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森:中國如何避免西方式債務危機:征收土地稅壓低房價
----【極右做法,美國都不干】新自由主義者把土地和自然資源移交給內部人士并且削減稅費——然而卻對勞動收入強迫執行嚴苛的“平頭稅”。這種做法極其右的,即使在美國也絕不可能被通過的。
----【征稅越多,房價越低,經濟結構越優】租金稅的實行將會壓低房價。越多的租金被征收,住房成本就越低。這就是為什么古典經濟學家強烈要求實行土地稅收,這不僅讓政府能夠征收回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費用,而且隨后能夠降低房價,而不是讓“不受約束”的租賃價值資本化后進入銀行并以利息的方式支付給債權人。通過使政府免除對勞動或資本征稅,并且用租金稅收入進行資本投資(以補貼價格的方式提供交通)。對土地和自然資源租金課稅會為經濟提供雙重的成本節約,并最小化經濟成本結構。
----【中國是向土地征稅,還是走新自由主義道路?】對于中國來說,當前懸而未決的問題是應該遵循什么樣的發展思路:是采取古典政治經濟學當中的最小化經濟租金,從而壓低價格,還是實行反古典(“新自由主義”)政策,把房地產和公共基礎設施置于私人手中,民眾只能通過從銀行借貸,把經濟剩余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給銀行,以此方式才能讓民眾享有基礎設施服務?
----【不征土地增值稅,中國經濟將垮掉】如果中國不向不斷上漲的租賃價值征稅,第一個后果將制造一個越來越富的新興食利階層,第二個后果將會是未來這種房地產權將會因貸款的方式轉移。這兩個后果預示著中國經濟首先會被分裂成房產所有者和承租人,然后是債權人和債務人,種不平等今天正在拖垮中國經濟。
閱讀參考:
中國最大的挑戰就是擺脫以金融和房地產作為經濟發展動力的道路,因為以金融和房地產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已經讓西方和后蘇聯經濟陷入債務泥淖并且制造了食利階層。這些食利者僅僅因為擁有所有權而不是直接參與生產獲取收入。
古典和進步時代的政策是通過收取地租稅,自然資源租金稅和壟斷租金稅以達到避免危機的目的。經濟租金稅的征收導致食利者利益集團不斷發動反革命運動,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特別是自1980年以來,食利者利益集團已經獲得了政權。
新自由主義已經封鎖了西方古典思想家所倡導的工業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理念:向非勞動所得課稅,換句話說,就是“經濟租值”和不斷上漲的地價的“自然增值”都應成為自然稅基。
如果不對地塊價值征稅的話,那么地塊價值勢必會“不受約束”地進入銀行獲取抵押貸款。銀行提供的貸款數額越大,房價就越高,因為任何一家銀行都認為向買家提供巨額貸款購買房產是值得的。在美國,房產投資人和私房屋主間流傳著一句格言即“租金收入要用于支付利息”。當買主們抬高出價競買住房或其它資產時,勝出者不管是誰首先就把租金收入抵押給銀行,以換取抵押貸款購買資產。大部分金融和房地產泡沫的形成源于負債越來越多,催生地價上漲。以貸款的方式大眾化房產所有權最終使銀行獲得了大量地租,而此前,大量的地租是被地主階級攫取的。
在未來二十年,中國將不得不面臨西方同樣經歷過的城鎮化,房價和土地價格不斷上漲等問題。看待這些普遍存在的問題最重要的方式是追問誰將獲取經濟盈余:政府以稅收方式獲取,個別業主以租金方式獲得,還是銀行以利息的方式獲取?從中要做出基本的權衡。無論政府讓與多少免稅地租都會以利息的方式被銀行收取。
地主們會用撒切爾后來的口頭禪“我們別無選擇”來爭辯事情的發展態勢。然而,實際上還有另外一種選擇。英國的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美國的亨利·喬治及其追隨者如俄羅斯的列夫·托爾斯泰和中國的孫中山都發動過建立向土地和自然資源而不是對產業和勞動力課稅的稅收體系運動。他們的論點是讓地主榨取不斷上漲且免稅的地租將迫使勞動者花費越來越多的價格去租或購買住房。經濟領域充斥著地主將導致經濟體在世界市場(甚至在國內市場)上缺乏競爭力。
地塊價值的提高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而這兩個因素并不反映由地主們承擔的成本。首先是基礎設施公共開支:道路和公共交通(公交,地鐵和鐵路),供水和下水道管道系統,電力和電話線,以及鄰近的好學校,購物中心和圖書館或者文化中心。第二是繁榮的總體水平。一個人工作和生活所在的社區往往決定了某個人的地位,所以大多數人和企業把他們不斷增長的收入都花費在了他們所能承擔得起的最為顯著的地點購買住房或者辦公地點。
在許多情況下,不斷上漲的地塊價值已經成為眾所周知的“免費午餐”——不要任何的生產成本而“幸運”地獲得收入或者資產估值。
這就是為什么古典經濟學家強烈要求實行土地稅收,這不僅讓政府能夠征收回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費用,而且隨后能夠降低房價,而不是讓“不受約束”的租賃價值資本化后進入銀行并以利息的方式支付給債權人。通過使政府免除對勞動或資本征稅,并且用租金稅收入進行資本投資(以補貼價格的方式提供交通)。對土地和自然資源租金課稅會為經濟提供雙重的成本節約,并最小化經濟成本結構。
金融,保險和房地產行業不斷讓公眾混淆對價值,價格和地租理論的認識,因為他們從中可獲得利益。銀行家們尤其推行其短期看法,即,增收房產稅提高而不是降低住房的造價。當然,增加房產稅的直接影響是房主必須上繳更多的房產稅。但通過征收“不受約束”的地租將會降低稅后租金收入,稅后租金收入的降低意味著支付給銀行作為抵押債券服務的資金會更少。所以銀行將向新購買者提供的貸款將會減少,從而降低銀行抬高房價的能力。
