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9日，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汪壽華收到杜月笙派人送來的一份請貼，邀請汪壽華4月11日到杜公館赴宴，有要事相商。汪壽華因為與青洪幫常打交道，認為“他們還講義氣”，就決定前去赴約。4月11日晚上8時許，汪壽華來到杜公館后，一陣不祥的預感忽然涌上心頭，杜月笙并沒有出現。周圍逼近的打手，目露殺氣。汪壽華暗叫不妙，轉身想走，已然來不及了。幾個打手一擁而上，手法嫻熟地將其打在地，干凈利索地裝進一只麻袋，塞進汽車運到龍華郊區活埋。
緊接著，12日凌晨3點，杜月笙手下的青幫流氓配備了手槍，組成有特定攻擊目標的分隊，穿著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裝，乘車沖出青幫大本營法租界。同時，幾百名白崇禧部隊的士兵也同樣偽裝穿過公共租界，分赴閘北、南市、滬西等處，襲擊了南市工人糾察隊的駐地。二十六軍周鳳岐的部隊在晚上已進駐靠近工人糾察隊集結地和總工會總部的陣地，這時借維持秩序，調節沖突之名，將工人糾察隊強行繳械。
當天中午，上海市總工會發動全市工人總罷工，游行示威抗議暴行。結果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開始向游行“國民”開槍，大屠殺開始了。兩天之內，300名工人被殺，500人被捕，5000人“失蹤”。隨后，在南京、蘇州、無錫、杭州、廣東、常州等地發生大規模血腥鎮壓，大約25000名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殺。全中國的人都知道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公然背叛了國民革命。
消息傳到武漢國民政府，立刻引發了一場政治大地震。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宣布立刻解除蔣介石的一切職務，開除其國民黨黨籍，并下達通緝令，捉拿蔣介石。這時的武漢國民政府面臨著一個重大戰略抉擇：要么繼續北伐，消滅依然盤踞在黃河流域和華北、東北的北洋軍閥;要么東征討蔣，國民革命將面臨分裂。
武漢政府下屬的實力派軍人們，比如唐生智、張發奎，大都與蔣介石存在派系矛盾，因而力主東征討蔣，希望趁機除掉蔣介石，吞并中國最富庶的江?浙地區。而蘇聯的政治顧問鮑羅廷和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周恩來則主張繼續北伐，待打倒北洋軍閥后，再掉轉槍口收拾蔣介石。
鮑羅廷認為：“我們現有的兵力不可能東進……東進不僅將促使蔣介石與帝國主義乃至北方軍閥公開結盟，而且我們將會被打倒和消滅。”
鮑羅廷的顧慮是有道理的。
就軍事形勢而言，武漢政府處于四面楚歌的不利境地。北面是雖敗未垮的直系軍閥和實力依舊強勁的奉系軍閥，東面最富庶的省份被蔣介石及其同盟桂系李宗仁的軍隊所占領，南面兩廣則是被桂系和親蔣的李濟深所把持，上述這些敵人都在磨刀霍霍，隨時準備撲上來。而武漢政府統帥下的軍隊，大都是出于一些現實考慮才站在武漢政府一邊，他們或是需要武漢政府的糧餉供給，或是因為與蔣存在派系矛盾和野心沖突，但事實上，他們大都認同蔣介石的反共“清黨”，只要價錢談攏，隨時可以像蔣介石一樣出賣革命。真正能夠與武漢政府同呼吸、共命運的只有葉挺的一個師。
至于經濟形勢，那就更加困難了。事實上，武漢方面也在爭取上海金融界與工商界的支持。武漢國民政府曾于3月27日特派財政部長宋子文到上海，全權辦理財政事宜，電令所有江蘇、浙江兩省財政均歸其主持，凡一切稅務及向中國商界銀行籌款事宜，必須由財政部長統一管理。宋子文于3月29日抵達上海，第二天即和蔣介石協商統一江浙財政事宜。然蔣介石已先一步和上海金融界與工商界建立關系。31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建立了“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由上海金融界大佬負責具體事務。結果，宋子文到上海后，工作竟一時無法展開。
“四一二”政變之后，蔣介石對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徹底臉，宋子文的人身安全都一度受到威脅，更遑論為武漢政府融資了。最后連宋子文本人也被孔祥熙、宋靄齡夫婦策反，投靠了蔣介石。
隨后，蔣介石于4月18日正式建立南京國民政府，開始公開否認武漢政府，進而于28日發出公告，聲明將與列強一起對武漢實施經濟封鎖。把持著中國金融命脈的江浙財閥已經一屁股坐到了蔣介石一邊，切斷了對武漢國民政府的一切融資渠道，上海的銀行、錢莊、票號全部停止向武漢匯款，坐等武漢政府倒臺。
此時武漢的物價已經上漲到天文數字，武漢政府所發行的各種幣券、信用一落千丈。政府每月收入不過150萬銀元，支出竟達1300萬銀元!全市失業人口及家屬已超過總人數的1/3，加上各省前來投奔武漢的革命者、避難者，以及幾次戰役的傷兵數萬人，整個武漢政府已經?到了四面楚歌、風雨飄搖的危急時刻。
武漢方面，不管是蘇聯、中共，還是汪精衛，事實上都把寶押在了北方馮玉祥的國民軍身上。
