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湖漁夫：透視西方通貨膨脹理論

　　內容提要：西方通貨膨脹理論的基礎仍然是價格-供求理論，而價格-供求理論具有虛幻性。因為人占有和掌握的貨幣客體替代了市場中人的主體本身，西方通貨膨脹理論是一個顛倒主體與客體的理論體系。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都具有經常性，西方通貨膨脹理論將這種相關性特征偷偷轉換為因果關系。西方經濟學中數學模型的使用徒具形式意義，是一種偽科學化。西方通貨膨脹理論將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混同，在邏輯上混亂和矛盾。貨幣及掌管貨幣發行的中央銀行替代人格化資本，成了物價上漲的代罪羔羊。

　　在西方經濟學中，“物價上漲”的概念與“通貨膨脹”的概念是彼此不分的，正是因為在理論上我們迄今為止并未將兩者的概念實質區分開來，在現實中的這種概念混同通過西方經濟學的傳播這種文化過程而大行其道，走的是“謊言重復一萬遍就是真理”套路;西方通貨膨脹理論的詭辯性和欺騙性的直接證據在于，即使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邏輯，近現代以來，不僅沒有哪一個西方國家政府能夠有效“治理”本國通貨膨脹，更談不上它們聯合起來有效“治理”全球性通貨膨脹;物價水平百年來卻是毫不理睬一輪輪的所謂“反通貨膨脹治理”，反復地走向更高。在本文中筆者試圖從總體上透視西方通貨膨脹理論，拋磚引玉，希望人們能夠回頭審視西方通貨膨脹理論的實質。

　　西方通貨膨脹理論的理論基礎

　　在西方通貨膨脹理論流派中，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是兩個最主要的流派。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分別是指價格的持續上升與持續下降。在凱恩斯主義的通貨膨脹理論中，通貨膨脹分為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demand-pull inflation)、供給震蕩型通貨膨脹(supply shock inflation)和結構型通貨膨脹(built-in inflation)。凱恩斯主義將就業因素和菲利普斯曲線引入通貨膨脹的解釋，其理論核心在于貨幣供給：通貨膨脹可由流通中的貨幣數量與經濟供應力(其潛在輸出)相關。現代貨幣主義認為：貨幣供應的變化是名義收入變化的主要因素，由于貨幣需求是十分穩定的，而貨幣供給完全由中央銀行外生決定;貨幣需求也就成為通貨膨脹的直接動因。它們都是以所謂的價格-供求理論為邏輯起點或者基礎的，換言之，只有在價格-供求理論成立的前提下，西方通貨膨脹理論才能夠成立。

　　在《價格供求理論批判》一文中，筆者曾經指出過所謂“市場價格-供求機制”虛幻性。西方經濟學者們關于價格變化的統計，都反映在一張時間價格序列圖上，也就是觀察價格變動僅限于時間維度，其中的問題是：第一，按照市場供求均衡或者非均衡的邏輯，市場價格應該是在廣泛的供求因素影響之后具有單一性或者同質性，瓦爾拉斯均衡不過是每一種產品各自的供求均衡以及價格的靜態體系;但是在時間維度上的觀察并不能代替空間維度上的觀察，常見情形是：在某個商品市場的不同的的時點和地點上，存在大量不同主體參加的具有不同特征的某種商品交易，這些交易的價格也各不相同。這里的悖論是：如果供求機制的發生作用是在進行市場空間或者區域細分的前提下進行的，那么因為空間差異性，實際存在的的多個價格又各自受到什么樣規模的供求數量對比的影響才能產生?如果市場細分后的價格-供求機制能夠成立，也就是某種形式的差別化均衡，那么同一種商品相互區別的價格究竟哪一個是均衡價格?如果處于“供給”方面的眾多賣方、處于“需求方面”的眾多買方屬于同一個市場系統，那么這些買方之間、賣方之間以及買賣雙方彼此之間又是如何聯動和聯合的?第二，供求數量的對比成為價格變化的原因，這一點眾所周知;但是在經驗的觀察中人們不難發現，隨著價格變動由低谷走向高峰的過程中，價格上升與成交量上升存在同步的傾向性，而在價格變動由高峰走向低谷的過程中則情形正好相反;時至今日，西方經濟學理論對此無法解釋或是根本沒有解釋!第三，供給和需求同步增加的價格上漲過程，是因為什么原因停止而轉向相反的價格下降過程?對此西方的供求理論同樣諱莫如深。如果供求平衡產生市場均衡價格、供求不平衡驅使價格波動這兩點能夠成立，那么在理論邏輯的完整性上，就必須說明供求差異到何種程度或者受什么因素的影響才會發生價格的反向波動。第四，從第一點出發，我們由此又該懷疑時間價格序列圖上的數據的來源，價格統計抽樣是不是會有選擇性，是否過濾掉不適宜于理論結論的數據(比如所謂價格泡沫)，而只采用支持理論結論的數據，這種數據處理的方法是否具有市場代表性和是否可靠?

