及最近排名的17份頂級期刊——見下面的表2-3。此外，戴蒙德排名中第8-22位的期刊包含在附錄A.3的 22種排名表的每一種中，9份期刊出現在超過75%的排名表中，14份期刊出現在超過半數的排名表中。因此，各種排名表有相當大的共性;包含在各種排名表中的是核心的9份頂級期刊，沒有發生變化。

　　從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關于哪些是有博士授權的頂級經濟系，有一個公開的看法——見表2-4。但如前述，這種看法在20世紀60年代碰到了問題，因為對經濟系排名進行的15項研究得到了19種排名，這受到了攻擊。不過，雖然選擇經濟系以及對所選擇的經濟系進行排名的標準不同，但得到的結果中頂級經濟系的排名是相對穩定的。也就是說，基于聲譽和基于論著發表數量的排名，得到的頂級經濟系是相同的。此外，頂級經濟系在不同時間存在著連續性，如表2-4 所示，表中比較了1925年和1934年、1959-1970年和1995-2003年的頂級經濟系。頂級經濟系排名中有少數變化也可以從如下事實中推論出來：從1959年到2003年這個時期，15個系在25個頂級經濟系的16-19位出現過，另外9個系在11-15位出現過[56](Lee 2006)。

[45]表2-3 頂級新古典期刊的穩定性，1969-2003年

資料來源：來自附錄A.3和Coats (1971)。
注：* 是Conroy and Dusasky (1995)的一流期刊。

[46]表4-2 有博士授權的美國主要經濟系，1925-2003年

　　注：* 源自附錄A.4的排名N到S。

　　排名與非正統經濟學

　　對期刊和經濟系排名的研究表明，頂級經濟系在頂級經濟學期刊上發表論文，頂級期刊發表來自頂級經濟系的經濟學家的論文。來自排名和相關研究的證據這一“經驗”事實表明，20世紀后期的主流經濟學是一門爭奪級別的科學，也是一門附屬于等級結構的科學(Lee 2006)。結果，頂級經濟系憑借其等級地位規定了什么是恰當的研究生培養方式，控制了頂級期刊，從而控制了新古典科學知識的產出。因此，經濟學中的科學知識是以級別為基礎的，從而是社會建構的，因為它必定會表現出某種社會特征，即最適合于保持支配地位，并便于頂級經濟系進行社會控制(Braxton 1986)。[47]于是，毫不奇怪，在23項對期刊排名的研究中，僅有9項包含了非正統期刊(因為它們的知識對于主流經濟學家來說是無關緊要的);6份期刊——《劍橋經濟學雜志》、《經濟問題雜志》、《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雜志》、《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社會經濟評論》和《科學與社會》——在這些研究中一般都排在所有期刊靠后的40%中(見附錄A.5)。[57]同樣毫不奇怪的是，在21項對經濟系排名的研究中，博士生培養中包含非正統成分的經濟系的排名都受到了影響。在其中的19項排名研究中，只有13項研究包含了“所有”博士授權機構，從而包含了有非正統成分的全部博士授權機構;這13項研究中，8項是基于論著發表數量，5項是基于公開意見;在8項基于論著發表數量的研究中，只有2項包含非正統期刊。結果是，基于論著發表數量的排名中的8個包含較多非正統成分的經濟系，從1970年到2000年，[58]普遍排在所有經濟系靠后的40%中，而且其排位不斷下降。因此，到20世紀末，除了一個系之外(阿默斯特的馬薩諸塞大學)，它們全都排在靠后的25%中(見附錄A.6)。[59]此外，在博士生培養中有較少非正統成分的13個系，[60]只要在系里以及博士生培養中保留著非正統成分，其排名從1959年以后就一直下降;而一旦丟掉非正統成分，其排名馬上提高——見附錄A.6。[61]

　　上述情況意味著，期刊和經濟系排名為控制、遏止和阻礙非正統經濟學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機制，因為作出排名方面的決定是各經濟系的責任所在，而且被視為“客觀的”。也就是說，某個大學和/或經濟系決定提高其排名的時候，就會制定一些政策，包括在聘用、晉升和研究部署上對主流經濟學家及其研究區別對待，在本科生和研究生培養中增加新古典的內容，減少非正統成分。結果，這些系里的非正統經濟學家被邊緣化，他們離開以后也不會聘用新人來接替。休斯敦(如前述)、德克薩斯和康涅狄克都是這樣做的，最近的例子則是圣母大學。[62]在這所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藝術與文學院院長和經濟系主任(是個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研究生培養中的非正統成分，以及很多教授的非正統經濟學研究和在沒有進入排名的非正統期刊上發表論文，使得經濟系在美國經濟學博士授權機構中的排名較低。具體來說，這所目前(2003年)在107個博士授權機構中排名 81位(見附錄A.6)的大學認為，要提高排名，經濟系必須在頂級新古典期刊上發表論文。[48]此外，這所大學認為只有新古典經濟學才是真正科學的知識，因此這種頂級期刊唯一刊發的、政策制定者和商界唯一能聽的進去的知識，應該傳授給本科生，應該切實用于研究生的培養。[63]他們充滿反多元化精神的解決方案(得到那些滿口“主流經濟學無可替代”的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支持)是，把非正統經濟學家趕到一個沒有出路的本科系，建立一個有明顯學術偏向的經濟系，這個系只聘用“經常在主要經濟學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最好的新古典經濟學家”。主要期刊被確定為“最好的經濟學期刊，或者在過去十年排名至少在前20位的期刊”。但如前述，李(Lee 2006)也曾指出，對于排名前25位之外的經濟系的經濟學家，很難在頂級新古典期刊上發表論文;如果排名前25位的經濟系保持穩定，圣母大學要進入精英集團、甚至是前40名都不可能(Fosmoe 2003a, 2003b; Gresik 2003; Goldberger et al. 1995; 圣母大學學術委員會會議，2003年3月20日 http://provost.nd.edu/academic-resources-and-information/ac_minutes/documents/3-20-03.pdf; Donovan 2004;“圣母大學關于經濟學的提議”，2003年3月17日)。