馮玉祥是一位典型的燕趙壯士，初時是在外國傳教士的懷抱里教養長大的，在成為軍閥后，他命全軍受洗信教，以基督教贊美歌為所部軍歌，以基督教教條為藍圖制定軍規，因而被世界輿論稱為“基督將軍”。然而，這位基督將軍卻憑借善變和對時機恰到好處地拿捏，獲取了西北的地盤。1924年，他發現蘇聯人很慷慨地拿東西補助他人，便投奔了蘇聯的懷抱。
現在，馮玉祥在1600萬金盧布和軍火的培植下，雄踞潼關，虎視中原，靜候在中國政治天平發生傾斜的關鍵時刻，投注自己的籌碼。
這一天很快就到來了。
1927年6月，馮玉祥與汪精衛舉行鄭州會議。在會上，汪精衛列舉了蔣介石的種種惡行，企圖說服馮玉祥反蔣。開出的價碼是，以武漢國民政府的名義把河南、陜西和甘肅三省的黨政軍大權全部交給他。馮玉祥當然不傻，上述三地已經?在馮玉祥國民軍的實際控制之下，汪精衛的價碼等于只是事后加以背書，馮玉祥并沒撈到什么實際好處?？磥碓谕艟l那里是榨不出什么油水了，那就擠擠蔣介石這塊老橘子皮，看能不能擰出些許橘汁來。
于是鄭州會議結束僅僅一周，馮玉祥就于6月20日與蔣介石舉行了徐州會議。在會上，蔣介石敦促馮玉祥歸順南京國民政府，并厲行反共“清黨”。蔣介石開出的價碼是，從1927年7月起，每個月給馮玉祥所部250萬銀元的津貼。會議結束后，蔣介石立刻返回上海落實這筆款子。英國駐上?？傤I事巴爾敦爵士在6月30日的報告中說，在6月份的最后兩個星期，上海曾出現一次大規模的集資活動。他推測這正是為了執行蔣介石資助馮玉祥，以取得馮玉祥的支持，反對武漢國民政府的徐州協?定。
獲得江浙財閥支持的蔣介石果然出手不凡，每個月250萬銀元的數額遠遠超過了武漢能夠開出的價碼。每個月250萬銀元!這就像是有人在馮玉祥面前念出了“芝麻開門”的咒語，一個巨大到超乎想象的寶藏出現在馮玉祥眼前。馮玉祥不假思索，立刻決定扔掉金盧布，義無反顧地撲向蔣介石剛剛抱上的那條大粗腿。于是，馮玉祥對蔣介石開出的條件照單全收，還同意利用他的影響，迫使武漢政府把蘇聯人送回蘇聯，清洗共產黨人，說服武漢國民黨人到南京，重新統一全黨，組成統一的國民政府。6月21日，馮玉祥就向武漢的汪精衛和譚延闿發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電報。
此時的汪精衛正十分窩火。原?來，6月1日，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羅易，帶著一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于中國問題之決議》(即“五月指示”)來到武漢。沒過幾天，羅易就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把這份決議向汪精衛做了傳達。這份共產國際的決議大意如下：
堅決主張自下而上地實行土地改革，但必須同過火行為作斗爭，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讓步;
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和兩湖地區五萬革命工農，組建自己的軍隊;
從下層吸收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
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
這不是國共合作，斯大林這是要汪精衛徹底向共產黨投降。汪精衛看罷強壓了壓火氣，居然還是進行了討價還價。他提出要蘇聯提供1500萬金盧布貸款，而莫斯科同意提供的援助金額只有200萬金盧布。斯大林做得太過分了，既要人賣身，又不肯給足賣身錢，是都會臉。這時，汪精衛接到馮玉祥敦促他清黨反共的電報，倒真是正中下懷。
緊接著，前幾個月留在上海的武漢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漢口，帶著蔣介石的信，在汪精衛家中與汪舉行了多輪私下會談。
三天之后，武漢國民政府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在“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口號之下，大批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倒在了屠刀之下。
清洗完“共黨分子”之后，武漢、南京兩個國民政府的原則矛盾已經解決，“寧漢合流”只是時間問題。在寧漢斗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蔣介石，似乎要順理成章地成為新政府的領袖。然而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的是，蔣介石卻在武漢“分共”之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下臺了。
如此詭異的中國政局，難怪連長于“風險投資”的大英帝國外交部，都對云譎波詭的中國政局摸不著頭腦。然而答案其實很簡單，中國有一句古語：“鳥盡藏，兔死狗烹。”只不過這次的“狗”成了蔣介石，要“藏烹狗”的人則是江浙財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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