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麒元：廣義財政論

　　這本是筆者《廣義財政論》書稿的一部分。由于筆者的數學能力太弱了，書稿中涉及數學模型和數理統計的部分遲遲無法完工。考慮到我國當前經濟問題本質上是經典的財政問題，而我國現行財政理論根本無法解釋我國極度扭曲的經濟現實。所以，筆者只好將《廣義財政論》書稿的一部分先行發表出來。希望籍此為工具，闡釋我國的經濟問題，并提出一些具體的解決意見。另外，我國憲政問題再次成為輿論焦點，國人糾結不清的憲政問題，源頭上其實就是財政問題，也想借此正本清源。

　　一、廣義財政論概述。

　　一般而言，財政是政府為實現其行政職能，憑借行政權力參與社會財富和國民收入分配與再分配的行為。財政包括財政收入行為和財政支出行為兩個部分。請注意，此處的“行政權力”僅僅是指政府擁有的執法權，并不包含立法權和司法權。換句話說，政府沒有自行更改財政制度的權力，政府也沒有裁決財政行為合法性的權力。

　　廣義財政是指，由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甚至個人憑借政治權力進行的、涉及政府行政職能的、具有財政性質的、一切分配與再分配行為。筆者提請讀者注意“非政府組織甚至個人憑借政治權力”這個概念，意味著財政的執行主體在現實中被非政府組織甚至個人僭越的情況，這是廣義財政事實存在的政治原因(這是經典的政治權力被僭越的案例)。同時，此處的政治權力已經包含了立法權、司法權和執法權等全部政治權力。筆者也提請大家注意，財政權的變動，意味著政治權力的異化，必然觸動憲政體制的根基。

　　給出廣義財政的定義，仍然難于直觀廣義財政的內涵，我們必須對廣義財政進行進一步細分。通常，筆者將廣義財政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受財政法規約束的財政行為(簡述為白色財政);第二類，超越了財政法規但仍然合法的財政行為(簡述為灰色財政);第三類，完全超越了法律約束的財政行為(簡述為黑色財政)。在規范的憲政體制下，一國財政的運行，必須是以白色財政為主體的;在不規范的憲政體制下，非正常的灰色財政才會出現;在憲政體制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反常的黑色財政就會大量出現了。當非正常和反常現象越演越烈的時候，國家就會陷入憲政危機了。三色財政的量化指標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三色財政在廣義財政總量中的比例變化，足以評定國家經濟主權和人民經濟主權的保有狀況，足以衡量政治制度的文明程度，足以見證政府的治理水平。從某種意義上講，廣義財政變動就如同國家的脈動，是診斷國家健康狀況的有效檢測手段。

　　一般而言，由政府機構直接管理的，受到稅法和預算法等財政法規約束的財政收支行為(也就是前文所說的白色財政)，僅僅是實際發生的財政行為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可以將之概括為狹義財政。當代學界所言財政，基本上都是指狹義財政。幾乎所有當代財政學都是關于狹義財政的學說。事實上，一個健康的、正常的國家，一定是以狹義財政為國家財政主體的。遺憾的是，憲政制度尚待完善的國家，往往存在行政權力無序擴張的問題，行政權力擴張必須以財政擴張為基礎，財政擴張必然會突破狹義財政的制度性約束。於是，突破狹義財政往往成為特殊利益集團必然的選擇。從某種意義上講，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調整社會分配的過程，也就是解構國家財政權的過程。

　　私有化和市場化的過程，必然是一個解構國家財政權的過程。如果，這個解構過程，可以在法律框架內完成，就會成為狹義財政的完善過程，甚至可以成為憲政的進化過程。但是，在一個已經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國家，重新進行資本主義再改造，與社會倫理、國家法理直接沖突，存在巨大的難度。所以，在一個已經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法律秩序的國家，特殊利益集團介入分配與再分配，就只能采取隱蔽的方式(這也是當初不許爭論的原因)。政府在強大的內外部勢力的推動下，往往會被迫采取非正規的方法分割、轉移、延遲、讓渡國家的財政職能。最為不可思議的是，在強調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歷史進程中，最先被市場化和私有化的往往就是國家的財政職能。