　　就參與市場交易的主體而言，他們也恰恰因為掌握的貨幣和商品數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點，形成不同的交易關系內涵的買賣行為。就單個的交易而言，因為一個賣方(所謂的供給方)不會因為商品數量較多而降低自身的賣方報價，而是想竭力提高自己的賣方報價，在實際的選擇交易對手的交易過程中如果有多個交易對手，他首先將商品賣給報價最高的買方，如果賣不完，就會依照買方報價最高原則依次賣給買方報價次高的買方;同樣，一個買方(所謂的需求方)不會因為自己的貨幣較多而提高自己的買方報價，而是想竭力降低自己的買方報價，而選擇市場交易對手的順序與賣方的原則相反。就某個交易關系的形成而言，商品和貨幣的數量以及買賣雙方的報價是相互匹配著進行的，如果雙方的報價不一致，比如賣方報價始終高于買方報價，就不會有交易發生;而且因為雙方的的商品或者貨幣的數量未必相同，成交是以達成一致的價格按照某個數量進行的，按照這個價格成交后，或者買方的貨幣有剩余，繼續尋找并且選擇下一個賣方對手;或者賣方有商品的剩余，繼續尋找并且選擇下一個買方對手;而且后續的成交價格有可能提高，也有可能降低。在多個買方組成的市場陣營中，這些買方是先后到達市場的不同地點的，他們之間的信息傳遞途徑受限于他們之間的往常聯系的多寡，它們之間的一些人有可能存在聯系方式并且因為有共同利益而達成行動默契，也有可能因為利益沖突而自行其是;而另一些人也有可能彼此互不知曉，這種情況下他們就會各行其是，在信息傳遞存在障礙的前提下不同的交易也就存在大相徑庭的價格。在以交易關系為基礎的資本投機的市場體系中，商品與貨幣依交易關系的維度而在市場中換位，換言之在單個的交易中它們是相互匹配或者先行天然地“平衡”之后，資本才完成它們的各自循環，在不同市場投機環節上，依交易雙方主體的不同，產生各自不同的不同的市場價格;買方沒有推高市場交易價格的的動機，反而會要求壓低價格;而賣方同樣沒有降低價格的動機，反而會設法推高價格。供求對比的數量是人為的統計結果，這種統計結果并不能證實市場中不同的買方、不同的賣方各自會有聯合或者聯動效應。

　　在以交易關系為基礎的資本投機的市場體系中，在時間價格序列圖上，市場價格與成交量的同步變化的原因在于，市場主導資本通過市場交易過程進行信息傳遞和市場價值的操縱與塑造，在價格上漲的過程中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對市場價格的變化方向予以認同和參與交易，所以隨著市場價格的上升，成交量同步增加;而在價格的持續下降過程中則相反。

　　價格波動從持續上升轉向持續下降，或者相反，都是因為資本在市場的投機活動本身;市場價格高峰區的出現，因為市場主導資本或者壟斷資本將某種商品大量賣給市場中不確定多數的交易對手，而市場價格低谷區的出現，市場主導資本又從它的不確定多數的交易對手手中持續買進商品。

