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去年11月2日，本博客貼出了《警惕自主創新戰略重蹈洋務運動的覆轍》的摘要和前言。該文已發表于《天津商業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應雜志編輯的強烈要求，正式發表時在措辭上做了較大修改。下面貼出的是原文，引用請查看雜志原文。

　　警惕自主創新戰略重蹈洋務運動的覆轍[①]

　　摘要：目前我國自主創新的體制環境比2006年初提出這一戰略時更加惡化，表現出了比晚清洋務運動時期更加嚴重的“洋務”特征，這突出地體現在四個方面：貨幣自主權的喪失使我國科技創新投入的資金成本畸高和民營企業極度缺乏資金，根本無法與在華外國資本展開競爭;自由貿易正在使我國科技創新喪失賴以生存的國內價值鏈高端產品的自主權;高度依賴外國直接投資是“新洋務運動”新的和突出的特征;我國也已經喪失了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的自主權。晚清洋務運動的失敗引發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這種血的教訓應該使我們猛醒。18大提出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應該建立在一種全新的發展模式之上，這種模式至少應該包括以下要素：保護民族產業及其市場，實施主權信貸，回購外資企業，恢復實施2007年頒布的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法。

　　關鍵詞：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自主創新;洋務運動;新洋務運動

　　今年是洋務運動破產也即甲午戰爭失敗120周年，洋務運動試圖在帝國主義列強強加給晚清的“自由貿易”制度下，通過購買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機器設備實現自強和求富的目標，但這種違背落后國家經濟追趕歷史規律的現代化道路因甲午戰爭的失敗而破產。1992年開始的“市場換技術”是向洋務運動發展道路的回歸，或者說是“新洋務運動”的開端。2006年1月，我國政府明確地提出自主創新戰略，其目的就在于試圖扭轉這種發展趨勢。然而，在過去的八年中，雖然我國在自主創新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通過自由貿易、自由投資和金融自由化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并依靠外國直接投資實現經濟增長的傳統發展模式不僅沒有改變，反而在“用開放倒逼改革”的名義之下被進一步推向極端，目前，自主創新的體制環境比2005年時更加惡化，“自主創新戰略”存在著落入“新洋務運動”彀中的危險。如果這種狀況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觀，自主創新戰略最終必將走向失敗。自主創新體制環境的惡化不僅表現在洋務運動時期缺乏自主性的“洋務”特征上，而且這些特征比120年前有過之而無不及，以下是筆者觀察到的四個比較突出的方面。

一、貨幣自主權的喪失導致科技創新投入的資金成本畸高和民營企業極度缺乏資金

　　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人民幣基本上是以貿易順差特別是外資在華企業的貿易順差、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和熱錢等美元流入為基礎發行的。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國的外匯占款為236670億元，基礎貨幣為252345億元，[②]外匯占款與基礎貨幣的比例高達93.8%，外匯占款已經成為人民幣發行的基本機制，這說明美元已經掌控了人民幣的發行權，它是2011年溫州版“次貸”危機和2013年6月“錢荒”的根源。在當代世界經濟中，貨幣主權甚至比領土權還要重要，筆者在相關論文中已經討論了傳統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和中國人民銀行錯誤的貨幣政策是導致我國貨幣主權喪失的根本原因，討論了由此所產生的五大嚴重后果，此不贅述。

　　就自主創新而言，中資企業將因創新投入的資金成本畸高和極度缺乏資金，根本就無法與在華跨國公司競爭。流入我國的美元絕大部分是跨國公司擁有的，他們在中國人民銀行兌換成人民幣才能在國內流通，這導致了過去十年我國增發的基礎貨幣遠遠超過了1949年到2003年54年間發行的數量，從而產生了所謂的“流動性過剩”現象。為了避免因“流動性過剩”導致過高的通貨膨脹，央行沒有采取筆者一直在建議的從源頭上堵住美元流入的政策，[③]相反，卻采取了提高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并發行央票的信貸緊縮措施。筆者早在2011年的文章中就分析到，信貸緊縮打擊的是我國的民營企業，卻為外資企業在我國建立了一種不受我國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經濟租界”，因為在民營企業因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的提高，無法從銀行系統貸到流動資金之時，不得不依靠高利貸解燃眉之急，這猶如飲鴆止渴，其結果是民營企業大量倒閉，或者在生死存亡線上掙扎;而外資企業卻因把美元倒入中國，變相地擁有了貨幣發行權和通過高利貸提供信貸的權力，外資企業不僅放高利貸，而且乘機收購民營企業，這導致了外資對我國實體經濟的控制權得到了迅速的擴大和加強，美元霸權和我國央行的貨幣政策而非“國進民退”才是扼殺我國民營企業的罪魁禍首。

