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衛視8月4日《世紀大講堂》，以下為文字實錄：
原標題：地方競爭與中央風險
溫鐵軍：中央擴張信用化解地方政府財稅風險
田桐：今年6月國家審計署在其官網上發表了一個報告，重點闡述了36個地方政府在2012年的債務審計，而審計結果也表示36個地方政府在2012年的年底的債務情況是3.85萬億元，較2010年的年底增長了12.9%，而近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對于中國債務的數據水平進行了評估，評估結果是2012年中國廣義政府債務超過了GDP的45%，那么面對這樣一個數據我們有沒有理由去擔心中國面臨到的地方債務危機，而中國在改革之后帶來的利益同時會有哪些的麻煩帶來?就這些問題我們今天有幸請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溫鐵軍教授，來為我們闡述《地方競爭與中央風險》，歡迎溫教授。
解說：溫鐵軍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主任，中國農村金融研究所所長，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屆學科評議組成員，溫鐵軍教授是我國農村經濟基礎方面的三農問題，和鄉土中國治理結構的三治問題等重大政策和理論問題的試驗研究專家，溫鐵軍教授主張深入實地調查，形成問題意識，堅持從歷史視角考察事物發展的脈絡，倡導理論邏輯的起點，必須與經驗過程的起點一致，才能真正做到聯系實際，由此才能對制度變遷的國別比較研究超越一般意識形態化研究的羈絆，實事求是地探尋復雜現象背后的客觀規律。
田桐：非常感謝溫教授您再次來到我們大講堂，那么其實咱們今天談這個問題也是非常具有現實實際意義的，就是我們上半年可以看到世界金融組織主流對于中國來說都是一個非常好的評價，但是到了下半年就會有預測說下一個有可能是中國爆發金融危機，那么您怎么樣看待在短短一年之內這樣態度非常大的轉變?
溫鐵軍：其實世界范圍內大家注意一下，這個危機的發生是風險不斷累積，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呢它的表現為危機形式這是個規律，特別是當從20世紀80年代金融擴張開始以來，危機一個接一個地爆發，而且主要爆發在金融資本跟地產資本的結合上，第一個爆掉的是1990年的日本的房地產泡沫崩潰，從此日本進入叫做“失去的二十年”，大家看在這個爆發之前呢東京的房價高于世界上任何城市，接下來第二個崩掉的泡沫是東亞四小龍，四小虎的這個東亞金融危機，它也和物業價格的過分高漲有相關性，2001年在拉美爆發的危機，接著呢拉美危機最終呢會演化到美國，也是因為房地產的次貸泡沫演化成的2008年的華爾街金融海嘯，都是房地產危機和金融危機幾乎是同步發生的，現在人們開始關注認為這個該轉到。
田桐：中國了。
溫鐵軍：該轉到中國了，所以這事呢我說它帶有一定的規律性，人們的擔憂呢也不能說完全是空穴來風。
田桐：那您覺得有沒有(危機爆發的)可能，可能的比例是占多少?
溫鐵軍：是這樣，我們可以看這些情況，就是我為什么今天給大家拿來的演講題目稍微可能不太好記，我說叫做“中央承擔最終風險條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競爭”，是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這個房地產泡沫很大程度上和地方政府負債來催動金融與地產結合的所謂GDP，和這個GDP競爭有關，這是我們跟大多數所謂按照西方制度構建的國家不一樣，我們這個政府呢叫做無限責任政府，那大多數按照西方制度構建的政府叫做有限責任政府。
最簡單的舉個例子，比如最近大家看電視上報道美國底特律要破產，那底特律作為一個非常大的城市，那它的政府是可以破產的，為什么呢?因為它的政府是有限責任，那因此它的制度呢是各自政府承擔各自的責任，那各自政府收取各自的稅收，所以它叫做聯邦制的政府，有限責任政府，那它的財稅制度呢就是聯邦制的財稅制度，中國這政府幾千年來它都叫做無限責任政府，那它因此它不破產，很多老同志至少記得20世紀90年代、80年代的時候曾經出現過比較長時間的財政虧空，很多地方都是財政嚴重赤字，入不敷出，但是官員就是發不出工資，還包括教師，即使發不出工資，不論是政府干部還是警察，還是教師都該上班上班，該干活干活，沒有出現過這個政府破產，所以美國可以呈現破產，底特律可以先是警察不上班了，因為不發工資了，那這種現象呢對于中國這種無限責任的政府來說是不能發生的，所以當我們要分析比如說中國是否政府債務過高，政府所推動的金融地產相結合的這種發展模式，是不是會導致連鎖效應，這東西要看不同的政治經濟體制，而不能只看某一個單個現象。
田桐：那您今天的演講也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地方政府的公司化競爭”，其實很多外國媒體會認為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密碼，那么您認為長期以來這樣的一個形式到現在會積累出很多的成效來，當然也會有很多問題。
溫鐵軍：對，當今天人們都在說這個“十八大”以后要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時候，我想點醒的是當你要改革的時候，你的改革問題是什么?也就是說我們要有一個改革的問題意識，那這個改革的問題意識產生于什么呢?產生于如何認識現在的經濟體制，那我們大家一般都會說過去是計劃體制，現在是市場體制，現在是市場體制進一步完善，進一步深化，但是其實得告訴大家中國的真實體制，就是中央承擔最終風險條件下的地方公司化競爭，正常競爭條件下大家知道只要你是市場競爭，一定有外部性，一定有風險，那市場的惡性競爭就是完全是把政府當成一個公司主體，在惡性競爭的話那它產生的風險就會更大，那這個風險呢各級地方政府都不會承擔的。
田桐：為什么不會承擔?
