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利率市場化的思想源頭是新經濟自由主義，利率市場化的理論基礎是麥金農的金融抑制理論和愛德華?肖的金融深化理論。利率市場化不是借貸市場機制與生俱來的。二戰后世界各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利率管制為背景，而在利率市場化之后的世界各國經濟陷入經濟和金融危機頻發的境地。利率市場化成為美國推行全球化以及鞏固美國全球霸權的工具。中國的利率體制改革毫無疑問受到了新經濟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目前主張在我國推進利率市場化的人們不負責任和欺世盜名。
近幾年來，要求利率市場化和消除國有商業銀行市場壟斷地位的“改革”呼聲不絕于耳，在網絡和媒體上的相關文章可謂連篇累牘!無風不起浪，一個輿論浪潮的掀起，背后必有其因由。在很大程度上，利率市場化成為一種時髦，趕時髦的行為一般而言具有幼稚性和盲目性。市場利率機制的變革事關我國未來金融市場未來健康穩定，事關我國經濟金融安全和億萬人民的福祉。利率市場化的依據是什么?進行這種呼吁的是一些什么人并且他們代表那些利益集團的利益?作為一種舶來品，利率市場化在世界各國經濟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利率市場化的企圖和實質是什么?……只有深刻透析這些問題，我們才能自主和正確地把握和導引我國金融市場的未來演進。
利率市場化定義和基本內容
按照目前網絡和期刊充斥的流行觀點，所謂利率市場化，就是將利率的決定權交給市場，讓金融市場在競爭中產生合理的利率水平。利率市場化的定義有如下幾種說法：1.利率市場化，指是政府放開對存貸款利率的直接行政管制，解除對銀行存貸利差的保護，以供求關系來決定市場的資金價格。2.利率市場化是將指利率的決定權交給市場，由市場主體自行決定利率的過程。在利率市場化的條件下，如果市場競爭充分，則任何單一的市場主體都不能成為利率的單方面決定者。3.利率市場化是指金融機構在貨幣市場經營融資的利率水平。它是由市場供求來決定，包括利率決定、利率傳導、利率結構和利率管理的市場化。實際上，它就是將利率的決策權交給金融機構，由金融機構自己根據資金狀況和對金融市場動向的判斷來自主調節利率水平，最終形成以中央銀行基準利率為基礎、以貨幣市場利率為中介、由市場供求決定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利率體系和利率形成機制。4.利率市場化是指通過市場和價值規律機制，在某一時點上由供求關系決定的利率運行機制;它是價值規律作用的結果。
一般而言，利率市場化主要是針對存貸款市場，包括兩個內容：一是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利率市場化;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市場化。在市場利率制度下，商業銀行集利率的制定者和執行者于一身，根據以同業拆借利率為代表的市場利率、資金需求、資產負債的期限結構、成本結構和風險結構等因素，靈活調整銀行利率政策，達到降低成本，減少風險，爭取最大盈利的目的。二是中央銀行通過間接調控的方式影響市場利率。在市場利率制度下，中央銀行不是直接管理商業銀行的所有利率，而是實行間接調控政策，由商業銀行自主決定銀行的利率;但是為了防止比較大的商業銀行利用壟斷地位而破壞市場利率有序、均衡地運行，中央銀行應保留對存款利率上限、基礎貸款利率或最優惠貸款利率的窗口指導權。
我們知道，所謂將利率的決定權交給市場，就是交給在存貸款市場中的人格化資本，只有資本才是市場的主體，包括存款人、商業銀行或者金融機構、貸款使用者莫不如是。根據西方經濟學所衍生出來的主流觀點，所謂市場的利率機制也就是所謂的市場供求機制，而這個利率市場供求機制在筆者以前的批判中，已經被證明的是不靠譜的、而且是僅存在于西方人和一大批中國人的主觀想象中、一種與現實無關的虛幻概念和邏輯。既然人格化資本是市場的主體，那么市場的運行也就是資本循環與投機推動的，或者說就是參與市場的人或者社會組織為了牟利而進行的，無利不起早;西方經濟學迄今為止仍然將作為市場主體的人置于對市場的考察之外，我們不僅不清楚市場運行的動力源，而且在市場運行方式和機制上的理解陷入了舶來的供求邏輯的泥坑。要求利率市場化的人們對利率的政府定價持否定態度，選擇性地認為資本在市場對利率自由議價相對于政府管制是一個更好的利率形成機制;言論的矛頭指向政府對存貸款市場的利率管制。
利率市場化的理論基礎
在輿論和官方政策解釋中有關利率市場化的論調之所以充斥我們的網絡、媒體和出版界并且甚囂塵上，當然不是一日一時之功，而是在一個思想和歷史背景下展開的。