　　由于美元霸權對中國經濟的支配，民營企業因極度缺乏資金，生存就很困難，還談何創新?那么，對國有企業將會產生什么影響呢?有人認為，國企獲取信貸沒有很大困難，即使是如此，國企也無法與外資競爭，因為國企貸款的資金成本也遠遠高于在華跨國公司。由于美聯儲的基準利率長期停留在0-0.5%的水平，美國跨國公司可以低息如平均利率1.5%在美國貸到美元，在中國可以無成本地兌換成人民幣，而我國銀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就達到3.2%[④]，國企獲取的貸款利率至少要4.5%以上，國企的資金成本至少要比跨國公司高兩倍。因此，當美國企業可以低息為科技創新融資之時，中國企業卻沒有足夠資金或者在比美國企業高得多的資金成本條件下進行科技創新，這怎么能夠競爭過美國企業，怎么能夠競爭過在華的跨國公司呢?

　　貨幣主權的喪失對我國國家創新體系的破壞還導致了我國在教育、科技投入、醫療、社會保障和農業補貼等方面嚴重缺乏資金。由于人民幣的發行和信貸是由流入的美元所支配的，它絕不會用于沒有直接利潤收入的中國國內的社會公共開支或社會公共服務，而只能只能在中國境內制造一種以美元為核心并服務于外資和出口導向的經濟。例如，早在1993年，中央政府在制定20世紀90年代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時，曾明確提出到2000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4%。然而，這個鼓舞人心的奮斗目標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實現，2007年是近年來最高的，也只達到3.32%。社會公共開支的嚴重不足和長期欠債使國家創新體系的支持系統受到嚴重破壞，這無形中又大大提高了中資企業的創新成本。在過去三年中，筆者[⑤]以及其他一些學者在如何擺脫美元霸權的支配、實施主權信貸、為科技和工業創新提供廉價融資等問題上提出了許多針對性的建議，但并不被貨幣當局所采納。

二、自由貿易使我國科技創新日益喪失價值鏈高端產品的國內市場自主權

　　價值鏈高端是科技創新特別是核心技術突破的基礎和平臺，但是，由于我國遵循比較優勢原則，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在國際分工一直被壓制在國際產業價值鏈的低端，造成了貿易順差過大等外貿結構的嚴重失衡，目前已經形成了低端產品出口大量過剩和高端產品大量進口的不利局面，核心技術突破因缺乏市場的誘導和豐厚利潤的刺激，在我國長期受到嚴重壓制。低端產品出口的大量過剩造成了惡性競爭，企業之間競相削價，從而在過去十多年內造成我國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嚴重惡化，陷入了“貧困化增長”的陷阱。

　　為了解決我國過大的貿易順差特別是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我國政府在2010年采取了“擴大進口戰略”。“擴大進口戰略”首先擴大的是先進技術設備進口，而且并無進口替代的戰略考慮，因此，這無疑將使我國的進出口結構進一步被固化在“出口低端產品并進口高端產品”的“壞貿易”結構中，使我國長期以來就存在的“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困局進一步被強化，這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自主創新是非常不利的。如果現在不終止“擴大進口戰略”，實施筆者所建議的國民經濟平衡增長戰略，那么，這必將使我國在這種“壞貿易”的陷阱中越陷越深，我國科技創新賴以生存的價值鏈高端產品國內市場的自主權將大部分被剝奪。[⑥]

　　筆者對我國光伏產業和機器人產業的案例研究說明，由于民族工業普遍缺乏核心技術、在全球價值鏈中被跨國公司所“虜獲”并在國內市場上處于完全競爭狀態，我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普遍陷入了“高端產業低端化”的陷阱之中。所謂“高端產業低端化”是指仍舊依靠廉價勞動力和不計生態環境代價等低端要素參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國際分工，這使戰略性新興產業完全喪失了它在發達國家崛起中所發揮的決定性作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模式實際上仍是信奉自由貿易和依賴發達國家核心技術的“洋務運動”的發展模式。如果不對這種發展模式進行革命，我國必將痛失“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⑦]

　　從發達國家成功崛起的歷史經驗來看，如果我國要擺脫“高端產業低端化”的困境，就必須拒絕加入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價值鏈高端為核心的全球價值鏈，拒絕接受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利用國內巨大市場規模為價值鏈高端的自主創新創造領先市場，并以此為核心建立獨立自主的國家價值鏈，這是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基本條件。然而，由于我國經濟學界和政策制定者普遍接受了自由貿易和比較優勢理論，從沒有認識到價值鏈高端環節對國富國窮的決定性作用，這是我國把價值鏈高端的國內市場拱手讓給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從而陷入“高端產業低端化”的根本原因，從而使我國巨大的國內市場成為他國高端產品“做嫁衣”的工具。

