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模式與產業技術內生變量
林毅夫：“因此，兩個國家從長期比較起來，當然是采用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國家發展較好，實行趕超戰略的國家可謂‘欲速則不達’，這是短期的趕超和長期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造成的。但是很多國家領導人和社會精英都看不到這個矛盾，只看到本國與發達國家在技術與產業結構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并急切的想要彌補這一差距，卻不知道產業、技術結構都是內生變量，不能靠直接干預去改變。”⒀林毅夫這種“產業、技術結構都是內生變量，不能靠直接干預去改變”的思維方式就是經典的線性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否定了在知識經濟時代通過全球知識的重新洗牌實現技術和經濟的重新洗牌使發展中國家實現后來居上的可能。這實際上就是說，技術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只能跟在發達國家后面一步步爬行。
一個國家采取什么樣的發展戰略，取決于這個國家采用什么樣的增長方式;一個國家采用什么樣的增長方式，取決于這個國家采用什么樣的發展模式。對稱經濟學的發展模式，是五度空間的發展模式。五度空間的發展模式更全面、更系統地揭示了經濟技術發展的本質和結構。五度空間模式揭示了知識經濟(層次)、全球化與多元化(空間)、超速發展(時間)、合作主導競爭與雙贏發展(性質)的相互關系。既然層次、時間、空間可以相互轉化，知識的重新洗牌將帶動經濟技術的重新洗牌，經濟全球化與經濟區域化是雙向同步過程，經濟上落后的國家有可能跨階段發展并后來居上;既然層次、時間、空間可以相互轉化，知識經濟時代的產業技術結構、特別是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技術結構，就應該是以創新業為先導、知識業為主導、制造業為核心、農業為基礎、服務業為配套的再生型→循環型→生態型→穩定型→對稱型結構,以取得可持續發展與超速發展。我國實行趕超戰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目標決定戰略而不是相反。企業的目標是利潤;對于數字經濟學來講，國家只是放大的企業，宏觀經濟只是放大的微觀經濟，因而國家的目標是GDP增長。在他們看來，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幾千億人民幣的損失，國家財政拿出幾百億來重建，不是中國人民財富的損失，而是為GDP增長、企業利潤增加、國家經濟規模擴大帶來機會的大好事。這種扭曲的、宏觀經濟微觀化的 “破窗”經濟學固然可以作為民營企業的指導，但作為政府絕對不可以隨雞起舞。我國國家的發展目標、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應該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強、社會可持續發展，并以此作為選擇發展模式、采取發展戰略的最高指導思想，而不是以GDP增長最快、經濟規模最大、資本積累最多作為選擇發展模式、采取發展戰略的最高指導思想。由國家的發展模式決定國家的發展戰略，由國家發展戰略決定產業、技術結構，與其說是政府直接干預，不如說本身就是產業技術的內生變量。
中國在知識經濟、全球化經濟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發優勢，不僅在于熱力學第二定律的作用，而在于新的科技革命為中國對稱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中的對稱思維方式大顯身手提供了平臺。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的對稱思維方式，是現代科學發展的催化劑，是中國科學發展、并用科學發展帶動經濟技術發展的最大的先天優勢。
當然，在經濟全球化中實現知識與經濟的全新洗牌，熱力學第二定律也是發揮作用的。只是在社會領域與在自然領域，熱力學第二定律的表現形式不一樣：后者自發起作用，前者要通過人的自覺活動來實現。這個“自覺活動”就是自覺地用“先天優勢”來激發“后發優勢”。沒有這種“先天優勢”的激發作用，“后發優勢”只能是一種落差;不但不能實現知識與經濟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擴大差別。所以，找準先天優勢，理順先天優勢與后發優勢之間的先后程序、層層遞進關系，是使先天優勢轉變為后發優勢的關鍵，也是落后國家在全球知識與經濟重新洗牌中后來居上的關鍵。充分發揮中華民族對稱思維方式的先天優勢，是發揮中華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優勢、并使先天優勢轉變為后發優勢的前提，而把先天優勢通過主觀努力轉變為后發優勢，就是比較優勢形成的“內生變量”。
思維方式創新
哲學創新 哲學后來居上
哲學范式創新
帶動
經濟學創新 經濟學后來居上
管理學創新 管理學后來居上
制度創新 制度后來居上
知識創新 知識后來居上
科學創新 科學后來居上
技術創新 技術后來居上
產業創新 知識產業發展后來居上
產業創新 信息產業發展后來居上
產業創新 服務產業發展后來居上
產業創新 傳統產業發展后來居上
產業技術內生變量形成路線圖
企業主體性與企業自生能力
林毅夫：“所謂‘自生能力’，我的定義是‘在一個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只要有著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預期這個企業可以在沒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護的情況下，獲得市場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在企業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論，如果一個企業在競爭的市場中并未獲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則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有公司治理方面的問題、激勵機制問題或是產權問題，也可能有政府對企業經營的不正當干預問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確實表現出了這些問題，在這個理論框架之下，社會主義經濟轉型的成功，有賴于消除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妨礙企業正常經營管理的產權、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預問題，讓企業能夠有正常的管理。‘休克療法’就是建立在上述的理論基礎之上。”⒁林毅夫在這里把企業的主體性歸結為所謂的“自生能力”，又把企業的“自生能力”歸結為“沒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護的情況”下，只要有著正常的管理就可以獲得市場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這是對企業主體性的片面膚淺的理解。所謂企業的主體性，是指企業的自組織能力;就是企業作為系統通過自組織同外界進行物質能量信息交流從而進行生產和競爭的能力，就是企業的創新-創造-創業能力，就是企業通過建立創業型組織優化企業資本結構提高公司價值的能力。主體性高低同自組織能力成正比，由系統的要素和結構兩方面決定。一個企業能靠自身能力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是主體性強的表現。而國有企業之所以沒有主體性，就是由于它們缺乏自組織能力。但如果為了提高國企的主體性，而把其廉價拍賣甚至送人，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則同樣是用他組織來代替自組織，因為主體改變了。