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頻出，但投資跌幅仍加大，進出口雙雙負增長。“春節因素”難解釋。
□改革設計也要平衡供給、需求關系。偏重供給方的改革舊版本需更新。
□私人部門實力有限。改革、發展要量體裁衣、算細賬。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條款，本意是發展不同性質市場主體之間“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即發展它們之間互有往來的“多邊關系”，而非僅是鼓勵私人資本、外資單方面大量進入國有企(事)業單位，并打破“國有資本一股獨大”、“盡可能降低國有股權(資本)比例”的“單邊關系”。國務院國資委等政府職能部門對此的一切誤解及相關政策，均應依此立即糾正。改革要加強黨中央權威，不得政出多門，各行其是，偏離即定方向。
□教育部、國家衛生計生委等主張在公立學校、醫院發展混合所有制、私營化要慎行、限行、不出軌。讓那些在市場地位、規模、管理、人才、技術(知識)、裝備、自律和社會信用等方面都遠不如公立學校、醫院的私人學校、醫院來改造前者，并用行政權限制前者(如公立醫院)發展，既不公平公正，也不合市場邏輯。為什么就不可以把這種荒唐邏輯反過來，非得偏心眼呢?這些部門也需要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條款“對表”、糾錯。
□勞資矛盾增加、罷工規模擴大不容掉以輕心。
一、增長與結構
(一)2014年1-3月份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中，非國有部門投資增長18.2%，比上年同期下降3.5個百分點，比上年末下降2.5個百分點，降幅加大，下行趨勢沒有變(見圖1)。另外，1-3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同比下降3.2個百分點，下行趨勢也未逆轉。
按非國有單位分類比較，1-3月份非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居前3位的依次是：其他企業(31.7%，下降11.9個百分點)，私營企業(26.6%，下降5.7個百分點)，有限責任公司(16.7%)。同期，個體經濟負增長0.9%，港澳臺企業負增長1%，外商企業投資增長為1.7%。
1-3月份固定資產投資構成中，非國有部門比重為74.5%。其中，個體私營企業為30.4%;外商企業和港澳臺企業合計為5.7%。個體私營企業和外商、港澳臺企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的占比總計為36.1%。
另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的下降趨勢仍未逆轉。2014年1-3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44303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0.9%，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3.2個百分點，比1-2月份回落0.6個百分點。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的比重為64.8%。其中，在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投資為829億元，增長26.9%;在鐵路運輸業投資21億元，增長32%。
(二)2014年1-3月份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長9.2%，比上年同期下降0.6個百分點，比上年末下降0.8個百分點(見圖2)。
1-3月份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增長7.8 %，比上年上升0.9個百分點;股份合作制企業增長11.7%，上升9個百分點;集體企業增長3.1%，下降3.6個百分點;股份制企業增長10%，下降1.3個百分點。
1-3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構成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比重為30.1%;非國有企業的比重為69.9%。但計入國有控股企業的份額后，非國有企業的比重為83.8%。其中，股份制企業為56.6%，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為24%，集體企業為2.2%，股份合作企業為1%。
(三)2014年1-3月份非國有部門出口總值負增長3.8%;進口總值負增長0.3%(見圖3)。
1-3月份非國有企業分類出口情況是：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均是負增長，但其他企業增長4%。進口分類情況是：外商投資企業增長5.4%;私營企業和其他企業均是負增長。在出口、進口總值構成中，非國有企業的比重分別是88.5%和73%。
(四)2014年3月末小微企業貸款增速繼續高于大中型企業。
