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躋身全球第九大交易貨幣》，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9月5日報道。在主流媒體上關于是否應該強制結匯的問題有很激烈的爭論，但是，由于這些爭論都是非此即彼式的，所以，無論哪方的主張都是錯誤的。這當然也是時下主流媒體上任何爭論的一個共性。看上去，正反兩方面的意見都很尖銳，但實際上，它們統統都是建筑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在整個經濟社會中占據主體地位這一基礎之上的，因而它們彼此之間的分歧不過是資本集團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的分歧，而根本不是不同階級之間的對立。
主張廢除強制結匯的那派認為，強制結匯導致人民幣的發行受美國的控制，因而，在美國自己發生流動性危機的時候，中國必然也遭受同樣的危機。如果僅從現象上來看，這派的觀點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深入分析一下，就會明白，這派的觀點有一個隱含的前提，就是發行出來的人民幣的用途也是受美國的控制的。盡管大多數人都明白，孩子生出來后，特別是長大后，不受家長節制的事情是常有的，但是，按照上面那一派的邏輯，卻能夠得出這么一個結論，即，孩子會終身受到家長的節制。顯然，這個結論是沒有事實依據的，但是，得出這個結論的邏輯卻作為一種既定的事實存在于上面那一派的人的頭腦里。但問題恰恰就在于，雖然人民幣的發行是受美國控制的，但是人民幣資本的使用難道因此也要受美國的控制嗎？
相反，主張堅持強制結匯的那派認為，如果取消強制結匯，那么人民幣的發行基礎就會動搖，因為在這一派看來，如果沒有了美元，人民幣也就成為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換言之，在這一派人的觀念里，只有美元才是唯一的貨幣，因而人民幣必須以美元為基礎，因而也就意味著在這一派人的記憶里，中共在革命和建設時期不曾發行過自己的貨幣。顯然，雖然陳云同志的歷史地位很高，但是，他的事跡和著述卻很少被人所知，至于“四大名旦”(李富春、譚震林、薄一波、李先念)，恐怕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上面這種爭論，實際上暴露出兩個問題，其一，對如何發行人民幣，或者說，如何從根本上確立人民幣的獨立性和主體性這一點，有關方面完全缺乏正確的認識。而這種缺乏認識的背后，并不是有關方面智商比較低，而是有關方面的屁股完全坐在了美國那里，換言之，是有關方面的立場存在原則性的錯誤。而這種錯誤又是與改革開放以來一貫的私有化改革路線密切相關的。正所謂言教不如身教，雖然有關方面認識到控制輿論導向的重要性，但是，物質決定意識，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最終持有何種看法，關鍵還取決于黨和政府對人民群眾做了些什么。在國務院繼續加大私有化改革的前提下，要想讓人民群眾相信政府不是在走資本主義道路，那又怎么可能呢?而要確立人民幣發行的獨立性和主體性，關鍵就是要使得政府自己掌握相當的商品，而且是大宗商品，由此才談得上建筑在大宗商品基礎上的貨幣發行。而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確立公有制經濟在大宗商品生產銷售領域內的主體地位，因而就要提高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占比，而這一點恰恰與中國政府的改革目標相沖突。
其二，對如何使用人民幣的問題，乃至如何使用外匯儲備的問題，我們以前也討論過多次。在入世之前，強制結匯之所以沒有現在這些問題，關鍵是因為當時公有制經濟還占據主體地位，因而那些強制結匯的錢大多被用來發展公有制經濟了。然而，現在，私有制經濟已經占據主體地位，而中國政府又不擇手段地壓制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從而使得強制結匯得來的外匯儲備不是被用來購買為發展中國經濟而必須的大宗商品，相反基本上都去救濟美帝國主義了，而基于外匯儲備發行的人民幣也沒有用來壯大公有制經濟，而去壯大私有制經濟了，由此導致中國國內階級矛盾隨著外匯儲備的增多而加重。總之，問題的關鍵是這些錢怎么用，而不在于強制結匯這個機制本身。