　　例如，韓國和芬蘭這些小國由于國內市場狹小，20世紀80年代在信息技術范式迅速變革的時代不得不主要通過國際市場為其技術創新提供動力，但他們卻是在保護國內市場(芬蘭在1987年之前禁止外國電子產品進入本國市場)的情況下，通過嚴格限制外國直接投資并從核心技術自主創新和價值鏈高端入手切入全球價值鏈的，而全球自由貿易特別是中國等許多發展中國家開放國內市場則為其價值鏈高端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機遇：按照“分工(技術創新)受市場規模限制”的斯密定理，如果各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因此也就沒有中國低端產業價值鏈為其高端產品提供市場，那么，由于國內市場狹小，韓國和芬蘭的高端信息技術創新根本就不具有取得成功的機會，正是全球自由貿易特別是中國開放廣闊的國內市場為這兩個國家核心技術自主創新和價值鏈高端發展戰略提供了根本性的市場保障，中國廣闊的國內市場規模成了他國高端產業發展的墊腳石。

　　我國的新自由主義者一直在推動我國政府建立作為現代版“大東亞共榮圈”的“中日韓自貿區”，現在，他們又在大力鼓吹加入美國圍堵中國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如果政府被他們所誤導，那么，TPP將導致美日韓的高端產品大量涌入我國，我國產業價值鏈高端將更全面地被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所控制，科技創新的空間將極度被壓縮，我國將完全喪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可能。[⑧]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形成的“進口高端產品、出口低端產品”和2010年開始實行的“擴大進口戰略”實質上仍沿襲的是洋務運動的思想路線：通過購買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達到“師夷長技以自強”的目的。然而，洋務運動的失敗教訓和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都說明，現代化是買不來的，一國從國外購買的核心技術和關鍵設備越多，該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就會越拉越大。

三、高度依賴外國直接投資是“新洋務運動”新的和突出的特征

　　上述討論已經說明，在自由貿易也就是發展中國家沒有關稅保護情況下，發達國家的企業憑借著技術、生產率、品牌和管理等諸多方面的絕對優勢，必將摧垮發展中國家的價值鏈高端產業，這就是目前的發達國家在其歷史上從落后走向發達的過程為什么都采取了貿易保護的原因。而在發展中國家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情況下，如果對外資不采取嚴格的限制措施，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將會更加輕而易舉地摧垮發展中國家的價值鏈高端產業，這是因為，在存在自由貿易但沒有直接投資的情況下，發達國家的企業將不得不使用成本高昂的本國勞動力進行生產并與發展中國家低勞動力成本的產品進行競爭，這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發達國家產品的競爭力;但在直接投資的情況下，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可以直接使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與發展中國家的本土企業展開短兵相接的直接競爭，發展中國家民族企業僅有的一點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優勢就蕩然無存了，其絕大部分價值鏈高端產業在沒有走出國門之前在本土上就被發達國家直接剿滅了。

　　上述情況就是過去二十年間正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我國政府不僅沒有采取應有的產業政策對作為“幼稚產業”的本土高端產業進行保護，反而對外資采取了稅收優惠、廉價出讓土地、壓低勞動報酬、降低環保要求和科技開發用品免征進口關稅等一系列對中資企業極其不平等的政策，大力引進外資，從而在過去的十幾年里形成了依賴外國直接投資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那么，是否中資企業天生就競爭不過外資企業，因而中國經濟發展就必須依靠外國直接投資呢?路風和余永定的研究說明，在華外資企業在中國之所以比中資企業表現出高效率的競爭力，原因主要在于兩個方面：擠出效應和政策扭曲。一方面，擠出效應是指占據技術和生產率等諸多絕對優勢的外資獲得高回報的投資項目，而許多中資企業由于無法在獲得這些項目上與外資競爭，只好把資金用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并盡可能地增加投資量，這是中國始終不能擺脫外延式增長的原因。而另一方面，在華外資企業的競爭力(表現為較高贏利能力)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中國為吸引外資而執行的一系列超國民待遇的政策扭曲環境所造成的。[⑨]這兩方面的原因都說明，絕大部分中資企業在本土上競爭不過外資企業與中國政府的政策有直接關系。

