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冠南：建立體系邏輯 正確解決當前金融危機

　　目前，我國金融形勢不容樂觀，人民幣利率不斷推升，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更加突出，資本市場亦難見起色，“錢荒”似有愈演愈烈之勢。那么，這場“錢荒”發生的成因是什么?其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影響如何?以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對此，我們采訪了我國青年經濟學家蘇冠南教授。

　　關于美國退出量化寬松和我國發生金融危機的預測

　　記者：目前，大家都對正在發生的“錢荒”很關注。我們注意到，您在去年12月1日就發表文章談到美國12月份必去QE，而且預測到了我國即將發生金融危機。這也是目前我們看到的國內最早成功預測美國必去QE的經濟學家之一。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全球成功預測此次美國去QE的經濟學家還不到三分之一。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您也是國內最早指出我國12月份將會發生第四次金融危機的經濟學家。您當時為什么使用“金融危機”一詞而不是國內通用的“銀荒”一詞呢?

　　蘇冠南：謝謝您的關注。我覺得“銀荒”一詞就如同當年的“下崗”一詞一樣，不是一個經濟學概念，是一個描述性的生活語言。不但如此，使用這個詞，還很難解釋目前的經濟現象，更不能揭示當前經濟運行規律，也很難對癥下藥。這也反映了我國目前對經濟運行周期的判斷。目前看，學術界和有關方面的建議和對策都偏于技術性，注重短期效應，跟這個判斷有很大的關系。我個人認為，對于這些技術療法，不但化解不了目前的金融風險，即使追求短期效應也很難實現，發展下去甚至導致危機進一步嚴重化，機會成本也非常高。目前人民幣利率不斷推升，局面難以抑制，就是這個道理。去年六月份發生的“銀荒”，我們靠“注入流動性”就躲過了這一劫，具有僥幸和偶然性。因為經濟基本面和體制性因素沒有得到解決，所以，時隔六個月，“銀荒”就又卷土重來。

　　對于美國此次必去QE，其實早在我去年1月9日寫給三中全會的建議報告中就提出這個問題了。較為公開的提法，是我去年11月28日受某研究院之邀給海內外金融界精英所做的《關于國企改革的方向和想法》的報告中提到的。最為公開的提法，是去年12月1日發表的《關于優先股和注冊制的解讀》一文中。在這篇文章里，我提出五點：一是國際短期資本將于近期大量出逃，從而引發全面金融危機(第四次金融危機)，導致實體經濟進入嚴重衰退期，大量企業資金鏈斷裂或倒閉破產。二是美國選擇這個時機必去QE，若央行采取緊縮政策，則保證美國經濟實現緊平衡。考慮到美國對華出口結構，因此此次金融危機對美國經濟影響不大。三是此次危機將使美國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徹底轉變戰略守勢，由被動轉為主動。四是新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版圖將開始重新演繹。五是將對我國目前積極推動的自貿區建設、城鎮化和金融改革將產生一定程度的牽制性影響。

　　當前金融危機的成因和影響

　　記者：請你談一談為什么這次金融危機會在我國發生?還有，為什么要稱作是第四次金融危機呢?

　　蘇冠南：這次金融危機在我國發生，有四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金融危機在我國的發生，有其必然性（歷史性）。

　　第四次長波危機的發生，是社會歷史發展規律，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必然結果，不以任何人、任何國家的意志為轉移。我國作為全球市場經濟體的一份子，自然也不例外。第四次長波危機的發生，也必然表現為具體金融危機的階段性發生，只是依國家和地區漸次發生而已。從上世紀90代初的日本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以及隨后的歐債危機，到目前我國所發生的“銀荒”。因此，我說這是第四次金融危機。

　　第二，金融危機在我國的發生，有其基礎性（內因）。政治代際變遷導致的凱恩斯經濟刺激政策及其引發的巨大流動性、過剩性和高通脹，以及社會兩極貧富分化所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引發的實體經濟的危機，使我國發生金融危機具有了堅實的基礎。

　　目前，實體危機已由一般性蕭條逐步向嚴重蕭條過渡，這是我國目前發生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

　　第三，金融危機在我國的發生，有一定的國際傳導性因素（外因）。巨大的出口份額，導致我國對國際市場的巨大依賴性;巨大的外匯儲備，導致我們對美元歐元等國際貨幣政策的敏感性。隨著歐美國家出現金融危機，我們緊隨其后，以出口型企業為導火索，金融危機顯現出多米諾骨牌效應，對我國經濟基本面形成巨大沖擊;隨著美國量化寬松的逐步退出，我國正式步入以銀荒為最初特征的第四次金融危機。究其本質，是我國經濟的自主性不夠。