3月末，主要金融機構及小型農村金融機構、外資銀行人民幣小微企業貸款余額13.7 萬億元，同比增長16.3%，增速比上年末高2.1 個百分點，比同期大型和中型企業貸款增速分別高7.7 個和2.9 個百分點，比同期全部企業貸款增速高3.8 個百分點。3 月末，小微企業貸款余額占企業貸款余額的29.1%，占比比上年末低0.3 個百分點;一季度小微企業新增貸款5609 億元，占同期全部企業新增貸款的30.5%。農戶貸款和農村(縣及縣以下)貸款增速繼續高于各項貸款。
(五)2014年一季度大、中、小型企業景氣指數分別比去年四季度下降0.6、上升3.5和上升5.3點。以非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工業企業家信心指數為124.3，比去年四季度高3.3點。
二、一季度主要政策取向
(一)發展非公經濟和引進外資。
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進一步簡政放權。進一步擴展小微企業稅收優惠范圍，減輕企業負擔。穩步推進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引導民間資本參股、投資金融機構及融資中介服務機構。制定非國有資本參與中央企業投資項目的辦法，在金融、石油、電力、鐵路、電信、資源開發、公用事業等領域，向非國有資本推出一批投資項目。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具體辦法。實施鐵路投融資體制改革，在更多領域放開競爭性業務，為民間資本提供大顯身手的舞臺。擴大全方位主動開放。堅持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推動服務業擴大開放，打造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使中國繼續成為外商投資首選地。建設好、管理好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體制機制，并開展若干新的試點。擴展內陸沿邊開放，讓廣袤大地成為對外開放的熱土。
國務院負責人指出，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
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優化企業兼并重組市場環境的意見》，要求放寬民營資本市場準入。向民營資本開放非明確禁止進入的行業和領域。推動企業股份制改造，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支持國有企業母公司通過出讓股份、增資擴股、合資合作引入民營資本。加快壟斷行業改革，向民營資本開放壟斷行業的競爭性業務領域。優勢企業不得利用壟斷力量限制民營企業參與市場競爭。要深入推進國有企業產權多元化改革，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
國務院發布《關于印發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要求改革工商登記制度，推進工商注冊制度便利化。有關配套措施由國務院另行公布。
國家發改委表示，2014年將大幅取消和下放投資項目審批權限，加快出臺政府投資條例，把政府投資管理納入法制軌道，深化投資體制改革，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對于中央預算內投資將進行結構調整，大幅壓縮一般競爭性企業項目投資，適當減少可利用社會資金的經營性基礎設施投資，重點支持全局性、基礎性、戰略性的重大項目。對于民間投資將進行進一步鼓勵和引導，2014年中國將抓緊清理和修訂有關民間投資的法規規章，營造公平透明的政策環境。要創新融資方式和渠道，完善合理回報機制，盡快在基礎產業、基礎設施、金融服務、公用事業等領域，再推出一批示范帶動項目。
銀監會2014年全國銀行業監管工作電視電話會議認為，要擴大銀行業對內對外開放。探索逐步放寬外資銀行進入門檻、經營人民幣資格條件以及分行營運資金要求，進一步支持上海自貿區和金融改革試驗區的銀行業改革。拓寬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渠道和方式，一方面引導民間資本參與現有銀行業金融機構的重組改制，另一方面試辦由純民資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切實做好試點制度設計，強調發起人資質條件，實行有限牌照，堅持審慎監管標準，訂立風險處置安排。試點先行，首批試點3至5家，成熟一家批設一家。
國家發改委一負責人表示，中國這樣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實現城鎮化沒有先例可循，歡迎國際上更多的企業機構參與中國城鎮化建設的進程。
國務院發布《關于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內暫時調整有關行政法規和國務院文件規定的行政審批或者準入特別管理措施的決定》，主要是改革外商投資管理模式，擴大服務業開放。
(二)中央再提“加強”國企。國資委提出，國企要更多地引入非公資本，盡可能降低國有股權比例，消除“國有資本一股獨大”。