溫鐵軍：怎么說呢，你的財稅體制和你的實際政府體制之間是對立的，是矛盾的，于是乎當然就是地方政府本來應該成為它同樣承擔無限責任的，但是現在地方政府因為它的財稅是各自負責的，于是乎地方政府就寧可不承擔這個無限責任，而把責任把風險上交給中央，那于是乎中央呢它作為最終承擔責任的這么一級政府，中央干什么呢?中央只能靠擴張信用，擴張信用就導致我們今天大家都在說所謂M2和GDP的比值太高，我們現在已經有的時候達到200%，大量的這個180%以上的這樣的M2和GDP的比值源于何處，大家說中央超發貨幣了，其實是中央承擔到地方上交的風險之后，只能有信用擴張的手段，才可以把這個風險轉化成全社會承擔。
田桐：實際上我們今天談的這個問題是一個非常復雜，非常多元化的問題，下面有請溫教授來給我們帶來今天的演講，演講的題目是《地方競爭與中央風險》。
解說：20世紀中國土地革命改變了世界格局，兩極冷戰促使東亞均分土地，形成制度收益及穩態的社會基礎，中國半世紀的工業化仍主要得益于土改紅利，什么是中國的金字塔形，雙穩態經濟社會結構，制造業的低成本如何在中國實現，全球化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如何向發達國家進行著雙重供給。
溫鐵軍：土地均分使中國長期保持穩態社會
溫鐵軍：我們剛才這個話題入手，中國這些年的改革和發展我們實際上形成的是什么樣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然后咱們再來看我們現在面臨的體制難題到底是什么，大家看這張題板，這個一邊是經濟結構，一邊是社會結構，那這張題板呢大家可以看是兩個正向的金字塔，很多人都不太理解說中國現在到處出這么多的復雜的問題有很多批評，但是為什么中國還是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社會?為什么中國經濟似乎仍然保持一個相對穩定增長的態勢?這要取決于這兩個結構。
經濟結構上我們是個金字塔，底座是龐大的物質財產，為什么?是因為過去我們的龐大的物質財產沒有被貨幣化，在1992年之前中國所有的物資供應靠國家計劃分配，老百姓的消費靠票證來決定，從1992年我們放棄了所有的票證，中國的貨幣就人民幣才成為人民幣，中國進入了貨幣化元年，從1992年中國的貨幣稱之為貨幣了，于是乎從這兒開始呢貨幣大幅度增發，同期中國開始放開了三大最能吸納貨幣的市場，房地產、期貨和證券，也就是股票，這三個最能吸納貨幣的市場配合了貨幣增發，帶動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那這個過程實際上是起了個什么作用呢?把過去沒有貨幣化的實物資產變成了貨幣化的可交換的金融資產，于是乎就在龐大的實物資產這個底座上長出來了一塊金融資產，那我們的實物資產有多少呢?大約現在有200萬億，我們的金融資產有多少呢?大約有150萬億，那再上邊就是所謂債務資產，這塊呢較經濟上呢你看債務相對占的比重還是最少的，所以我們才說它是一個正的金字塔結構，底座是龐大的物質資產。
而且隨著政府大規模用國債帶動金融投資投到基本建設領域，當你把鐵路、公路、機場、碼頭、車站等等把這些都修到了各地基層，它其實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你原來的那塊地產增值，所以原來說的這個200萬億的實物資產它還會不斷地向上抬升，那這樣呢你的金融資產也還會擴張，那只要實物資產，金融資產都擴張，債務的比重還會下降，那我們再看我們的社會結構，為什么中國仍然是一個穩態社會呢?