　　為了便于理解廣義財政的內涵，我們先從案例入手，認識“廣義”的確切含義。

　　所謂財政權分割，就是政府將征稅權分割給非政府組織和個人。最常見的就是政府將征稅權轉讓給金融機構和金融特權擁有者。一般而言，政府讓金融機構獲得超額利差收入(超過國際平均利差水平的部分)，本質上相當于政府授權金融機構向儲戶變相征收存款稅。比變相征收存款稅更嚴重的是，政府授權機構和個人向居民變相征收居住稅。政府制造超額負利率(長期維持兩位數以上的實質負利率)，相當于政府強制全社會為貸款人提供資本補貼(資產溢價高于資金成本的部分既為強制性補貼)，簡而言之就是資產價格上漲大幅度高于資金成本，甚至可以形成資本暴利。在使用金融杠桿之后，強制性補貼可以被無限放大，足以在短時間制造出世界級富豪。我國政府正是通過實質負利率變相給予地產商巨額補貼，這種巨額補貼實際上是比率極高的居民居住稅;而全體居民沉重的供樓或租樓支出，相當于是在繳納非政府征收的居住稅。十分遺憾，這個神秘的居住稅，大部分流入私人機構和個人腰包，形成急劇拉大的貧富分化過程，制造出震撼世界的“財富奇跡”。香港是最為經典的財政權被分割的案例，香港的財政權并沒有真實回歸，香港的財政權被巧妙讓渡給了機構和個人，香港“制造了”一批世界級富豪，其財政權分割之殘忍，不啻于讓富豪開稅務局，香港財政令世界震驚。中國是后起的財政權分割典型，其慘痛后果已經開始浮現。財政權分割，是政府分配權與再分配權非法出讓行為，就憲政基本原則而言，政府已經構成行政犯罪。

　　所謂財政權轉移，就是政府將征稅權轉移給非政府組織和個人。最為廣泛的就是各種類型的社會保障。一般而言，很少有政府會像德國政府那樣誠實，他們寧愿背負高稅賦的惡名，也要將國民基本社會保障清晰地表達于稅賦之中。很多國家的政治家會耍小聰明，他們會反復壓低政府名義稅賦，而將實際稅賦轉移給非政府組織。事實上，各類型社會保障基本上均屬于稅賦范疇。由于社保內容與來源不匹配，各類社會保障往往造成國民即時的沉重負擔。如將社保類負擔計入國民稅負比例，國民實際稅負將極大地增加，從而造成實際國民福利的銳減。中國在建立所謂社會保障體系過程中，沒有參考德國模式，而是仿效了美國模式，這是政府的一種投機行為。問題顯而易見，中國金融機構遠不如美國成熟，他們并不具備為國民保障基金保值增殖的能力，他們一旦無法戰勝未來的通貨膨脹，中國政府將面臨沉重的財政負擔，中國政府將面臨破產的悲慘結局。用一種巧妙的技術安排，將定時炸彈留給子孫，這是政府極為失德的行政行為。

　　所謂財政權延遲，就是政府通過大規模舉債延遲稅賦征繳，這是非常經典的寅吃卯糧的敗家子行為，變相推卸了本屆政府應當履行的財政責任。由于中國稅制結構存在嚴重的結構性問題，地方政府的稅收與支出無法匹配，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默許下，大規模舉債來支持龐大的投資行為，制造出了令人咋舌的債務黑洞。中國特色的債務黑洞，已經超越了財政病患的范疇，成為了危險的金融癌癥。并不有趣的是，如此卑劣的行政行為竟然被溢美為所謂的“政績”。透支未來子孫的財政資源，是近乎行政犯罪的不道德行為，在所謂“發展是硬道理”的邏輯支撐下，反而會變成某種“豐功偉績”，可以想象中國的政治倫理墮落到何等地步了!

　　所謂財政權讓渡，就是指本國政府將一部分征稅權直接交付外國政府或機構。例如，外國政府或機構間接向我國國民征收鑄幣稅。之所以存在征稅權讓渡行為，實際上是國家通過權力輸送而形成的利益交換。毋庸諱言，中國的聯系匯率制度，在讓渡鑄幣稅的同時，也確實解決了中國的資本稀缺和市場擴張問題。但是，任何讓渡經濟主權的行為都存在邊際，無限讓渡經濟主權就會使問題走向反面(成為事實上的賣國)，所謂過猶不及也。當我國無限度出讓貨幣主權之后，我國實際上已經失去了管理通貨膨脹的能力，他國利用我國的貨幣主權，向我國輸出通貨膨脹，從我國輸入通貨緊縮，跨國實現了本國經濟的再平衡。在正規財政收入相對固定的情況下，輸入通貨膨脹實際上壓縮了本國財政收入而擴大了財政支出，這就會逼迫政府進一步采取非常規財政手段實現財政再平衡，以維持基本的行政運行，正規財政體系會因此而遭到系統性破壞。

　　筆者提出廣義財政的概念，是受到唯識論的啟發。財政這個概念是變動不拘的，非常容易形成“所知障”。書本上所說財政，與現實中的財政，往往相去十萬八千里。空守一個概念軀殼，就會失去本質。通過對三色財政的認識，通過對財政權被分割、轉移、延遲、讓渡的認識，你就會了解到我國財政已經發生了本質性變化了。