利率市場化邏輯的思想源頭就是新經濟自由主義。傳統經濟自由主義是一種支持個人財產和契約自由權利的意識形態。新經濟自由主義是傳統經濟自由主義的當代形態。新經濟自由主義演進為一種反對政府干預、與凱恩斯主義對立的經濟意識形態。它主張限制政府在經濟事務中的操控，讓市場機制發揮調節資源的作用;新經濟自由主義者的大多數研究結果都表明，政府的干預過度了。他們要求清除那些給追求個人利潤最大化的資本所有者帶來不便的種種行政的或政治的障礙，而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已經變成一種理性的行為模式。鼓吹推行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即所謂的全球化;讓民族國家服從于經濟主宰者對經濟自由的要求。極力禁止對市場首先是勞動力市場的任何管制，反對出現赤字財政和通貨膨脹，主張公共服務普遍私有化，減少公共和社會開支。
新經濟自由主義者們的主要政策主張是：要求明晰界定和保障財產權利;反對通貨膨脹，因為壟斷了發鈔權的政府，往往難以抑制通過發鈔來征斂財富的沖動;反對財政赤字并主張減稅，因為政府比不上私人精明;反對創造就業政策，因為強行設置的工作崗位會造成社會更大的浪費;反對產業扶持政策，因為政府無法確定什么是值得扶持的行業和企業，真正值得扶持的，恰恰是那些無須扶持就能健康發展的產業;反對價格管制，只有讓價格充分自由地浮動，才能避免資源浪費;反對貿易保護，分工和貿易不僅對富國有利，對窮國也一樣有利;反對用民主投票方式代替鈔票投票的方式，選票不能反映選擇的代價，民主選舉只是避免交易費用過高的權宜之計，實施過多的民主投票，反而會導致更多的社會損失，這一點對富人和窮人同樣成立。
在金融領域，與新經濟自由主義一脈相承的就是金融自由化或者金融深化，這也是利率市場化的直接理論基礎。代表性的理論就是麥金農的金融抑制理論和愛德華?肖的金融深化理論。麥金農的金融抑制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扭曲造成了資本利用效率的低下，并抑制了經濟的增長。由于資金價格受到了行政性的壓低，一方面金融體系吸收國內儲蓄的能力被削弱，造成了資金供給不足;另一方面，過低的利率又刺激了企業對于資金的過度需求，從而造成資金需求遠遠大于資金供給的局面。這種情況下形成了資金分配的固化，弱勢的中小企業無法獲得資金，被排除在金融體系之外。由于在經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眾多中小企業難以跨入金融市場門檻，只能轉而尋求內部融資的方式來實現資本積累，但實際利率過低又導致其資本增長艱難而緩慢，最終拉低了經濟的增速。
愛德華?肖的金融深化理論認為，金融改革應該減少人為因素對金融的影響，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充分發揮金融市場在資金分配方面的功能，從而獲得收入效應、儲蓄效應、投資效應、就業效應和分配效應，消除金融抑制并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核心就在于放開金融資產價格、尤其是利率和匯率價格的管制，使金融資產價格真實地反映供求關系。愛德華?肖還認為“金融短淺在一定程度上是金融資產的實際收益率(利率)受到扭曲的后果”，并認為“實行金融自由化的實質是放松實際利率的管制”，也就是利率由市場機制決定。從各國的實踐來看，利率市場化都是金融自由化改革的中心環節，而且多是把放松利率管制作為整個金融改革的先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對許多成員國的研究歸納，為發展中國家要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提供行為規范和指導政策清單：一國市場化體制的形成，并在此前提下企業等經濟主體的市場化運作是保證利率市場化的基礎性條件;現有利率體系的合理、間接金融向直接金融轉化以及資本市場的開拓則是實現利率市場化的關鍵性因素;對銀行體系實施審慎監管并建立謹慎會計標準、中央銀行與財政資金關系硬約束、商業銀行具有利潤約束機制、對金融機構避免歧視性征稅等則是實現利率市場化的重要前提。完善社會信用體系、法律體系，提升中介機構的專業化服務水平，為利率市場化創造一個良好的金融環境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
上個世紀70年代前的世界利率管理體制
市場化的利率并非伴隨市場與生俱來!從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一直到70年代，特別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之后，世界各國普遍采用利率管制的政策，通過規定存貸款基準利率的方式來使得利率保持在較低水平，目的在于通過政府管制方式壓低資金成本以推動經濟的增長。