銀行想盡可能多地借貸,以盡可能吸收所有租金收入。所以他們自然支持“反政府”的稅收意識形態——附帶造成的影響是反對政府支出和其他公共服務。銀行采用的詭計就是讓房屋所有者和其他選民相信,較低的稅收將降低房價價格——這實際上是把土地租金的收益從政府轉手給了銀行家。并且為了掩蓋事實,銀行家力圖不讓選民明白,如果政府不對土地租金和其他非勞動所得的收入進行征稅,那么就必須向勞動和資本即消費者和企業課稅。換句話說,選民自己必須納稅。
這種把非勞動所得收入排除在外的稅收制度明顯制造了后社會主義的食利階層,這不是中國應該采取的西方式做法。當時前蘇聯放手讓新自由主義者把土地和自然資源移交給內部人士并且削減稅費——然而卻對勞動收入強迫執行嚴苛的“平頭稅”。這種做法極其右的,即使在美國也絕不可能被通過的。
如果中國不向不斷上漲的租賃價值征稅(就像蘇聯在其解體時也沒有這樣做一樣),第一個后果將會是,中國將制造一個因“意外的巨額收益”而變得越來越富的新興食利階層,換句話說,受益于因公共支出和普遍經濟情況而不斷上漲的土地價格的食利階層將會出現。第二個后果將會是未來這種房地產權將會因貸款的方式轉移——條件是向銀行支付租賃價值,這僅僅是為了銀行能夠在電腦鍵盤上創造出新的電子信用,并以不斷上漲免稅的土地和自然資源租賃價值作為銀行貸款抵押,從而使地租轉變成利息。新的買戶以利息的方式向銀行支付免稅的“自由的地塊租金”。而這使得租金和金融費用成為房價和辦公樓價格的組成部分。
這兩個后果預示著中國經濟首先會被分裂成房產所有者和承租人,然后是債權人和債務人。這和西方的窮人和富人之間的不平等是一樣的——并且這種不平等今天正在拖垮中國經濟。
但自二戰以來,一種反古典,親食利者的邏輯已經試圖在為房地產和金融收入辯護,認為它們是勞動所得而非免費午餐。尤其自1980年以來,一場金融和房地產泡沫已經使西方工業資本主義漸漸淪落為金融資本主義寄生模式,這種金融資本主義寄生模式使得價格不斷上漲,價格偏離成本價值。
指導當前世界銀行和華爾街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與當初主要工業國家一躍成為世界領導者時實行的政策是截然相反的。這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發生的經濟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大逆轉,這一逆轉是極其引人注目的。對于中國來說,當前懸而未決的問題是應該遵循什么樣的發展思路:是采取古典政治經濟學當中的最小化經濟租金,從而壓低價格,還是實行反古典(“新自由主義”)政策,把房地產和公共基礎設施置于私人手中,民眾只能通過從銀行借貸,把經濟剩余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給銀行,以此方式才能讓民眾享有基礎設施服務?
西方今日面臨的許多問題歸根結底在于對地租,采礦權和公共基礎設施實行免稅,讓其“自由”地流向銀行家。與進步時代政策相反,城市和農村農業用地不斷上漲的市場價格正在轉移給銀行家,而不是作為稅基,使得住房和辦公樓的價格趨于合理,這樣的行為將制造世襲既得利益群體。這意味著當今的稅收政策正在重建一個封建式,具有超級實力的地主和在金融領域有勢力的銀行家——這與20世紀80年代之前造就西方工業經濟富有和強大的生產能力狀況是相對立的。
中國羨慕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擁有較高的消費水平。但是消費水平在過去三十年并未提高。所以什么樣的西方應該得到中國的羨慕?是應該學習西方實行大量政府補貼和保護主義的古典西方策略?因為它們為西方國家成為工業強國奠定了基礎;還是學習近期由食利者利益集團發動,在后工業化經濟口號的引導下使西方去工業化的反革命?在后工業化經濟時代,人們竟然通過借貸來投機價格不斷上漲的房地產和股市,憑借商學院畢業生利用“金融工程學”取代工業管理學來進行公司收購,利用企業利潤購買自己企業的股票,以此提高股票期權的價格,總之是通過各種方式在攫取財富。
從這些事態發展來看,在所有經濟體中房地產仍是最大的資產類別,并且地塊價值是主要元素。中國面臨的選擇與美國,歐洲和后蘇聯時代經濟體所面臨的選擇是同樣:
地塊租金應該成為課稅制度的基礎,還是金融體系的基礎?
租金稅的實行將會壓低房價。越多的租金被征收,住房成本就越低——同時,經濟所背負的債務也會越少,因而整體價格水平也會越低。
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需要記住新自由主義(即偏向金融)的西方建議已經使西方自身的經濟陷入了負資產抵押和勞役償債的境地。與促進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相反的是,美國和歐洲國家的金融利益集團已發起了反對古典自由市場思想的后工業化反革命。古典的自由市場思想,話句話說,是指擺脫了“免費午餐”式的地租、壟斷租金、金融利息和收費束縛的自由市場。
總之,當中國遵循西方建議,私有化和分散其大部分經濟權利時,西方在放棄從政府到銀行部門的規劃權的道路上走得比中國要遠得多。雖然中國已經允許地方政府通過賣地給開發商,產生的財產權利費用從而獲取財政收入,但這卻讓不斷上升的地塊價值免于征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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