　　到20世紀最后十年，新古典理論在博士生培養(以及本科生培養)中的霸權地位似乎已經如此徹底，以至于美國經濟學會研究生教育委員會完全不承認除了新古典理論之外，還存在別的經濟學理論，同時也指出，在本科生和研究生層次，美國大學傳授給學生的核心理論實際上是一模一樣的。[64]這種學術上的狹隘是長達一個世紀的不寬容、反多元化態度的結果，這種態度推動了對非正統經濟學的壓制，同時向學生灌輸新古典理論。這兩股力量還產生了別的后果：它們相互作用，決然地、蓄意地塑造了20世紀后半期及其后的美國經濟學——它對待非正統經濟學理論的理論、文化和態度。[65]正如表1-1表明的那樣，學生從教科書里學到的只有新古典價格理論;隨著時間的推移，教科書中有意傳遞的保守的政治信息變得更加保守，更加公開，也更加“應該”?，F在，辯護是經濟學家可以接受的，因為它被限制在一個強化現狀的保守的研究綱領中。此外，經濟學家有意識地回避宏大的理論主題，尋求的是具體的項目，將他們的學術努力導向新古典理論的精細化，而不管它與現實經濟有多么脫節，接受政治、社會和經濟現狀，遠離政治主張，從而保持他們長達一個世紀的、商界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辯護士的形象。[49]他們對社會經濟問題保持緘默，在學術上封閉了經濟學的不同路徑，通過貶低非正統經濟學家(和他們的博士生)而拒絕多元化，嘲弄非正統經濟學家不嚴謹、弱智，從而反對其理論;他們培養的未來經濟學家對他們的學科不作(或至少是偏向于不作)歷史的理解，不知道非正統經濟學方法;強化一種壓制性的課堂環境，不歡迎批評性的問題，對這類問題的反應是意欲威嚇學生，使其惟命是從、閉口不談;拒絕那些包含非正統觀點的博士論文和論題。但是，烏云籠罩下還是有一線希望，那就是發生在20世紀后半期的非正統經濟學的產生和投入戰斗，這是后面三章的主題。

　　[①] 大致在1870-1880年間通常使用的教科書包括：F. 韋蘭(F. Wayland)的《政治經濟學基礎》(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J. S.穆勒(J. S. Mill)的《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H.福西特(H. Fawcett)的《政治經濟學指南》(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J. E. T.羅杰斯(J. E. T. Rodgers)的《政治經濟學學生指南》(Manual for Political Economy for Schools and Colleges)和J. E. 凱爾恩斯(J. E. Cairnes)的《政治經濟學主要原理》(Leading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Barber 1988b, 1988c; Jones 1988; Mason 1982; Cross 1967; Snavely 1967; Brazer 1982)。

　　[②] 關于對美國例外論及其對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美國社會科學和美國歷史的影響的討論，見Ross (1991)和Novick (1988)。[美國例外論是托克維爾杜撰的一個概念，指的是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也是獨一無二的以自由、個人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等思想為建國基礎的國家，人民特別富裕幸福，國家特別穩定強盛，在世界上領導和保衛自由潮流，因此獨特優越，是其他國家無可比擬的。——譯者]

　　[③] 比如，本杰明·安德魯斯(Benjamin Andrews)在干草市場事件的同時指出：

　　……沃克爾(Walker)、杰文斯、赫恩(Hearn)、馬歇爾等人……已經開始去確定[自由放任]對于工資勞動者來說是否如通常所表現出來的那樣真的是致命的。一種新的工資和利潤理論已經在確立，根據這種理論，不需要政府的控制，通過……自然經濟法則的作用……能實現平等的分配……利潤并沒有掠奪工資。

　　(Andrews 1886: 141)

　　雅各布·霍蘭德爾(Jacob Hollander)回憶道：“……當社會主義著作挑戰資本在任何收入分配份額中的權利的時候，正統政治經濟學并為進行多少嚴肅的嘗試去確認資本在生產中的作用”(Hollander 1903: 268)。支持和鼓勵這種思路的一個源泉是，資本家及其專家學者認為，價格不斷下跌時工資較高，這就使工人喪失了要求利潤的權利——見 Livingston (1987)。

　　[④] 按照連續性命題，這種綜合也需要構建經濟理論史的一種輝格黨觀點。這個命題認為，斯密、李嘉圖、穆勒和馬歇爾的價格理論是同樣的供求理論傳統的一部分。因此，在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新古典價格理論之間并不存在不一致。宣稱經濟學中只存在一個理論傳統，這是邊緣化進而清除非正統經濟理論的一種再明顯不過的做法。

　　[⑤] 那些沒有調和他們的歷史主義觀點和獨特的歷史主義準則的倡導歷史分析的經濟學家漸漸淡出了經濟學史(Ross 1991)。

　　[⑥] 比如見對布朗大學、哈佛、密歇根大學、耶魯、哥倫比亞、賓夕法尼亞大學、加州大學、斯坦福、弗吉尼亞大學和威斯康星大學的個案研究。這些研究表明，著名的新古典經濟學家，比如F.陶西格、T.卡弗、C.布洛克(C. Bullock)、F.泰勒(F. Taylor)、A.哈德利(A. Hadley)、I.費雪(I. Fisher)、J. B.克拉克、E. R. A.塞利格曼和R.梅奧-史密斯(R. Mayo-Smith)都講授初級和高級理論課程;他們使用自己的或者別人的新古典教科書，比如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依據杰文斯、馬歇爾、克拉克和龐巴維克的著作準備講稿。從1890年到1910年，馬歇爾的《原理》在美國賣了4181本。此外，如果教授不講授“邊際效用經濟學”的話，那么經濟學研究生，比如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會舉行半秘密的會議去研究它。最后，從1870年到1900年，有62名經濟學家在28所主要學院和大學講授經濟學，其中只有四個人可以被視為新古典價格理論的批評者——托爾斯坦·凡勃倫、林德利·基斯比(Lindley Keasby)、愛德華·布雷米斯(Edward Bremis)和愛德華·羅斯(Edward Ross);如果把后來的制度主義者約翰·康芒斯和威斯利·米切爾(Wesley Mitchell)包括在內，反對者就是6名。1900年前后，只有不到10%的經濟學教授批評新古典價格理論，因此可以確定，在世紀之交，新古典價格理論支配著美國的大學(Mason 1982; Brazer 1982; Barber (1988a)的個案研究; Macmillan 1942; Gettleman 1987; Snavely 1967; Parrish 1967)。