　　二、廣義財政的本質。

　　廣義財政的本質是國家經濟主權和人民經濟主權保有狀況的集中體現，也是我國基本人權狀況的集中體現。透過對廣義財政的顯影、還原、梳理，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國家經濟主權和人民經濟主權的保有狀況，也可以了解我國的基本人權的現實狀況。國人對人權的理解存在盲區，公共權力也是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財政權就是非常重要的人權范疇。廣義財政的擴張意味著雙重主權被削弱，削弱國家經濟主權意味著外侮不斷，削弱人民經濟主權意味著社會動蕩。這也就是我國內外矛盾激化的深層次原因。更為讓人痛心的是，改革開放沖決了既有的財政制度，也就極大的破壞了原本的社會主義憲政體制。我們迫切地的需要在重建財政制度的同時，重建我國的憲政制度。

　　筆者之所以如此看重廣義財政論，還不僅僅是因為雙重主權問題，筆者更加關注我國國民的集體人權狀況。筆者認為，集體人權是我國國民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人權。任何負責任的經濟學家關注的焦點都應該是基本人權問題。我國政府近十年的財政實踐，讓全世界見識了國民財富被剝奪和被轉移的殘酷過程。無論是就歷史意義而言，還是就現實意義而言，財政都是憲政的起點和終點，財政都是憲政的主體和根本，建設規范而健全的財政是建設憲政的基礎，這比選票等憲政形式要緊迫得多。熟悉歷史的人們應該知道，英國的君主立憲是源于稅收談判，英國的憲法是源于預算法，英國的議會是源于預算會議，也就是說不搞財政建設就無從落實憲政建設。今天，西方憲政的核心依舊是財政，西方議會的主要工作依舊是審核預算案，我們不能脫離財政而空談憲政。我們必須建立一種意識，一切憲政建設必須從財政建設開始，并以規范財政制度建設為歸宿。拋離財政制度建設而言憲政者，是淺薄的、自私的和功利的，也是不現實和不負責任的。我們應該通過認識廣義財政的本質，更深刻地認識憲政的本質。

　　筆者遲遲不能發表《廣義財政論》的原因，除了數學方面的原因，還有政治方面的原因。道理很簡單，廣義財政論，必然涉及到憲政問題。筆者從大學開始研究各國財政理論，發現現代財政學家多數回避了財政學的上半部分，也就是多數財政學家并不討論憲政問題。這倒不是他們投機取巧，而是他們立論的基礎已經明確地存在了。簡單地說，財政學的倫理依據和法理基礎是憲法。在憲法已經確立，并且極為成熟之后，財政學僅僅是“皇家度支”的專業科目而已。然而，在我國，政治上施行的是一部社會主義憲法，經濟上卻在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憲政和財政出現了激烈的制度性沖突。我們近二十年來，是采用執法權僭越立法權和司法權的方式搞所謂的“制度創新”，這實際上是一種嚴重的行政違憲行為。此種違憲行為嚴重破壞了政治倫理，也就形成了全社會的政治語言禁忌。談財政問題，特別是談廣義財政問題，必然涉及敏感的政治問題。尤其是涉及憲政問題，就涉及了道路、主義、制度等一系列政治問題，這些敏感的政治問題已經成為了政治禁區。政治是很諷刺的，政治禁區往往就是經濟的紅燈區。

　　筆者并非僅僅想說出廣義財政的本質，筆者也想談一談廣義財政演變的歷史過程。筆者更想透過財政演變的過程，介紹憲政演變的過程。我國仍然缺少必要的政治進化過程。筆者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中國第一部預算案百年祭》。文中提到英國的大憲章運動和光榮革命，其實憲政運動根本就是財政運動或說財政革命。我國的學者食洋不化，總是搞不清楚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我國自北宋之后，再沒有形成多方均衡政治博弈的狀態，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沒有均衡的政治博弈，就無法形成制度性的經濟利益平衡，更無法將這種不穩定的利益平衡升級為穩定的財政制度安排。沒有穩定的財政制度，意味著財政總是帶有劫掠和投機的特征。劫掠型和投機型財政能夠體現公平和效率嗎?劫掠型和投機型財政制度下，抄來的憲政模型有實際意義嗎?我國不能創造均衡政治博弈的條件，就無法進行財政運動或財政革命。我們仍然沒有找到中庸和諧之路，我們還并沒有走上中國的憲政之路。

　　我國廣義財政的本質，揭示出經濟制度突破政治制度的殘酷現實。任何現實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我們不能簡單地做出一般性的是非判斷，我們必須歷史地看待現實，找出變化的原因和規律，解決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沖突。