　　第四，金融危機在我國的發生，有其現實性。

　　其一，根據銀監會和央行的統計數據，截至2012年底，中國的影子銀行規模在30萬億元以上的水平。其中，隱藏在證券化中的信貸關系為28萬億左右，民間融資為3萬億-4萬億。目前以上兩方面都部分出現了信用危機，并引發了一系列群體性事件、銀行擠兌等社會危機。目前來看，如果融資方依然解決不了自身回報率過低的問題，影子銀行就將對我國整體金融體系的穩定造成實質性損害，誘發系統性風險，并導致重大社會不穩定因素發生。

　　其二，國家審計署的報告顯示，截至 2013年6月底，我國全部政府債務為30.3萬億(其中，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17.9萬億，中央政府債務為12.4萬億)。同時，另據有關部門統計，目前企業債務余額近70萬億，居民債務余額近15萬億。因此，到目前為止，全部債務余額為115萬億左右。這些債務在近一兩年內都到了償債高峰期。以土地抵押和地方財政擔保為特征的地方政府債務，在第四次長波危機日益深化的今天(導致土地和財政收入銳減)，在民生經費大幅占比的當下，地方政府有限的財政實難償還。同時，考慮到目前實體經濟已由一般蕭條向嚴重蕭條過渡，中產階層規模逐漸縮小等因素，商業銀行壞賬率將出現根本性變化，銀行危機已逐步浮出水面。

　　其三，我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目前約一萬個左右，其中70%在縣區。由此可見地方政府債務在縣區的普遍性。同時，影子銀行在縣區分布也十分廣泛，民間金融、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地下錢莊、村鎮銀行等。在企業分布上，多以中小微企業、個體商戶為主。可以說，縣區同時兼具了導致金融危機的三個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先導區和集中區。因此，縣(市)區維穩形勢更加嚴峻。

　　我國正在發生金融危機，金融風險的口子已經撕開。這從我國最近一年來尤其是近幾個月發生在珠三角和長三角的一系列債務危機和銀行擠兌事件等可以印證。雖然目前是星星之火，但不采取果斷措施和應對方案，不進行體制機制創新，將呈燎原之勢，其后果將遠大于美國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的破壞作用。

　　建立體系邏輯是解決當前金融危機的關鍵所在

　　記者：如何化解這次金融危機?

　　蘇冠南：目前金融危機還剛剛發生。要想抑制金融危機的發展和蔓延，必須從經濟體制層面上進行改革才能予以根治。《資治通鑒》言：圣人之遠慮，故能謹其微而治之。眾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現在是我們謹其微而治之的時候了。

　　記者：您提出必須從經濟體制層面來解決，這個想法比較獨立，好像跟目前學術界的建議和對策都不太一樣。您能否具體談談?

　　蘇冠南：是的，我的這個想法跟目前學術界的想法和能看到的實施方案都不一樣。目前學術界和理論界甚至操作層面，基本都是偏于技術性解決。我個人認為，首先這是對此次危機的嚴重性估計不足，把此次危機等同于去年六月發生的“銀荒”。其次就是囿于西方傳統金融理論的束縛和歷史的局限性。

　　目前來看，學術界和有關部門的看法和對策主要有這樣幾個：

　　一是操作層面的方法，即注入流動性。通過SLO(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等向市場注入資金。去年12月份發生錢荒之后，央行先后三次共注入流動性3000多億元，當時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從政策效果看，緩解作用有限。

　　二是制度層面的方法。首先，加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積極推動利率市場化。十八大之后，央行推動利率市場化的步伐加快。從去年7月到12月，短短半年時間，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從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到正式建立貸款基礎利率集中報價和發布機制，再到同業存單業務的推出。其次，對于未來的匯率市場化目標，央行提出了“根據經濟金融形勢，有序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空間，進一步發揮市場匯率作用，退出常態式外匯市場干預，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三是加強金融監管。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國務院辦公廳近日下發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影子銀行監管有關問題的通知》，對影子銀行這一監管盲區，建立中央與地方“統分結合”、“分工合作”的監管體制。

　　無疑地，這些政策和措施都是積極的，將對此次金融危機的抑制起到一定的緩解作用。

　　但是，從方法論的角度看，上面這些對策和措施，無論是操作層面還是制度層面，都沒離開“金融體系”。就是說，以“金融之手”來治“金融之疾”。或者說，力圖通過金融系統自身的修復和完善，以提高金融肌體自身的免疫力，從而抵抗和消除危機。

　　從成因的角度看，這個方法論的后面隱含著這樣一個理論，即此次金融危機的發生，是由于我國金融體系及制度監管不完善造成的。

　　這顯然是不完全正確的。

　　因為，這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信用危機的成因理論，也與西方資本主義近百年來對于歷次金融危機實踐的解決政策相背離，尤其是與歷史上歷次長波危機時期的金融危機(其典型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的解決政策相背離。