　　[⑦] 見Steedman (1989b, 1995, 2004)以及Howard and King (1989)。

　　[⑧] 從1885年到1900年，有大量涉及經濟學、經濟學家和學術自由的例子。比如，布朗大學校長本杰明·安德魯斯由于支持復本位制而受到布朗公司成員的攻擊，因為這是這所大學的朋友們所不支持的觀點，尤其是那些準備捐贈禮物和遺產的人。其他的例子還有亨利·C.亞當斯由于鼓勵自由貿易而被密歇根大學拒絕晉升，因為自由貿易與大學董事的保護主義立場相沖突;康奈爾大學不再與亞當斯續簽合同，因為他在干草市場事件后指責這個國家的實業家的行為;理查德·伊利由于支持勞工以及支持政府發揮作用而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威斯康星大學都受到同事和校董會的攻擊;J. 艾倫·史密斯(J. Allen Smith)由于在1896年的選舉中公然投票給威廉·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而被瑪麗埃塔學院(Marietta College)解職(資金問題也是一個因素);I. A.赫維奇(I. A. Hourwich)由于參加了1894年的一次平民黨大會而被J.勞倫斯·勞克林(J. Laurence Laughlin)威脅從芝加哥大學辭職;比米斯由于持進步的/激進的政治主張而受到他的上級勞克林的攻擊，然后被警告，然后由于在1894年普爾曼(Pullman)罷工期間發表了“親勞工”的意見而被芝加哥大學解雇，因為這有損這所大學從洛克菲勒那里得到更多資助的機會;羅斯在斯坦福大學被從經濟學部轉到社會學部，最終被解聘，因為他發表了支持經濟改革和其他支持種族主義(這可能是他被解職的直接原因)的演講，冒犯了斯坦福先生;托馬斯·E.威爾(Thomas E. Will)和比米斯1899年被堪薩斯州立農學院(現在的大學)解職，因為他們與平民黨有聯系，而且講授與這個階級有關的經濟學;康芒斯在印第安納大學和錫拉丘茲大學得不到學術職位的晉升，因為他贊賞喬治和馬克思，支持平民黨事業，而且在禮拜天打棒球(Barber 1988b, 1988d, 1988e; Donnan 1952; Brazer 1982; Cookingham 1988; Henderson 1988; Bergquist 1972; Mohr 1970; Goldman 1944; Will 1901; Furner 1975; Schlabach 1963-64; Coats 1968; Ross 1991; Beauregard 1988)。

　　[⑨] 在1886年[應為1885年，疑為原文印刷錯誤。——譯者]美國經濟學會成立的時候，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學會的一個目的是同等地推動來自斯密、李嘉圖、馬爾薩斯和穆勒傳統的所有經濟學研究的進步，無論是“非正統的”還是“正統的”。但是，由于學會也在促進和支持美國經濟學家的職業化，它很快就只是推動 “正統的”新古典理論的發展，拋開了馬克思主義和喬治主義，以及后來在20世紀興起的制度主義和其他非正統方法。因此，學會強化了正統與非正統的區別，從而在當時和現在都對美國經濟學家的新古典同質化作出了重要貢獻(Ely 1887; Furner 1975; Haskell 2000)。

　　[⑩] 對1904-1940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人數的統計是不完全的。首先是因為缺乏1904-1919年的統計總數。其次，國家科學院/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發布的1920-1940年的年度統計數字(見附錄A.2)不包括從所有機構取得博士學位的人數，比如布魯金斯研究院就只統計了40%。對 1920-1940年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人數最可靠的估計是超過2100名。但沒有理由認為，文中的百分比會因為實際取得博士學位的人數更多而有所變化。

　　[11] 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伊利、陶西格和亨利·西格(Henry Seager)的新古典教科書為何銷量如此之大(見Dorfman 1959: 211)。此外，1911-1940年，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銷售了18428冊(Macmillan 1942)。

　　[12] 一個例子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哥倫比亞大學。1920年以前，它的經濟系顯然是新古典導向的。但由于制度主義的總體氛圍的支持，加之1922年聘用了韋斯利·米切爾以及在20世紀20年代聘用了其他制度主義者，經濟系轉變成為具有制度主義特征的系。結果是，雖然仍然在講授新古典價格理論，但不再像在哈佛、耶魯或者普林斯頓那樣受到強調和贊許。20世紀30年代的研究生感覺到了這種忽略，要求增加新古典價格理論的課程。經濟系漸漸地回應了這種要求，首先是在 1931年聘用了哈羅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并在1932年開辦了一個理論研討班。后來，在1938年，為研究生開設一門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結構”的課程，由米爾頓·弗里德曼授課。結果是，研究生逐漸不再與制度主義有密切的聯系。自1946年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威廉·維克里(William Vickrey)受聘講授新古典價格理論以后，制度主義理論的問題被提了出來，其聲望銳減。雖然從1946年之后，隨著戰前那一代制度主義者退休，被新古典經濟學家所取代，新古典經濟學接替制度主義花了15年的時間，但經濟系逐漸表現出新古典特色，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伴隨著斯蒂格勒對那些對制度主義感興趣的研究生施以威脅，這類學生幾近消失。另一個例子是芝加哥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的轉變，1915年之后，它從一個多樣化和多元化的經濟系(但并未包容馬克思主義者和激進經濟學家)轉變成為一個強調新古典價格理論的經濟系。1916-1940年，它聘用的主要人物逐漸是新古典理論家，比如雅各布·瓦伊納(Jacob Viner)、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亨利·舒爾茨(Henry Schultz)、保羅·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勞埃德·明茨(Lloyd Mints)和奧斯卡·蘭格(Oskar Lange)。新古典價格理論和競爭市場逐漸成為經濟學課程的核心，其必然結果就是對制度經濟學越來越多的批評。1946年，米爾頓·弗里德曼受聘于此，延續了新古典價格理論在之前二十年已確立的支配地位，而且使其向“芝加哥學派”這一特殊的理論導向轉變。與之相類似，在斯科特·尼爾林(Scott Nearing)1915年的慘敗和西蒙·帕藤1917年退休之后，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系也不得不重組。偏愛馬歇爾的雷蒙德·拜伊(Raymond Bye)在戰間階段以及戰后保持了帕藤留下的新古典遺產(Rutherford 2001, 2003b, 2004; Hammond 2000; Ginzberg 1990; Dorfman 1955; Fusfeld 1997; Emmett 1998; Reder 1982; Sass 1982)。

　　[13] 比如，弗里德曼1938-1939年在哥倫比亞大學、1946年在芝加哥大學講授新古典價格理論，講授的幾乎是同樣的課程。此外，在哥倫比亞大學時期的斯蒂格勒與在芝加哥大學的弗里德曼就新古典價格理論保持著密切的工作通信。因此，兩所大學的研究生學到的是相同的價格理論。共同訓練新古典價格理論的結果是，新培養的博士的差異僅在于研究興趣而已。這也許解釋了為什么比如威斯康星大學這種制度主義導向的經濟系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會普遍受到歧視(Hammond 2000; Hammond and Hammond 2000; Biddle 1998)。

　　[14] 除了排斥馬克思主義者和喬治主義者之外，美國經濟學家和美國經濟學會并不接受社會學家，并且有效地排斥了女性主義觀點和思想。如果1970年前馬尼托巴(Manitoba)大學經濟系的演變能夠代表加拿大其他大學的話，加拿大大學的經濟學也有著非常近似的故事(Bernstein 2001; Pentland 1977; Baragar 2004; Horn 1999)。

　　[15] 比如，這些機構有堪薩斯州吉拉德(Girard)的國際社會經濟學校，波士頓的卡爾·馬克思學校，明尼蘇達州德盧斯(Duluth)的工人學院，紐約州卡托納(Katonah)的布魯克伍德勞工學院，阿肯色州麥納(Mena)附近的公民學院，紐約的蘭德社會科學學校、猶太工人大學、紐約工人學校。此外，共產黨在包括舊金山、波士頓和芝加哥在內的12個城市建立了工人學校支部。每年進入這些學校的人數從幾百到幾千不等，1918年蘭德學校達到5000 人，1934-1935年工人學校達到了10000人。