大家看我這兒有一張圖，這是土改，世界上這是西方人做的表，世界上的土地均分主要發生在東亞社會，發生在中國、日本、韓國、中國臺灣、越南，發生在這些(地方)，就是在東亞這一片，全部都是按家庭人口來平均占有土地財產，于是乎它客觀上造成了什么?這個東亞社會基本上就都構成了穩態結構，所以東方制度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超穩態，超穩態的前提是農民平均分配土地，變成小土地所有者。
所以你們再看中國整個20世紀前50年打的三次土地革命戰爭，最終打的結果是平均分配土地，實現的什么呢?實現的是農民幾千年的那個基本訴求，就叫做“耕者有其田”，那這個東西實現了，就會導致什么呢?社會的底座不是赤貧，甚至你把聯合國給定的那個人平均收入每天達到1.25美元作為赤貧(標準)，這個貧困線的標準，在中國都不適用，盡管他可能每天沒有一美元的收入，但他有地，有房子，他不用去付房租，不用去付地租，不用去付這些東西，他就是穩定的，能夠自食其力的小農家庭，所有東亞社會農民作為小土地所有者群體，他的財產關系只要穩定，就不再會出現農民為了追求他的基本訴求“耕者有其田”而發生社會大規模的革命。
那現在他之上是什么?這個下層社會就是小有產者，或者叫小資，我們叫做小資社會，因此中國長期以來自從分了地中國就是以小資特點為主要社會矛盾的社會，小資又以為弱小資又來不是一個自覺的階級，因此小資的高度分散性，利益的分散性使他幾乎不能集中表達，也形不成自覺階級，那好了，這些年的改革開放在小資的基礎之上長出來一塊什么呢，占人口接近30%或者超過30%的中產階級，或者叫做中等收入人群，或者叫做中資，那中產階級是否代表下層社會的利益呢?不代表，他能否集中表達自己利益呢?不能。
于是乎這個社會就出現了越是分散的利益表達，就越得靠現在大家都熟悉的這些現代媒體、新媒體、微博、微信等等，靠這些表達，于是乎這些東西就變成了輿情，它就顯得這個社會很熱鬧，但是其實呢大家都很無奈，因為他們并沒有形成一個集中的利益表達，中產階級是不是一個自覺的階級呢?當然不是啊，為什么呢?他連基本的做那個所謂利益相關者，叫Stakeholder(利益相關者)，連這個都沒有做到，為啥呢?正常的所謂西方世界它的中產階級之所以作為社會中堅，是因為中產階級是這個社會的納稅主體。
我們以美國為例，美國70%以上的稅收來自于所謂直接稅，也就是說以富人為主的利益群體他所繳納的收入稅或者叫財產稅里支撐這個社會分配，因此他是利益相關者，他的發言權相對來講就聲音很大，而我們這個國家92%的稅收來源于間接稅，間接稅是一種累退稅，是大眾交的稅，窮人、富人你買東西反正你得交稅，就是消費稅，你辦個企業你總得交營業稅，所得稅等等等等，而這些東西都是間接稅，我們真正說我們這些人富起來了，我們根據自己的財產根據自己的收入去交稅，占的比例多少呢?7%，而其中完全由個人直接我承擔責任地我去交的稅，只占不到1%，所以我們說從這個角度來說，從這個結構來說，我們連起碼的責任擔當，或者叫做利益擔當在這種地步還沒做到，因此這個表達呢不僅是高度分散。
并且還因為他不是利益擔當者，引不起下層社會對他的認可，那他跟下層社會的基本訴求又不能一致，那就導致中國現在的輿論就比較混亂，所以我們說現在大家不要被這種現象所迷惑，我們還得看本質，那這個本質中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是上層，這個上層的大資本不到10%，我寫了個10%，其實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那這個大資本是高度政治化，為什么說他高度政治化呢?因為我剛才講到了中央政府是一個無限責任政府，大家都得認可它是一個就最終承擔責任的，那于是乎它所控制的大型國有企業就得跟它分擔責任，于是乎無限責任政府和這個必須執行國家意志的國企之間它有直接的利益相關性。
這個無限責任政府更多地依靠國有資本，來體現它的政治性，那怎么體現的呢?我們從客觀的來看，舉一個例子，中國這些年僅向新農村建設投入的資金就達六萬億左右，這是一筆非常大的數，相當于一萬億美元，我拿這個數在世界上很多國家做交流的時候問你們有沒有可能向農村地區投入一萬億?他們說不可能，那在中國投了，誰投?大家說應該開放私人經濟，請問你往農村修路私人經濟愿意投嗎?就算給你錢，你沒有回報，你往農村架電，私人經濟愿意干嗎?
