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利率自古以來一直是很高的，古代有著名的九出十三進的規則，也就是當鋪當期一般是一季糧食的時間，不到半年最多是半年，當十塊扣除所謂的手續費等只給九塊，而你贖當則要13塊，也就是實際利率4/9即44.4%，這只不過是半年，如果算出年化利率則是108.6%，是當年翻倍的。按照王安石改革，青苗法給老百姓的優惠利率也是20-30%，老百姓實際拿到的還要高，這樣的當鋪規則在中國流傳千年。
西方社會的利率則與中國完全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基督教會認為收取利息是非常可恥的行為，受到了教會的抵制，以至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面，所謂“骯臟”的金融是給最沒有地位的猶太人去把持的，或者是給來的野蠻人維京海盜參與的;而西方進入近代社會，則匯集了豐富的流動性，西方的歷史利率與中國的利率利率相比則是不高的。據《利率史》((美)悉尼·霍默、理查德·西勒著)記載，西方人在近代的絕大多數時期，利率都是低于10%甚至5%的，東方與西方二者在貿易領域相遇進行競爭，到底誰能夠獲勝這不是很清楚嗎?資金緊張的一方不得不低價出售貨物盡快取得現金，因此定價權一定是拱手讓人的。中國歷史利率的高企與中國古代社會流動性緊張密切相關，中國的改朝換代人口波動特別大，每一次新王朝的建立，人均貴金屬占有量都處于快速下降的狀態，而古代的生產力發展緩慢基本是與人口的增長成正比，人均占有量越來越少的結果使得市面上的貨幣總是處于不斷緊縮的狀態，這樣的緊箍咒下利率怎么能夠不高?而西方則是國家間戰爭不斷、人口總量相對問題，這樣的緊縮壓力是沒有的，而后來有由于地理大發現和蒙古驅趕導致了流動性的集中和價格革命，利率低就可以理解了。而不同的利率決定了不同的流動性水平，也決定了誰擁有定價權，中國與西方世界的貿易和定價權的博弈處于下風，閉關鎖國就這樣產生了。
到了現代社會我們看到中美的利率差別依然很大，這個差別在08年危機以后進一步拉大。要知道在次債危機前美聯儲的利率也是有5.25%的，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美聯儲的最高利率也到過21.5%的，但現在美國實行了幾乎零利率的政策，美聯儲的表態還要讓低利率長期化，進一步保持與中國的利率差距。不過中國的利率不是市場化的，中國是利率二元化，也就是民間有一個高利率的黑市，同時國家銀行難以貸款可以權力尋租，中國的名義利率幾乎都是要高于美國利率的。我們90年代的存款利率就很高，甚至還有保值貼補，不過在這個時期，高的是名義利率，在上世紀80、90年代的經濟的發展和通脹過程中，人民幣的通脹水平就算以美元匯率衡量，匯率從2到8，也是貶值了4倍，這個貶值下實際利率是不高的，這不高的實際利率是當時中國快速發展的動力，而且我們注意到的就是老百姓同期的收入水平增長很快，大學生畢業的工資從90年代初的79塊到90年代末基本能夠拿到2000塊了，工資增長是快于通脹的。
在90年代以前的銀行高利息，基本上是一種風險利率，銀行貸款的壞賬風險很大，這與古代的高利貸有類似的地方。在古代高利貸的管理成本和壞賬成本是很大的，對于管理成本實際上是有服務的投入的，壞賬很多則增加了風險。中國古代是一件舊衣服和幾個銅板也可以典當的，這樣的小額貸款管理費用巨大，而過去的高利貸很多人是傾家蕩產還不起以后實際上是血本無歸。
對于市場化的利率高企，我們尤其不能忽視民間小額貸款的風險和管理成本。一個項目的管理成本有很大的份額是固定成本，這樣貸款不論大小實際的管理成本差別不大，但是分擔到利率上的比例卻因貸款的數額差別極大。同時小企業也沒有足夠的信用和抵押品，小企業都還處于一個風險巨大的領域，壞賬的風險也非常大，貸款的利率當中應當有壞賬的體現。還有一點就是高利貸需要有一個很高的追賬成本，在中國要錢是不易的，所以有欠錢的是爺爺借錢的是孫子的說法，在中國經常是錢借給別人要回來都不易，更不要說要高息了，這個要賬是需要灰色成本的，這個灰色成本有黑社會的介入也有當權者的介入，這個成本最后也必定要攤銷在高利貸的利率當中。因此對于所謂高利貸，其成本也是很高的，不是簡單的與銀行利率的差額，是帶有大量間接成本的，因此有這些成本的存在，要將貸款的利率壓得很低是不正常的，美國的信用卡利率在美聯儲利率接近于零的基礎上是運行在歷史高位的，利率從百分之十幾甚至到百分之二十，信用卡違約利率甚至達到了創紀錄的百分之三十，美國的風險利率也是極高的，我們更可以看到對于歐債危機下的希臘國債，其國債的收益率也可以達到百分之一百左右，這樣的高利率背后就是風險的影響。