　　因為買賣雙方各自的主體特性的差別，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上和資本循環環節上的商品市場價格各自不同，所謂的供求均衡并不存在，價格并不具有因為供求均衡而具有同一性或者一致性，價格依交易關系的實際形成而具有差異的廣泛性。在統計上的價格抽樣同樣具有人為的主觀性，因為在不同的時點和地點、處于不同流通環節或者投機環節的同一種商品，具有多個市場價格，而且這些價格哪一個更具代表性，同樣依統計抽樣者的不同而不同。

　　作為西方通貨膨脹理論基礎的價格供求理論，并不能概括市場過程及其一般性特點，它僅僅存在于一些人的臆想中，在現實中價格的上漲與下跌不過是被硬貼上“供求關系”這種邏輯的標簽。以價格-供求理論為理論支持的西方通貨膨脹理論缺乏邏輯上的嚴謹性和可靠性。

　　經濟過程的主體與客體

　　我們應該注意到，經濟活動的主體始終是人，經濟的本質不是為了解決所謂稀缺性問題，而是為了人的生存;在市場中的貨幣或者商品是物，它們是市場中的人掌握的對象或者客體。商品和貨幣在市場中始終是與人這個市場主體相聯系的，并且和人一起構成市場中資本的個體形態，商品或者貨幣的數量也就成為資本個體的數量特征，并且這些數量特征和價格一起成為在交易關系中資本特征的兩個維度，兩個維度同屬于某個主體的特征而不可分割。商品與貨幣的數量，同時成為占有它們的人的市場行為能力的基礎，構成不同的交易關系的內容和對象。

　　和西方經濟學中的其他理論一樣，西方通貨膨脹理論在論述的展開中陷入了先驗的概念邏輯的泥坑，創設概念，限定概念存在的諸多假設，然而所謂假設與現實經濟生活不相干，由此出發開始解釋一個又一個臆想概念或者范疇之間的關系。這些所謂的經濟邏輯展開首先忽視了人的主體性，反而將人所掌握的作為對象的客體，顛倒為市場中的主體。比如西方通貨膨脹理論的所謂的“通貨”，指的是就是市面上流通的貨幣，是對現實流通中一切流通手段的總稱。它既包括硬幣和紙幣，也包括支票、債券、信用卡等信用工具。所謂的“通貨膨脹”是指貨幣流通中出現的這樣一種情況：投入流通中的貨幣，主要是紙幣發行量過多，大大超過流通實際需要的數量，以致引起貨幣貶值。因為以市場客體代替主體，從所謂的價格供求機制出發，市場的供給與需求的臆想概念及其邏輯展開，也就被后來的通貨及通貨膨脹的概念和邏輯展開所代替，市場中人的主體地位、以私人占有為前提的歸屬于人的財產占有差別也就被模糊化。

　　因為市場主體的模糊和市場主體與客體的顛倒，以作為市場主體的資本的各個側面的數量特征和市場大眾行為過程的各種數量特征為依據，在西方通貨膨脹理論的各種模型中的各種變量被創設出來并且“神秘”地賦予了生命力和行為能力。市場中人與人的關系以及由人的行為推動的市場過程的社會屬性也就被某種物與物的數量關系所代替，歸于同一個主體的價格與商品或者貨幣的數量，也就被割裂開來，更多的變量范疇相互發生“虛幻的關系”，市場也就成了不用人就可以“自動運行的機制”。比如凱恩斯主義中的所謂“就業”、“利息”、“貨幣”和“產出”，貨幣主義中的“貨幣需求”、“貨幣供給”等等作為人掌握的客體或者市場中人的行為及其后果的數量維度，紛紛成為市場過程中自動發生作用的因素并且彼此“關聯變化”。這是一種深化發展的商品拜物教和貨幣拜物教。