1933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了《1933年銀行法》。該銀行法的第Q項條款規定：禁止會員銀行對活期存款支付利息，限制定期存款及儲蓄存款的利率上限。1935年的存款利率限制法對Q條款進行了修訂，使其存款利率最高限不僅適用于聯邦會員銀行，而且還適用于非會員銀行的商業銀行。1966年其適用范圍又擴大到非銀行金融機構(雖然其存款利率上限高出商業銀行)。這種管制利率的體制一直維持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
英國是凱恩斯的故鄉，對利率的政策性作用高度重視。在利率的管理上，英國沒有具體條款管制利率，各清算銀行實行卡特爾制度——協定利率制，即各大銀行參考英格蘭銀行的利率來確定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利率，實際上用中央銀行的利率來指導商業銀行的利率選擇，是一種間接的利率管制。英國的利率管理可以稱之為“基準利率指導制”，其主要工具是通過再貼現率、再貼現率對商業銀行的利率進行軟性約束。英國在政策取向上選擇了低利率水平，以減輕國債付息的負擔。德國的利率管制始于1932年，從這一年開始德意志帝國銀行規定存貸款利率的上限。法國的利率管制始于1941年納粹占領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為恢復國家經濟，法國繼續采取了信貸管制政策，由國家信貸委員會規定銀行貸款的最低限和存款的最高限。日本對利率的管制始于1947年，是年日本制定了《臨時利率調整法》，該法案規定政府有權決定全國銀行的存貸款利率最高限，由日本銀行制定，大藏省負責公布。制定該法案的目的是為了應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初期的經濟恐慌，防止利率飛漲。此后，為了支持經濟發展，日本政府一直采取人為的低利率政策并以政府管制予以保證。
1961年韓國確立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戰略，政府全面直接地管制金融系統，以實現對資源動員和配置的全面控制：對金融機構進行國有化和重組中央銀行;商業銀行被國有化，建立起各種專業銀行來支持特定的行業發展，通過指導商業銀行購買韓國發展銀行發行的長期債券、向韓國發展銀行擔保的企業放款來提供長期政策性貸款融資。
……
二戰后世界各國的經濟恢復和一些國家的經濟高速增長，都是在利率管制的背景下展開的!到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前，世界經濟因為科學技術進步和穩定有效的金融系統而處于一個黃金時期。
二戰后的利率市場化浪潮及其教訓
上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以及中東石油危機的發生，各國飽嘗通貨膨脹高企和經濟增長停滯之苦，在此國際環境下，以美國為首的各國政府開始放棄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市場的擴張性經濟政策，以麥金農的金融抑制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為首的金融理論逐步為各國政府所采納而成為政策主流，各國陸續開始了利率市場化改革。
美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主要是圍繞著廢黜《1933年銀行法》當中的Q條款展開的。從1933年設立利率上限開始，到1986年完全取消Q條款，歷經53年。即使從20世紀60年代醞釀修改Q條款算起，到1986年Q條款的最終廢除，也歷時近20年的時間。1970年6月，美國總統尼克松批準成立了“關于金融機構和金融管制總統委員會”，任命亨特任該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于1971年12月提出了著名的“亨特委員會報告”。其核心是強調金融機構的自由競爭有利于提高效率，因此主張放松管制，鼓勵金融業自由化。到1986年3月，美國完成了利率市場化改革。
1971年英格蘭銀行公布了《競爭和信貸控制法案》，全面取消了清算銀行的卡特爾制度。1972年10月，英格蘭銀行取消貼現率，改為“最低貸款利率”。1981年8月，英國又宣布取消公布最低貸款利率的作法。這樣，英國的商業銀行不再根據官方最低利率來調整存貸利率。但英格蘭銀行保留必要時干預的權力，即對利率提出建議并規定銀行利率，仍控制著市場利率變動。
1953年，德國聯邦政府頒布《資本交易法》，取消了債券市場的利率限制，從而開始沖擊銀行存貸款利率的限制。在1962年2月，聯邦政府根據新產生的《信用制度法》調整了利率限制對象，邁出了利率市場化的第一步。1966年7月，對超過100萬馬克、期限在3個半月以上的大宗存款取消利率限制。1976年2月，聯邦政府提出廢除利率限制的議案，經聯邦銀行同意，同年4月全面放松利率管制，至此結束了利率管制的年代。
