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經濟學本質上與使用不使用數學沒有關系，關鍵是看是否具備人文關懷，是否關注人類的福祉，而不使用數學的經濟學只能被稱為文字經濟學，而不能被稱為人文經濟學，比如哈耶克從來不使用數學，甚至他的作品中數據都很少，但從來沒有人將哈耶克歸為人文經濟學家，相反馬歇爾、凱恩斯、薩繆爾森等人雖然非常重視數學，也是將數學引入經濟學的人，但他們仍然被歸為人文經濟學家，因為他們符合人文經濟學家最最核心的標準——人文關懷。
經濟學一直存在回歸人文關懷的廣泛呼吁。阿馬蒂亞·森深刻地指出，一個國家可在達到帕累托最優的狀態的同時仍陷于罪惡的泥潭。杰文斯把經濟學貶低成為低等的人類行為，對此，拉斯金斥之為“養豬科學”。 蕭伯納認為經濟學應該是一門“使人幸福的科學”，正如美國經濟學家C·K·威爾伯和K·P·詹姆森所言：“經濟本身不應凌駕于人民的目標之上，而應是達到目標的有用工具。
經濟學也確實應把視角重新投向“人”，從而再次關注蘇格拉底所提出的“人應該怎樣活著”這樣的根本問題。將經濟問題與人的問題割裂開來是十分愚蠢的，就像不考慮目的而孤立地看手段一樣愚蠢。在任何時候，從任何角度探討任何經濟問題，都必須著眼于人生的最終目的。假如一門社會科學不能使我們尋找到更美好的社會，讓每個人都過上更美好的生活，那它還有什么用呢，
盡管將使用不使用數學作為劃分人文經濟學和非人文經濟學的標準是錯誤的，但又不得不承認數學的引入是導致經濟學失去人文性的一個重要原因。經常有學生傾敘在經濟學學習過程中感受到的困苦：在本科階段學了四年經濟學后似乎對經濟理論和經濟現象仍然感到茫然無知，不知經濟理論有何用途，也不知經濟現象如何解釋;而且，這種困惑不僅存在本科生中，甚至絕大多數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乃至高校教師都存在這種困惑。經濟學本身是一門致用之學，但為什么越來越多的學生和老師卻搞不清楚經濟學理論究竟有何用處?就因為數理占用了太大的篇幅，而對理論的介紹太少，而且現代經濟學中好像也沒有足夠的理論供學習。受現代主流觀點的影響，無論是教師在經濟學的傳授過程中還是學生在經濟學的學習過程中往往都只是把它視為一門基于數理邏輯推導的“精確”學科，以致經濟學教學基本上模仿自然科學的方式。
然而那些包含多個變量的理論來根本解釋不了社會生活現象，因為你必須把那么多你根本無從得知的變量填入方程式中。從這個意義而言，我們解釋和預測社會現象的可能性要比物理學中有限得多。”正因為經濟學本質上屬于社會科學，它所研究的經濟現象是由錯綜復雜的眾多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而且，這些影響因素還在不斷變動，從而不存在自然科學中的那種普適性的抽象規律。
不幸的是，現代主流經濟學卻野心勃勃，試圖搞出一門與物理學一樣精確而科學的學科，從而抽象掉了經濟學的時代性和人文性而日益抽象畫和技術化，以致現代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主要是在訓練數學的解題能力而不是觀察和思考社會問題的能力，形成不了具有問題意識的直覺，從而也就發現不了問題所在、產生原因以及解決的基本思路。
而一些曾經被現代經濟學所批判的東西卻不一定就是錯的，例如，重商主義曾經為歐洲各民族國家的崛起和壯大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策指導，但到了18～19世紀卻遭到了休謨、魁奈、斯密、李嘉圖等人的大力批判;不過，到了20世紀后卻又經歷了一場復蘇，凱恩斯重新稱贊重商主義者們論證貿易順差產生的需求將促進經濟增長的觀點，而且，促進日本以及東亞四小龍經濟增長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也是重商主義的。為此，布魯指出，“斯密做出了巨大貢獻恰恰是因為他的思想回應了那個時代的要求。……如果凱恩斯是在1926年而不是1936年出版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理論》，相比而言，它所吸引的注意力就會大大減少。”
經濟學中的人文性及其現代萎縮
經濟學是有關“人”的社會科學之一個分支，它獲得的任何洞見都是建立在非常廣博的社會科學知識之上，而那些僅僅把經濟學當作一門工程學的經濟學人必然難以成為杰出的經濟學家。事實上，經濟思想史表明，真正有影響的經濟學大多數都是服務于他那個時代的，并且對社會制度的改革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而這種現實問題的發現和解決能力顯然依賴于他們的淵博知識，斯密、馬克思、穆勒、馬歇爾等都是如此
