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背景下，西方國家許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現存的經濟制度、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并構想未來的經濟制度、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西方經濟思潮的這一新動向，引起人們廣泛的、密切的關注。在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西方經濟思潮出現了若干新動向。這些新動向對西方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的演進有可能產生重要影響，值得密切注意和認真研究。
關于對資本主義的反思和對“新資本主義”的構想
西方經濟思潮的這一新動向表明，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多數人對現存資本主義普遍不滿。學界和媒體對現存資本主義的批評重點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貪婪、貧富懸殊以及金融資本主義，政界對現存資本主義的批評重點則是金融資本主義。西方學界和政界對資本主義的反思有共同之處，這就是都沒有觸及資本主義私有制以及由此決定的資本主義分配制度。這種對資本主義的反思都不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同樣，西方學界和政界構想的用來取代現存資本主義的“新資本主義”，并不是真的與現存資本主義對立的新的社會制度，而只是“緊縮銀根”、“加強監管”、“減少投機”、“政府更多干預”的資本主義，只是口頭許諾“讓那些無法充分享受市場經濟益處的人群生活得到改善”的資本主義，是添加了“道德”、“溫情”、“有善心”、“有人性”之類倫理色彩或感情色彩的資本主義，充其量是經過改良的資本主義。
西方學界和政界對資本主義的反思和對“新資本主義”的構想，實質是對資本主義模式之爭。有兩類資本主義模式：一類是“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另一類為數甚多，可以統稱為“非盎格魯-薩克遜模式”。盎格魯-薩克遜模式是英美模式，主要是美國模式。非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包括“萊茵模式”、“法國模式”、“歐洲大陸模式”、“北歐模式”、“瑞典模式”、“亞洲模式”、“日本模式”等各類模式。盎格魯-薩克遜模式是新自由主義主導的資本主義模式，非盎格魯-薩克遜模式中的部分模式，例如萊茵模式和瑞典模式，是社會民主主義主導的資本主義模式。在當前這場爭論中，反對盎格魯-薩克遜模式、特別是反對美國模式的思潮成為主流;崇拜盎格魯-薩克遜模式、特別是崇拜美國模式的思潮退居下風。盡管如此，英美政要仍在為英美模式的延續而進行掙扎。
與學界和政界對資本主義的反思和對“新資本主義”的構想不同，民眾對資本主義的反思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民眾設想的新經濟制度是沒有剝削的經濟制度。大多數民眾認為，在新經濟制度取代現存資本主義之前，大企業私人所有制不應再繼續下去，而應歸國家所有，或由國家控制多數股份;社會財富分配不公也不應再繼續下去，而應由政府均分財富。
關于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和對新國家干預主義的構想
西方經濟學的歷史，從一個側面看，是一部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論爭的歷史。除了歷史上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重商主義的論爭之外，從上世紀30 年代以來，現代西方經濟學界出現了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的三次重大論爭：第一次是上世紀30年代凱恩斯經濟學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之爭，第二次是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之爭，第三次是當前新國家干預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爭。凱恩斯經濟學是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產物，“撒切爾主義”、“里根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上世紀70年代滯脹的產物，西方學者的新國家干預主義和“奧巴馬經濟學”等則是新世紀第一次嚴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產物。
西方在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批判新自由主義具有積極意義。一方面，這一批判有助于西方學界、政界以至商界認識新自由主義與當前危機的關系，破除對新自由主義的迷信，重新思考和處理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關系。另一方面，這一批判有助于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反思和警惕模仿新自由主義的美國模式的危險。
摒棄新自由主義，實行新的國家干預主義，這是西方當前的最強音。很多學者和政要認識到，國家干預不是沒有風險，不是沒有代價，但是不干預的風險更大，代價更重。原來有新自由主義傾向的西方政要例如英國首相布朗現在也說：“不行動的代價要遠遠超出采取行動的代價。”目前，“奧巴馬經濟學”明顯傾向于新國家干預主義。當然，雖然不排除少數西方學者和政府官員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是短暫的，但是，在可預見的今后一個歷史階段內，新國家干預主義會占據上風，并成為主流。
關于對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的反思和對“市場和政府平衡”的經濟體系和政策體系的構想
二戰后的20多年中，資本主義世界建立了政府調節市場經濟的政策體系：對重要企業或行業通過贖買或股份制形式實行國有化，在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兩個層面實行一系列政府調節政策。但是，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以及后來的“華盛頓共識”摧毀了二戰后建立的政府調節市場經濟的系列政策，代之以新自由主義的系列政策：實行私有化;解除在微觀經濟層面的政府調節政策，減弱在宏觀經濟層面的政府調節政策。
新自由主義攻擊的“大政府”，不能誤讀成“規模龐大的政府”，而是指履行對市場進行必要干預職能的政府。新自由主義主張的“小政府”，不能誤讀成精簡機構和精簡成員的政府，而是指解除對市場進行必要干預職能的政府。西方學者現在提出的“大政府的回歸”，也就是指履行對市場進行必要干預職能的政府的回歸。因此，問題不是政府和市場孰大孰小的問題，而是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相協調和相平衡的問題。
我國有的學者誤讀西方經濟學，以為只要是市場配置資源，就必定有效率。這是一個嚴重誤導。實際上，要想解決微觀經濟無效率、宏觀經濟不穩定、社會不公平這三大問題，就必須進行政府干預，實行增進效率、保持穩定、促進公平的三大系列政策。
關于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反思和對全球經濟新秩序的構想