1965年4月，法國取消6年以上的定期存款利率的上限;1967年7月，取消25萬法郎以上或者超過2年的存款利率限制;1969年、1976年和1979年又三次對存款利率的限制作了修改。到70年代末，只對6個月以內，或1年以內、50萬法郎以下的定期存款利率規定上限。1984年12月開始，允許銀行發行自由利率的大額存款單(CD)，進一步推動了利率的市場化。
1977年4月，日本大藏省正式批準：各商業銀行承購的國債可以在持有一段時間后上市銷售。經過17年努力，到1994年10月，日本已放開全部利率管制，實現了利率完全市場化。
各國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并非一蹴而就，呈現不同的特征。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和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采取逐步漸進的方式實現了利率市場化，西方發達國家基本上也都用了20年的時間才最終完成利率市場化進程。而以阿根廷、智利為代表的南美國家則對利率市場化改革采取了快速放開的激進方式。
世界利率市場化雖然路徑不同和曲折程度不同，但結果都是一樣的，利率市場化導致利率上升，融資成本升高，產業經濟衰落;同時所謂的金融創新浪潮推動了銀行金融活動的相對衰落，而非銀行金融活動爆炸式增長，世界各國的經濟危機以金融危機為先導頻繁爆發。世界銀行研究發現，在調查的44個實行利率市場化的國家中，有近一半的國家在利率市場化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如東南亞、拉美地區、日本、韓國等。
韓國的悲慘教訓和金融自由化的實質
我們在這里重點研究韓國的例子。從傳統上來看，韓國聯合企業——綜合企業財團——的籌資方式是以銀行貸款為主的高度舉債經營，這使銀行在經濟低迷時期變得非常脆弱。同時由于華盛頓的壓力，韓國政府采取了金融和資本市場自由化的政策;華爾街的金融投機資本流入韓國，使韓國的公司負債率居高不下。
1997年11月中旬，韓國政府在金融危機中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救助方案。在與韓國政府談判期間，當時美國財長魯賓堅持只有韓國政府徹底實施強硬的“新計劃”(美國版)后，才會有新的資金提供給韓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因此不斷施加壓力，以便獲得韓國更多的讓步——包括許多與美國尚未解決的貿易爭端問題。在談判了兩周之后，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才草擬了一份570億美元的一攬子拯救方案。這份方案與其說是“拯救”，不如說是“趁火打劫”，對韓國提出的經濟政治條件之苛刻，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歷史上達到了空前的地步;盡管方案被聲稱要成為一個“應對21世紀金融危機的真正21世紀的方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助方案“青睞”美國金融公司和日本出口商，因為它贏得了韓國政府的巨大讓步：到1998年中期開放銀行和經紀公司的權利;國內貨幣和債券市場對外國公司開放;放寬外國公司對上市公司所有權的限制，從26%放寬到50%;把對個體外國公司所有權的限制從7%放寬至50%;要求大型金融機構將由國際公認的公司進行審計;大大放寬日本產品進入韓國的渠道;修改韓國的銀行法;貿易更加自由化;資本賬戶的自由化;勞動力市場改革;關閉一些大型銀行。韓國政府還被要求把國內利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利貸水平，即超過21%，同時實施財政緊縮政策。這份方案首先考慮的是保護債權人，即向韓國提供貸款的華爾街投機者。這些投機者也獲得了豐厚的回報，因為提供給韓國政府的資金最終都落入了他們的口袋。
被“危機”和韓國人“獻金救國”失敗過后，連韓國人自己都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美國用來實現其他目的的工具，對美國的經濟信任已經不復存在。因為美國資本的大規模重新進駐和賤價收購，韓國經濟不僅壟斷程度上升，而且被美資壟斷，在經濟上終于被美國合并了，幾乎成為美國在海外的“第51個州”。據韓國金融監督院公布的“金融結構調整現況”資料顯示：1997年金融危機前韓國共有各類金融公司2103家，金融危機后經結構調整破產重組后僅存1338家，另765家在結構調整中破產撤消或被收購、合并重組;在33家銀行中，5家被撤銷，10家被收購，僅剩19家;1984家投資證券、信用儲蓄等公司中，有754家在結構調整中消失，僅剩230家。美國(華爾街財團)打劫韓國的欲望確實獲得空前滿足;保護了本國的債權人，迫使韓國開放金融和資本市場，還以難以置信的低價收購韓國的公司。在克林頓政府前國家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看來，這場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是韓國實施的金融和資本自由化措施(包括利率市場化)，而這些措施恰恰是魯賓和薩默斯等美國財政部高級官員為了華爾街金融機構的利益而強加給韓國的。
