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不久，我便警告說，除非采取正確的政策，否則將會出現日本式的萎靡——未來多年的緩慢經濟增長和收入近乎停滯。盡管大西洋兩岸的領導人紛紛表示已吸取了日本的教訓，卻幾乎立刻便重復了一些相同的錯誤。如今，連美國前高級官員、經濟學家薩默斯(Larry Summers)也對出現長期停滯提出警告。
我在五年前所提出的基本觀點是，從根本上說，美國經濟在危機之前便已出現毛病：它只是一個寬松的監管和低利率制造的資產價格泡沫，經濟看起來強健，但表面之下卻有諸多問題正在發酵：不平等性日益增加、結構性改革(從基于制造業的經濟轉向服務業并適應全球比較優勢的變化)的需要得不到滿足、持續的全球失衡、及金融體系更傾向于投機而不是可以創造就業崗位、提高生產率和利用盈余實現社會回報最大化的投資。
決策者對危機的反應并不能糾正這些問題;更糟糕的，是反而加劇了其中一些，并創造另外一些新的問題——而這不局限于美國。結果是，隨著國內生產總值(GDP)暴降影響了政府收入，許多國家的負債水平激增。此外，公共和私人部門的投資不足，讓一代的年輕人在應該打磨技能、提高生產力的時期，多年來成為無業游民，疏離感也日益增加。
在大西洋兩岸，今年GDP增長有望大大快于2013年。但是，在采取緊縮政策領導人開香檳慶祝之前，他們應該檢視一下現狀，并看看這些政策所導致的幾乎不可挽回的傷害。
任何衰退終究有結束的一天。好政策的特點是它能讓衰退期變得更淺、更短。然而，許多政府所采取的緊縮政策，卻讓衰退變得遠比必要的更深、更長久，并且造成了長期后果。
大部分北大西洋國家的實際(經通脹調整)人均GDP低于2007年;在希臘，經濟估計收縮了約23%。表現最出色的歐洲國家德國在過去六年的平均年增長率也只有0.7%。美國的經濟規模仍比危機前，增長若維持溫和水平的情況小15%。
但這些數字也不能充分說明情況到底有多壞，因為GDP不是衡量成功的好指標。更相關的指標是家庭收入。美國中位數實際收入比1989年(即25年前)的水平還要低;全職男性員工的中位數收入還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
經濟學家戈登(Robert Gordon)等人指出，我們應該對新的現實做出調整，長期生產力增長將遠低于過去一個世紀。經濟學家的預測向來靠不住，這次危機便盡顯無疑，哪怕只是預測短短三年。因此，對于未來幾十年的發展，我們不能對他們水晶球式的預測抱有多大信心。但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除非政府政策有所改變，否則我們將長期感到失望。
市場不是自我糾正的。我早前所列舉的根本問題可能會進一步惡化，而其中許多確實惡化了。不平等性讓需求萎靡不振;加劇的不平等性讓需求更加萎靡不振;而在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危機讓了不平等性進一步惡化。
中國的貿易盈余放緩了，北歐的貿易盈余卻有所增加。最重要的，是市場從不擅長自動快速實現結構轉型;比如，從農業到制造業的轉型非常不平穩的;隨著出現的是巨大的社會動蕩和大蕭條。
這次也不會不一樣，但在某種形式上可能更糟糕：應該出現增長的領域是教育和保健等服務領域，它們反映了人民的需求和渴望。傳統上，這些部門都是由公共資金支撐的，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但是，政府不但沒有協助，還通過緊縮制約了開支。
萎靡比衰退好，衰退又比蕭條好。但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困難不是不可阻擋的經濟定律，這我們只能做出反應，就像對地震和海嘯等自然災難那樣。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困境甚至也算不上是因為過去的罪惡而不得不付出的自我懲罰，盡管平心而論，過去30年所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與當前困境關系很大。
相反的，我們當前的困境是有缺陷的政策造成的。我們有不同的政策選項。但自我滿足與自鳴得意的精英卻視若無睹，他們的收入和股票組合又開始飆漲了。看來，只有一部分人必須作出調整以適應永久的較低生活水平。不幸的是，這些人正好是大部分人。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大學教授。
英文原題：Stagnation by Design
版權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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