因為你必須實現城鄉的同價，也就是農民在農村交的電費得跟城里是一樣的，不能高，但你往農村送電損是城里的多少倍，也就是說你要損耗很多，甚至損耗70%以上，才能把電送到農村去，而農村它的電消費又很少，所以這是個不合算的買賣，你干嗎?你往農村通水，你往農村通電話，通網絡，所有這些事情如果不是國有部門干，指望著私人部門它是不干的，就因為它其實體現的是國家意志，國家因為對于這種城鄉不平衡它有責任它必須對所有的人承擔責任，所以它就得讓國有部門去給它投，那國有部門從哪兒來錢呢?
好了，國有金融向它提供貸款，于是乎現在就是國有的經濟部門，也就是國有企業它占了生產性固定資產70%，那你再看國有金融占了全部金融資產的接近70%，它這就變成大，那它大了當然就產生擠出效應，于是社會上的民營資本或者私人資本意見就很大，那這個事呢?其實我要說的只是一個客觀分析，這個結構本身就是中國的所謂經濟社會穩態結構的一個簡單解釋。
我們再接著說中國這個城鄉二元結構也是長期以來被大家認為是改革的對象，但是也很少有人認識到其實恰恰是你的這個農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小農分戶承包，才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現象，什么現象呢?就是中國可以長期維持制造業的低成本，什么叫制造業低成本?大家注意，在正常的那些西方制度的國家里，你雇傭一個勞動力必須支付一份工資，同時還要支付半份社會性開支，打個比方，我雇了一個人，那我除了要給他一份工資之外，我還要向各種各樣的叫五險一金支付相當于他工資一半的錢去覆蓋他的勞動力擴大再生產，但是中國因為農民承包了土地以后他的勞動力相對過剩了，所以他的勞動力呢我們叫做勞動力組合投資，勞動力組合投資起了一個什么作用呢?
請你們記住一句叫做改革的基礎是鄉土中國的正外部性，什么道理?就是當農民承包了土地，這個土地呢不是他買的，不經過市場交易，因此農村土地具有什么呢?零風險資產的特性，他就以土地作為他最終防范風險的基礎了，有勞動力因土地的零風險而使他可以什么呢?可以承擔更大的勞動力轉移的機會成本，也就是說今天我們的很多勞動力尤其是前一代的農民工出來打工的，你給不了他那個百分之百的工資，給百分之八十，我也回家了，不跟你爭了，為啥呢?他要追求現金收入，他得到這塊現金收入拿回家給老人看病，給孩子上學他就是一個現金開支的需求，他自己的生存保險，他的福利是在土地上。
所以且不說不要那零點五，連這個一他都可以接受談判，給我百分之七八十我就走了，到年底，而現在還是農民愿意自己承擔8%，國家和企業替他承擔92%，建立保險他都退保，愿意去參加保險的農民8%，那再加上那些非常容易讓農民遭遭受損害的，比如說大病，工傷，這些突發性的這些風險，那農民愿意交，那也只是農民進城打工中的20%，80%的農民仍然不愿意交，不愿意交就意味著你的企業和你的政府省了那個零點五，所以發達地區其實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因為土地革命而形成的小農的正外部性，就是鄉土中國這個正外部性產生了一塊什么呢?叫農民轉移形成租，這個被發達地區吃了，發達地區并不建立財政來覆蓋這些打工。
而這些打工者現在數量是多少呢?高達3個億，這么大的一塊租，被發達地區的企業和政府吃了這就形成了所謂中國的競爭力，所以還是如果我們講改革紅利，那說這個改革紅利得從土地改革說起，才能說清楚中國怎么就有了改革紅利，所以在這些事情上呢我覺得這張(題板)我是說只提一句話，就是鄉土中國的正外部性是我們深化改革的基礎，否則我們解釋不了，那在全球化時代。
大家注意啊，這張題板其實解釋的是全球化時代我們跟發達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關系，這里邊發展中國家在這邊，發達國家在這邊，發達國家是虛擬資本為主的資本經濟，我們這些發展中國家呢是實體經濟，那我們向發達國家做雙重供給，下邊這個粗線我們向它供給什么呢?供給原材料和商品，極低的價格往它這兒送，還得競爭者送，你送多了還說你傾銷，等到它幫你說你納入全球化，然后我幫你做金融服務，然后幫你做外匯，你收入的所謂貿易的盈余對它來說就是貿易逆差，你的貿易盈余拿回來了以后，你還得做外匯再投資，投到它的資本市場，等于就是你雙重供給一重你供給商品，供給原材料，一重呢你向它供給資本，于是乎中國現在就幾乎成了美國最大的叫做外商直接投資國，叫FDI(外國直接投資)第一是中國。