2014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深化國企改革是大文章，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國有企業加強是在深化改革中通過自我完善，在鳳凰涅磐中浴火重生”。“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基本政策已明確，關鍵是細則，成敗也在細則。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
繼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表示“目前國有資本一股獨大的現象較為普遍，許多企業經營機制沒有得到真正轉換。……(所以)‘要進一步推進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更多地引入非公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和重大項目建設”之后，“兩會”期間全國政協一負責人(亦為全國工商聯負責人)表示，“在現有股份制企業中，存在國有資本一股獨大的現象，民間資本沒有控股權和發言權，難以發揮民間資本對市場反應快、決策靈活等優勢，民間資本參與積極性不高。”
國務院國資委一副主任表示，大部分國有企業通過股權多元化的改革，逐步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國有企業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中將逐步降低國有股權的比例;大力支持各種非公資本特別是民營資本參與國有企業的股權多元化改革;國有企業通過實施股權多元化改革，一方面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與國有資本共同發展，另一方面促進國有企業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和內部運行機制。要盡可能降低國企股權比例。國有資本不需要控制并可以由社會資本控股的國有企業，可采取國有參股形式或者全部退出。
(三)推進農地制度改革，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要求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加快建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產權流轉和增值收益分配制度。 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加快推進征地制度改革。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要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扶持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加快農村金融制度創新要積極發展村鎮銀行，符合條件的適當調整主發起行與其他股東的持股比例。支持由社會資本發起設立服務“三農”的縣域中小型銀行和金融租賃公司。對小額貸款公司，要拓寬融資渠道，完善管理政策，加快接入征信系統，發揮支農支小作用。支持符合條件的農業企業在主板、創業板發行上市，等等。
(四)推進公立學校、醫院產權改革;支持教育、醫療領域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嚴控公立醫院發展。
教育部一副部長表示，要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通過實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方式，用市場的力量來辦學。這是一個非常靈活的辦學體制，首先要對這類學校進行產權制度改革，產權結構和分配機制都發生變化。學校院系主任可以做教師、可以做教授，也可以到企業做人力資源部的部長;校長可以做校長，同時也可以到企業做CEO。他說“這個體系已經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通過。”
國家發展改革委等發布《關于非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服務實行市場調節價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非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服務價格實行市場調節;要求規范非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服務價格行為;鼓勵非公立醫療機構提供形式多樣的醫療服務;建立醫療保險經辦機構與定點非公立醫療機構的談判機制。