　　正如刀斧工具本身無關善惡一樣，利用刀斧行善還是造惡的只能是人;貨幣或者通貨也是如此。在西方經濟學中，整個市場也就不再是以人為主體的社會經濟組織方式或者社會組織過程，私人占有者及其占有的財產所構成的資本，也就不再是市場的主體和推動力量;在市場中人的利益動機和逐利行為同樣被掩蓋，在經濟學研究中本來應該觀察的人的個體行為、組織行為和群體行為也就不再是起點或者基礎，經濟和市場不再由人類本身所主導和控制，而是由人所掌握的商品或者貨幣這些客體所左右，既設和臆想的范疇反而成為分析的基礎，商品和貨幣被私人所占有的事實也就消失無蹤。經濟研究本來應該具備的的人本主義被物本主義所代替，所謂“看不見的手”的市場神秘主義也就流行了幾百年而被人們不自覺。

　　在《通貨膨脹過程》的一文中，筆者曾經指出過，通貨膨脹的產生，是因為資本的信用摻水機制，從而新增的或者膨脹的貨幣通過社會資本循環與運動體系參與社會分配過程并且獲得社會產品中的一定份額，這個份額可能來自產業資本循環領域，在此之前新增的貨幣通過金融過程向產業領域配置;也可能來自金融資本循環領域，新增的貨幣作為貨幣資本參與金融領域的資本相互絞殺行為并且進一步調整社會分配的結果;這個份額的絕大部分因為信用資本循環的“雙重馬太效應”，落入了策動信用摻水的壟斷資本勢力集團手中。價格上漲過程則是壟斷資本在產業資本循環中為擴張利潤而進行的竭力推高商品賣出價格的價格投機機制或者說壟斷資本循環機制所致，它所極力改變的是資本占有者和勞動者的分配份額。這兩個現象發生的社會范圍、機制過程和市場分配后果都各不相同，而作為資本在市場體系中運動的兩個必然現象，它們的發生都具有經常性。

　　而在西方通貨膨脹理論中，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這兩個現象發生的經常性，被誤解為它們之間具有“相關性”，進而西方經濟學又將這種“相關關系”進一步證明為“因果關系”。其中最著名的是米爾頓?弗里德曼的有關貨幣供應量、貨幣政策時滯和物價上漲的實證研究，實證研究結果就是美國貨幣供應量的增加，經過大約一年半的貨幣政策時滯之后，引起美國市場物價上漲。最早的貨幣數量論可以追溯到15世紀末～16世紀初。當時由于南美洲金銀大量流入歐洲，同時歐洲市場也出現物價上漲。貨幣數量論者將這個時期的物價上漲稱為“價格革命”。法國重商主義者J.博丹認為，白銀流入是貨幣價值低落的原因，貨幣的價值、商品的價格決定于貨幣的數量。以后意大利經濟學家B.da萬薩蒂、G.蒙塔納里、英國哲學家J.洛克、法國哲學家C.-l.d e孟德斯鳩，以及后來英國哲學家D.休謨、經濟學家D.李嘉圖、哲學家J.S.密爾等都闡述過類似見解。

　　實際上南美的金銀和如今的鈔票一樣，首先得進入市場體系并且同時社會化，才能夠成為貨幣并且履行職能。貨幣本身仍然是物，它也不可能去推動物價上漲;物價上漲是由市場中的人推動的。當時的金銀持有者是作為貨幣資本所有者加入市場過程的，相應的金銀也就隨著它們的持有者一起，作為貨幣資本開始它們的資本循環。在資本循環的起點上金銀持有者不會有提高買方報價購買商品的意愿，通過貨幣的市場流轉或者經過必要的金融過程，在某些資本循環的環節帶來貨幣資本的增加，從而為商品投機者在資本循環的第二階段按照更高的商品賣出報價賣出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余地，提高賣出報價的商品投機者更容易找到他的交易對手，從而促使以貨幣計價的資本循環規模更加擴大。從人的方面觀察，金銀持有者也是資本所有者，他們會主動帶著金銀進入市場體系;從貨幣資本化的過程來看，金銀貨幣被配置于不同的商業環節，新的商品投機者的加入越來越多地改變市場交易關系的內涵并且擴展交易關系的維度，從而推動市場過程的變化。貨幣資本總量的增加，伴隨著商品交易總額的增加，金銀貨幣源源被擴容的市場體系或者資本循環體系所吸收，在越來越多的交易活動或者交易關系維度中作為價值尺度與流通手段，商品和貨幣的比例關系在不同的交易關系維度和不同的商品市場逐步發生調整，這是一個社會過程。無論是在金銀貨幣時代還是在紙幣時代，因為資本循環與運動的規模擴大，都有可能使市場體系吸收更多的作為資本的貨幣。

