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財經訊 6月30日，由博源基金會主辦的博源基金會成立五周年學術論壇于北京召開。本次論壇的主題為："中國未來的機遇與挑戰"。會議邀請了吳敬璉、林毅夫、李劍閣、高西慶、巴曙松、江平等70多位政商學界精英，一起展望中國改革的困境與機遇。
在分論壇“人民幣可兌換進程和資本市場開放”分論壇上，秦曉、余永定、張明、邢毓靜等經濟學家就“中國資本市場開放時間表”展開了激烈爭辯。所謂資本項目自由化，人民幣可兌換，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然要求，開放資本項目，也有利于中國企業“走出去”，逐步推進中國金融業參與全球化。但人民幣可兌換和資本項目自由化什么時候落實，現場學者并沒有完成達成共識。
首先，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秘書長邢毓靜女士發表主題演講，她認為應該積極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并且“從時機來看，條件已經具備”。雖然資本項目可兌換和自由化有風險，但邢毓靜認為這些風險都可以采用相應機制化解。她指出“盡管在推進中有時機的選擇，但是作為基本的制度，如果制度到位，不會疲于應對一會流入、一會流出，這樣才有利于推動經濟發展。”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邢毓靜的發言引發了現場大討論，各個專家紛紛發表看法，甚至分成了觀點相左的兩方。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就反對說“不同意加速資本項目自由化進程”。余永定認為，現在恰恰相反現在是比較危險的時期，特別是在美國和其他國家都面臨退出量化寬松的時候，在美聯儲宣布或將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后，“金磚五國”的經濟受到重創。余永定說：“內憂外患使我對進一步推動或者加速資本項目自由化步伐更有保留意見。”
余永定進一步指出，亞洲金融危機后，他在香港、東南亞的調查，發現各國各地區對當時沒有把資本市場管好造成極為嚴重的后果表示后悔。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毀于一旦，使經濟陷于停滯狀態。這讓他對資本項目自由化有恐懼的心理。他表示“資本項目自由化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后一防線，資本項目自由化意味著中國改革徹底完成”，他同時指出“如果我們過早把屏障拆了，以后哭也來不及。”
所以，余永定認為“千萬不要說2020年人民幣完全可兌換，如果這樣做可能給自己置于非常被動的地位。”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有不同的意見，他認為“沒有一定的時間約束，我估計再討論十年措詞還是積極穩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他質疑了余永定認為資本項目自由化導致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他說“是不是可以東南亞金融危機損失歸結為是資本管制?有很多不同看法，因為匯率體制僵化、大量的金融的錯配。”
所以，巴曙松認為“對這一點(資本項目自由化)應該設定基本的時間表。”
隨著討論的深入，各方嘉賓也紛紛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了見解。其中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支持邢毓靜的看法。而博源基金理事長秦曉反駁了余永定的見解。他質疑“不再主張遇到戰略機遇期、不主張時間表，那一定有一些隱含的假設，這個假設經過論證沒有?。。。您是不是假設我們漸進的?我很懷疑漸進。”
秦曉理事長語速平和，但觀點犀利。
針對秦曉的質疑，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室主任張明做了回應，他說“資本賬戶管制使中國人補貼美國人，我們認為恰好管制的利率補貼美國人。”他進一步指出“人民幣利率管制和資本管制是老百姓非常不利，但是利率管制是因，資本管理是基本方式，假定未來開放資本賬戶應對不好，假定中國爆發比較大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好轉還是惡化?”
