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全球經濟體系內在失衡日益惡化

　　向松祚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

　　2014年全球經濟將走向何方?去年全球多國股市氣勢如虹，漲幅驚人，美國復蘇勢頭穩健，英國和日本大有看頭，歐元區艱難爬出衰退泥潭，逐步轉向正增長，新興市場雖然困難重重，整體增速依然超越富裕國家。因此，去年底至今年初，許多機構和投資者均調高2014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樂觀情緒令人鼓舞。然而，調高增速預期的研究報告墨跡未干，全球股市即應聲下跌。不到一月，標普指數跌5%，日經指數跌14%，新興市場平均股指MSCI跌9%。全球逾3萬億美元股票市值灰飛煙滅。屋漏偏逢連夜雨。美聯儲決意逐步退出“量寬”，購債規模從每月850億美元削減到650億。多個新興市場貨幣持續貶值，從中撤出的資金規模高達1400億美元。貨幣急劇貶值會否誘發新一輪全球性尤其是新興市場的金融危機?這一問題再度令決策者頭痛不已。印度和其他多個央行決定實施大規模資本管制，同時大幅提高利息以遏制通脹和勸阻資金大規模流出。面對如此變幻莫測的局面，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在內的多個權威機構，已經開始下調2014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

　　愿景：悲觀理由多于樂觀

　　全球經濟的兩個基本愿景，一是樂觀，一是悲觀。支持前者的因素實在不少。美國復蘇加快;歐洲經濟見底;日本有望擺脫通縮;英國形勢向好;中國至少能穩住7.5%;新興市場國家雖有短暫調整，總體還是好過危機之初。樂觀派堅定地認為：2014年全球經濟增長必然超過2013年(2013年全球GD P增速為3%)。

　　支持悲觀愿景的理由好像更多。美國復蘇基礎不牢，隨時可能掉頭逆轉，最近的制造業和新增就業數據低于預期，似乎印證了此判斷。歐元區早已深陷通縮泥潭難以自拔，銀行和金融體系信貸持續萎縮，失業率沒有任何下降的跡象。2013年歐元區平均失業率高達12.4%，一些國家年輕人失業率超過40%。所以預測歐元區強勁復蘇，實在是言之過早。日本“安倍經濟學”射出所謂“三支箭”，實際上不過是依靠日元貶值刺激出口，期望以此刺激經濟增長。然而，效果遠低于預期，甚至導致某些負面后果，譬如2013年日本竟然出現史無前例的貿易逆差，中小企業和普通百姓之生計未有改觀。日本擺脫通縮沒那么簡單。

　　西方不亮東方亮，中國能否繼續擔當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去債務和杠桿化過程已經開始，潛在金融風險開始暴露，財政和貨幣政策空間有限，產能過剩行業必須壓縮，能夠保持7.5%乃至7%誠屬難能可貴。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就更難指望。債臺高筑(尤其是外債)、匯率貶值、通貨膨脹、財政赤字、結構失衡等等，是多數新興市場國家之通病，實現穩定快速增長近乎天方夜譚。

　　我對全球經濟愿景整體悲觀，根本理由是當今全球經濟體系的內在失衡日益惡化。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近6年來，全球經濟內在結構之失衡不僅沒有得到糾正和調整，反而日趨嚴峻。全球經濟內在結構失衡之表象有八個：實體經濟復蘇乏力，虛擬經濟惡性膨脹，經濟整體脫實向虛，債務負擔居高難下，貧富分化日益加劇，失業困境越陷越深，宏觀政策基本失效，結構改革風險巨高。

　　當今全球經濟結構內在失衡的總根源，乃是過去40多年來，全球經濟體系的內在結構出現重大突變(不是量變而是突變)，即全球經濟開始決定性地從產業資本主義向全球金融資本主義轉變。核心特征有二：一是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自我循環、自我膨脹，虛擬經濟開始主導實體經濟，虛擬經濟之投機行為開始主導整個經濟體系的價格機制。二是制造業中心與虛擬經濟中心(或金融中心)背離，發達國家繼續掌控金融中心和全球定價體系，新興市場國家逐漸成為全球制造中心，卻沒有全球資源和產品的定價權。發達國家憑借貨幣金融霸權地位給全球資源、技術、產品和服務定價，以非常強有力的手段實現全球收入再分配，將新興市場國家創造的真實財富轉移到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則面臨著“貧困性增長困境”。