我們向美國資本市場大量注入我們產生的外貿盈余，那對它來說，就變成一個什么現象呢?就變成一個英文叫做the more the more，越多的貿易逆差就導致越多的資本順差，于是乎它就可以越多地靠發展中國家向它輸出的資本來維持它的資本經濟，這就變成的一個世界的所謂戰略關系，因此現在大家都知道中美之間互相是離不開了，離不開，什么離不開呢?你一方面得向它輸送商品。
一方面得向它輸送資本，這就離不開你了，你要好好地送，那送，你又一個資源短缺的國家，于是乎導致你自己的資源緊張，環境破壞，那你長期維持勞動力低價格，就導致你的社會福利不足，社會欠賬也就會增加，如果你把所有的這些人都從農民地位改變成了城市工人，假如說他從農民階級變身為工人階級了，那所有的這個一加零點五都得給足，那這樣西方的社會制度在中國就落實了，于是乎你原有的所謂競爭力也就沒有了，那工業也就會逐漸移出中國會出現一次去工業化的過程，我不說這個對和錯，我只是說其實我們以前主要得益于鄉土中國仍然有巨大的正外部性，它把大量的全球化的那些我們的所謂雙重輸出所形成的代價在鄉土社會把它內部化了，沒有這套東西，就是沒有這樣一套中國特殊的條件我們其實是不可能形成如此強大的競爭力的。
解說：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爆發，進而演變為2009年的大危機之后，發達國家紛紛推出超級量化寬松的政策以轉嫁危機，擁抱外資，對中國存在著怎樣的風險，地方政府的圈地運動如何將風險上交給中央，三農建設又怎樣能夠化危為機，《世紀大講堂》《地方競爭與中央風險》正在播出。
溫鐵軍：西方推量化寬松悄悄打響“金融戰”
溫鐵軍：那我們現在這張題板稍微復雜了一點，簡單說注意，這邊是發達國家的資本經濟，這邊是發展中國家的實物經濟，那現在發達國家當我們說它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爆發，然后演化成2009年的大危機，那在這個階段發達國家紛紛地轉向了超級量化寬松，我們看主要的西方經濟體美國、歐洲、日本都在大規模推進量化寬松，一手增發貨幣，一手增發國債，叫超級量化寬松，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特點就是零利率，名義上說是為了保就業，其實是為了幫助過量擴張的金融，干嘛呢?攻城掠地，零利率什么意思?你從美國或者從歐洲，或者從日本你拿到的投資資金，平均的利率在一點幾，連二都不到。
那在所有發展中國家哪個國家能做到這么低的利率，你的資金成本至少是3%到4%，如果再加上銀行的息差你就得百分之六七，這是沒通貨膨脹條件下，如果一旦你通貨膨脹，通脹率超過6%，你就得往上提，為什么呢?你得讓資金的利息率高于或者是等于通貨膨脹率，那好了，你資金利息就往上走，那它如果是2%的資金利率，你是8%的資金利率，那只要讓它進來，它就坐收5%到6%，這活誰不干?所以當你們看今天的所謂西方量化寬松都在做的時候，其實等于制造了龐大的低價格的資金到所有的這些實體經濟國家去完成戰略收購，形成對它的控制。
而以中國為例，我們大概至少70%以上的有比較高的所謂增加值的這些產業，已經完成了外資的控制，這場金融的戰爭是靜悄悄的，大家說這個是無國界，它的流動性最強，于是乎當你們都張開雙臂，擁抱外資的時候那正好就人家來，就完成了這個(控制)，所以真正要深化改革的時候，請各位年輕的朋友們注意，千萬不要只看媒體上所說的如何只要我們深化改革，就一定產生改革紅利，改什么革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說如果針對這些問題怎么改革，都應該是非常關鍵的。
這個題板上表達的是我們自改革以來有三次“圈地運動”第一次“圈地運動”是當時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和城鎮化，也就是中小企業和城鎮化，它大量的在農村形成對土地的占有，那這個主要是村內，在鄉村內部占有土地，它導致了一輪工業化高潮，第二次20世紀90年代，隨著分稅制改革，地方的財政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幾，當然后來中央給它補足，但是那是得它去跟中央討價還價，原來它的財政丟了百分之二十幾，從哪兒補回來呢?叫做以地生財，去圈農民的地，然后導致土地財政在很多發展地區占80%以上，接著銀行業因為地方大干快上導致風險上交，最后跑哪兒去了呢?跑到銀行那兒變成銀行壞賬。