張明博士明顯激動，說話語速加倍，現場開始有點“火藥味”。
面對秦曉、巴曙松的質疑，余永定也進行了慷慨激昂的回應，他說：“秦曉董事長很多問題應該問中央領導，不要問我，我是經濟學家，我有非常明確的職業目標，不談職業范圍之外的事情。我們現在沒有討論應不應該開放資本項目，而且我還要退一步講，現在國際經濟學文獻上，并沒有大家公認資本項目開放一定要好，相反我們看大量的文獻說，說不清楚好還是不好。”余永定“委屈”地表示剛才秦曉董事長反駁是在冤枉他，因為余永定是最早提出讓人民幣浮動的人之一。
余永定擔憂地表示“現在目前情況下，如果充分把資本項目開放，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把儲蓄當中相當一部分換成外匯，現在有50萬億人民幣存款，10%換成外幣，一下走出對中國沖擊多大?有人認為沖擊無所謂，可以逼著我們改革是另外一回事，假設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是不是還留一招?這是我們最后一道防線，如果放棄請自便。”
觀點各有不同，但學者們都據理言說，思想交鋒激烈。
余永定：資本項目自由化是中國經濟改革最后防線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表示，資本項目自由化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后一防線，資本項目自由化意味著中國改革徹底完成，其他沒有完成之前，雖然一步步走，千萬不要說2020年人民幣完全可兌換，如果這樣做可能給自己置于非常被動的地位。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
以下為發言實錄：
余永定：首先對博源表示感謝，同時表示祝賀，過去五年中博源做了很多工作，推動中國經濟的辯論，提高大家對重要經濟問題認識上，起到非常好的推動作用，對博源表示感謝和衷心的祝賀，同時對博源邀請我們演講表示衷心的感謝。
關于資本項目可兌換、關于人民幣國際化談的很多了，在一定程度上屬于籠子對話的感覺，你說你的，我說我的，最后大家達不成一致意見，所以我自己態度別太惹人討厭，本來跟張斌、張明三個人約定，關于人民幣國際化、特別是資本自由化不再討論，因為我們已經寫了文章，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美元匯率的問題，該說的都說了，當然從來不認為經濟學家對經濟政策有什么影響，只要滿足自己追求經濟學理正確意愿就夠了。
今天聽了小邢發言我覺得挺好，她一開始對資本項目可兌換定義就把很多矛盾去掉了，她把它模糊化，并不排除這個，到底我們分歧在哪里?我摸不太清楚。我簡單談幾點，特別感謝小邢占用比較多的時間。
說的具體一點，剛才在大方向來講大家沒有根本的分歧，我認為中國推行資本項目自由化已經十幾年，是漸進的過程，我認為漸進態度是正確的，沒有必要改變漸進的態度，我比較反對說“我們現在到了戰略機遇期”，我不懂戰略機遇期是什么，第二不同意加速資本項目自由化進程，恰恰相反現在是比較危險的時期，美國和其他國家都面臨退出的問題，特別是美聯儲，我們國家這兩個禮拜出了很大的事情，我對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自由化問題不太感興趣，對銀行間拆解市場爆升關注很多，恰恰暴露我們很多問題。
內憂外患使我對進一步推動或者加速資本項目自由化步伐更有保留意見，需要討論清楚現在是否是所謂戰略機遇期，國內、國外把情況看清楚。
第二是否需要時間表，2015年基本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2020年人民幣完全可兌換，需不需要這個時間表?
第三持續的問題，我們利率這么多問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沒有很好的解決，我依然堅持傳統的理論觀點，我們必須要搞好時序，當內部一系列問題沒有解決好的時候，不要急于開口子，成了沒頭蒼蠅似的，給自己造成很多的麻煩。
另外我對資本項目自由化持悲觀態度，有些不建立理論基礎上，建立實踐觀察和實踐經驗基礎上，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我花了兩個多月在香港，走訪各種各樣的金融機構，我們接觸香港各種各樣人，然后到泰國、馬來西亞等，他們對當時沒有把資本市場管好造成極為嚴重的后果。我們辛辛苦苦搞了幾十年，你們一進一出把財富全搞走了，使經濟陷于停滯狀態。
使我對資本項目自由化有恐懼的心理，最近美國搞退出過程中，所謂“金磚五國”沒有一個不受到重挫，只有中國還好沒有徹底打開，所以情況相對好，南非、巴西、印度，俄羅斯在09年到10年他的利息率百分之十幾，資本項目完全開放要不然全都走了，俄羅斯到現在經濟增長只有1%多，通貨膨脹6%多，我參加跟他們兩個中央銀行行長、財政部長討論，他們對這個問題認識不太清楚，我給他們介紹中國情況。