　　現象：全球經濟內在結構失衡

　　全球經濟的內在結構失衡主要表現為全球經濟五大變局：

　　第一：虛擬經濟惡性膨脹，虛擬經濟日益背離實體經濟。貨幣金融快速擴張甚至惡性膨脹，虛擬經濟日益背離實體經濟，成為過去40年來全球經濟最顯著特征，也是全球經濟最令人困惑、最有趣的重大現象。

　　第二：全球產業分工體系進一步深化，產業“微笑曲線”完全顛倒。制造業越來越廉價，新興市場國家圍繞制造業的競爭越來越激烈。發達國家控制金融貨幣、價格體系、技術和品牌，新興市場國家則為了成為全球加工中心而激烈拼殺。在全球產業鏈分工布局上，新興市場國家總體處于劣勢。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另一個基本特征是：發達國家金融貨幣產品過剩(過度)，新興市場國家制造產能過剩(過度)。

　　第三：金融資本主義主導全球價格和資源分配體系，貨幣金融霸權形成新的剝削形態。新興市場國家加工制造的產品，其在新興市場國家的售價往往遠高于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勞動者的工資和福利始終維持低水平。

　　第四：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以美聯儲為首的發達國家中央銀行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進一步改變全球貨幣金融格局，加劇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背離，成為全球經濟金融穩定的主要威脅。

　　第五：金融危機和量化寬松不僅沒有削弱美元霸權，反而從多個側面強化。外國中央銀行和投資者持有的美國國債快速增長，美國國債市場的流動性持續擴張。新興市場國家希望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擺脫美元依賴的努力在付之東流。

　　從更深層面來分析，全球金融資本主義代表著人類經濟體系演化的一個嶄新階段。人類經濟體系演變到今天，尤其是貨幣信用體系演變至今，成就了一個異常奇怪的經濟金融和貨幣體系，即三個“兩極分化”相互加強的經濟金融體系。

　　一是“貨幣信用分配的兩極分化”。從全球看，貨幣信用主要集中少數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可以無限度創造貨幣信用來分配(或掠奪)全球資源和財富。從各國看，貨幣信用主要集中到少數大企業和富裕階層，中小企業和普羅大眾極難獲得信用。

　　二是“真實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兩級分化早已是全球公認的重大難題。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時代，財富集中程度持續上升，少數人(以華爾街金融家為代表)控制著越來越多的財富。金融危機以來，各國貧富分化程度進一步惡化。

　　三是“真實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兩極分化”。三個兩極分化的內在關系是：“貨幣信用分配的兩極分化”制造和加劇“真實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制造和加劇“真實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嚴重背離和兩極分化”。

　　“三位一體”兩極分化體系是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時代、整個人類經濟金融體系最根本的制度缺陷，是金融危機頻繁爆發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經濟失衡和難以實現持續穩定增長的根源。

　　從全球范圍看，三個兩極分化很好地描述了當今世界的整體經濟模式。隨著虛擬經濟日益背離實體經濟，全球制造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加速背離，發達國家(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制造業逐漸“空心化”，全球制造中心決定性地轉移到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轉移到亞洲(重心又是中國)。然而，由于發達國家繼續掌控著全球貨幣金融中心或者一般購買力創造中心，掌控著全球價格體系、資源配置體系和收入分配體系，于是就形成主導過去數十年全球經濟的“基本模式”。這個模式就是：東方擁有真實財富創造中心，西方掌控貨幣金融中心;東方制造真實產品，西方創造貨幣購買力;東方為全世界制造產品，西方為全世界產品定價;西方大量發行債券和創造各種金融產品，東方則用自己的儲蓄去購買這些金融產品;東方儲蓄，西方消費;東方節儉，西方揮霍;西方向東方借錢，東方給西方融資。

　　原則上，糾正全球經濟內資結構重大失衡之關鍵，是對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實施重大改革，并根據某些重要原則，對全球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協調和調整。然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從不愿意進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改革，國際宏觀經濟政策之協調幾乎止步不前，各國國內的結構性改革由于政治風險太高而無法真正實現，全球性失衡還將繼續惡化下去。