新經濟自由主義思潮的全球泛濫也是以美國壟斷資本為主導的全球化的工具。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經濟實力在全球相對下降，美國經濟金融霸權開始走向衰落，其中標志性事件就是美元與黃金脫鉤。新經濟自由主義關于全球化的叫囂恰逢其時，因應了維護美國經濟和金融霸權的需要。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在撒切爾主義、里根經濟學和所謂的“華盛頓共識”中一脈相承，要求民族國家服從于經濟主宰者(美國壟斷資本、跨國壟斷資本)對資本自由的主張，推行私有化和市場化(自由化)，拆除美國壟斷資本的全球運動的形形色色的障礙，世界其他國家給予跨國資本、特別是美國資本在這些國家市場的充分“自由”，在政策與法律上與美國壟斷資本主導的國際慣例接軌，以此來推行所謂全球一體化。
養肥再殺，必然被“危機”，因此確立了美國資本全球范圍內的“剪羊毛”模式。因為資本運動的國際化和全球化，經濟和金融危機在全球各國循環上演，推動發展中國家的國民財富持續向西方發達國家流動，推動世界各國的資本向美國金融市場流動以便進行絞殺;而通過強迫各國接受新經濟自由主義的主張，推行私有化和市場化，加劇這些國家的社會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進程。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韓國的遭遇不是個案，它的難兄難弟還包括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當時克林頓政府如法炮制，說服歐洲各國對東南亞政府施加壓力，阻止日本組建“亞洲貨幣基金”進行救援的建議，而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這些國家提出附帶嚴苛政治條款的的“拯救”方案。只要條件成熟，“被危機”的豈止是韓國和東南亞國家?歐元危機(匯率市場化和利率市場化)和俄羅斯金融危機(休克療法過程中的全面市場化)說明了大經濟體同樣能夠成為被“危機”的典范。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還認為，“新經濟自由主義是由一系列基于市場具有自糾功能、能有效地分配資源并很好地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原教旨觀念組成的混雜觀點。就是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支撐著撒切爾主義、里根經濟學和所謂的‘華盛頓共識’，該‘共識’贊成私有化、自由化以及全心關注通貨膨脹問題的獨立的中央銀行的觀點。在長達25年的時間里，在發展中國家之間有一個競賽，競賽的失敗者很清楚：那些追求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不僅失去了增長的資本，而且當它們確有增長的時候，由此產生的利益也被不成比例地分配給了那些權勢階層。”
百余年來的實踐和探索終于導致“完善自由市場”神話的破滅，使經濟自由主義成為不切實際的理想。迄今為止，沒有哪個新經濟自由主義者站出來承認：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在資源分配與配置上卓有成效，從而給全世界帶來福祉。實際上，因為“完善自由市場”神話的破滅，與新經濟自由主義對經濟治世開出的的靈丹妙藥相映照的是，目前全球性經濟金融危機仍在發展發酵之中，還看不到盡頭。美國滯漲危機、日本經濟危機、東南亞經濟危機以及當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基本上根源都在金融自由化和利率市場化上。而且對整個世界來說，包含利率市場化的金融自由化或者金融深化，即使不夠稱得上災難的源頭，也難辭其咎。中國到目前為止勉強獨善其身，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對金融領域的管制并未完全放開。當被華麗包裝的金融自由化理念炫目的時候，我們還要看到背后的利益實質和包藏禍心。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利率管理體制變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利率管理體制變革的大致歷程如下：