如果我們過早把屏障拆了，以后哭也來不及。具體的材料我不掌握，畢竟是學者，很多情況不知道，特別是跟政府官員很難辯論。十年前我說引資太高，當時五千萬在中國比重太高，旁邊商務部副部長說不對，現在外資量根本不是五千億，才兩千五，這是你們說的數字?沒有考慮這個問題、沒有考慮那個問題，我沒話說，因為他掌握數據。作為一個歲數比較大、經歷一些東西的人，同時跟第三世界國家，遭受重大損失的那些國家人，在這個問題慎重一點，不要急于求成，我們迎頭戰勝最最嚴重的、最最需要解決的挑戰，而不是做一些比較容易的事情，這個相對容易，因為不涉及某個具體集體、具體利益，要損失大家都損失，障礙比較少的東西，咱們撿輕的路走，需要馬上做的事情沒有做，最后結果雖然處于好意，可能得不到好的結果。
資本項目自由化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后一防線，資本項目自由化意味著中國改革徹底完成，其他沒有完成之前，雖然一步步走，千萬不要說2020年人民幣完全可兌換，如果這樣做可能給自己置于非常被動的地位。
張明：2015年開放資本賬戶時機不合適
社科院國際投資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張明
期間，社科院國際投資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張明接受了搜狐財經的獨家專訪。張明認為2015年開放資本賬戶時機不合適。主要有兩個因素，其一，從國內來看，現在中國的經濟總杠桿率并不算太高，占GDP200%。但是中國企業部門杠桿率太高了占GDP比重，根據不同估算100%到150%左右。未來這幾年中國企業會有一個很痛苦的去杠桿化過程，意味著金融風險上升，銀行不良資產增加。
其二，從外因來看，如果我們估算是正確的，再經過一年到一年半調整之后，美國經濟會有一個很強的復蘇，美聯儲可能要到明年年底或者2015年初開始加息。美聯儲一旦加息，對資金的吸引力會增強，這個內外一結合起來，如果我們在2015年加快開放資本帳戶，那會有大量的國內的資金流到海外。
張明稱，“中國資本開放的時期被一再拖延，并不是資本開放本身的問題，而是國內結構性改革滯后的問題。” 中國急需進行結構性改革，第一點，國民收入在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之間再分配，過去十多年是我們政府和企業拿走太多，老百姓分享這個增長紅利太少，這一點必須要改變。第二點，包括利率和匯率在內國內的要素結構性改革，市場化改革。張明認為，國內結構性的改革如果跟上，資本帳戶開放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以下是專訪實錄：
主持人：今天接受我們采訪的是社科院國際投資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張明主任。張老師您好，我想問第一個問題，您剛才說到了資本帳戶開放不應該設定時間表，為什么這樣?如果現在推進資本帳戶開放會有什么不良后果?
張明：最近國內關于資本帳戶是不是要加速開放，有一個非常熱烈的討論，討論的一個焦點集中在央行要不要給一個時間表?傳說中這個時間表有兩個關鍵時點，一個2015年基本開放資本帳戶，2020年全面開放資本帳戶。我們覺得說這個時間表，有兩個問題。2015年這個時點非常不合適，從兩個因素來看，從國內來看現在中國的經濟總杠桿率并不算太高，占GDP200%。
但是中國企業部門杠桿率太高了占GDP比重，根據不同估算100%到150%左右。由于外需持續低迷，所以說未來這幾年中國企業會有一個很痛苦的去杠桿化過程，意味著金融風險上升，銀行不良資產增加。從外因來看，如果我們估算是正確的，再經過一年到一年半調整之后，美國經濟會有一個很強的復蘇，美聯儲可能要到明年年底或者2015年初開始加息。美聯儲一旦加息，對資金的吸引力會增強，這個內外一結合起來，如果我們在2015年加快開放資本帳戶，那會有大量的國內的資金流到海外。當前中國居民部分存款50萬億人民幣和GDP相等，假如居民把四分之一存款多元化到海外投資的話，意味著看似龐大的外匯儲備一夜之間可能消失大半，會進一步惡化預期，所以從時點選擇有問題。
第二點資本帳戶開放是很不確定的事情，央行應該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動，有彈性的來加快這一方面進程。你設計一個時點，相當于你自己取消了這個彈性，你有一個硬性的承諾。不管到時候行不行?就要被迫開放。如果到時候不想開放的話，對匯率信譽造成一個沖擊，開放的負面效果會有資金大量流出，會造成以下影響：資產價格大幅度下跌，導致人民幣匯率大幅度貶值，導致國內借了很多外幣債務企業家庭，這個債務負擔加劇，可能爆發債務危機。最后這一種龐大的資金流出會對你金融體系，居民部分和政府部門資產負債表造成很大的沖擊。
主持人：剛才聽了大家在會場里面討論資本帳戶開放認為應該開放，但是要什么時候開放，要不要設時點之類細節上的分歧，剛才里面提到一種批評聲音，96年開始談資本帳戶開放，一直穩妥推進到現在仍然沒有進展，您覺得在什么前提下可以開放，有什么標志?