在當前這場危機中，西方一些學者對經濟全球化的認識有了明顯的深化。首先，一些學者不再像過去那樣宣稱“經濟全球化是指各種生產要素或資源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以實現生產要素或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最優配置”，而是認識到當前的經濟全球化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是按照“華盛頓共識”的“政府角色最小化”、“私有化”、“自由化”的要求所推行的全球化。其次，他們認識到，這種經濟全球化給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帶來了危害。當前，這種經濟全球化將西方國家的經濟災難迅速全球化，將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迅速全球化。而且，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危機中還企圖將自己的損失全球化，也就是災難制造者企圖讓災難受害者買單，承受損失。德國媒體的一篇文章說:“美國負債過多，以至于單靠自身無法挽救市場。處方：讓損失全球化。”最后，學者還不同程度地認識到，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已經動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正在走向終結，西方國家已經再也不能像過去兩個多世紀那樣為所欲為地稱霸世界。
在建立全球經濟新秩序問題上，特別是在建立全球貨幣金融新秩序問題上，以斯蒂格利茨為代表的一些西方經濟學家丟掉美國式偏見，注意到發展中國家利益，批評以美元為基礎的儲備體系不穩定、不平等，指出發展中國家持有美元外匯儲備是對美國的顛倒的外援和凈轉移，力主建立新的貨幣儲備體系取代美元儲備體系，并為實現這一目標而進行不懈的努力。應當說，這樣的西方經濟學家雖為數不多，但值得稱許。
目前，要求改革國際經濟舊秩序的呼聲集中在改革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上。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迫切要求進行這一改革，一些西方發達國家也不同程度地贊成這一改革;但是，另一方面，美國至今仍以國際金融霸主自居，堅決反對這一改革，千方百計地維護它已經嚴重動搖的金融霸權。
今后，隨著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改革的進展，國際生產體系的改革和國際貿易體系的改革都會逐步提上國際議事日程。人們期待著改革后的經濟全球化是沒有帝國霸權的、平等互利的、尊重并符合各國利益的經濟全球化。
關于對西方經濟學的質疑和對馬克思經濟學的再認識
西方報刊關于馬克思重新受到西方青睞的系列報道和文章表明，一方面，在當前的危機中，西方國家很多人對資本主義制度和西方主流經濟學深感失望和懷疑;另一方面，在當前的危機中，西方國家很多人對馬克思及其著作重新發生興趣，他們正在從馬克思那里尋找關于危機的正確答案和科學說明。
這場危機本身是對西方經濟學最尖銳、最有力、最深刻的批判。與邏輯的檢驗和批判有別，實踐的檢驗和批判是最強有力的檢驗和批判。人們看到，在這場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面前，西方經濟學的一些重要假設或假說、一些重要經濟理論、一些重要經濟數學模型和一些重要經濟政策主張遭到慘敗。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質疑西方經濟學，反思西方經濟學，就成為十分自然的事。一些西方學者在危機中對西方經濟學許多問題等進行反思和質疑，都能夠站得住腳。其中有的批判甚至有很大的殺傷力。這場危機可能如斯蒂格利茨所說成為西方思考經濟學的一個“轉折點”。但是，西方經濟學家特有的立場、觀點、方法決定了他們一般只能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修修補補，而不可能進行根本性的變革。人們更不會指望有多少西方經濟學家在危機中轉變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危機過后，如果西方能出現一兩個凱恩斯式的系統批判新自由主義、全面論證新國家干預主義的經濟學家，如果能出現一兩個像瓊·羅賓遜、約瑟夫·熊彼特那樣比較客觀、比較公正地對待馬克思和馬克思經濟學的經濟學家，那就算是相當不易之事。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可能避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西方國家現在不同程度地拋棄了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轉而寄希望于新國家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相比較，國家干預主義認識到市場調節的局限，認識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存在失業、通貨膨脹、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等等的可能性，并認識到政府調節的必要性。這些是國家干預主義超越于經濟自由主義的所在。
但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充其量只能減輕危機的破壞程度，縮短危機的持續時間，或者暫時推遲下一次危機的發生，而決不能根治和預防危機的發生。這已經為危機的歷史和現實所充分證明。
現在出現一個新的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否避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生?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三個基本特征：第一，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第二，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同時并存;第三，在資源配置方式上，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適當結合。政府調節包括對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調節。同時具備這三個基本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生。相反，如果讓某些“主流”經濟學家的“民營化”、“國退民進”的政策主張威脅到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如果讓他們的“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政策主張威脅到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如果讓他們的“小政府，大市場”的政策主張威脅到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的適當結合，而是只要市場調節不要政府調節，或者最多只要對宏觀經濟的政府調節而不要對微觀經濟的政府調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就將從根本上受到威脅。果真如此，可能就難以避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生。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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