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朱升(1357)：明朝開邦定國“九言策”
2007年，筆者經過密集研究和痛苦反思，形成了這樣一種看法：中國的改革開放可以被劃分為兩個階段：在1993年之前，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是偉大的。但是，在1993年之后，由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日益支配我國經濟政策的制定，我國有可能已經陷入依附經濟的陷阱而難以自拔。從對外經濟關系來看，從1993年開始，為了加入WTO，我國大幅度降低關稅、實行自由貿易，并沒有限制地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從而陷入了美國經濟戰略家通過對中國學界、政界和商界洗腦的陷阱之中，使中國人自己自愿地選擇了一條依附型的經濟發展道路。在筆者看來，2001年加入WTO，標志著這種依附型經濟發展道路的正式形成。
筆者在2009年初就指出，由于這種依附型經濟發展道路的形成，“自由貿易、外國直接投資、美元霸權、全球產業價值鏈和金融開放”已經成為美帝國主義“套在巨龍(中國)頭上的五條致命的絞索”，“中美國”形象地概括了宿主(新型殖民地)與寄生蟲(新型宗主國)的關系。[1]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日益暴露出“自殺性”傾向的致命弊端，因此，筆者在2009年初呼吁我國應盡早為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根本性革命做出戰略規劃，[2]并在2010年發表的《保護民族產業和內向型經濟：中國崛起的唯一選擇》一文中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議。
然而，雖然政府正確地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自主創新和擴大內需的戰略方針，但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支配下，這種戰略方針無法得到貫徹，反而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在“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思維指導下，任由美聯儲量化寬松印刷的美元紙片大量涌入中國，從而開始了對中國工業化進程危害極大的大規模經濟金融化過程，這不僅推高了房價，而且導致了實體經濟的進一步衰落和政府來自實體經濟稅收的雪上加霜，致使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更加變本加厲，再加上四萬億投資大部分也流入房地產市場，這三種力量(美元涌入、土地財政和四萬億投資)導致了房地產價格猛漲數倍，以金融、房地產和權貴資本為代表的三大食利者利益集團的力量得到空前的加強，并在2013年試圖通過對土地、資源和公共產品(鐵路、銀行等)領域的進一步私有化，謀取更大的不勞而獲，建立食利者壟斷的資本主義。
在對外經濟關系方面，重新恢復出口退稅使“自殺性”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得以茍延殘喘，“擴大進口戰略”使中國進一步被推向“進口高端產品并出口低端產品”的“類殖民地貿易”結構中，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已然成為一句空話;大力鼓勵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使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對我國產業價值鏈高端的控制更加得心應手，自主創新賴以展開的平臺繼續減少;而中國人民銀行目前發行的基礎貨幣100%來自外匯占款則標明中國已喪失了貨幣發行和信貸的自主權，從理論上說，美元霸權則可以通過印刷美元紙片兌換成人民幣，從而買下整個中國。在美元通過外匯占款篡奪人民幣主權的過程中，買辦資本和進出口產業利益集團罔顧國家與民族利益，與外國資本狼狽為奸、日益勾結在一起，依靠美元勢力，騎在中國工農階級、產業資本家階級和中產階級頭上作威作福。現在，這三大利益集團正試圖通過開放資本項目和“上海自貿區”的遍地開花等金融自由化措施，造成其所謂“改革開放”的不可逆轉。
美國金融危機一爆發，筆者馬上意識到，多行不義必自斃，美國金融危機將給美元霸權沉重打擊，并給中國經濟大轉型創造喘息之機，今后十年將是中國經濟大轉型的最佳戰略機遇期。筆者當時曾天真地認為，中國經濟大轉型的時機來臨了，但一看2008年底拉動內需的4萬億投資以及恢復出口退稅的種種做法，我的心就凉了;特別是當聽到某位領導“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高論，我幾乎徹底絕望了：中國這不是“助紂為虐”和“割肉飼虎”嗎?因此，筆者產生了一種四年來在給學生上課時多次加以分析的判斷：美歐金融危機的大部分代價最終將由中國人民來承擔，因為世界上從沒有中國這樣的大傻瓜，你不承擔誰承擔?
綜上所述，外國資本、食利者利益集團和買辦資本這三座大山正在以“改革開放”的名義向中國人民壓來，中國經濟大轉型的最佳戰略機遇期正在逐漸消失。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筆者擔心，加入WTO之后至今的改革開放正在重蹈洋務運動的覆轍，[3]甲午戰爭的悲劇在中國的重演并非不可能。如果中國的精英階層對此不察，卻按照美帝國主義的指令對這種“改革開放”樂此不疲，難道不會像前蘇聯那樣對中華民族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的千古遺恨?!造成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除了利益集團的支配外，我相信，我國主流精英階層之所以被美帝國主義玩弄于鼓掌之間(例如，歷次“中美戰略與經濟訓話”)，之所以被華爾街所操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蒙蔽，最主要的原因是思想認識問題，這包括缺乏對帝國主義性質的認識，對近現代史中英國、美國、德國、日本等所有崛起國家經濟史的無知，缺乏民族氣節，等等。當然，他們仍是可以被改造好的同志，只要他們聽筆者半學期的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課題，他們就會徹底明白：解決目前中國問題的惟一辦法只能是，按照發達國家崛起時曾經所做的去做，拒絕按照他們目前所說的去做。
筆者認為，對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改革開放政策提出批判的人，都有責任提出自己替代性的戰略規劃和方案，這種規劃和方案必須以維護和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目的，必須從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般和特殊情況出發，所提出的具體政策和措施必須切實可行，符合以歷史經驗為基礎的經濟規律，并有強有力的替代性理論提供支持。為了履行這種職責，作為中國的民族主義經濟學家，自2007年開始，筆者就一直致力于中外經濟史和西方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致力于總結近代以來世界各國崛起或淪為殖民地的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致力于創立中國崛起的國民經濟學——“新李斯特主義經濟學”，當然，所有這些努力的最終目標就是，致力于提出一套中國在未來五、六十年內崛起為世界第一強國的新戰略。
在過去的幾年間，筆者幾易其稿，終于在2013年9月完成了重啟中國崛起過程的總體戰略構想，并將其概括為20字的五大經濟綱領，這就是：“國家保護、內需市場、主權信貸、智能電網、南南成長”。智能電網即能源互聯網，“智能電網”作為中國工業革命的五大綱領之一，是指以能源互聯網為代表的包括高鐵、機器人(智能裝備工業)和農業現代化為新主導產業的中國跳躍式發展總體戰略的構想;“南南成長”則是指中國在“脫美化”的過程中，領導廣大發展中國家建立起一種與美元霸權和金融帝國主義相平行的、以工業資本主義為核心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這是筆者在去年7月份所提出的“外圍包圍中心”戰略的簡要概括。在今后兩個月左右時間內，筆者將利用寫作學術論文的余暇時間對上述五大經濟綱領做出具體的闡釋。
[1]大約一年后才發表這種看法，見賈根良：《“新經濟思想史”芻議》，《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1期。
[2]賈根良：《評佩蕾斯的技術革命、金融危機與制度大轉型》，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9年第2期。
[3]賈根良：《警惕自主創新戰略重蹈洋務運動的覆轍》，天津商業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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