提高企業主體性的基礎和渠道是創業，提高國有企業主體性的基礎是二次創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重新創業。改革開放以來的創業潮，使企業主體性大大增強。改革開放、體制調整對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過制度對企業的主體性的導向和催化來實現的。非創業型企業是平面型企業，創業型企業是立體型企業。創業型企業就是不斷改進自身的要素與結構、不斷提升自組織能力的企業;就是以創新能力為主導、以產權明確為基礎、以團隊精神為核心、以制度健全為保證的主體素質全面提升的企業;就是以知識運營為主導、以資本運營為核心、以資產運營為紐帶、以產品運營為歸宿的創業型組織。創業型企業肯定是創新型企業，而創新型企業要成為創業型企業，還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與非創業型企業只著眼于資本的擴展、生產的擴大、利潤的增加不同，創業型企業首先著眼于自身綜合素質的提高、企業整體功能的發揮、生產力與競爭力的增強，以取得可持續發展。企業創業和創業管理的核心是機會管理。企業在創業再創業過程中，通過創意→創新→創造→創業→二次創業，使知識運營帶動資本運營、資本運營帶動資產運營、資產運營帶動產品運營，實現主觀與客觀、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統一。如果沒有企業自身綜合素質的提高、企業整體功能的發揮、生產力與競爭力的增強和以機會管理為核心的管理，僅僅靠“在一個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只要有著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預期這個企業可以在沒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護的情況下，獲得市場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是不現實的。“正常利潤率”管理是工業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時代傳統企業的管理核心，高科技企業以機會管理為管理的核心;而機會管理的根本，是企業家的主體性。蘇東“休克療法”之所以失敗，就在于欠缺國有企業創業基礎上形成的經濟主體性，特別是缺乏真正的企業家階層，認為只要“消除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妨礙企業正常經營管理的產權、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預問題，讓企業能夠有正常的管理”就可以形成企業“自生能力”，結果蘇東國有企業全部成了真正的“休克”，只好拍賣送人了事。蘇東“休克療法”不是林毅夫企業“自生能力”的成功佐證，而是蘇東按林毅夫企業“自生能力”療法導致休克的失敗證明。實踐證偽了林毅夫企業“自生能力”的理論。
由于林毅夫企業“自生能力”不是建立在企業主體性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企業對比較優勢的認定、要素稟賦的選擇上，所以林毅夫的企業“自生能力”概念和企業主體性概念有本質區別;以這樣的概念為出發點，也必然造成對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定位錯誤。林毅夫：“從自生能力的概念出發，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應該定位在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因為要素稟賦結構提升了，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企業為了自己的生存自然必須提升其產業、產品、技術水平。在每個國家的土地(自然資源)的稟賦是給定的前提下，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指的是每個勞動者所可支配的資本的量的增加，資本來源于剩余的積累，要最快地提升一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這個國家就必須在每一個時點創造最大的剩余，并將剩余中最大的部分用來作為積累。一個國家如果能夠在每一個時點上按其當前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產品、技術，整個經濟就會有最大的競爭力，能夠創造最大的剩余，并且，資本的回報率會最高，積累的意愿會最大，要素稟賦結構提高的速度就會最快。”⒂林毅夫在這里是以保護企業“自生能力”為由，把通過資本積累實現從勞力密集向資本密集轉化看成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并把這樣的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定位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把勞力密集和資本密集看成要素稟賦結構的不同層次是工業經濟時期的思維模式，在知識經濟時期已經過時。在知識經濟時期，勞力密集和資本密集可以統一。同時，社會主義國家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強的政府宏觀調控能力也是一種要素稟賦，通過政府推動可以形成以知識運營為主導產業、以基本建設為支柱產業、以高速路發展為基礎產業的中國的優勢產業——不是以某個產業為優勢產業，而是以整個產業結構為優勢產業。它不僅是優勢產業，而且是產業優勢;它不僅可以使中國經濟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機，而且可以使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這樣的政府宏觀調控和保護企業的“自生能力”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長方式、不同的發展模式，決定不同的企業“自生能力”，在這里，是主體決定客體而非相反。因此，市場是立體的而不是平面的，要素稟賦是立體的而不是平面的，基于要素稟賦不同基礎上的比較優勢、企業“自生能力”，是社會系統的整體功能，而不是某個要素的功能。企業參與經濟全球化的作用，是實現國與國之間信息與知識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過程，是知識與經濟重新洗牌的過程，也是增強國家經濟主體性與核心競爭力的過程。因此，企業“自生能力”是必要的，但提升民族工業的產業結構也是必要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企業“自生能力”，不能成為“國際分工論”、“世界工廠論”、企業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依據，而應成為全球經濟技術“洗牌論”的理論依據。企業的“自生能力”和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不是也不應該是國際分工的結果;參與經濟全球化不是弱化而是強化我國的經濟主體性。只有經濟全球化與經濟主體化相互促進、相輔相成，才會避免國與國之間的兩極分化，使經濟全球化的好處為全球各國人民共享。在知識經濟的全球知識重新洗牌、通過知識重新洗牌帶動技術重新洗牌的過程中，實現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產業技術結構與企業主體性的提升，實現國家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數量的后來居上并可持續發展，才是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
來源：中國改革論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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