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一個嶄新的表述。如何通過全面深化改革而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需要關鍵抓手。《決定》指出，在“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時，強調“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在“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時，則要求“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盡管文件理出了政府、市場、社會的頭緒，但是通篇沒有說明社會與市場的關系，更沒有說明政府、市場與社會三者的關系。
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有了人類就有了社會。荀子曰：“人力不如牛，走不如馬，而牛馬為之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作為命運共同體，社會不以市場、政府的存在而存在，相反決定著市場與國家的存在。即便未來國家消亡，市場消亡，社會理應一如既往地存在。社會是一切經濟活動、政治活動的根基。近代歐洲向新大陸殖民，在北美13個殖民地政府出現之前，在市場生成之前，殖民者無論是在東部定居還是向西進發，都通過社會而生存而發展。
市場作為經濟的一部分，長期內嵌于社會，發揮著商品交換的職能。資本主義之前的市場長期受到政府與社會的抑制。到資本主義社會，由資本主導的市場逐漸取得了對社會與政府的優勢，不斷通過錢權交易、收買政客的方式操控政府，努力通過雇傭勞動與控制輿論而掌控社會，試圖將一切產品與生產要素都變為商品，即商品化一切，進而資本化一切。市場(資本)愈是擴張拓展，其二重性也愈發突出，即一面作為“財富的魔法師”，而另一面便是“撒旦的磨坊”。作為“財富的魔法師”，市場將財富近乎無窮無盡“從地底下呼喚出來”。資本主義經由市場在近現代百年間所創造的財富，比已往所有時代創造的財富總和還要多，還要大。而作為“撒旦的磨坊”，市場則會將優質資源、優美環境乃至道德良知等很多美好搞得面目全非。
政府原本在社會關系與市場交換日趨復雜之后應運而生，代表著國家對各類社會和市場等進行協調管理。資本主義誕生以來，政府越來越深地被資本主導的市場所操控，為市場亦即為資本的擴張服務，包括盡可能地自我約束——扮演一個“守夜人”的角色，以及抑制社會對市場擴張的反彈。社會對市場反彈力量之強大，令市場(資本)本身無法承受。因此，市場若沒有政府的援手，寸步難行。歷史上，一個個規模市場，無不是借助政府的力量得以建立。所謂市場秩序無不是通過政府的力量得以維護，政府的介入自始至終都是保證市場正常運行的關鍵。
家庭—私有制—國家生成后，社會—市場—政府便在國家這一高級共同體中長期共存，三者既有同一性又有對立性，即便是在無比專制的王權下也有社會與市場。但是，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社會—市場—政府三者的力量分布并非均衡。孤立考察市場與政府，而不顧及社會對市場與政府的影響，一如當今的西方經濟學及其以此為生計的學人，或孤立考察其中兩者關系，而忽視第三方，只能是盲人摸象。只有理解和把握好政府、市場與社會三者的關系，才能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二者的關系。
國家性質決定國家治理方式。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只有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才能有效克服任由市場調節的不良結果——一端是財富積累，一端是貧困積累，才能努力避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周期性危機，才能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決定》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當然要超越一般的市場治理、政府治理與社會治理，在政府、市場與社會之上實施綜合、系統、協調治理，發揮好“1+1+1大于3”的功能。而且，社會主義制度決定我們更應發揮“社會”的積極功能，創新社會治理，“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確保社會安定有序。鑒于此，在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上，有效率的市場、有作為的政府與有秩序的社會，一個也不能少。▲(作者是國家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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