　　[16] 比如，蘭德學校開設的課程有社會主義經濟學、財富和收入、經濟問題，紐約工人學校開設的課程有政治經濟學和高級政治經濟學、美國應用經濟學、現代經濟理論。此外，還開設了關于勞工運動史、工會問題、美國史和階級斗爭史的課程。

　　[17] 比如，1930年在紐約建立的亨利·喬治社會科學學校至今還在。學校在包括芝加哥、圣路易斯、費城、舊金山和洛杉磯在內的一些城市建立了分校。

　　[18] 布賴恩·莫爾學院的院長對林德利·基斯比(Lindley Keasbey)在課堂上的“社會主義”言論極為不滿，迫使他1905年離職。基斯比去了德克薩斯大學，在那里，他的非正統經濟思想使得他在1909年不再講授經濟學課程。另外，加州伯克利大學的校長只是因為艾拉·克羅斯(Ira Cross)在1914年前后發表了一些關于社會主義哲學和激進政治運動的演講，就認為他是社會主義者。在威爾斯利(Wellesley)學院教經濟學(1896-1918年)的埃米莉·鮑爾奇(Emily Balch)晉升緩慢，因為她在課外參加了社會主義者和改革主義者的活動;喬治·考克斯(George Cox)1915年被達特默斯(Dartmouth)學院解聘，因為他表現出親社會主義的同情感;華盛頓大學的董事們拒絕聘用查爾斯·麥金利(Charles McKinley)，因為他為激進主義辯解。最后，1914-1915年，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經濟學家斯科特·尼爾林因為廢除童工而擁護進步運動，并在課堂上講到這一點。大學的理事們因此想要讓他住口，不給他晉升，然后解聘了他。理事們后來繼續大量辭退支持進步運動的經濟學家，直到1917年帕藤退休，他們的任務完成了。要注意到的是，美國經濟學會也不支持尼爾林，某些成員贊成學會的舉動，因為他們宣稱尼爾林不熟悉經濟理論的基本原理。

　　[19] 比如，帕藤1917年“被迫”從賓夕法尼亞大學退休，表面上是因為他到了規定的退休年齡，實際上則是因為他的非正統經濟學和社會觀念，也因為他“保衛德國價值觀”的觀點冒犯了大學的理事們，還因為他在公眾集會上介紹了一名反戰者。此外，尼爾林因其反戰立場而在1917年被托萊多(Toledo)大學解聘，又因其對高等教育激進的-凡勃倫主義的批評而在1922年被拒絕到克拉克大學發表演講;艾倫·伊頓(Allen Eaton)被俄勒岡大學解聘，因為他參加了民主與和平人民委員會的一次集會，然后給俄勒岡州的一份報紙寫了一封關于集會的信;阿瑟·卡爾霍恩(Arthur Calhoun)、A. 莫爾斯(A. Morse)和G.阿納(A. Arner)由于“社會主義學說或者觀點”而分別被瑪麗威爾(Maryville)學院、瑪麗埃塔學院和達特默斯學院解聘;1919年和1921年，瓦爾帕萊索(Valparaiso)大學和奧爾巴尼(Albany)學院開除了持社會主義政治觀點的學生。另外，威爾斯利學院1918年不再續聘鮑爾奇，因為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是反戰者，參加了和平集會。不過，像伊利這樣的經濟學家或者內布拉斯加大學的三位經濟學教授，他們的學術生涯并未受到沖擊，他們大聲疾呼，發表“無關科學的”反德聲明，建議解聘反戰的經濟學教授。值得一提的是，鮑爾奇獲得了194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獲得此獎的美國經濟學家(Nearing 2000; Saltmarsh 1991; Solomon 1980; Sinclair 1923; Bernstein 2001; Baranik 1990; Gruber 1975; Cohen 1993)。

　　[20] 比如，在蒙大拿大學教經濟學的路易斯·萊文(Louis Levine)(后來改名為劉易斯·L.洛溫(Lewis L. Lorwin))1919年被校長停職，因為他私下出版了一本關于礦產稅的專著，觸犯了這個州采礦業的利益，因此對該大學在這個州的立法機關的朋友是不友好的，從而對這個州的撥款產生了負面影響。他在兩個月以后才得以恢復原職。另外，在1920年，詹姆斯·史蒂文斯(James Stevens)被米德伯雷(Middlebury)學院解聘(后來他被劃定為一個反戰者、社會主義者和布爾什維克)，部分是因為他關于社會問題的信念和態度;1922年，阿瑟·懷特(Arthur White)因為講授經濟學的方式有問題而被馬斯京漢姆(Muskingham)學院解聘;科利尼厄斯·芬克(Cornelius Fink)由于在1928年的煤礦罷工期間在一次工人教育課堂上發言，南方煤礦經營者協會就讓俄亥俄大學叫他另謀高就。商人階級一貫指責特里薩·麥克馬洪(Teresa McMahon)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她支持工人階級和最低工資，對華盛頓大學施壓(由于她得到勞工組織的支持而沒有成功)，要求解聘她(Deibler 1919, 1921; Trachtenberg 1920; Sinclair 1923; McMahon 1989; Gutfeld 1970; Beauregard 1988)。

　　[21]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散多年以后，布魯克林學院卡爾·馬克思協會和紐約城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俱樂部被美國政府列入顛覆性組織的名單。學院領導對那些他們的學生沒有參與的校園活動的態度也是保守的，就像布賴恩·莫爾學院夏季女工學校那樣。在這里，持進步或者左翼政治觀點的教師、能夠講授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教師、對美國的資本主義持批評觀點的教師和想要研讀馬克思主義的女工聯合起來，閱讀無產階級的小說，研究不斷發展的罷工，招致學院理事會的保守成員在20 世紀30年代把夏季學校定性為一個左翼勞工學校。結果，夏季學校最終在1935年被趕出了布賴恩·莫爾學院的校園。不受歡迎的經濟學教師包括科爾斯頓·沃恩(Colston Warne)(他1930年離開了匹茲堡大學，大學理事會想要解聘他，因為他在當地的煤礦發表了一次關于生活條件的演講;一年前，該大學解散了他的自由俱樂部，開除了兩個學生，部分原因是俱樂部舉辦一次討論穆尼-比林斯(Mooney-Billings)訴訟案的會議，而沃恩是該俱樂部的一個資助人)、布羅德斯·米切爾(Broadus Mitchell)、特里薩·沃爾夫森(Theresa Wolfson)(她幫助組織了校際社會主義者協會的一個分部，是一名社會主義者，為工會工作，講授勞工史和經濟學)和利奧·休伯曼(Leo Huberman)(一個共產主義者，后來幫助創辦了《每月評論》)。前三人被麥卡錫主義的先驅者們定性為危險的激進分子(Greer 2001; Heller 1984, 1986; Kessler-Harris 1980; Dilling 1935; Sabine and Wittke 1929; 反美活動委員會(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1957)。