說到底，現在主流媒體上無論是主張強制結匯的還是反對強制結匯的，他們都是以反對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前提的。所以，盡管他們相互之間爭論得很激烈，但是，他們給出的主張卻都是禍國殃民的。
也正是因為人民幣的發行和使用基本沒有獨立性可言，因此，隨著中國政府進一步放松對金融市場的監管(盡管中國政府自己不斷聲稱要加強事后監管)，中國的金融領域也就更容易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危機的沖擊。因此，雖然人民幣躋身全球第九大交易貨幣，但是，這種地位的取得完全是以中國喪失對人民幣發行和使用的控制權為代價的，因而，這種異化的過程本身意味著這一進程具有不可持續性。
《日報文章：奧巴馬對敘政策十分拙劣》，日本《產經新聞》9月5日文章。關于美國的“巧實力戰略”的演變過程，我們已經有過很充分的討論，在此就不重復了。日本的這位作者之所以對美國政府對外政策的這種突然改變“摸不著頭腦”，只是因為他根本沒有理解美國政府的這些政策究竟是根據什么東西來制定的，或者說，來產生的。正因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日益不可持續，所以，美國在無法于內部消化危機的前提下，被迫放棄對外干涉政策的“杠桿化”運動，換言之，不得不通過“去杠桿化”運動重新回到所謂的積極干預路線上，而美國一旦恢復直接的軍事擴張路線，那么也就意味著“巧實力戰略”的破產。而“巧實力戰略”的破產不僅不是意味著美國的國力又恢復到了先前那樣強大的地步，恰恰相反，這個破產正是美國國力實質性衰退的結果，換言之，如果說，以前我們說美國的國力正在衰退中，那還只是在講一種可能性話，那么現在這種可能性已經變成了現實性，對美國來說，一種衰退性的質變已經完成了。
當然，我們不能非此即彼地，或者說，形而上學地認為美國就此一落千丈了。要知道，衰退過程也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的，正如中國從封建社會的頂峰衰退下來的過程也是要經過很長時間及很多個階段后才最終完成的一樣，美國盡管完成了一次實質性的衰退，但是，它的綜合國力依然處于世界第一位，而這也就意味著，美國依然可以憑借它的實力向外輸出危機，盡管美國控制世界的能力下降了，但是美國依然擁有第一位的破壞世界的能力。僅從這一點來看，美國的這一質變將被視為非美世界此后展開的遍歷性的質變運動的根據。
至于說到奧巴馬之所以要向美國國會請求對敘利亞軍事攻擊的授權。這實際上不是奧巴馬尊重國會的表現，也不是奧巴馬想把責任推卸給國會，更不是奧巴馬要維護自己的權威和信譽，而只是因為打仗是需要錢的，而錢掌握在國會的手里，因此，如果繞開國會對外宣戰的話，那么將來就可能面臨被國會掐脖子的危險，實際上就是美國軍工既得利益集團害怕被美國金融壟斷資本掐脖子。所以，現在先讓美國國會審批這一事項，當該事項在美國國會通過后，也就意味著美國金融壟斷資本同意為這場戰爭買單后，由此美國軍工既得利益集團就能夠用這個國會授權反過來從國會那里額外地獲得大筆資金了，至于由此必然導致的美國經濟形勢的進一步惡化以及可能存在的美俄關系進一步緊張，那已經完全不在統治集團的考慮范圍之內呢。危機越是嚴重，資本的反國家性就表現得越明顯。
《中國國債期貨解禁迎“開門紅”》，法新社上海9月6日。國債期貨如此倉促上陣，的確出乎我們的意料，看來我們還是太善良了。原本以為中國政府會汲取之前那一次的教訓，因而會在監管、法制等方面先予以完善，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在什么都沒有重大變化的前提下就重啟了國債期貨。那么，我們只能說，三二七事件的重演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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