　　那么，中國經濟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這種高度依賴是如何形成的呢?路風和余永定引用岳健勇、黃亞生、周黎安的研究成果對此進行了說明：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經濟處于轉軌和發展的雙重矛盾之中，多種瓶頸致使國有企業及其管理體制的轉變，無法像急于加快經濟增長的決策所期待的那么迅速。于是，借外資之力來加快經濟增長速度，并擺脫無法在短期內克服的體制改革之困，就成了引進外資的重要動機。當保持高增長率成為壓倒一切的政治目標后，以當地GDP增長績效作為衡量政績標準的“晉升錦標賽”，更使各地“招商引資”的競爭成為不計成本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一大動力。[⑩]但是，這些研究沒有注意到，我國貨幣主權的喪失是造成各級地方政府不計成本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另一重要原因：在外匯占款成為人民幣發行和信貸的基本途徑時，地方政府只有搞到美元，才會有發展的資金;而搞不到美元，該地區將因缺乏資金無法發展，國家貨幣主權的喪失驅動著地方政府瘋狂地引進日益控制中國經濟的外國直接投資。

　　顯而易見，無論是理論邏輯，還是來自實踐的經驗證據，都證明外資企業不是中國自主創新能力的組成部分。路風和余永定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經濟增長對外資產生依賴的真正原因是中國政府把依靠外資當作實現發展的手段。這個結論可能會令某些人震驚，但在筆者看來，這是不可爭議的現實。2006年1月我國提出的自主創新戰略不僅沒有遏制這種趨勢，反而遭到了在社會上流行的下述論調的堅決抵制：在華外資企業就是中國企業，在華外資企業的創新就是中國的自主創新。在這樣一種指導思想下，高度依賴外國直接投資就必然會成為目前“新洋務運動”新的和突出的特征，因為在1861-1894年的“洋務運動”時期，晚清政府也沒有把外資企業看做是自己的企業。“買辦”思想在當代中國的盛行是史無前例的，它竟然使中國各級政府都淪為了外資的買辦。

　　對待外資的不同態度是決定晚清“洋務運動”失敗和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重要因素。近代史上，在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炮艦政策的脅迫下，日本和中國一樣都喪失了關稅自主權，因此，對外資的不同態度就成為兩者之間產生重大差別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由于日本人痛恨為外國人辦事的本國人，所以，在當時的日本，根本就不存在具有“中國特色”的買辦利益階層生存的土壤。對明治政府來說，不論是發展軍工產業還是民用產業、國營企業還是民營企業，一個基本的原則是:“日本領導者們恐怕日本在經濟上受到外國資本的控制，而沒有引進外資。”[11]而對于已經進入日本的外國直接投資，明治政府的目標也很明確：通過支持日資企業，把外資企業排擠出日本，例如，日本政府通過扶植和資助三菱汽船會社，在19世紀70年代打敗了勢力強大的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英國大海運公司“P· O”公司，把外國勢力全部從日本沿海航線上徹底趕走了。獨立的工業體系不僅是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滿清政府的經濟基礎，而且也是在1911年廢除外國列強強加給日本不平等條約的前提。

　　但與日本對外資的態度不同，滿清政府的目標卻是“稍分洋商之利”，并給予洋商、洋貨“超國民待遇”。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外國資本不僅在“洋務運動”時期控制了晚清的大宗產品出口，而且在滿清國內獲得了“超國民待遇”，正如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指出的，“自道光二十二年[12]大開海禁，……洋人各貨……迨咸豐八年十一月中西重訂條約……每百兩征銀二兩五錢……斯乃體恤洋商，恩施格外，較之華人其獲利厚矣。……于是，洋商獲利，華商裹足不前，迫令納費洋人，托其出名認為已化，洋商坐收其利……同一洋貨，在洋人則無厘捐，在華人則納厘捐”。[13]也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滿清的輪船招商局與英國太古、怡和洋行簽訂的“齊價合同”不僅使這兩家外資企業的實力大大超過輪船招商局，而且也因其合同的壟斷性質扼殺了其它民族資本發展現代航運業的可能。[14]甲午戰爭的失敗標志著這種依附于西方列強的洋務運動的徹底破產，其教訓值得“新洋務運動”時代的我國深刻反思。

四、我國已經喪失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的自主權

　　2011年6月28號，在跨國公司、美國在華商會、歐盟在華商會和美國政府的重壓之下，我國財政部宣布，自2011年7月1號起停止執行財政部2007年頒布的“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預算管理辦法”，“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評審辦法”和“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合同管理辦法”這三份文件。在此之前，曾有報道說，2011年5月11日，美國《華盛頓郵報》在拿到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成果單后，激動的宣稱：“(這)是里程碑式的”。但是，對于中國自主創新戰略真正的倡導者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噩耗，它標志著我國自此將喪失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的自主權，無法使用政府采購支持本國企業的自主創新。

