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辦得好，收入高，工作穩定，能夠讓大學畢業生趨之若鶩，居然會成為被取消的一種理由，這可以說是一種“神邏輯”
來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消息顯示，我國高校今年應屆畢業生達699萬人，加上往屆已經畢業沒有就業的人員，就業壓力顯著增大，被稱為“最難就業季”。
就業形勢的空前嚴峻，這一點從某知名社會調查機構的跟蹤調查中就能窺見一斑。據了解，本次調查共收回有效答卷10940份。結果顯示，被調查的2013屆高職高專畢業生簽約率為35%，低于上屆同期9個百分點;本科畢業生為38%，低于上屆同期8個百分點;碩士畢業生為29%，低于上屆同期7個百分點。
就業難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心。而關于為什么會出現就業難的問題，也是眾說紛紜。一個大家都公認的原因，是宏觀經濟發展速度放緩造成的。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就指出：“從中國經濟和就業情況看，7%的增速是中國經濟最低的增長底線，只有達到7%的增速才能創造出一千萬的新增就業崗位。”而除了宏觀經濟增速放緩之外，擴招、專業設置不合理、就業觀念的不合時宜等，也被認為是導致就業難的重要原因。
不過，誰也沒有料到的是，國企居然也會因為就業難問題而“躺著中槍”。5月29日，張維迎在參加網易活動時把就業難歸咎于國企太多。他認為，大學生就業難與他們就業期待過高有直接關系，大多數人認為只有進國企、外企等大企業才算是找到了好工作。張維迎表示，他接觸過很多應屆畢業生。他們普遍認為去民營企業只是臨時身份，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只有去國企才是“鐵飯碗”。
據此，張維迎開出醫治大學生就業難的藥方：“應該減少國有企業的規模和數量，其比重應該控制在10%以內。”
企業辦得好，收入高，工作穩定，能夠讓大學畢業生趨之若鶩，居然會成為被取消的一種理由，這可以說一種“神邏輯”。如果這樣的邏輯能夠被認可，那世界上許多優秀的企業都會被取消。比如美國也存在嚴重的就業問題，許多大學生也渴望進入微軟、蘋果這樣世界知名企業工作，學金融的大學生則渴望進入高盛、摩根大通之類的金融巨頭工作，這些企業是不是也應該為美國的就業難負責呢?此外，張維迎教授也承認在華外企是“大多數”大學生希望進入的公司，那為什么不主張這些外企全部退出中國呢?
如果繼續按照張維迎教授的邏輯推演下去，我們甚至還可以得出更為匪夷所思的結論。比如公務員考試在中國被稱為“國考”，其競爭之激烈遠勝于一般國企招新。據報道，目前“國考”的錄取比例接近100∶1。2012年，國家統計局重慶調查總隊合川調查隊招業務科室科員，競爭比竟達到令人瞠目結舌的9411∶1!一般來說，一個大學畢業生，如果有機會成為公務員的話，那他是絕不會愿意進企業的。如此一來，為了解決就業難，我們是不是應該取消政府呢?
作為一個知名經濟學家，面對大學生愿意去國企不愿意去民企工作的情況，合乎邏輯的做法，一是應該批評民企不應對員工過于苛刻，鼓勵民企努力把員工待遇提升到國企的水平，二是要勉勵大學生不要好高騖遠，要腳踏實地，端正自己的就業觀念。而最不應該受到指責的就是向員工提供了優厚待遇的國企，難道員工的待遇越低，張維迎教授就越高興嗎?這又算是一種什么心態呢?
通觀張維迎的全篇講話，我們就會發現，談論就業難的其實不過是個引子，他念茲在茲的還是要把國企比重“控制在10%以內”。就在今年4月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上，張維迎教授還再次主張重啟國企私有化進程。其主要表述是：“過去10年，國有企業越來越強大，政府干預越來越多。如果政府不逆轉國企主導的經濟，中國經濟將無法繼續增長。未來10年，中國必須重啟被打斷的國企私有化進程，不把國企比例降到10%以下，中國就不能稱為市場經濟。”
不知張維迎教授有沒有意識到，目前中國之所以會出現就業難，國企占比下降過快，恰恰是重要原因之一。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在國企改制尚未啟動的上世紀80年代，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并不存在，而上世紀90年代以后大學生就業壓力驟增，也是和國企大批破產改制的大背景有關。
如前所述，充分就業需要經濟的快速增長，而經濟的快速增長無非靠投資和需求兩個動力。國企占比下降一是造成投資需求的減少，因為國有企業幾十年一直是投資需求的主要源泉，私營企業雖然也熱衷于通過銀行貸款來造成投資需求，但是由于它們自有資金有限，銀行商業化經營后害怕壞賬風險而不敢多貸款，在這種情況下，國企的退出只能導致投資需求大幅度減少;另，國企改制大量導致原國企人員下崗失業，收入銳減，保障降低，又導致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拉動經濟增長的兩個動力同時下降，經濟自然就復蘇乏力，就業難也就隨之出現了。很明顯，只有做大做強做優國企，增加國有企業的數量，才有可能實現充分就業，基本消除就業難的問題。
從另一個角度看，由于國企的全民所有的性質，和以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標的民企與外企不同的是，國企還常常會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這其中就包括擴大就業。比如2008年金融危機來襲，大部分國企承諾并切實做到了“企業不裁員，員工基本收入有保障”，為“保民生”做出了貢獻并承擔了成本。2009年，在宏觀經濟形勢并未出現明顯好轉的情況下，國企仍然主動招收應屆畢業生20多萬人，比2008年增長7%。
與國企成鮮明對照的則是民企往往會把員工當“包袱”甩，通過大量裁員來轉嫁危機，政府對此無可奈何。在2009年發生的通鋼事件中，私營建龍集團控制通鋼后便開始大量解雇工人，建龍集團委派的代表陳國君的年薪高達300萬元，卻將普通工人的月工資壓低到了區區300元，其個人收入比工人的收入高距竟達近300倍，最終釀成慘劇。
總之，如果真的要解決大學生的就業問題，那么我們目前要做的，不是要繼續降低國有企業的比例，而是應該大大提高國有企業的比例——不知張維迎教授是否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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