　　[22] 20世紀30年代(以及20年代)加拿大激進的和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教授也遭到調查、解聘或者不予聘用(Horn 1999, 2000; Baragar 2004)。

　　[23] 比如，羅伯特·布雷迪(Robert Brady)(加州伯克利大學)1938年被迫在眾議院反美活動委員會面前作證，被指責為一個“不成熟的反法西斯主義者”。為了不讓對方超過，社會研究新學院(1940年)、加州大學(1942年)和斯坦福大學(20世紀40年代)都規定了共產主義者及其追隨者沒有資格擔任教師。此外，哥倫比亞大學和布拉德福德社區學院分別解聘了唐納德·亨德森(Donald Henderson)和霍勒斯·戴維斯(Horace Davis)，部分原因是他們參與的政治活動——亨德森被解聘的另一個原因是他沒能完成博士論文;邁倫·霍克(Myron Hoch)和肯尼思·梅(Kenneth May)(一名學數學的研究生，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論就業的數學理論”)分別被紐約城學院和加州伯克利大學解聘，因為他們被視為共產黨員，從而持有與其教師職位不相稱的政治信念。在哈佛，20世紀30年代作出的繼續聘用經濟學教師的決定中，似乎并不包括雷蒙德·沃爾什(Raymond Walsh)、艾倫·斯威齊(Alan Sweezy)、約翰·K.加爾布雷思(John K. Galbraith)這些人，他們參與了工會活動，或者與新政有牽連;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學術委員會指責了布羅德斯·米切爾，因為他在課堂上使用了不適當的語言，認為最高法院推翻了新政立法，這也導致米切爾從這個大學離職。此外，20世紀30年代末，德克薩斯州立法機關的成員試圖讓德克薩斯大學解聘羅伯特·蒙哥馬利(Robert Montgomery)，因為他倡導社會主義，也就是公有制或者至少是對公用事業的價格管制;德克薩斯的商人想要讓德克薩斯大學解聘蒙哥馬利、克萊倫斯· 艾爾斯(Clarence Ayres)、愛德華·黑爾(Edward Hale)和克萊倫斯·威利(Clarence Wiley)，因為他們不喜歡這些人所講授的內容。1942年，德克薩斯大學經濟系的年輕教師法格·福斯特(Fagg Foster)、文德爾·戈登(Wendell Gordon)和尼爾森·皮奇(Nelson Peach)被解聘，或者在年度合同到期時候理事會明確表示不再續聘，因為他們在一次攻擊1938年工資和勞動時間法案的公眾集會上發表了負面評論。最后，從20世紀30年代末開始，FBI啟動了對加爾布雷思的監視和調查，并一直持續了40年。

　　[24] 1945年以后的紅色恐慌事實上是戰間紅色恐慌的延續，就像伊麗莎白·迪林(Elizabeth Dilling)劃分的“紅色網絡”所體現的那樣(Goldstein 1978; Fischer 2006)。她劃分了大量紅色經濟學家，包括鮑爾奇、保羅·布雷森登(Paul Brissenden)、卡爾霍恩、康芒斯、戴維斯、羅伯特·鄧恩、亨德森、約翰·艾斯(John Ise)、弗蘭克·奈特、威廉·萊瑟森(William Leiserson)、布羅德斯·米切爾、韋斯利·米切爾、杰西卡·佩肖托(Jessica Peixotto)、大衛·薩波斯(David Saposs)、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Rexford Tugwell)、沃恩、沃爾夫森和利奧·沃爾曼(Leo Wolman)。雖然這作為一個“紅色經濟學家”名單是極不恰當的，但還是與我列出的名單有重合(見附錄A.7，A、B兩列)，我的名單包括了20名對馬克思主義思想感興趣或者利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經濟學家。其中一些人在他們的著作中利用了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另一些人則在課程中包含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很少一部分人甚至講授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斯威齊在哈佛大學開設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課程就是著名的例子，也有激進的經濟學教師在南加州大學和路易斯威爾大學的課堂上講授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最后，還有一些教授，比如哥倫比亞大學的埃迪森·卡特爾(Addison Cutler)和亨德森，以及學生們組織了私下的、甚至是秘密的小型團體，討論馬克思主義和其他激進理論。

　　[25] 當出現這種可能性的時候，比如在哈佛大學，就遭到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明確反對;或者當建立起一套較寬泛的經濟學培養方案的時候，比如帕藤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所做的那樣，其保持的時間也不長。最后，當經濟學家個人去探索這種研究進路的時候，比如加州大學的卡爾頓·帕克(Carleton Parker)，他們幾乎得不到同事的任何學術支持。

　　[26] 這個研究方案涉及制度背景和對經濟活動的社會控制，使用科學的方法，經濟理論的社會-心理學基礎，企業行為和產品市場與勞動市場的運行，以及經濟周期(Rutherford 2000a)。

　　[27] 有一些對這個網絡提供組織支持的嘗試，比如漢彌爾頓與阿默斯特學院和布魯金斯研究生院，米切爾和莫里斯·克拉克與哥倫比亞大學，以及紐約大學華盛頓廣場學院的一個制度主義者群體;但是，它們保持的時間都不長，而且都沒有持續到1940年以后。在布魯金斯研究生院，一場經費危機反映出學生在此受到的訓練，似乎不能滿足他們在公共服務職業生涯中的需要，其非新古典的特質(對于外部人士來說，這是學院毫無希望的弱點)使得漢彌爾頓被擊垮，關閉了這個學院——其他大學的新古典經濟系或許會稱贊此舉。新的布魯金斯研究所由溫和保守的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哈羅德·默頓(Harold Moulton)來執掌(Rutherford 2000b, 2003a, 2004; Critchlow 1985)。

　　[28] 這種不寬容的一個例子是計量經濟學會的成立，這是一個反對制度主義的防御性組織(Myrdal 1972)。

　　[29] 比如，弗雷德里克·米爾斯(Frederic Mills)1927年的一項對物價的經驗研究不是基于新古典價格理論，新古典經濟學家就認為它是有缺陷的。而當米爾斯在20世紀30年代使用新古典術語研究物價和技術變革的時候，就被認為是作出了貢獻。術語的改變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來自職業方面的壓力(Woirol 1999)。

　　[30] 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比如漢民爾頓在阿默斯特學院的學生、在布魯金斯研究生院的研究生阿迪森·卡特爾，也注意到了制度主義的衰落，對此頗感遺憾，因為他們感覺到制度主義可以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有所貢獻，而且對于理解資本主義確實作出了貢獻(Mount 1936; Cutler 1938, 1939; Rutherford 2004)。