1993年：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大《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中國利率改革的長遠目標是：建立以市場資金供求為基礎，以中央銀行基準利率為調控核心，由市場資金供求決定各種利率水平的市場利率體系的市場利率管理體系。
1996年：1996年6月1日，人民銀行放開了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此舉被視為利率市場化的突破口。
1997年：1997年6月銀行間債券回購利率放開。1998年8月，國家開發銀行在銀行間債券市場首次進行了市場化發債，1999年10月，國債發行也開始采用市場招標形式，從而實現了銀行間市場利率、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發行利率的市場化。
1998年：人民銀行改革了貼現利率生成機制，貼現利率和轉貼現利率在再貼現利率的基礎上加點生成，在不超過同期貸款利率(含浮動)的前提下由商業銀行自定。
1998年、1999年：人民銀行連續三次擴大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幅度。央行行長周小川在文章《關于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的若干思考》中坦承，2003年之前，銀行定價權浮動范圍只限30%以內。
1999年：1999年10月，人民銀行批準中資商業銀行法人對中資保險(放心保)公司法人試辦由雙方協商確定利率的大額定期存款(最低起存金額3,000萬元，期限在5年以上不含5年)，進行了存款利率改革的初步嘗試。2003年11月，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可以開辦郵政儲蓄協議存款(最低起存金額3,000萬元，期限降為3年以上不含3年)。
2000年：2000年9月，放開外幣貸款利率和300萬美元(含300萬)以上的大額外幣存款利率;300萬美元以下的小額外幣存款利率仍由人民銀行統一管理。2002年3月，人民銀行統一中外資金融機構外幣利率管理政策，實現中外資金融機構在外幣利率政策上的公平待遇。2003年7月，放開了英鎊、瑞士法郎和加拿大元的外幣小額存款利率管理，由商業銀行自主確定。2003年11月，對美元、日圓、港幣、歐元小額存款利率實行上限管理。
2004年：2004年1月1日，人民銀行再次擴大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區間。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貸款利率浮動區間擴大到[0.9、1.7],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浮動區間擴大到[0.9、2],貸款利率浮動區間不再根據企業所有制性質、規模大小分別制定。擴大商業銀行自主定價權，提高貸款利率市場化程度，企業貸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擴大到70%,下浮幅度保持10%不變。
2004年10月，貸款上浮取消封頂;下浮的幅度為基準利率的0.9倍。與此同時，允許銀行的存款利率下浮，下不設底。
2006年：2006年8月，浮動范圍擴大至基準利率的0.85倍;2008年5月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后，為支持災后重建，人民銀行于當年10月進一步提升了金融機構住房抵押貸款的自主定價權，將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利率下限擴大到基準利率的0.7倍。2012年6月，央行進一步擴大利率浮動區間;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1.1倍;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8倍。7月，再次將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7倍。