其實，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刻意地將經濟學與倫理學相隔離，但倫理與經濟卻是共生的，因此，不僅早期經濟學本身就從屬于政治學或倫理學，而且，經濟學根本上要探究提高人類福利之途徑也必然包含了工程學和倫理學這兩方面的內容。事實上，盡管斯密闡發了自利人的概念，但這個自利人卻不是如現代經濟人概念所宣揚的那種冷淡的自私者，而是充滿同情心的并且是能夠自制的人;也就是說，斯密的自利人的偏好實質上內含了他那個時代的社會倫理，古典主義時期，由于社會制度和市場機制還很不健全，人類的最大化行為主要受社會制度的限制;因此，以斯密、穆勒和馬克思等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主要探究公共領域的問題，關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把經濟學當作一門具有強烈人文關懷特性的社會科學。正因如此，古典經濟學著力探究事物表象背后所隱藏的本質以及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機理，由于早期經濟學關注的是國民財富和社會利益等公共領域的問題，因而經濟學往往被恰當地稱為政治經濟學，因此古典經濟學也是宏觀的。
然而，本來統一的經濟學在古典經濟學末期以降就逐漸分離了，以致后來形成了兩個似乎對立的學科，并產生了兩種相對獨立的分析方法體系。一者，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承襲古典經濟學探究事物本質的研究路徑，逐步把經濟學構建成一個具有強烈意識形態的規范學科;二者，新古典經濟學將重點轉到私人領域并集中于個人最大化個體效用的研究，并把事物的存在視為合理，專注于事物表象之間的功能性分析，從而越來越偏向于數理建模和實證分析。結果，在特定的引導假定之下，兩大經濟學分支也越來越偏于一隅，而新古典主義從本質上屬于微觀經濟學，屬于個體經濟學，其實從新古典經濟學提出效用價值論后，經濟學的研究重點就從宏觀轉到微觀了，這才是讓經濟學失去人文性的根本原因。
自邊際革命后，那些崇尚自由競爭體制的主流學者就逐漸接受既定制度下的分配格局，逐漸把個體從其社會環境中割裂開來，日益演變為研究稀缺資源如何配置的學問，基于對稀缺性資源配置的研究，從西尼爾開始經過幾代人不斷努力，經濟學最終成為專注于實現最大化的微觀技術;另一方面，基于理性最大化的框架，邏輯實證主義的引入使得主流經濟學快步踏入了“科學”的和“實證”的道路，將分析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和功能聯系上，并試圖掩蓋自身的一切分析方法、基本假設以及相應定理中的規范性質。事實上，自羅賓斯1932年把研究稀缺性資源的配置界定為經濟學的標準定義以來，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就內縮為在既定的研究環境和目標下的行為選擇;也即，在邏輯上，所有經濟人的行為都納入了一個狹隘的“在一定約束條件下求效用函數或所選擇的目標函數的最大值”的目的論模式。于是，現代經濟學就逐漸蛻變成了一門視野日益受到限制和縮小的技術經濟學，其研究對象主要局限于人與自然的關系層面，而逐漸失去了對真實世界的理解和關懷。正如布坎南指出的：一旦我們在方法論上陷入求最大值的范式的約束，經濟學就變成了應用數學或者說工程學，此時選擇成了單純的數學計算而不再需要“決策”。
現代西方經濟學把研究對象限于稀缺性資源的配置，而缺乏對社會行為主體之間真實互動關系的互動，它可以解決物質資本的配置問題，但對人力資本或社會資本等新興資本的研究卻相對無助;同樣，政治經濟學往往過于強調人的主動性，而對經濟運行中的自然規律相對認知不足。即使在當代經濟學流派中，政治經濟學在西方學術界也不是已經成為歷史的名詞，相反，它仍是一個重要的思潮或流派;而且，隨著經濟學研究內容的拓展，經濟學有重返政治經濟學的趨勢。
正因為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脫離了人的社會性，因此，盡管目前有關經濟研究的論文猶如汗牛充棟，但似乎就是不能真正解決思維和實踐問題：不僅那種純粹看似漂亮、優美的數理模型因遠離社會實際而變得無用，而且那些看是注重現實的實證、調查文章因缺乏本質探究而也是無用的。特別是，正是基于經濟人行為的鼓吹，應用到實踐后就導致無論在生意場上還是在國家治理上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帕森斯在《社會活動的結構》一書中就強調，關于行為的實證主義-功利主義理論會把社會學理論引向歧途。事實上，由于受經濟學理性分析的影響，社會學等學科也正在加速轉向實證和理性的分析;塞德曼就寫道：“特別是在最近20年里，社會學理論過多地遠離了公眾生活，過多地把自然科學當作偶像一樣追隨，已經到了迷失自我的程度。許多社會學理論已經拋棄了自身作為社會批判和社會變革的工具來參與世界的道德和政治意圖。”前言社會學如此，經濟學就更是如此了，以致經濟學發展日益陷入深刻的理論危機之中。