　　[31] 新古典經濟學家在20世紀30年代還面臨其他異端的和褻瀆性的爭論，其中一個是關于不變的邊際成本與L型的或者一直向下傾斜的平均總成本曲線的爭論。因為成本的反常現象是基于不變的(與下降的相反)邊際產出以及否定規模收益遞減，新古典經濟學家在戰后階段花費了大量精力去壓制這種思想(Lee 1984; Marcuzzo 1996; Aslanbeigui and Naples 1997b)。

　　[32] 經濟學家艾米莉·亨廷頓(Emily Huntington)(加州伯克利大學)拒絕在加州忠誠誓言上簽字，直到瀕臨解聘。另外兩位經濟學家沃爾特·費希爾(Walter Fisher)(加州伯克利大學)和斯蒂芬·恩克(Stephen Enke)(加州洛杉磯大學)因為沒有簽署誓言而被解聘，或者在被解聘之前辭職;前者在堪薩斯州立大學謀得一個職位，后者去蘭德公司供職。最后，誓言的負面影響使得威廉·費爾納(William Fellner)(加州伯克利大學)決定轉投耶魯大學(Huntington 1971; Cookingham 1987; Marshall 1992)。

　　[33] 比如，加州伯克利大學的全體教師中，有78%的人支持如下聲明，即共產黨員單憑其政治關系就不適合在大學任教(Innis 1992)。另外，密歇根研究生院的院長保證，那些反對麥卡錫主義的研究生，比如愛德華·謝弗(Edward Shaffer)和邁倫·E.夏普(Myron E. Sharpe)，絕不可能獲得學位(Samuels 2004)。

　　[34] 那些同意為眾議員反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作證的學者不適用這種觀點，比如路易斯·比登茨(Louis Budenz)(他在圣瑪利亞和福特姆大學教經濟學)。

　　[35] 因為其中一點或者幾點而被解聘或拒聘的經濟學家包括：皮奇(錫拉丘茲大學)、丹尼爾·索納(Daniel Thorner)(賓夕法尼亞大學)、戴維斯(堪薩斯城大學和本尼迪克學院)、勞倫斯·R.拉瓦利(Laurence R. La Vallee)(俄勒岡州立學院和迪金森學院)、維拉·施拉克曼(Vera Shlakman)(女王學院)、奧托·內森(Otto Nathan)(紐約大學)、W.盧·坦迪(W. Lou Tandy)(恩波里亞的堪薩斯州教師學院)、謝弗(堪薩斯和田納西的學院)、塔克·P. 史密斯(Tucker P. Smith)(奧利維特學院)和卡爾·尼比爾(Karl Niebyl)(波士頓大學)。另外，德克薩斯州立法機關部分是因為艾爾斯反對德克薩斯大學的忠誠宣誓的要求而試圖解聘他。哈羅德·瓦特被威脅不予終身聘用(科瓦利斯的俄勒岡州立學院和卡萊頓學院);尼比爾(紐約社會研究學院)被質詢他與共產黨的聯系。最后，巴吞魯日(Baton Rouge)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禁止沃恩(消費者聯盟和阿默斯特學院)到校演講。值得稱贊的是，即便沃恩在1953年被劃定為勾結共產主義戰線和事業的十大學者之一，阿默斯特學院仍然支持他。

　　[36] 這并不奇怪，因為一所好的大學或學院的標志，就是校長要確保他們的機構沒有激進分子(McVey and Hughes 1952: 54)。

　　[37] 大學也與FBI合作，利用學生線人去監視進步的/激進的學生(Shaffer 2004)。

　　[38] 需要注意的是，AEA并非中立地評價經濟學和經濟學家——它顯然不支持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而且實際上與“華盛頓的反共政治迫害者合作” (Coats 1998: 143);《美國經濟評論》的編輯傾向于不發表馬克思主義方面的論文。此外，在麥卡錫主義的高峰期，編輯發表了一篇評論克萊因(Klein)的著作《凱恩斯主義革命》(The Keynesian Revolution)(Klein 1947)的文章，評論者不恰當地將克萊因與馬克思主義聯系起來。編輯宣稱，公開詛咒左翼分子是一個恰當的編委會決定。最后，當左翼-女性主義經濟學家 ——多蘿西·道格拉斯(Dorothy Douglas)、瑪麗·凱澤林(Mary Keyserling)和卡羅琳·韋爾(Caroline Ware)——以及她們參加消費者運動而被HUAC攻擊的時候，AEA也沒有為她們辯護(Bernstein 1999, 2001; Wright 1948; Storrs 2003, 2006)。

　　[39] 這在經濟學家(和哲學家)以及他們的專業協會中間顯然是得到默認的——見Davis (1965)和McCumber (2001)。

　　[40] 當戴維斯和索納在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想要找到一個學術職位的時候，受到了這份黑名單的影響。黑名單有時候是通過推薦信發揮作用。比如，密歇根大學經濟系主任加德納·阿克利(Gardner Ackley)在1954年說過，他在推薦信里警告過相關大學不要聘用謝弗和夏普這兩名研究生，他們被HUAC傳喚過，但他們予以否認。值得注意的是，阿克利的確阻止過通過管理程序迫使謝弗和夏普退學。但是，由于被HUAC傳喚過，謝弗沒能在安娜堡找到工作。此外，阿克利對謝弗的反感使得他沒能獲得大學的貸款。因此，謝弗被迫退學。他后來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成為亞伯達大學的經濟學教授。由于夏普的馬克思主義者名聲，他在被HUAC傳喚之前就在博士論文指導老師那里碰到了麻煩。由于政治原因，他的指導老師阻礙他完成博士論文，夏普因此沒能完成學業。離開大學以后，他創立了國際藝術與科學出版公司，后來改為現在的名字M. E. 夏普公司，出版非正統經濟學著作和期刊——見第5章。阿克利也說過，他的系聘用經濟學家的時候，要考慮其品質印象、政治信念和宗教觀點。不過，如果碰到其他因素干擾，列入黑名單的這種程序也并非萬無一失，道格拉斯·多德(Douglas Dowd)就是這種情況。他在1953年向康奈爾大學申請教職的時候，加州伯克利大學發了一封推薦信，把多德描述為一個激進分子。但因為康奈爾大學的經濟學家感到經濟系的猶太人太多，他們拒絕了來自耶魯大學的一名有才華的猶太人，接受了多德這個激進分子，他們(錯誤地)認為他不是猶太人。在任何情況下，列入黑名單都能確保被清洗的經濟學家在公立和私立部門找不到替代性職位。有人認為到私人部門就業是擺脫麥卡錫主義的途徑，像米爾頓·弗里德曼(Friedman 1962: 20)指出的那樣，這不過是一種奧威爾式的歷史虛構，因為商業團體積極推動了麥卡錫主義(Schrecker 1986; Horn 1954a, 1954b; McGrath 1954b; Shaffer 1998a, 1998b; Sharpe 2002; Dowd 1997)。

