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國許多城市，尤其是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房價突破嚴厲調控，繼續大幅上漲。筆者認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房市供求關系長期失衡，房地產資本左右著賣方市場的房價走勢。
過去我國受限于經濟發展水平與住房政策取向，城市居民住房水平長期處于短缺狀態，1978年人均居住面積僅有3.6平方米。改革開放后，廣大人民群眾改善住房的期望與日俱增，加之城鎮化浪潮中大量來自鄉鎮的打工者、經營者，每年數以百萬計的大中專畢業生在非原籍城市就職、創業，以及我國民眾素有“安居才能樂業”、“屋多房大面子大”等傳統習慣性心理，匯聚成了持續強勁的住房剛性需求。雖然近二三十年來我國城市住房建設突飛猛進，但在住房供求關系長期失衡、剛性需求持續保持強勁勢頭的形勢下，房地產資本依托金融資本與地方政府的強大支持，得以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頻頻發力，呼風喚雨般地左右著賣方市場的房價走勢，將超額利潤賺了個盆滿缽滿。
其二是我國建房用地成本形成機制不合理。
我國現行非公益性建房用地采取一次性收取數十年土地使用權出讓金的辦法，并實行“競價拍賣、價高者得”的土地競得方式，結果導致“地王”頻出，土地使用權出讓價的記錄不斷被高價乃至“天價”刷新。“土地財政”為許多地方政府提供了巨額的建設資金，其負面作用之一則是，形成了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推動了房價不斷飆升，讓眾多中低收入者難圓“安居夢”。
其三是我國城市舊房拆遷成本偏高。
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國最初設計實施的“一刀切”貨幣化拆遷補償政策造成的。近年來，隨著房價不斷飆升，拆遷補償也“水漲船高”，釘子戶的要價更是高得令人咋舌。拆遷補償成本是建房用地成本的組成部分，其不斷上漲自然會推高房價。
其四是我國最初的住房制度改革頂層設計有缺陷。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開始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帶動了房地產業迅速發展成為國民經濟的一個支柱產業。不過當時對住房問題的復雜性即解決住房問題的多樣化路徑認識不足，對策設計偏于簡單化與“矯枉過正”。住房問題既是經濟問題，又是民生問題，經濟問題可以用市場化手段解決，民生問題則必須立足于社會保障的高度予以正確對待。然而在一段時間內，對公租房等社會保障房重視不夠，投入不足，對培育與規范二手房、租賃房市場也不夠給力，形成了有購房意向的千家萬戶擁擠在商品房這座獨木橋上的局面。社會保障房建設一度滯后，二手房、租賃房市場不完善、不規范，放大了商品房的供求矛盾，影響房價保持均衡水平。實際上，即使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也并非僅有商品房，更非戶戶都擁有自家的私有房。
其五是我國房地產市場中的惡意投機者與不良房地產商為了牟取暴利而興風作浪。
前者肆意進行房地產買賣的投機性炒作，公開組建炒房團，招搖過市，某些媒體也為之鼓噪，企圖制造轟動性的廣告效應，達到炒高房價從中牟利的目的;后者或有意捂盤囤積或制造搶購假象，用房市供求關系異常變動的虛假信號，刺激剛性需求者對房價上漲、欲購從速的心理預期。這種投機性炒房行為的反復運作、花樣百出，也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房價。
顯而易見，既然我國許多城市房價不斷上漲是多種原因造成的，就必須多管齊下、標本兼治，才能有效調控房價，讓它回歸到合理水平。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參考閱讀：不清算十年“二次房改” 中國房市就永無寧日
全文鏈接：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jingji/2013/11/309109.html
2003年8月月底，也就是在新一屆政府剛剛上任5個月不到的短短時間內，新華社就全文播發了《國務院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國發〔2003〕18號，簡稱18號文件)。這個“國字號”紅頭文件的“最大的亮點”，就是突出強調“調整住房供應結構，逐步實現多數家庭購買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這句話看起來平淡無奇，但卻是“字字千金”。它意味著在國務院的紅頭文件，第一次把經濟適用房由普通城市居民均可享有的“住房福利”，突然改變定性為“經濟適用住房是具有保障性質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并還特別具體要求各地“確定經濟適用住房和廉租住房供應對象的具體收入線標準和范圍”。這份“通知”的核心，就是它正式向全國人民宣告：九八房改時承諾的普通市民都享有的購買經濟適用住房的權利，從此畫上句號。
剝奪憲法所賦予的城鎮國民的居住權利和住房福利，搞亂房地產市場，使中國房市從此走向“調控——空調——房價繼續暴漲——民怨日益沸騰”惡性循環輪回，才是“二次房改”對中國民生、經濟和政治生態最大的破壞。
在推行“二次房改”的2003年之前，經濟適用住房之外的商品住房，只是面向占城鎮居民15%的富裕階層的市場。不僅房地產市場的規模極小，供應商品住房的能力有限，而且整個房地產市場缺少一整套完善的規范市場行為的法律法規。開發商通過官商合謀的黑金政治，囤地捂盤惜售，收買媒體操控輿論“引導預期”，使其對房地產市場的壟斷寡頭操控，達到“勢不可擋”的地步。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把85%的城鎮居民匆匆推向過去只為15%富裕階層服務、本身就畸形和發育不良的“中國特色房地產市場”，所帶來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二次房改”第一年——2004年的房價漲幅比過去的5年之和還要高三分之一，就足以說明這一切。
站在2013年的歷史坐標上，回首這十年二次房改“改朝換代”的歷史，人們不禁要問：
為什么在九八房改中，時任分管建設部的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再三向城市居民承諾保證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的多層次城鎮住房供應體系”，到了2003年后一夜之間，在未經全國人大的任何審議，也沒有任何“聽取民意”民主和科學基本決策程序的情況下，就被對住房政策了然于心的國務院新班子的一紙紅頭文件，打上了休止符?憲法和法律，賦予了誰擁有如此巨大的權力，可以如此隨意的把國民最大的民生利益一筆勾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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