所以到20世紀90年代末，當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發生的時候，中央政府回頭一看我們現在銀行不良資產這輩高，我們曾經一度資本金趨零，說怎么辦呢?不能讓銀行破產，于是乎推進金融改革，一推進金融改革，金融獨立了，不再歸地方政府直接指揮了，于是乎地方開始了第三次“圈地運動”，叫做以地套現，它圈一塊地到銀行去跟銀行交易，套得這塊地價的70%的現金用于地方建設，這些我們都說是在整個這個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基本經驗，地方怎么來發展它自己的?那最終導致了什么?導致它把風險上交。
比如說當圈地運動大量發生的時候中央強令保住18億畝耕地的紅線，但是保得住嗎?誰都知道保不住，那保不住什么問題要出呢?糧食安全問題，今天對糧食安全承擔責任的是誰?只有中央政府一家似乎是那個責任人，于是乎我們說這個題板就是告訴大家我們現在的主要體制矛盾是地方化問題，那接著我們再說中央地方關系從這張簡單化了，只看一個財政，那財政呢其實從什么時候開始地方化的呢?從1957年，早在1957年當時就叫做“中央財政坐滑梯，地方財政坐飛機”出現了中央地方之間的很大的差別，這個差別就導致地方開始有了自己的獨立的財政利益，它就成了地方發展的動機。
那特別是1994年分稅制，我們搞的一個聯邦制的財稅基礎，但我們仍然實現的是一個無限責任的政府體制，所以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們怎么才能夠讓這個政府的體制和它的財稅體制相一致起來，這是一個很少被人談到的，但卻是一個必須討論的改革大問題，這就是在1993年當財政嚴重赤字，向金融部門透支把銀行的資本金透支光了，還多吃了存款，然后同時呢地方大規模進口，導致國家的外匯儲備嚴重的入不敷出，于是乎我們出現了財政、金融、外匯三大金融赤字。
這三大赤字條件下導致中國出現了1994年的大規模改革，那上一輪的20世紀90年代中期那場深化改革，同期發生的就是當中央過度地承載了地方上交的風險的時候，中央的辦法是什么呢?大量增發貨幣，一個曲線是M2對GDP增長的這個曲線，當然GDP也在增長，M2的增長速度更快，那時候貨幣發行的速度幾倍的快于GDP增長的速度，于是乎這個階段呢就變成了什么呢?中央靠金融，地方靠什么呢?地產，在這個之后就直接出現了金融和地產之間的交易，這兩者交易最終變成了現在的調控兩難，你想調房價嗎?
假如你把房價壓得稍微低了點，那頭地價就會下來，地價下來地方政府的債務鏈就維持不住了，地方政府現在是圈一塊地給銀行把利息交了，銀行幫它把老賬算成是新貸，那這就延續著，但是地方政府呢又是后任不理前任賬，于是乎它就會導致在銀行的金融資產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這種不斷更新的地方政府債務，所以這個過程我們說中央在不斷地增發貨幣，當然客觀上也有我們對外大量的FDI(外國直接投資)進來了以后，中央政府得對沖，得增發，所以25萬(億)增發的貨幣中有20萬億是你大量吸收外資，外資進來以后你就得對應的增發人民幣，所以這個大頭是所謂全球化的后果，小頭是地方化的后果，因此我們現在這頭地方化是個難題，那頭全球化是個難題，弄得現在的這個人們在討論真正深化改革的主要內容的時候常常會顧左右而言他，說的并不是那個改革的實際內涵。
好了，那我們再看，這些年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什么呢?區域差別，因區域不平衡而導致中國有了什么呢?緩解中央政府只能增發貨幣和擴張國債這兩個手段，它的對應標地物到底是什么?那就是大規模投資與基本建設，這張題板大家看應該比較明白，就是西方國家它上不去，就是在這個零線以下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投資，它的消費并沒有減少，比如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爆發的時候我在紐約，我上街去看，我說他們不是發生危機了嗎，結果餐館照樣火爆，其實它的消費并不減，它減的什么?差的什么?差的是投資。
從這兒看，從這柱圖上看更清楚，這柱圖上給的就是紅的這一塊，下降的是什么呢?下降的是固定投資，其他的消費部分仍然是上漲的，所以對大危機條件下你們注意看其實恰恰是正在中國大規模推進貨幣化的這個階段上，出現了一次大危機，這個大危機迫使什么呢?過去你如果只追求一般的投入產出的效率的話，那在市場的思想指導之下你當然要投到沿海，但現在的麻煩是大危機來了，沿海出現了大量的不景氣。