張明：中國資本開放的時期被一再拖延，并不是資本開放本身的問題，而是國內結構性改革滯后的問題。所以說如果國內結構性改革能夠跟得上，沒有停滯的話，相信資本帳戶開放程度不止于此，結構性改革有很多。主要有這些結構性改革，第一個國民收入在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之間再分配，過去十多年是我們政府和企業拿走太多，老百姓分享這個增長紅利太少，這一點必須要改變。第二點，包括利率和匯率在內國內的要素結構性改革，市場化改革，這些做到位之后，資本帳戶開放是水到渠成的時候，如果上述結構性改革沒有推進情況下，人為的推動資本帳戶過度開放就會有上面我提到一系列風險。
主持人：利率自由化應該是資本項目開放的前提，如果說利率不自由前提下，利率自由化沒有實現前提下，開放資本帳戶容易出現一些不可控的危險?
張明：一個很大的問題在于如果利率沒有市場化的情況下，你開放資本帳戶的話，就會導致國外和國內形成兩個不同的人民幣的利率，這樣的話就會給跨境資金通過流動來套利留下很大的幾率，對經濟穩定，金融安全造成很大的沖擊。可以看一下今年1到4月份，出口數據高得令人難以自信，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短期資本利用香港利率兩個市場價差進行套利，這是在沒有開放資本帳戶的情況下，如果進一步開放的話，這個活動將進一步放大。今年5月份出口數據應勢而弱，說明政府只要想加強政府管制是可以做到的。
主持人：問一下關于近期錢荒事件，上個星期……飆升到30%，央行一直按兵不動，有幾種不同說法，一種說法央行懲罰部分的激進的商業銀行，另外一種說法央行當時不知道情況，還有一種說法央行當時沒搞清楚情況，您怎么看?
張明：我覺得說央行不了解情況，這個可能是有一些片面的。我覺得央行還是比較了解情況的，央行這樣做的目的主要還是想是順水推舟，本來市場上由于短期資本流出，還有銀行大概利息方面的原因，導致市場流動性短缺是存在的。要利用這個機會向市場施加更硬的約束，的確在懲罰一些過去一段時間擴張得特別激進，風險資產占整個總資產比重太高，流動性是嚴重依靠同業拆借這樣一些金融機構進行懲罰。但是可能央行的確一定程度上低估了這樣做對市場造成的如此之大的影響。比如說隔夜拆借利率平均值上升13%，最高一筆到30%，而且最近已經有跡象表明銀行間市場流動性緊張已經開始影響到真實的信貸成本，而本身目前經濟比較趨弱，央行意識到這一點之后，他已經開始調整了。包括之前的申明，開始向部分金融機構注入流動性，未來我們認為隨著市場的供求面的改善，到了7月份以后，這個流動性緊張局面會有一個很大的改善。
主持人：近期錢荒事件有一件事情國內媒體不是特別關注，國外媒體關注得比較多。錢荒事件中兩大行，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銀行有部分分行已經停止放貸了，中國銀行業看起來非常大，利潤非常高，是不是也表明他們比較脆弱呢?
張明：這只是說明了過去一段時間我們的銀行間拆借市場發展得很快，很多銀行都是把大量的資金投資到一些流動性比較差的風險資產上，而在充實點上往往通過同業拆借做這個事情，當市場預期發生變化，工農中建這樣的大行不確定性增強了，要保護自己不愿意拆借了。一般央行作為最終流動性供給者可以來穩定市場，但是央行處于上面談到的目的，恰好又停止流動性供應才會導致這個局面。未來央行作為調控者也會對這個情況進行反思，一方面繼續推動銀行業進行更加穩健的經營，同時也會避免銀行間利率出現如此巨大的波動。
余永定：秦曉冤枉我 充分開放資本項目沖擊巨大
在《人民幣可兌換和資本市場開放》議題上，眾位經濟學家展開了激烈辯論，博源基金會理事長秦曉一口氣向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發起連珠炮般的問題，社科院張明博士及時出面，解答秦曉的質疑。余永定回答秦曉質疑說：“秦曉冤枉我，我是最早提出讓人民幣浮動人之一，你把這個作為我反對資本項目化理由之一，理由說錯了。”余永定還表示，如果充分把資本項目開放，10%換成外幣，一下走出對中國沖擊將非常大。
論壇上， 秦曉向余永定提問說，您不再主張遇到戰略機遇期、不主張資本開放時間表，那一定有一些隱含的假設，第一個假設會有那樣時期，這個假設經過論證沒有?
