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10年將是我國城鎮化進程的關鍵階段。“凱恩斯”式的城鎮化支出，并不保持GDP增長可持續增長。城鎮化作用根本作用不在于擴大內需，而是通過城鎮化的規模經濟效益，以及城市分工協作帶來要素集聚效率的提高。
聯合國發布的報告顯示，2010年全球城鎮化率首次超過50%，這標志著一個世界城鎮化時代已經來臨，同樣，中國也正在經歷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城鎮化過程。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保持了持續快速的城鎮化進程，中國城鎮化水平由1978 年的17.9%提高至2012年的52.57%，平均每年大約提高1個百分點。
從人均GDP看，2012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人均GDP為38354元人民幣，按照當年匯率6.2855計算，2012年中國人均GDP達到6102美元，城鎮化率達到了52.57%，遠低于發達國家同樣人均GDP水平時期的城鎮化率，具備了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的客觀基礎和條件。
然而，回顧中國城鎮化歷程，支撐中國城鎮化進程的主要是工業化，但工業化之所以能如此迅猛推進，一是靠中國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二是靠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固定資產投資，但這兩大因素在未來都會發生較大變化，城鎮化戰略到底還要靠什么動力實現持續發展將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戰略性議題。
一般而言，從城鎮化的驅動力看，一方面是“推力”，由于農村人口快速增長導致耕地短缺，從而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遷移到城鎮發展，導致快速城鎮化并形成一定的城市發展形態。另一方面是“拉力”，伴隨工業化進程，非農產業在城市的生產效率提高，推高城市的非農就業者工資收入，特別是專業化生產和集聚經濟帶來城鎮化深度的拓展。據聯合國2007年《世界人口政策》報告的分析顯示，“拉力”是更重要的驅動力量。
美國是世界上城鎮化發展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85%以上的人口住在城鎮。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同步推動下，美國在空間布局上逐步形成了以產業集聚為中心的十大城市群，如波士華(Bos-Wash)城市群(支柱產業為金融、傳媒、生物科技產業)、 “北美五大湖城市群”( 支柱產業為制造、運輸、商業房地產、零售)等，形成美國以產業集群為主導的城鎮化產業體系。
而相反，哪些靠“推力”實現城鎮化的國家大都不成功，并可能遭遇到“城鎮化陷阱”。二戰前，拉美國家的工業化率和城鎮化率普遍較低, 大多在20%以下。二戰后，工業化率變化不大，但城市率快速發展，農村人口在短時間內以爆炸性速度進人城市。到2010 年城鎮化率高達79.6%，僅次于北美的80.7%，位居世界第二,，遠高于歐洲的720.8%、大洋洲的70.2%%、亞洲的39.8%和非洲的37.9%。
以巴西為例，1950年至2010年，巴西城鎮化率由36.2%上升到84.3 %， 100萬人口以上大城市的人口占城市總人口的比重由27.1%上升到47.3%。但是，在較高城鎮化水平的背后，在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和城鄉差距不斷加大的情況下，人口膨脹造成大量農村貧困人口擁向城市求生，造成大量的城市失業人口，形成了典型的城市二元結構問題，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經濟發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就當前的中國而言，城鎮化發展模式同樣存在三大發展困境：首先，集中表現為土地城鎮化遠快于人口城鎮化，“圈地”、“造城”等現象相當普遍，導致產業結構效益與城鎮化效率 “雙低效”。
其次，城鎮化大都由政府行政主導，忽視市場機制的作用，導致地方政府城鎮化“大躍進”， 助長粗放型城鎮發展和經濟增長， 使本來應該由產業發展推動的城鎮化，變成行政手段主導下的“土地城鎮化”。
再者，獨特的戶籍制度使農民工成為“半城市化”的常住人口, 這也就是實現工業化積累的“人口紅利”和“工農業剪刀差”。未來幾年，隨著“人口紅利”呈現出日益衰減的趨勢，以及“工農業剪刀差”的逐步彌合，可以預計的是城鎮相對較高的收入吸引農村人口不斷地轉移到城鎮部門, 直到農村勞動力的邊際產出等于城鎮部門的邊際產出時人口轉移停止，靠廉價勞動力支撐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將不可持續。
從這個層面上講，突破傳統城鎮化發展困境的過程就是城鎮化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國城鎮化發展模式必須大轉型。一個以產業為支撐，特別是以產業集群為支撐的城鎮化，其目的不在于擴大投資，刺激經濟增長，而在于城鎮化深度所帶來的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產業分工新布局。也只有提高城鎮化的分工效率和規模效率，中國經濟結構才可能整體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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