國家衛生計生委等聯合發布《關于加快發展社會辦醫的若干意見》，要求，各級衛生計生、中醫藥行政管理部門要轉變政府職能，強化行業指導，將社會辦醫納入區域衛生規劃統籌考慮，持續提高社會辦醫的管理和質量水平，引導非公立醫療機構向規模化、多層次方向發展，實現公立和非公立醫療機構分工協作、共同發展。該文件要求衛生規劃要為社會辦醫留足空間，允許社會資本參與公立醫院改制。如在公立醫院資源豐富的地區，支持并優先選擇社會信譽好、具有較強管理服務能力的社會資本，通過多種形式參與部分公立醫院(包括國有企業所辦醫院)的改制重組。明確和規范改制的方法、程序和條件，充分聽取職工意見，確保職工合法權益，同時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國家衛生計生委體制改革司一副司長指出，要嚴格控制公立醫院發展規模，留出社會辦醫的發展空間。同時指出，目前有關部門正對非公立醫療機構不平等、不合理的政策進行清理，清理完后，會對全國工作提出要求，要求在下一步工作當中切實做到公立醫療機構和非公立醫療機構同等對待。
三、簡評和建議
一、增長不太樂觀。
2014年一季度非國有部門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行沒有變(“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行也未逆轉)，降幅加大。其中，私營企業投資增速同比下降5.7個百分點，個體經濟和港澳臺投資企業負增長，外商企業投資僅增長1.7%。這種投資增長狀況是金融危機以來少見的，總體上還不如2009年或2010年的情況。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進、出口總值雙雙陷入負增長。小微企業貸款增速繼續高于大中型企業。統計局數據顯示，2014年一季度中、小型企業景氣指數分別比去年四季度上升3.5、5.3點。這些指數似乎與增長發生的困難顯得不太協調。同期央行的問卷調查則顯示，企業家宏觀經濟熱度指數為33.4%， 較上季下降1.3 個百分點，較去年同期下降2.2 個百分點。其中，35.2%的企業認為宏觀經濟“偏冷”，62.7%認為“正常”，2.1%認為“偏熱”。
綜合地看，以上多個關鍵增長指標下降的情況很難在“春節長假”影響力上得到合理解釋。“改革不徹底”的解釋也顯得無力。因為，去年政府在繼續簡政放權、促進非公經濟發展方面空前發力，但私人、外商的投資、進出口增長指標卻更不好看。后三個季度國民經濟包括非國有經濟增長也都繼續面臨著下行壓力，并會對有關改革項目(如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市場、金融自由化和城鎮化等)和社會穩定產生負面影響。
(二)改革要有新思路。
新年伊始，政府在改革上表現出更多的努力，但思路依舊，關鍵點還是上一屆政府的簡政放權，及更多地依靠私人投資、外資投資，限制、減少政府、國有企(事)業單位投資。建議有關部門要更注意分析、解決國內需求不足的問題。制度改革也需要注意平衡供給層面和需求層面的關系。從學理上評論，在這方面媒體、“專家”所謂的當下改革增強了“市場發動機”作用，如為私人和國外資本不斷打開市場(包括開放國企股權結構)等等，看到的只是市場的一半即供給，而忽視了市場的另一半即需求。面對多年來許多人都承認的就業人員持續增加但勞動報酬比重卻不斷下降，普通勞動者收入難以提高，國內消費啟動緩慢，富人卻越來越富的不公平增長局面，如果有關方面繼續只偏重于供給層面特別是為私人資本、外資服務的改革，“市場發動機”內部是會發生結構性震蕩的。這也是在私有制主導的市場經濟中，美國的供給學派之所以衰敗、經濟失衡并發生系列性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改革、發展要實事求是、量體裁衣、算細賬。
現在方方面面的改革、發展，如國有企(事)業單位改革、城鎮化、基礎產業和公共服務投資、金融自由化、農村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等等，都在現有投資基礎上還盡可能的要在7-8年內向私人部門索取至少總計近百萬億元的新增天量投資。實際上這卻是中小微企業占99%以上的私人部門根本不能承受的。就是其中極少數較大的私人企業，對這些改革和發展項目也持非常功利的謹慎態度。如“兩會”期間，全國工商聯主席都說，由于缺乏控制權，對國企改革“民間資本參與積極性不高。”更何況這些較大企業的實力和主業也是有明顯局限性的。表面上看，房地產私商是最有錢的群體，但眼界、專業狹隘，技術含量低，高負債經營很普遍，資金鏈緊張，市場前景也不樂觀，其“戰投人”資格到底如何需要客觀評估。所以，如果改革和可持續增長建立在那種對私商投資脫離實際的預期上，眼下都畫餅不充饑、望梅難止渴，7、8年后的后果則是不言而喻的了。而外資則不可能來廣泛地參與這些政策議程，而往往是精挑細選于其中少數項目，著力于控制經濟關節點或實現財務目標。所以，建議國家統計局克服困難，大體匯總一下各部門、各級政府向“民間”、外資要錢的各類改革、發展項目，對此做一個實事求是的可行性分析報告。改革、發展都要量體裁衣，并不能忽視各種各樣的制度性后果。
(四)教育、醫療機構和國企發展混合所有制、私營化要慎行、限行、不出軌。
