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貨幣寬松周期將趨于結束，這勢必對全球經濟、金融市場以及國際資本流動格局產生深遠影響，全球金融風險定價與資本結構將在未來兩三年之內進行較大的調整，首先受到沖擊的就是新興經濟體。根據IMF的最新數據，2013年以金磚五國為代表的主要經濟體平均增速已經從2010年的7.4%下滑至2013年的5.1%。廉價資金掩蓋了新興經濟體存在的結構性缺陷。而當美聯儲啟動退出QE程序時，經濟增長放緩、全球金融狀況收緊直接對新興經濟體形成抽血，出現了嚴重的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
2014年以來，大部分新興市場延續了2013年的動蕩，貨幣再度大幅貶值。但是，中國情況卻有所不同，去年初以來，在其他貨幣兌美元大幅貶值的情況下，近似盯住美元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大幅升值近8%，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巴西、印度、印尼、日本等主要出口國的貨幣都貶值4%以上。而且，從資本流動的角度看，由于人民幣的持續升值以及中美利差擴大等套利因素的存在，國內并未出現資本外流的跡象。
不過，這一趨勢可能會出現改變。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的過程，正好與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以及金融改革加快推進相互疊加，這將使得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中國必須做好充分思想和政策準備，采取恰當措施，保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步伐：
首先，盡快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降低與美元關聯強度。通過建立基本由市場供求主導，并輔以恰當市場干預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能夠有效地避免人民幣加權匯率過度升值，也能夠避免持續、單邊的人民幣貶值或者升值預期。
其次，面對“資金池”水位可能持續下降，貨幣當局應保持基礎貨幣投放渠道通暢、穩定，避免負面市場預期的疊加，貨幣政策要精準發力。面對資本流入減緩甚至是轉向，應該有充分渠道保持基礎貨幣供應基本穩定，避免資金抽血對金融和實體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在這種政策壓力下，中國貨幣政策更多應該由總量調控轉向結構調控，更多運用結構性和功能性政策。
第三，有效控制系統性風險，審慎對待短期資本開放，特別是對短期資本流出的開放。如果過快開放短期資本流動，美聯儲政策轉向對中國外匯市場、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壓力會急劇放大。在國際資本市場劇烈動蕩的環境下，近一時期并非是加快資本項目開放的最佳時機，必須在效率與風險之間取得平衡，處理好“市場化”與“金融穩定”的關系。
第四，增強外匯儲備在支持實體經濟、提升中國金融戰略能力的重要作用。可以考慮設立外匯投資產業基金，支持戰略新興產業“走出去”。中長期看，應分散外匯儲備投資，創新外匯儲備管理方式，加大資源能源以及高附加值設備和技術的進口，設立外匯投資產業基金，推動企業“走出去”支持實體經濟服務。
最后，加強國際金融合作，共同應對新一輪風險沖擊。為了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金融風險，我們除了提前做好相關政策預案之外，應該深化區域金融合作，聯手應對美聯儲政策退出以及全球貨幣金融格局變化所帶來的新沖擊：一是推動人民幣與他國本幣雙邊或多邊互換協議，加快推進人民幣跨境使用，包括本幣結算，將互換有效期延長，并支持互換資金用于貿易融資。這可以推動雙邊貿易及直接投資，并促進人民幣成為貿易關系緊密的國家的貿易計價和結算貨幣。二是以上海自貿區戰略為核心，加快建設成熟的亞洲債券市場，以吸引資本回流，維護亞洲金融市場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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