但現在很多中國的高利率變的無風險，這就是扭曲的暴利了。在我們銀行改制以后，銀行的風險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而且國家還對銀行破產進行兜底，也就是說在借貸的時候都要有很好的抵押、擔保，保障銀行額債權實現，同時對于銀行真的出現了風險，這個風險還是國家承擔，銀行的債權人是不承擔的，因此高息攬儲也就沒有了顧慮。中國利率的問題是銀行本來應當是風險利率的，但在政府和政策的護佑下變成了無風險利率，無風險利率這樣高，則是社會和經濟難以承受之重。結果就是經濟分配出現了扭曲，實業因為高利率搖搖欲墜，而銀行則賺得瓢滿缽溢。
民間借貸也有良性的時候，也有促進經濟發展的一面。。在2005年之前的浙江民間融資，企業信譽非常好，年壞賬率一般低于1%，年利息也不高，普遍在年息12%~20%之間，即月息一般不超過2分。而這種省內民間金融的生態環境好，無形中造就了當地普遍百姓敢于借貸、全民借貸的現象。“在金融危機之前，民間借貸在浙江省發展一直很規范，信譽也好。而利息都在國家保護的四倍之內，以月息1分2，1分5的居多，以前外地金融機構和企業都跑來溫州學習溫州的民間借貸的信用是如何維系的。”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曾這樣表示。浙江民間融資利率相對不高的背后就是建立在風險小的基礎上的，由此可以看到風險對于利率的影響。
美國的風險利率和無風險利率是完全不同的。在美聯儲0.25%的利率下，美國的信用卡利率和信用卡違約利率達到歷史高位，信用卡違約利率可以達到30%。而美國的很多商業貸款利率也是10%以上的，中國房地產企業在海外發行債券，利率就普遍在13-14%，但美國很多情況下的利率只有1%，融資租賃買飛機輪船的利率是3%左右，這里我們看到的就是美國的風險利率和無風險利率的二元化，這個二元化是由美國金融制度早就的。因為西方在存款保險制度之下，在金融機構破產的時候破產債權的賠付有特別的辦法，這個辦法經過社會的商業博弈就是造成利率二元化的分野。具體的方式就是對大儲戶和小儲戶的賠付標準是不一樣的，美國就是優先賠付10萬美元以內的儲戶，這樣小儲戶就可以放心地存款，可以追求銀行的高利息;而大企業因為破產以后優先賠付小儲戶風險被杠桿的放大，就要選擇安全的銀行。這樣就使得很多小銀行也有發展的空間，因為他們可以給出高利息，從事一些高風險的貸款，吸引一些小客戶;而大銀行為了足夠的安全就只能給低利息，吸引大客戶，從事安全的貸款，這樣銀行的業務就可以有分化來適應各種細分的市場，造就了大銀行追求無風險小銀行在風險中逐利，利率自然是風險利率和無風險利率的分化。
美聯儲的風險利率與無風險利率的分化，實際上是美國QE等央行影響，改變了貨幣供需曲線的結果，利率是貨幣的價格，在傳統情況下是價格越高供給量越大需求越小，價格越低供給量越小需求越大，但QE是使得價格越低越QE供給量越大的，而價格高利率高人們擔心風險反而供給量越小，就如希臘國債是收益率不斷飆升反而是更沒有人去買的，這樣的供給曲線后彎則與需求曲線可能會有兩個交叉的均衡點，一個是在低利率的一方體現無風險利率，另外一個則在高端是風險利率。我們如果要與西方的央行接軌，也是需要這樣的調整我們的貨幣供需曲線的，我們即使是不調整，由于資本管制的開放和堅持匯率穩定，國際間的貨幣流動也會讓我們的貨幣供需曲線與國際市場上的貨幣供需曲線靠攏，而國際貨幣供需曲線美元占70%的份額，其形狀也是與美國國內的情況接近的，這是我們必須認識的現實，否則不一致的地方就意味著要被金融套利。
而中國的情況由于沒有這樣的分化，所有的利率都是無風險的利率，以風險利率作無風險導致銀行賺取了暴利，同時因為沒有這樣的二元分化，好項目找不到低成本的資金，真正的無風險利率卻不能降低導致社會的利率整體走高，因此中國的利率沒有考慮風險因素，是中國利率的重大問題。而這個利率不帶風險因素也與我們的金融體制和政策有關，美聯儲利率是銀行間的利率，是銀行與央行之間的利率，而我們的央行利率政策則是終端的利率，是管制銀行面對客戶的利率，我們央行的貸款利率本身就是一刀切的，這個一刀切就是無法反映風險對于利率的影響的，從而造成中國的金融體系所有的利率沒有區分貸款的風險大小，造成市場的扭曲和利率的過高，而解決這個問題，西方通過不均衡的清償和銀行破產機制，以市場博弈建立利率二元化潛規則，是非常值得我們借鑒的。中國與世界的接軌，資本定價——利率的接軌是非常重要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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