2013年：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將取消金融機構貸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機構根據商業原則自主確定貸款利率水平。并取消票據貼現利率管制，改變貼現利率在再貼現利率基礎上加點確定的方式，由金融機構自主確定。下一步將進一步完善存款利率市場化所需要的各項基礎條件，穩妥有序地推進存款利率市場化。
實際上，改革開放之初，囿于我們在對市場理解上的局限，理論建設嚴重滯后甚至空白，“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策略實屬迫不得已，改革初期對于利率管理體制的舉措或多或少帶有盲目性。直到2002年，中國人民銀行才明確提出了“先外幣、后本幣;先貸款、后存款;先長期大額，后短期小額”的利率市場化總體思路;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金融機構存、貸款水平的利率形成機制，中央銀行通過運用貨幣政策工具調控和引導市場利率，使市場機制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這種漸進式利率體制改革是在是在什么思想和理論背景下展開的。在改革過程中師從歐美，在歐美泛濫的新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潮借國門開放之際開始向我國思想界和理論界滲透。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因為我們在市場經濟理論建設上尚處空白，出現一個“進口經濟學”的時代，對西方的的理論和制度體系照搬照抄，新自由主義的思潮伴隨著經濟國際化和跨國資本大量涌入我國而乘虛而入，填補理論空白并且逐漸成為所謂的“主流”。不僅如此，隨著改革開放以來跨國資本對我國支柱產業的越來越多地控制，被新自由主義洗腦的西方代言人逐步占據我國政商學要津，給予外國資本自由(比如超國民待遇、國退民進、與國際接軌等等)，丑化中國本土資本和既有的經濟體制，以圖主導我們的未來改革的方向、步驟和目標(比如市場化、頂層設計)。因此在利率體制變革上諸多舉措也就帶有新經濟自由主義主張的明顯痕跡。
2013年7月19日，在放開貸款利率管制后，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周小川稱，對于達到宏觀審慎性標準的金融企業，就應該有更大的自主定價權。與此同時，要考慮逐步放開替代性金融產品的價格。周小川直言，這也許無法一步到位，但總體而言，利率市場化改革應整體推進，在放開存貸款利率的同時，其他一系列上、下游產品和替代產品的定價權也應同時交由市場決定。這還涉及行政與監管當局對套利行為的態度。周小川還提醒，在推進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要盡量避免銀行產品的過分交叉補貼，大力加強對客戶的宣傳教育，要進一步確立市場定價權，使金融機構進一步增強風險定價的能力。從整體的邏輯上，頗有為“利率改革”和“利率改革”的味道，所謂的“宏觀審慎性標準”仍然是新經濟自由主義者在國際經濟與金融的政策主張的衍生概念或者說舶來品，即使是在他們自己的邏輯語境中也是混雜矛盾的。
經濟輿論界對此次利率市場化改革中討論最多的焦點，也是央行并未放開對存款利率的管制。對此，央行給出的解釋是，此次改革沒有進一步擴大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區間，主要考慮是存款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影響更為深遠，所要求的條件也相對更高。央行表示，放開存款利率管制是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中最為關鍵、風險最大的階段，需要根據各項基礎條件的成熟程度分步實施、有序推進。換言之，我國利率市場化已接近最后關口，而在關于利率市場化的宣示上還是新自由主義主張的那種矛盾混雜和辭藻堆砌的政策解釋，在最核心的現實利益驅動和未來社會各階層的經濟利益結構形成上，還是“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利率市場化和自由化的邏輯，與國際相比，何其相似乃爾!耐人尋味的是：上世紀70年代以后以美國資本主導和推動的利率市場化浪潮，其結果是“完善自由市場”神話的破滅和目前全球蔓延的經濟和金融危機。而我國同時期發生的是改革開放，通過引進和利用外資和基礎工業技術、銀行業通過低利率籌資為中國工業化進程提供金融支撐，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換言之，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不是在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而是在利率管制的背景下!