　　根源：虛擬經濟背離實體經濟

　　2013年全球經濟的最大亮點是金融市場高歌猛進、連創新高，虛擬經濟完全脫離實體經濟暴漲。美國道瓊斯指數年漲幅27%，標普30%，日經指數57%，德國DAX指數25%，法國18%，西班牙21%。此乃數十年來最快的年度股市漲幅。美國股市平均市盈率(以標準普爾計算)達24.5倍，歷史平均水平是16.5倍，許多人開始擔心美國股市已經再度形成資產價格泡沫。

　　這十幾年，影子銀行業務邁入快速復蘇軌道，業務規模從2002年的26萬億美元，急速擴張到2007年的62萬億美元。影子銀行快速擴張，正是金融危機爆發的關鍵原因。2008年經濟危機后，影子銀行規模短暫減少，很快恢復增長。到2011年，全球影子銀行規模達到67萬億美元，2013年更達到73萬億美元之巨。

　　以美國為例，與影子銀行有關的所有金融指標均超越危機前水平。譬如，杠桿貸款和高收益債券余額超越危機前最高額。2007年是6500億美元，2008年和2009年萎縮到2000億美元左右，2012年恢復到7500億美元，2013年達到創紀錄的8000億美元。無抵押擔保貸款(covenant-lite loan)增長到2500億美元，占全部新增公司貸款的60%，2012年還只有600億美元。

　　與此對照，則是實體經濟復蘇乏力、通貨收縮、失業高企。2013年美國真實GDP增長率大約為1.8%，2014年預計2.2%-2.4%。2013年歐元區GDP繼續萎縮(-0.6%)，2014最樂觀預計也只有1%。日本2013年GDP增速1.8%-2%。2014年預計下降到1%-1.2%。

　　如何解釋上述現象?如何解釋虛擬經濟背離實體經濟自我膨脹?自1970年代初期開始，經濟體系開始決定性地從產業資本主義快速轉向金融資本主義，對各國經濟發展方式和增長模式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美國、英國和歐洲最先開始向金融資本主義轉變。1973年，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率先指出工業社會正在向“后工業社會”轉變。當時美國制造業(工業)和農業兩大部門的就業人數已經下降到40%以下，超過60%的勞動力從事服務業。到2009年，美國制造業和農業兩大部門的就業人數僅占全部勞動力的11%，服務業就業人數接近90%。房地產泡沫崩潰和次貸危機爆發前夕，美國房地產中介人數超過農民總數，按揭貸款承銷商比全部紡織業就業人數還多。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中流砥柱企業，譬如AT&T、通用汽車、福特汽車、西屋電氣、美國鋼鐵等等，要么業務大規模縮減，要么干脆從經濟地平線上完全消失。

　　經濟體系向金融資本主義轉變，最顯著特征是金融業脫離實體經濟高速擴張。仍以美國為例，金融業對美國GDP的貢獻，從1950年的2.8%，增長到1980年的4.9%，2006年達到最高值8.3%。金融海嘯之后稍有下降，很快就恢復增長。1980年，美國金融資產總值達GDP的5倍，2007年時翻了一倍，金融資產總值達到GDP的11倍。推動金融資產總值增長的重要力量，是公司市盈率和市值大幅度增長，增速遠超GDP增速和企業利潤增速。

　　家庭信貸亦快速增長。家庭信貸占GDP之比例從1980年的48%上升到2007年的99%。家庭信貸增長主要源自住房按揭貸款。其次是消費信貸。家庭信貸飆升反過來促進資產證券化、證券發行、交易、固定收益產品、衍生金融工具等多種金融產品的快速增長，它們從而進一步大幅度增加金融交易收入和資產管理收入。

　　外匯市場交易急劇飆升，達到天文數字的交易量。目前全球外匯市場日交易量超過5萬億美元，年交易量達到900萬億-1000萬億美元。全球債券市場總規模從1980年代的數萬億美元，擴展到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數十萬億美元。1990年之前，大宗商品交易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金融危機之前，大宗商品交易量超過10萬億美元。僅參與大宗商品交易的對沖基金規模就超過5000億美元。

　　實體經濟衰退和通縮，金融業和虛擬經濟卻高速增長，這正是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新現象和怪現象，是全球經濟失衡、危機和衰退的總根源。

　　(南都評論記者 陳建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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