　　在凱恩斯主義的通貨膨脹理論中，貨幣與價格的所謂“變動關系”遠不如貨幣數量論邏輯那么直觀，貨幣與價格之間被加入了“就業”、“產出”、“利率”等更多的變量，并且這些變量之間的“關系路徑”因為理論邏輯的差異又表現為多種模式或者方式。實際上，將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這兩個現象發生的經常性理解成相關關系就有些差強人意，諸多的被拼湊起來的概念范疇或者邏輯變量，因為與人不相干，一系列所謂的“自動機制”或者“互動關系”也就同樣只存在于闡述者的主觀臆想中，打著“學問”招牌謬種流傳。現象或者人的行為結果之間的“相關關系”向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的偷偷轉換和花樣翻新，也就成為西方經濟學中西方通貨膨脹理論的種種“創造性或者突破性貢獻”。

　　數學化并不意味著科學化

　　在迄今為止的人文及社會研究中，人類對自身及其社會性的認識仍然非常有限，對以人的社會性為基礎的市場和經濟過程考察還有待深入。人是為了自身的生存而進行他們的活動，這是經濟的本質。以所謂的稀缺性和供求理論為前提的西方通貨膨脹理論的所謂學術探索，是遠離這種經濟本質的，也就偏離了問題本身。在對經濟社會過程尚未理解的前提下，通過各種模型的變量及其假設條件的的主觀設定，輕率地在存在某種“相關關系”的變量之間引入所謂的數學模型，企圖添加某些學問探索的“科學”色彩，也就使這些理論邏輯徒具形式，或者僅僅剩下“數學包裝”本身。

　　這些所謂的變量之間的數學特征不過是社會經濟過程在某個方面的或者側面的伴隨結果和特征，它們隨以人為主體的市場和經濟過程的發展而變化，如果這些所謂變量屬于同一個過程，那么它們在數量上可能存在相關關系，比如利率上升與物價上漲;也可能不存在相關關系，比如外匯匯率與就業;即使存在相關關系，但是它們之間也絕不意味著存在因果關系。作為通貨與物價的非因果關系的佐證是，在中央銀行收縮貨幣供應量的時候，而物價照常波動甚至繼續上漲，畢竟資本的投機者認為他們該賺的錢還得賺。

　　對這些變量的數學特征的采集也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在面對處于不同市場流通環節或者投機環節上的多個價格時，輕率地采用某個價格都是不適宜的，我們不可能因為砍伐一棵樹作為蓋房的材料，就否定森林的存在，并且認為森林中的其他樹就不能用于蓋房。在實際的市場價格機制中，市場價格因為市場不同的壟斷方式而在某個時間或者區間上趨同，也正是因為這些時間和空間特點，因為市場主體的各自特點而又彼此差異，就像觀察大海因為觀察者本身的取準、觀察手段和角度而不同一樣，五米的浪花相對一米而言可能是巨浪，而相對于數十米的大浪自己又成了小小浪花。我們目前所存在的經濟統計體系中的統計指標，都脫化于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范疇，這些統計概念之間的關系也是基于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邏輯，因此西方經濟學運用這些數據來進行所謂的實證研究，還具有用“自己認為正確的邏輯”去證明“自己的邏輯正確”的嫌疑，出現在我們面前的也就是一個具有濃厚觀念色彩的意識和表象的世界。