我們知道2009年一季度中國出現沿海6萬多家企業倒閉，2500多萬打工者失業，這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巨大的災難，但在中國幾乎是泥牛入海無消息打工者哪兒去了?回家了，為什么?三農建設，在他的家鄉風起云涌，我們說每一萬億投資能帶動一千萬以上的就業，再加上這時候中央給出了一個政策，搞什么呢?好了過去我們是國家財政拿錢13%，補貼給國外消費者叫出口退稅，現在因為出口不暢，訂單撕了，那怎么辦呢?轉過頭來說補貼中國老農民，只要你要農村戶口，給你13%的折扣率，讓你買什么呢?買家電，買汽車，買各種各樣的不能出口的東西，這就等于把出口真的轉內銷了。
我們如果不是從2003年2004年2005年這幾年開始重視三農，強調是全黨、全國的重中之重，并且從2005年以后開始大規模向農村投資，我說了危機爆發的時候我們已經連續向三農投資了差不多四萬億，大量地在農村搞五通，它體現的是國家意志，我們這樣用大規模的基本建設投資來把危改為機，所以在這些基本問題上，就當我們說到改革的時候，切不可把過去我們能夠有效地承載危機的這樣的一個鄉土中國的正外部性改掉了。
那最后這一點呢我們要講一下就是說其實中國現在出現的情況有點復雜了，一方面呢我們在東部沿海地區因綜合成本上升而出現了去工業化的趨勢，我們很多地方仍然在加強工業化，但是工業化目前已經初步表現出了一些衰敗跡象，你注意當你開始強調你必須保證讓這些勞動者都轉為市民的時候，那真的是他的社會成本會上升的，而我們現在的政策思路是讓農民從小資產階級變成工人階級，不要覺得好像今天我們一定得把農民變成市民，或者變成工人階級，我們才叫社會進步，我們現在最大的一個社會風險防范因素就是農民還是農民，農民還是小土地所有者，他還是小資，他還是能夠維持得住他的基本生活的，否則這么大的國家當你(人口)長到15億人的時候你很難說你都變成工業社會，都變成70%，80%的市民，有個風吹草動你就沒飯吃，一旦你進入金融資本階段，你的風險會越來越放大。
這個情況之下如何加強農村建設，如何穩定農村社會，如何讓鄉土中國的正外部性得到保護，這是我們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真正的城鄉融合不是你把農民強迫變成工人，而是市民可以自由地下鄉，農業可以進城，所以我說今天我們看到的去城市化的市民運動，正在歐洲社會成為主流，并且在中國開始興起，在這些事情上我倒是覺得呢大家打開一點思路，開闊一點眼界，把我們的改革瞄準著中國沿海已經開始出現的去工業化和中國城市開始出現的去城市化，好了，最后當前深化改革我這里邊有兩個意思。
第一呢我們要求宏觀改革改一個字，就是把間接稅為主的財稅體制改為直接稅為主，而直接稅是累進稅是進步的，間接稅為主，直接稅只占很少比例是累退稅，它不是進步的，所以我們說城市的宏觀改革在這個改革上其實是應該達成共識的，那它附帶的另外一個政治效果是什么呢?一旦你以財產稅為主了，以收入稅為主了，那所謂公開化，透明度會自然發生，所有人都必須申報財產，所有人必須申報收入，你說還能藏得住嗎?于是乎你也不用怎么去反腐倡廉，你的不明財產來源等等就自然就暴露出來了，群眾監督也就會自發地形成，群眾路線我們現在的這個新的教育也就會落到實處，所以這個改，只改一個字，但卻是根本性的。
接著我們說所謂三農也是改一個詞，什么呢?把我們那個半半拉拉通過的那個合作社法叫專業合作社法，把它改成綜合合作社，或者甚至可以叫做綜合性農會，就改一個詞，把專業合作社改成綜合性農會，只要做到這一條你把農民組織起來，讓它變成綜合性農會，他自己會代表自己的利益，他會去談判，這個社會就會形成信用，有談判才有信用，你面對著高度分散兩億多小農戶，八億農民，沒法談判，交易費用太高，因沒法談判而不能形成市場契約關系，正常的信用社會也就建立不起來，所以我們今天的很多問題在于我們就沒有做一件事，幫助農民形成綜合性的農協，這條做到了中國的三農問題將會迎刃而解，謝謝大家。
解說：19世紀末綜合性合作社從日本起步，大大提高了日本農民的收入水平，為什么說綜合性合作社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日本經驗能夠給予我們怎樣的借鑒，如何看待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三駕馬車”同政府債務有無必然聯系。
溫鐵軍：發展綜合農協是深化農村改革突破口
現場觀眾：剛才聽了您的演講我感到很，就是很深受啟發和深有感觸，然后我想問您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綜合合作社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這一點上。