　　[41] 1945年復員以后，保羅·斯威齊與哈佛大學的合同還剩兩年。但該校經濟系明確表示不會終身聘用馬克思主義者。斯威齊于是辭職離去。結果是他與愛德華·梅森合作講授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課程不再開設。這門課程在20世紀30年代開設的時候，的確說服了一些哈佛的學生采納了關于美國社會的激進觀念。1949年，哈佛經濟系主要因為理查德·古德溫(Richard Goodwin)的左翼政治信念而解除了他的終身教職。結果，他離開美國去了英國劍橋大學。為了避免被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這種騷擾來自被劃定為與共產黨合作的頭號學者)，多蘿西·道格拉斯1955年從史密斯學院辭職。同一年，勞倫斯·克萊因(Lawrence Klein)離開密歇根大學去了牛津大學，主要原因是由于他早年參加共產黨而受到系里一些人的騷擾(反猶太主義可能也是一個因素)。有趣的是，阿克利認為克萊因與共產黨有牽連，理由是他不成熟、不鎮定、缺乏判斷力。索納在德里大學重獲教職，后來去了法國。另一方面，像保羅·巴蘭(Paul Baran)(斯坦福大學)之類仍然留在美國、在大學任教的人，被安排了繁重的教學任務，薪水被凍結，受到政府探員的騷擾，護照被沒收從而不能出國研究。被紐約大學解聘后，內森想要到歐洲謀職。國務院拒絕了他的護照申請，在接著發生的試圖讓國務院推翻先前決定的一系列活動中，他因為拒絕回答關于其政治活動的問題而被指控藐視國會(Brazer 1982; Sweezy 1965; Tonak and Savran 1987; Arestis and Sawyer 2000; Foley 1989; Schrecker 1986; Hall 1989; Matthews 1953; Beck 1959)。

　　[42] 1948年，羅伯特·艾斯納(Robert Eisner)考慮做一篇題為“卡爾·馬克思與資本積累”的博士論文，但在當時的氣候下，別人力阻他這樣做，告訴他若要在政府部門或者學術機構謀職，這是一個極不明智的主題。結果，艾斯納將博士論文題目改為“增長、投資和經濟周期：近期理論的批評和發展”。1946年，梅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論就業的數理理論”，其中考察了單部門和兩部門模型中的總量問題，凱恩斯的有效需求方程，以及一個集體經濟中的最優化問題。以博士論文為基礎，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他從1946年到1950年寫了一系列關于總量問題和勞動價值論的論文。但在麥卡錫主義的背景下，以及曾是共產黨員，他肯定會被HUAC傳喚，1954年，這個可怕的事情的確發生了。因此，他似乎逐漸將研究興趣轉向了社會選擇理論這個較安全的領域，盡管繼續在為《科學與社會》和《計量經濟學》這些雜志撰寫述評，探討數理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和社會主義方面的問題，直到1958年(Eisner 1978; Jones, Enros, and Tropp 1984; Enros 1984)。

　　[43] 加州效忠宣誓的爭論和由此帶來的壓力，可能是導致布雷迪1951年試圖自殺的原因之一;哈佛大學1954年解聘雷·金格爾(Ray Ginger)而致其酗酒，并在1975年因肝硬化去世(Dowd 1994; Ginger and Christiano 1987)。

　　[44] 一個例子是密歇根大學對肯尼斯·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施壓，在朝鮮戰爭期間讓他不要發表反對征兵的言論，不要鼓動學生拒絕應征入伍。博爾丁屈從了壓力(Brazer 1982)。同樣要注意到，在加拿大的大學也有類似的校園紅色恐慌、扼殺批評，以及對加拿大非正統政治經濟學方法的壓制(Horn 1999, 2000)。

　　[45] 大學(和州立法機關)并不滿足于攻擊激進學者，它們對組建小型馬克思主義研究協會或者參加進步學生群體集會的學生也不滿;因此它們提供這種集會的監視報告。在很多情況下，它們通過解散或者不認可進步的-共產主義的學生組織，比如美國爭取民主青年組織(American Youth for Democracy)(它也被美國政府認定為一個顛覆組織)，通過防止進步-左翼人士出現在校園，通過開除對共產主義發表肯定性評論的學生，確保學生不受進步或者激進思想的影響。個人層面上的一個次要例子是阿克利。當他1948年的宏觀經濟學課程上向本科生講授經濟周期和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的時候，他拒絕讓一名學生(愛德華·謝弗)在課堂上發表對經濟衰退和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無效性的馬克思主義-激進的替代性解釋。更重要的一個例子是斯威齊。他在新罕布什爾大學講課的時候，這個州的總檢察官突然來到學校，要求學生把聽課筆記交給他。另外，學生和行政人員向FBI提供“左翼”學生活動的信息。在這種令人沮喪的、壓抑的學術和校園環境下，把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放在宿舍書架上的學生受到恐嚇，很多人不知道馬克思主義對他們的專業的貢獻，尤其不知道馬克思主義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替代，這就毫不奇怪了。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進步的-左翼學生組織和激進的政治學在美國大學幾近消失(Shaffer 2002, 2004; Schrecker 1986, 1998; Diamond 1992; Lowen 1997; Sorenson 1980; Henrickson 1981; Billingsley 1999; Selcraig 1982; Price 2004; Newsletter on Intellectual Freedom June 1957: 8 and September 1957: 9)。

　　[46] 1952年頒布的麥卡倫-沃爾特法案比如在1969年被用來組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歐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進入美國。

　　[47] 比如，通用汽車公司攻擊密歇根大學的“工人教育服務”這個機構，因為它的一門課程有反管理的傾向，并且推動馬克思主義思想。其證據是使用了產業工會聯合會的一本小冊子，它把通貨膨脹的原因歸結為利潤增加。這種攻擊最終致使這個機構被取締。商業團體也會攻擊主流經濟學家，如果他們攻擊了它們的既得利益。在一些情況下，大學站在商業團體這一邊，動用它們的組織權力迫使經濟學家收回其觀點，在出版物中加以修正。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也許是1943年發生在愛荷華州立學院的“愛荷華人造黃油事件”。還有其他類似事件，尤其是在農業經濟學領域，在其中，農業、企業、州和國家政治利益很容易結合起來攻擊經濟學家的學術自由。此外，哈佛大學經濟系因為推動凱恩斯主義-社會主義(?)經濟學研究而遭到保守的校友長達十年的攻擊，指責阿爾文·漢森、西摩·哈里斯、約瑟夫·熊彼特和加爾布雷思是費邊社會主義者或者更糟;尤其是，他們把加爾布雷思的終身教職任命擱置了將近一年(948-1949年)，因為他支持新政政策和凱恩斯主義。最后，商業團體和芝加哥大學的保守經濟學家有著長期的配合，他們在戰后建立了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其綱領不只是要讓公司有一個安全的世界，而且也要使經濟學成為政治上保守的學科(Selcraig 1982; Hardin 1967; Lipset 1975; Dobbs 1962; Pasour 1988; Parker 2005; Van Horn and Mirowski 2005)。