前些年因頻出問題并激化勞資矛盾而放緩的教育、醫療機構市場化、私營化和價格自由化問題，目前也在更激進的觀點主導下準備繼續展開。雖然，私立學校、醫院數量少、規模小，市場名聲差，監管無力的歷史問題多年來并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當年的“產業化”迅速變成了今天的運用“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方式，用市場的力量……進行產權制度改革”的模式。這種做法的特質，就是運用行政力量來要求在教育、醫療方面并不具備競爭優勢的私人資本(“民間資本”、“社會資本”)來改造更有競爭優勢的公立教育、醫療機構，使之更加市場化、企業化和私人化。這不僅不符合弗里德曼在《自由選擇》中說的自由競爭、機會平等的西方市場體制，也肯定是一個將惹起更多社會問題和爭論的政府主導改革領域。為什么就不能把這種荒唐邏輯反過來，讓更有內涵、市場地位的公立學校、醫院去改造、團結那些還有希望的私立學校和醫院呢?就是參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條款，其本意也只是發展不同性質市場主體之間“交叉持股”，即發展它們之間的“多邊關系”，而非僅僅是鼓勵私人資本、外資進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單邊關系”。國務院國資委的國企改革思路中也存在這種片面化問題，只是片面地強調非公資本進國企、盡可能降低國有股權比例，打破“國有資本一股獨大”，而對發展“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缺乏應有的興趣(另文分析)。教育部、國家衛生計生委等不妨再去看看這個中央《決定》，不要把國有事業單位改革也變成了“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且給公共服務、國家福利制度建設、市場秩序和社會穩定帶來進一步的負面影響。
其實，就是百度一下，按照所謂“戰略投資人”的資質來看，中國1200多萬家私人企業中，不僅沒有幾個符合投資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資格，也沒有幾個符合投資國有大中型事業單位的資格。比如，模仿央企帶頭“靚女先嫁”繼續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做法，教育部、衛生計生委等先讓北大、清華和人大，及北京醫院、同仁醫院、友誼醫院、各軍隊醫院等帶頭搞整體性的產權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并像國務院國資委說的那樣反對“國有資本一股獨大”、“盡可能降低國企股權比例”，可能嗎?估計那些三甲醫院的局、部和國級干部門診就不肯帶頭搞這種大量引進私人資本、外資的產權改革。另外，哪個私人學校、私人醫院或者私人投資機構能夠來充當有較大發言權、控制權的“戰投人”?外資來，歡迎嗎?西歐和美國的私有化過程已經說明，這些做法后果并不好，并不能保證價格合理和服務質量，并且會給社會福利制度不斷帶來瓦解性的沖擊力量，如醫療價格高漲，政府財政入不敷出，現行福利制度搖搖欲墜，老百姓怨聲四起，私商則大賺其錢，并“俘獲政府”連帶“俘獲監管”。
(五)勞資矛盾不容掉以輕心。
人社部發言人稱當前“勞資關系總體是穩定的”，——從來如是說。但僅今年“3月以來已經發生了30起至少500名工人參與的罷工事件。”有的罷工事件已經達數萬人規模。這也是工人享受了“法無禁止即可為”的紅利。國內外輿論密切關注。全國總工會勞動關系學院一教師說，現在“從南到北，勞動者都在覺醒和行動。”敵對勢力也蠢蠢欲動。此問題不可掉以輕心。因為，(1)在將會長期存在的分散化、低級化的產業結構中，私人經濟越來越擴大，勞資矛盾就會和非體面勞動一樣越來越普遍，且難以治理;(2)衡量勞資矛盾不僅要看目前罷工次數、參與人數在總體上的比例如何，更重要的是還要看數億雇傭勞動者低劣的生存、勞動狀況和經濟/政治訴求。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工脫離了土地和鄉村被“城鎮化”了，農村中的雇傭勞動關系也擴展開來，如果以他們為主體的工人群體的合理訴求長期得不到滿足，或滿足程度低，很多群體性事件就越來越有可能意外發生。而能夠激活勞資沖突的許多復雜因素，根本就不在人社部的視野和管控范圍之內。一般而言，那是國內外的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特殊情況例外。更何況，人社部的勞動監管力量長期以來都處于捉襟見肘的水平，沒有足夠的政府投入去解決之。
人社部發言人應該知道，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六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總報告》早就說過“我國勞動關系狀況基本和諧穩定”，但報告作者卻能夠進一步地如實指出，來自全國范圍的問卷調查顯示：當企業發生集體勞動爭議導致群體性事件時，61%的職工表示有參加的可能。這種判斷是有分量的，并被目前規模擴大、次數增加、行動形式和輿情有些激化的罷工事件所證實。而下一步國資委所謂“盡可能降低”國有股權(資本)比例的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國有資本不需要控制并可以由社會資本控股的國有企業，可采取國有參股形式或者全部退出”，從而可能導致出售大量中小國企等舉措一旦坐實，國內收入分配和勞資關系緊張的局面很有可能進一步發展和復雜化。如是，人社部如何有效的主動應對?馬克思有言在先，生產決定分配。各階級的關系(亦指勞資關系)更多地決定于工人的相對貧困狀況。資本跟著利潤走，而非跟著工人走。所以，隨著資本對資源和勞動力的統治范圍日益擴大，勞資關系也就日益發展成為最大的社會不和諧。這種趨勢是人社部管不了的。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