　　我們應該注意到西方經濟學中的變量范疇的主觀性特征。西方經濟學的價格理論認為市場價格趨向均衡，價格存在唯一性，超過均衡價格的市場價格存在，也就被指斥為“泡沫”。這是一種“奇葩”邏輯，西方研究者不去研究現實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易活動、交易關系以及交易價格，不去探求這些所謂“泡沫”的現實存在的根源，僅僅因為不容于“價格均衡”理論，就對市場中一些鐵一般存在的事實在理論上蠻橫地否認和無視!理論邏輯是用來反映和理解現實的，而不是用來要求現實適應于某些人的臆想、剪裁現實的!數學模型只是工具，模型中的變量是否能夠完善地刻畫示以人為主體的社會性市場過程或者經濟過程的本質特征，在我們真正理解這些過程之前是無法預知的;直接給這些過程套上數學模型，更是魯莽而又輕率。數學科學本身應該包含真理，但是在人們搞清楚經濟的社會性過程之前，西方經濟學的“數學化”不過是東施效顰。

　　通貨膨脹概念與物價上漲概念的辨析

　　我們知道，“通貨膨脹”的發生是因為資本的信用摻水，通過信用摻水，掌控貨幣發行的壟斷資本勢力集團運用它們所制造的貨幣自然物，憑空參與社會產品的分配過程，從而在它們選定的社會分配體系的各個環節上獲得額外的利潤或者好處，這種利益動力也就推動了通貨膨脹過程的經常性發生。通貨膨脹產生于金融或者信用領域，以資本的私人占有為前提，壟斷資本勢力集團將自然形態的貨幣資本化，將這些貨幣資本配置到社會資本運動體系的某個環節，同時展開資本的私人占有的社會體系;換言之，通貨膨脹是一個信用或者金融范疇。“物價上漲”的發生，是因為資本的投機與循環，壟斷資本勢力集團為了或者盡可能多的利潤，從而竭力地推高它們的商品賣方報價并迫使最廣大的消費者按照它們的意愿進行市場交易，同時產生越來越高的市場價格，在各個資本投機或者循環環節上以市場炒作表現出來。物價上漲產生于產業資本運動或者商品交換領域，壟斷資本勢力集團以資本的融通與配置為前提，在竭力降低資本循環的買進成本和竭力提高資本循環的賣出售價這兩個方向上擴張產業資本循環的利潤，物價上漲是它們努力的兩個結果之一;換言之，物價上漲是一個商品交換與分配的范疇或者產業資本范疇。

　　在整個的西方通貨膨脹理論中，通貨膨脹是物價上漲的原因，物價上漲作為通貨膨脹的結果，原因和結果的混同并且在使用中相互替代也是不可思議的;正如“加熱”是“水沸騰”原因一樣，但是如果我們將“加熱”與“水沸騰”當成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就愚不可及了，至少我們還知道給鐵塊“加熱”，也會導致“鐵塊發紅”。 令人詭異的是，認為“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的原因的觀點傳播卻占據了經濟輿論的主流;即使有些研究者認為“通貨膨脹”不等于“物價上漲”，也仍然不能改變這種所謂多數“學者”睜眼說瞎話和市場大眾因為這種刻意的觀念灌輸而想當然，謬種流傳如今且甚囂塵上和欺世盜名。即使為了這種流行的意識形態貌似“合理“，那么堅持這種觀點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也首先必須證明的是物價上漲與通貨膨脹在概念內涵與外延上的一致性或者同一性，而不是費盡力氣地去尋找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在概念上混同，認為它們是同一回事;而在邏輯上又說他們之間有“因果關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這種矛盾和亂象就更加讓人驚愕了。貨幣主義 “大師”米爾頓?弗里德曼所謂的“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個貨幣現象”的“名言”，要么是故意地將兩者攪和在一起，張冠李戴和混淆視聽;要么就是同義反復的廢話，通貨也就是貨幣，通貨膨脹不是貨幣現象，又是什么呢?