理性是空洞的。任何真正的理性都是批判性的。不幸的是，現代主流經濟學卻拋棄了理性主義的批判精神，將制度視為合理的存在，基于短期功利的實證分析來理解理性主義;
受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思維影響，當前國內大部分經濟學學者很少把時間花在對問題的深層次思索上，而往往只是在面臨交差時才找幾個學生基于一些數據處理而“得出”一些所謂的“客觀”看法以及相應的政策建議，一份研究報告或課題就這樣誕生了。其實，這些學人即使在學習和使用“西方”的經濟理論時也不喜歡追問理論所提出的時代背景和適用條件，而是往往只是在搬用一些非常淺顯而片面的“前沿”理論;特別是，他們根本不對這些“前沿”理論作認真的適用性反思，卻敢于用這些“國外”理論來解釋中國現實社會經濟現象，更不用說花些時間和精力去看看其他領域學者是如何分析和思考的。顯然，這完全是“坐井觀天”的思維和心態，但他們自己卻毫不自知，也不愿知道。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已經大大擴展了：不再局限于傳統的自然資源，而是包括了知識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等各種資源。不幸的是，盡管制度、文化等社會性因素都逐漸被經濟學所認知和引入，但是，由于受研究路徑鎖定效應的影響，經濟學的基本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卻基本上沒有發生相應轉變;人文經濟學試圖以道德人或者說是人文理性取代經濟人或者經濟理性，人文經濟學從本質上是反對市場原教旨主義的，
在當代主流經濟學家中，關注人文經濟學的并不多，人文經濟學由于未能獲得主流地位而為他們所忽略。對人文經濟學的復興或回歸做出杰出貢獻的一位當代經濟學家就是199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馬蒂亞·森，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在公布阿馬蒂亞·森獲獎原因時指出，阿馬蒂亞·森“在重大經濟問題的討論中，再度注入了倫理層面的思考”。
阿馬蒂亞·森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的增長與人民的福祉沒有必然的關系，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阿馬蒂亞·森曾說，他這一生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力圖恢復經濟學誕生之初所包含的人文傳統，而這種人文傳統卻被后來的正統經濟理論所埋沒”。
然而近年隨著宏觀經濟學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寬，人們已經慢慢引入了文化、制度等社會性因素，宏觀經濟學的人文性逐漸明顯。另外宏觀經濟學本身具有強烈的人文性，宏觀經濟學的科學性也體現在如何理解真實而具體的社會關系下人的理性內涵問題;宏觀經濟學根本目的是要通過分析人們的行為機理尋找提高人們的福利的途徑，因而宏觀經濟學不僅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即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就必須包含了人面對著自然物時如何行為和人對著他人或社會時如何行為兩方面的內容。前一個內容是尋找人類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的途徑，主要是借鑒自然科學所積累的知識;而后一個內容是要探究如何充分運用人的理性以實現社會需求的最大化，根本上關乎心理學和文化學的知識，需要分析具體環境下人的行為方式和偏好。
總起說說，經濟學的發展經歷了三大階段，分別是政治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當經濟學研究主流從政治經濟學轉向微觀經濟學時，人文精神衰落了，而當經濟學主流研究從微觀經濟學研究轉向宏觀經濟學研究時，人文精神又復興了，因此從根本上還是觀察視角的問題，而非數學的應用。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