溫鐵軍：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所謂綜合性合作社呢是從日本起步的，而且是在日本19世紀末我印象是1896年前后吧日本開始的，到1904年呢在日本就變成政府推行的一個國家政策了，它為什么是綜合性合作社能夠解決問題呢?是因為農民在單純的農業領域中幾乎是形不成收益的，日本的這個綜合性農民合作社呢它是把最能夠產生收益的金融、保險、超市、房地產、批發、飯店等等說有這些東西都包裝進了合作社，因此呢合作社產生了收益以后向農民做分配，因此日本農民在農業領域中的收益非常低，但投入合作社的再分配之后呢它就變成社會平均收入水平以上了，甚至可以說日本農民的收入高于城市收入，只有讓他的收入高于城市收入，他才能夠在城市化，工業化快速發展的時候保得住農業，你們也知道這個綜合農協經營的金融是免稅的，它經營的加工，經營的超市房地產等等這些東西基本上屬于免稅或低稅，國家給足了優惠，讓它干嘛呢?產生收益，反哺農民，所以綜合性農民合作組織就變成了日本的一個重要的力量，它其實是在平衡，所以客觀地看，中國農村深化改革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只要讓綜合性農民合作社發展起來，農民的利益就會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現場觀眾：我想問的是您剛才提到了就是投資拉動增長，會造成政府債務占GDP所占那個比重的上升，那我想問的是消費拉動增長和出口拉動增長是否會造成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的下降，或者說它們之間的關系是什么?謝謝。
溫鐵軍：這個不存在這么簡單的因果關系，我不是說投資拉動就一定要造成政府債務增長，而是說我剛才給出那個圖告訴大家第三次圈地云叫做以地套現，這種投資拉動造成債務增長，一般情況下如果是非債務投資，并不一定要造成債務增長，我們說是因為銀行在2002年完成了異化于財政的變成獨立金融資本，進一步當產業利潤下降的時候金融資本會異化于產業資本，這個是個客觀規律，世界上所有進入金融資本的西方國家或者叫做主流國家都出現金融異化于實體經濟的客觀過程，我們呢目前盡管中央一再要求特別是要求國有銀行，必須服務于實體經濟，我們這些國有銀行也在試圖體現國家意志，大家在盡可能減緩，金融異化于實體的這個步伐。
但是它這個規律呢似乎仍然還在發生作用，因為它有異化，所以才導致政府不得不靠負債，那如果你完全使用金融資金，其實我們現在150萬億左右的龐大的金融資產很大程度上能夠支撐得住我們現在的投資需求，但是這個得就是不能完全按照西方模式搞，你才能夠這么做，打個比方，我剛才已經說了你往西部投，短期內沒有回報，你往農村投，短期內也沒有回報，那如果不是國有部門在干，那一般的包括你比如說你要推進銀行私有化。
那你出現了大量的今天我們有很多人在講，如果中國能搞它幾千家私人銀行，我們的銀行市場化銀行改制就完成了，我說這是一個一般邏輯，是可以這么解釋，但是問你那農村投資誰干?好了，那你說交給什么小額信貸，那其實是高利貸，你怎么可以允許合法的高利貸，農民明明是弱勢群體，但你卻偏把高利貸讓給他，讓他來接受這個，這東西在印度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在大多數南亞國家，東南亞國家也被證明是失敗的，所以我們才得說其實并不是債務一定和投資拉動直接相關，只是因為我們目前尚處在這樣一個轉型社會的時期，我們對很多轉型期內的問題缺乏問題意識，才出現了這我的問題，當然也絕對不是說投資拉動，消費拉動，或者外需拉動都不產生債務，一樣產生債務的，我們的20世紀90年代就是一個高債務的時代。
田桐：三十多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成就，那么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最開始似乎有非常重要的經濟推動力，但其隨后的弊端也開始凸顯了，下一個階段的中國改革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如何改變地方政府公司化的運行模式，使之成為現實意義的國家制度安排。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