　　因此，客觀地說，上述解決措施和方法是必要的，但不充分。因此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此次金融危機。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們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是因為要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僅僅依靠單個領域、單個層次的改革難以奏效，必須加強頂層設計、整體謀劃，增強各項改革的關聯性、系統性、協同性”。

　　如果考慮到如下兩個因素：第一，美國從2014年1月即將開始漸進式退出量化寬松，以及由此引發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金融危機惡化等因素對我國經濟形勢的影響;第二，目前我國實體經濟危機有從一般性蕭條過渡到嚴重蕭條的可能，形勢非常緊迫。實體危機對金融危機的擠壓和對沖的空間已經非常狹小。因此，我們說，如果不及時解決此次危機，甚至還可能導致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

　　記者：看來解決危機的時間越來越緊迫了。那么您認為解決目前危機的關鍵在哪?

　　蘇冠南：首先在于建立體系邏輯，這是正確解決此次金融危機的關鍵所在。這個問題不解決，就會盲人摸象，找不到解決危機的正確路徑和方法。

　　那么體系邏輯是什么呢?

　　我認為，金融風險來自實體風險，實體風險來自體制風險。因此，要解決我國目前的金融危機，就必須解決實體經濟危機，而實體經濟危機的解決，就必須從經濟體制層面來解決。

　　這就是我們必須要建立的體系邏輯。

　　這個體系邏輯的建立，是我們探索和尋找解決金融危機正確路徑和方法的前提條件。

　　記者：在這個體系邏輯下，如何解決體制層面的改革呢?

　　蘇冠南：要從體制層面進行改革的頂層設計來解決目前的金融危機，必須以下面四點為出發點：

　　一是時代背景，就是說我們所處的歷史階段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第四次長波危機時期。這個時代特征，決定了我們這次危機的特點、長度和周期變化都與以往各個歷史時期不同，危機表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這決定了解決此次金融危機的體制設計有別于歷史上其他任何一個時期的危機解決辦法。

　　二是我國當前的具體國情。這里所說的國情，既包括了經濟和社會情況，也包括了黨情和民情。這個特點決定了解決此次金融危機的體制設計必須有別于其他任何西方國家，更不能照搬照抄。

　　三是經濟自主性。這個特點決定了我們解決此次金融危機的體制設計必須能夠保證我們國家今后的經濟運行具有抵御來自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經濟體、區域經濟體和新興國家經濟體的金融危機和財政貨幣政策的影響和沖擊。這次美國退出量化寬松直接誘發了我國目前的錢荒，就是一個例證和教訓。從這件事上也說明了我國經濟的自主性遠遠不夠，非常脆弱。

　　四是體制安全性。體制安全是我國最大的安全。離開體制的安全性去設計體制，很危險，搞得不好，甚至可能國將不國。

　　以上四點，決定了我們體制改革頂層設計的出發點、制高點和落腳點。

　　依據上述體系邏輯和四個特點要求而建立的頂層設計方案，是全面徹底解決當前金融危機的正確路徑和方法

　　解決當前金融危機，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全局性改革。必須有堅強的領導和組織保證才能完成這一重大改革舉措。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成立，是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這個小組的成立，從組織上保證了我們從全局的高度來制定解決當前金融危機這樣一個整體性、系統性、協同性的頂層設計方案。

　　頂層設計方案：如來佛祖+十八羅漢

　　記者：第四次長波危機的概念據說也是您首先提出來的。跟當代國內外經濟學家的提法有什么不同點?其意義何在?

　　蘇冠南：對，這是我在2013年1月9日寫給三中全會的頂層設計建議報告《實施體制機制創新全面解決當前經濟及其他危機》一文中首先提出來的。這個提法，跟當代國內外經濟學家的提法都不一樣，主要體現在這次長波危機發生的時間、長度、特點、周期性等方面。之所以稱作第四次，也是基于嚴格的宏觀經濟模型論證得出的結論。從這個意義上說，第四次長波危機的差異化特征，決定了此次金融危機的解決方法和路徑不同于歷史上任何一次危機。

　　記者：請您談談對這次金融危機的具體解決方案。

　　蘇冠南：關于這次金融危機的具體解決方案，最近報告初稿已經完成，還有待進一步細化和調整。整個報告共分十九部分，包括一個總綱和十八個分綱。總綱部分就是關于我國體制運行方式的總體設計;十八個分綱，主要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共十五章，是體制運行方式的分類設計，涵蓋金融、財稅、內需、一次分配、對外貿易、區域經濟發展、經濟過剩、政治生態、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行政體制改革等十五部分。第二部分是體制運行機制的設計，共分三章。主要是作為體制運行方式的技術支撐，保障體制運行的效率和質量。

　　對于這個解決當前金融危機的頂層設計方案，因為其總綱分綱共十九部分，所以被有關領導和學術界笑稱為“如來佛祖帶著十八羅漢”來保駕護航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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