　　作為代罪羔羊的中央銀行

　　將“通貨膨脹”等同于“物價上漲”的謬種流傳以及西方通貨膨脹理論的洋洋大觀，絕不是某種一時的心血來潮或者“偶然”的理論失誤，而是一個刻意的社會文化過程。這種文化過程的發生當然有它們的始作俑者和利益根源。在西方經濟學中，處于基礎地位的所謂價格-供求理論到處傳播和廣泛被引用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市場中作為主體的牟利人或者資本，被拼湊起來和僅具有數量特征的所謂“供給”與“需求”概念所代替，從而市場和經濟過程中一切問題的肇事者——人格化資本——被西方經濟學的觀念體系或者邏輯游戲所淹沒或者隱匿，資本依據私人占有所產生的寄生特點和在產業領域的利潤貪婪也就同樣被遮掩和不再被人們所覺察，物價上漲同樣不再是資本的為了獲取利潤的貪婪所驅動。西方經濟學因為從未正眼看待過市場中人的主體性，對市場機制的理解也就是一種機械性的先驗概念和邏輯。

　　中央銀行的產生是應壟斷資本的政治需要的政府職能創新，但是中央銀行產生并且真正地獨占貨幣發行權是在壟斷資本勢力集團掌控國家政治權力體系之后。在壟斷資本掌控國家政治權力之前的金銀本位制時期，作為紙幣雛形的銀行券，首先是由私人銀行發行的。雖然中央銀行也是資本滲透和控制國家政治權力體系的工具，但是資本控制國家卻是資本控制和操縱市場體系，進而并且完全控制某個市場覆蓋所及的人們生存的必然結果。在討論市場信用膨脹機制時，我們提到過信用摻水機制對肇事的資本的反噬作用，不僅倒逼貨幣發行權向中央銀行轉移，而且倒逼通貨膨脹;中央銀行獨占貨幣發行，不僅資本的信用摻水過程不再反噬資本本身，催生了以紙幣為基礎的貨幣“自由本位制”，而且持續掏空國家信用的基礎。壟斷資本勢力集團通過中央銀行貫徹自己的信用摻水意志并且左右這種政治權力的如何使用，同時貨幣發行的責任都被賦予中央銀行并且局限于中央銀行。

　　“通貨”這種市場工具被扣上“物價上漲”的肇因的帽子，與西方經濟學的邏輯出發點和本意一脈相承，“貨幣”自然就轉化為“需求”，或者貨幣本身因此而分裂為對立的“貨幣供給”或者“貨幣需求”，不一而足。將物價上漲歸咎于或者混同于通貨膨脹，又以為信用摻水和信用膨脹過程善后、掌控貨幣發行的中央銀行悄然替代信用摻水和信用膨脹過程的肇事者，信用摻水以及物價上漲的經濟社會后果和責任都因為貨幣因此歸于中央銀行，中央銀行由此成為壟斷資本勢力集團利潤貪婪的代罪羔羊。這方面最露骨的例子莫過于拿破侖戰爭時期的內森?羅斯柴爾德，他在控制了英格蘭銀行之后毫不掩飾地說：“我不在乎什么樣的英格蘭傀儡被放在王位上來統治這個龐大的日不落帝國。誰控制著大英帝國的貨幣供應，誰就控制了大英帝國，而我控制著大英帝國的貨幣供應!”他還說：“那些少數能理解這個系統(信用系統)的人，要么是對這個系統所產生的利潤非常感興趣，要么就是非常依賴這個系統的施舍(政治家)，這個階層的人是不會反對我們的。在另一方面，絕大多數的人民在智力上是不足以理解基于這個系統所衍生出的資本所帶來的巨大優勢，他們將承受壓迫而且毫無怨言，甚至一點都不會懷疑這個系統損害了他們的利益。”

　　西方通貨膨脹理論無論有多少個學派或者多少種學說體系，因為在理論中都不是以人作為主體展開它們的理論邏輯體系，因此都不僅與經濟的本質無關，本末倒置;而且呈現出矛盾和雜亂的特征。(續完)

　　參考文獻：

　　《價格-供求理論批判》，清湖漁夫;

　　《通貨膨脹過程》，清湖漁夫;

　　《交易關系與市場過程》，清湖漁夫;

　　《從金銀本位制到紙幣本位制》，清湖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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