選擇性輿論浪潮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評論新經濟自由主義時曾經這樣寫道：“自由市場的說辭在被有選擇地加以使用——當它為一個特別的利益服務的時候就會得到認可，當它不能做到這一點的時候就被拋棄。”這一點在我國的利率市場化的幾乎所有的呼吁中都表現得淋漓盡致。大聲疾呼“利率市場化改革”的人們，直接將西方國家推行資本和金融自由化、謀奪對我國經濟的控制權的愿望作為衡量中國利率體制改革的標準，有選擇地加以使用。
在利率的市場定價權上，因為跨國資本在存貸款市場處于非壟斷的弱勢地位，于是就刻意攻擊政府對利率實行管制的做法，毫不提及中國銀行業在海外市場準入方面的被歐美國家刁難和政策歧視;
在攻擊中國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市場壟斷地位并要求進行拆分的同時，毫不提及歐美國家的國際性銀行的規模越來越大，市場壟斷程度越來越高;
在攻擊中國金融業對社會資本進行無效配置、中小企業融資難、中國銀行業為極少數人服務的時候，罔顧西方國家大批中小銀行的破產倒閉，似乎這些破產倒閉就不是資源的無效配置和浪費?也選擇性無視歐美金融市場同樣成為社會中小資本的絞肉機的本性。
在提及中國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通過市場利率機制來防范我國尚未現形的所謂“金融風險”的時候，也不再提及在已經實行利率市場化國家的市場的所謂“金融風險”在肆意表演和這些國家被“經濟和金融危機”。
在提及中國實行利率管制阻礙企業的市場活力、指責中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時候，卻不提及“雙重馬太效應”在西方市場同樣發生作用，在一些利率市場化國家的存款與貸款利率雙雙走高(高利貸)引起這些國家的債務危機和大批中小銀行和企業倒閉，這些國家的本土中小資本被“自由市場”消滅。
在提及政府對銀行信貸市場信用隱性擔保不改變、引發國有企業在所謂資本冒險過程中將收益歸自己而成本則要讓社會來承擔的時候，同樣不提及西方國家在金融危機時動用大量的公共財政資金對它們的壟斷型銀行和金融企業進行救助。
在指責國有舉行銀行和企業因為“壟斷”獲取高額利潤、成為所謂既得利益集團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阻力的時候，渾然不提跨國銀行和企業早就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
在客觀、公正和中立的虛偽外表掩蓋下的是利益作祟的雙重標準嘴臉，政界、商界和學界的一批人照貓畫虎、邯鄲學步式的利率市場化無疑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他們提出幾乎所有關于利率市場化的所謂優點和好處，我們在歐美國家都能夠找到大量的相反的例證。史鑒使人明智!我們似乎還應該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在利率市場化國家發生的麻煩，是不是因為他們的選擇性回避和掩耳盜鈴，在中國就不會發生?發生了應該怎么辦?對這個問題，恐怕他們的歐美“導師”們都在困擾無奈!難道為13億人民的生存和福祉服務的經濟是用來為“利率市場化”而“利率市場化”作賭注的?
參考文獻：
《金融過程和利率雙軌制》，清湖漁夫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