　　使用政府采購支持本國企業自主創新是世界各國需求方創新政策的主要手段，“被很多人視為當代最有潛力的創新和產業政策工具”，它對美國在高科技的國際領先上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雖然自由貿易使本國企業的自主創新受到嚴重抑制，但不受世界自由貿易體系和WTO所禁止的自主創新產品的政府采購仍然使發展中國家存在著技術追趕的某種可能。正如賴納·科特爾和韋科·蘭博指出的，許多發展經濟學家認為，WTO的規則限制了發展中國家實施東亞成功發展所采取的經典產業政策，但是，他們的研究說明： 雖然WTO對發展中國家成員國產生了嚴重的限制，但是，如果發展中國家不加入WTO的政府采購協議，WTO還是保留了一些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的政策空間，而發展中國家如果加入WTO的政府采購協議，要在對國家競爭力和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領域實施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政策將變得非常困難，因此，他們建議發展中國家不要加入WTO的政府采購協議。[15]

　　我國沒有加入WTO的政府采購協議，自然可以實施財政部在2007年頒布的關于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的三個文件，這是我國政府面對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技術壟斷地位所采取的自主創新具體舉措。但是，在這三個文件頒布后，美國和歐盟的在華商會對我國自主創新的政府采購政策極盡污蔑和攻擊之能事，掀起了大規模干涉我國內政的活動，他們到處散布外資在中國經營環境惡化的言論，把中國政府采購中資企業的自主創新產品污蔑為貿易保護主義，唆使發達國家媒體對中國政府群起而攻之。2010年5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發布了《中國：知識產權侵權和自主創新政策對美國經濟的影響》的報告，稱中國自主創新政策使美國企業和其他外企在中國市場處于競爭劣勢，并形成新的壁壘，危害美國等國家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和出口。在2010年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召開之前的5月3日-6日，中國美國商會還開展了對華盛頓智庫、奧巴馬政府以及國會的游說之旅。

　　發達國家在華跨國公司認為，“如果中國政府在自己的國土上通過政府采購支持本土企業的技術創新，那么，我們的技術壟斷地位和統治中國經濟的地位將如何保持?”因此，在允許發達國家那些加入了WTO政府采購協議的國家運用政府采購支持本國技術創新的情況下，他們也決不允許中國實施這種政策，決不允許在中國存在對跨國公司統治地位哪怕是一絲一毫的威脅。這就是美國政府和跨國公司為什么要不屈不撓地打掉中國自主創新政府采購政策的原因，美歐跨國公司終于在2011年5月的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達到了他們的目的。筆者在當時曾評論說，在中國近代史上，在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的打擊下，喪權辱國的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賣國條約，其中包括中國關稅自主權的喪失。但是，這一幕又在所謂“崛起的”中國又上演了：中國自主創新政策自主權的喪失對中華民族所帶來的長遠惡果絕不亞于近代史上中國關稅自主權的喪失。[16]

　　[①]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新經濟思想史研究”(10XNJ015)項目成果

　　[②]參看中國人民銀行2012年“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

　　[③]賈根良：《外儲問題的根本在于外資和美債》，中國經濟周刊，2011年第38期。

　　[④]由于美元流入導致的通貨膨脹，高達3.2%存款利率也不能使存款保值。

　　[⑤]賈根良：《世界經濟大蕭條與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革命》,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2期。

　　[⑥]賈根良：《擴大進口戰略的隱憂與國民經濟平衡增長新論》，當代經濟研究，2012年第12期。

　　[⑦]賈根良：《迎接第三次工業革命關鍵在于發展模式的革命：我國光伏和機器人產業的案例研究與反思》，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3年第5期。

　　[⑧]賈根良：《中國為什么要遠離“請君入甕”的TPP》，探索與爭鳴，2013年第9期。

　　[⑨]路風、余永定：《“雙順差”、能力缺口與自主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宏觀和微觀視野》，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第108頁。

　　[⑩]路風、余永定：《“雙順差”、能力缺口與自主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宏觀和微觀視野》，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第101頁。

　　[11]弘治等編著：《盛世之毀：甲午戰爭110年祭》，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頁。

　　[12]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滿清政府在該年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13]轉引自弘治等編著：《盛世之毀：甲午戰爭110年祭》，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13頁。

　　[14]江秀平：《中國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創辦近代企業的比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2期。

　　[15]賴納·科特爾和韋科·蘭博：《發展中國家為什么不要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國外理論動態，2012年第2期。

　　[16]賈根良：《取消自主創新政府采購政策堪比滿清喪權辱國》，2011年8月4日，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11388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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