第二，沒計算過不做負面是什么?所謂經濟學，不就是在不確定性條件下理性的選擇，你要不選擇，不說明各方面利弊怎么叫理性選擇呢?
您是不是假設我們漸進的?我很懷疑漸進，所謂漸進概念日本人叫BBC，第一個B就是范圍，第二個B就是籃子，第三個爬，中國從來沒有BBC，中國從來有管理的，中國說過一次放開范圍，這些都沒有，把這么大的事交給一些人，他們說有規則實際沒有規則，那能假定經濟是漸進，理性根據各種變量出來的，這個假定成不成立呢?
張明率先站起來回答了秦曉的質疑，張明表示，資本賬戶管制使中國人補貼美國人，我們認為恰好管制的利率補貼美國人。
張明補充說，最近資本賬戶開放討論覺得有兩個誤區：討論要不要加快資本賬戶，討論突然變到要不要進行資本賬戶開放。要不要進行資本賬戶開放沒有歧異，另外討論有具體的時間不對稱。最初聽有這個時間表，央行說沒有這個時間表，要把這個討論進一步推進正式成為文件之前，央行恐怕需要向外界公布比較明確，哪些項目未來幾年要開，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把討論進一步深入，否則就會出現大家各說各的話，都不聽對方的問題。
張明說，人民幣利率管制和資本管制是老百姓非常不利，但是利率管制是因，資本管理是基本方式，假定未來開放資本賬戶應對不好，假定中國爆發比較大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好轉還是惡化呢。
余永定肯定了張明的發言，回應了秦曉的問題說，很多問題應該問中央領導，而非他作為經濟學家的他。余永定說，不談職業范圍之外的事情。現在沒有討論應不應該開放資本項目，退一步講，現在國際經濟學文獻上，并沒有大家公認資本項目開放一定要好，相反我們看大量的文獻說，說不清楚好還是不好。“我贊成開放，我們討論怎么開放的問題。”余永定說。
余永定說，就剛才提到時間表的問題，張明補充非常重要，有許多時間表擺在這里，不光經濟上、政治上都應該有時間表，為什么非要把資本項目開放最難定時間表跑到第一位，而其他應該定時間表沒有定，避重就輕。我們走旁邊的路，迂回曲折而不迎頭解決必須解決的最嚴重挑戰的問題，只好退其次討論。
余永定說，路子確定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不知道政策是什么，中央銀行對貨幣市場什么政策，這些問題沒有清楚。多年以前參加外交會，商務部部長把我駁倒，含義就是這個，我沒有信息，希望央行把我們想法說的非常清楚，時間表到底是什么東西?到底什么時候做什么、什么時候不做什么，這樣我們討論非常具體的，我們抽象討論是不得以而為之。
余永定表示，最重要利息、利率、資本項目化三者關系，為什么不談人民幣匯率?人民幣匯率問題我們已經談了十年，始終非常緩慢走，剛才秦曉董事長反駁我的時候，就是冤枉我，我是最早提出讓人民幣浮動人之一，你把這個作為我反對資本項目化理由之一，理由說錯了。應該把時序搞清楚，否則會出大問題。有些問題作為經濟學家不應該評論，現在目前情況下，如果充分把資本項目開放，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把儲蓄當中相當一部分換成外匯，現在有50萬億人民幣存款，10%換成外幣，一下走出對中國沖擊多大?有人認為沖擊無所謂，可以逼著我們改革是另外一回事，假設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是不是還留一招?這是我們最后一道防線，如果放棄請自便，經濟學家已經完成我的使命，我已經說了請不要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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