　　[48] 限制教科書市場的努力不只限于塔西斯或者薩繆爾森，這些教科書的內容以及/或者作者的政治傾向不贊同那個時候保守的政治敏感性;也影響到了其他較不知名的經濟學家，比如拜伊，他的相當傳統的教科書《經濟學原理》也由于他的社會主義傾向而受到攻擊(Davidson 2002)。

　　[49] 為了與這個階段的麥卡錫主義步調一致，大學校長們利用FBI、國務院和軍事機構來確保大學里沒有共產主義教授。即便如此，這仍沒能阻止FBI把莫迪利安尼列入顛覆分子的名單(Diamond 1992)。對凱恩斯主義還有別的批評。1950年，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建議一名年輕的凱恩斯主義研究生安德烈·岡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退學，他當時年僅21歲，剛剛通過了博士綜合考試，勸退的理由是他不適合繼續研究生學業(Frank 1997)。十三年后，杰西·赫爾姆斯(Jesse Helms)還把凱恩斯主義和不可接受的激進自由主義等同起來，后者支持不可接受的、激進的綜合(Billingsley 1999)。

　　[50] 20世紀60年代，邁阿密當地的商人們和美國青年爭取自由組織因為沃倫·塞繆爾斯(Warren Samuels)在邁阿密大學開設的政府與商業的課程的內容而批評他，同時鋼鐵和汽車制造商試圖迫使密歇根州立大學解聘沃爾特·亞當斯(Walter Adams)，因為他批評了這些企業的規模和它們的運行模式。在這兩個例子里，大學都站在了它們的教授這一邊。

　　[51] 比如，1962年，一個商人向面臨經費危機的堪薩斯城大學提供了一筆超過一千萬美元的捐贈，捐贈附加了大量條件，包括經濟系要完全重新定向其政治和社會哲學。但大學理事們謝絕了這筆捐贈。

　　[52] 為給這種改變提供空間，必修核心課程中減少了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有時則不再開設。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新的經濟史學家慫恿這種改變，他們反對經濟史是經濟分析的基礎這種觀點，將其放到了經濟學的應用領域中去(Barber 1997a; Aslanbeigui and Naples 1997a; Lazonick 1991)。

　　[53] 由于麥卡錫主義及其后續影響，新培養的、精力充沛的新古典理論家和計量經濟學家大多數在政治上都是中立的，也就是說他們支持現狀。因此，他們不支持政治上敏感的研究項目，比如對貧困的研究;他們也不支持妨礙使用數學的領域，比如社會經濟學。所以，他們也不鼓勵研究生去修讀這些領域的課程。

　　[54] 美國的男性主流經濟學家不滿足于歧視非正統經濟學家，他們還歧視女性經濟學家。1940年以前，女性經濟學家發現，在女子學院之外很難謀得一個學術職位。在1945-1960年的戰后階段，女性經濟學家發現即便是在女子學院也很難謀得學術職位。此外，女性研究生被忽視，被與男性研究生隔離開，或者是根本不考慮她們。因此，顯而易見的是，歧視性傾向是大多數男性主流經濟學家以及他們的機構固有的、明確的特征(Albelda 1977)。

　　[55] 頗具諷刺的是，穆爾本人也被休斯敦大學拒絕終身聘用，因為他沒有在他自己排列的好期刊上發表論文(Lower 2004)。

　　[56] 這15個系是芝加哥、哥倫比亞、哈佛、密歇根、明尼蘇達、MIT、西北、賓夕法尼亞、普林斯頓、羅切斯特、斯坦福、UC-伯克利、UC-洛杉磯、威斯康星和耶魯。接下來的9個系是布朗、卡內基-梅隆、康奈爾、杜克、馬里蘭、紐約、UC-圣迭戈、弗吉尼亞和華盛頓。見附錄A.4——最后一列。

　　[57] 這些排名研究中經常明確地排除(從主流視角來看)不重要的期刊。比如在洛弗爾(Lovell 1973: 39-40)與布勞林格和豪凱普(Brauninger and Haucap 2003)對經濟學期刊的質量、聲譽和引用情況的研究中，排除了經濟思想史期刊。

　　[58] 這8個經濟系是：美利堅大學、柯林斯堡(Fort Collins)的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加州河濱大學、阿默斯特的馬薩諸塞大學、新罕布什爾大學、新學院大學、圣母大學和猶他大學——見第4章。

　　[59] 在基于公開意見的排名中，這些系的境遇稍好一些，但仍然排在靠后的40%中(阿默斯特的馬薩諸塞大學例外)。

　　[60] 這13個系是：哥倫比亞大學、康涅狄克大學、加州伯克利大學、馬里蘭大學、密歇根大學、內部拉斯加大學、俄克拉荷馬大學、羅杰斯大學、斯坦福大學、天普大學、田納西大學、德克薩斯大學和耶魯大學——見第4、5章。

　　[61] 此外，在精英文科學院經濟系的排名中，也明顯存在反“非正統”系的偏向。博登霍恩(Bodenhorn 2003)用期刊質量對50個精英文科學院經濟系進行了排名。他的期刊列表中包括6份非正統期刊，排除了其他至少6份期刊，包括《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資本和階級》、《女性主義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評論》在內。排除了這些期刊，排名就偏向了主流所支配的經濟系，而存在某種非正統元素的系——比如巴克內爾、康涅狄克學院、弗蘭克林和馬歇爾、迪金森——在50個精英學院中排在37-44位。

　　[62] 過去十年，期刊和經濟系排名也影響到了英國的非正統經濟學，曼徹斯特大學和劍橋大學從前多元的非正統經濟系被清除和重組，非正統經濟學普遍被清除出英國的經濟系——見第8、9章。

　　[63] 還有很多個人觀點提出重組經濟系，比如認為非正統教師對新古典經濟學家及其知識主張沒有表現出起碼的尊敬，他們的思想是極度封閉的，經濟系是一維的。只有用象牙塔來描述這個系的特征。

　　[64] 換言之，這個委員會簡單地認為所有經濟學家講的都是同樣的語言，也就是說在知識上和理論上都是一樣的——克萊默和科蘭德爾(Klamer and Colander 1990)的論文中明確得到的一個結論。

　　[65] 經濟學并非唯一被麥卡錫主義塑造了未來的學科，人類學和哲學也受到影響?？傮w來看，美國一直有意識地用政治壓制來排除異己，促進美國人所接受的活動(McCumber 2001; Price 2004; Schultz and Schultz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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