　　三、廣義財政論運用。

　　筆者注意到，即便是憲政極為成熟的西方國家，財政制度仍然處于不斷地變化之中。這種變化，既有倫理邏輯進化的原因，也有現實世界變化的原因。

　　例如，隨著現代科學的進步，人們更加認識到自然倫理的重要性，人們將尊重自然生態環境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筆者高度關注自然倫理在西方憲法中的表達，這種表達已經深刻地影響了西方財政的變化。筆者與朋友們反復研究西方產業轉移的內在邏輯，發現并非市場驅動那麼簡單。為什么，即便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西方，即便是高度市場化的西方，仍然堅定不移地實現產業轉移。這和我國不惜犧牲生態環境發展經濟的思路截然不同，這和我國依舊嚴重扭曲的財政制度有著必然聯系。我們顯然沒有重視自然倫理的財政意義。難道，我國政府真的想要向上帝征稅嗎?

　　又例如，隨著歐洲一體化進程，歐洲在遵循歐盟憲章基礎上，各國財政制度開始發生劇烈的調整。歐洲各國財政的德國化，意味著紀律嚴明的剛性預算成為世界潮流，意味著西方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意味著區域經濟效率的提升。就短期和局部而言，歐洲國民福利似乎受到了一些影響;就長期和整體而言，歐洲潛在的、未來的國民福利將顯著上升。簡單地說，歐洲等西方國家開始回歸經濟理性，他們在處理寅吃卯糧的歷史遺留問題了。而我國卻正在迅速擴張顯性和隱性的負債，在提前消費子孫后代的國民福利。一點也不有趣，在我們強調個人自由的時候，西方人卻開始關注社會利益了。孤傲的資產階級悄悄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他們將自由資本主義演變成為了社會資本主義。曾經的無產階級悄悄地學習了自由資本主義，他們將國家資本主義演變成了官僚買辦資本主義了。

　　筆者也注意到一些中國著名經濟學家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站在廣義財政論的角度來看，脫離了分配問題的產權爭論和市場爭論有意義嗎?這種近乎銷售經理的粗俗吆喝有助于憲政進化嗎?理論爭論的細節留待將來討論吧。簡而言之，我不認為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們懂得宗教倫理、自然倫理和社會倫理，他們頂多是一群產權邏輯、市場邏輯和數學模型的奴隸，甚至可能是西方經濟問題外部化的職業推手。

　　關于廣義財政論的運用，需要注意如下問題：

　　第一、對于宗教倫理、自然倫理、社會倫理的重新論述。筆者自知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局限性，筆者寄望于莘莘學子們盡早開始中國倫理學進化的工作，我們必需要集合宗教倫理、自然倫理、社會倫理的最新認識，我們必須在多方均衡博弈的基礎上完成中國憲政的進化，我們必須盡快完成《廣義財政論》的上半部分。筆者想多說一句，中國多方博弈的格局正在形成，左翼的崛起是一個好消息，左翼提供了多方博弈的政治基礎。如果，左右翼能夠進入均衡博弈狀態(而不是粗暴攻擊狀態)，外加相對獨立的行政權力參與博弈(而不是粗暴壓制)，再加上國外勢力的間接參與(而不是顛覆和破壞)，憲政進化的社會條件就具備了。當然，筆者很清楚，均衡博弈從來就不是一種施舍，那往往是激烈斗爭爭取來的成果。

　　第二、基于倫理學進化，勇敢地開始進行憲法的修正。我們必須與時俱進，為經濟制度進化提供法律依據。其中，關于個人財產權和收入分配權必須給予法律規范。保障個人財產權和個人收入權是規范廣義財政權的前提和基礎。同時，建立規范的廣義財政權法律制度，才能充分保障個人財產權和個人收入權。上述法律的辯證統一，才能構成最基本的人權保障。在基本人權保障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兼顧公平和效率的財政制度。筆者想多說一句，人民民主專政也可以進化為人民民主憲政。我們不必介意外國人怎樣說和怎樣做，我們根據我們的腳做我們的鞋子，我們必須立基于中國的現實，建立中國特色的憲政模式。這里需要補充一點認識，憲政的階級屬性是一個均衡值，而并非一些學者所認為的極限值，所謂資產階級憲政或無產階級憲政不過是政治極端主義者無知的表現。

　　第三、全面檢討財政權被割讓、轉移、延遲、讓渡的情況，取消所有的治外法權，恢復財政制度的系統性、全面性和嚴肅性。我們必須重建國家經濟主權和人民經濟主權。財政管理是一門平衡的藝術，要在實現經濟主權最大化的同時，盡一切努力實現國民福利最大化，我們的財政制度必須最大限度保障國民的集體人權。筆者非常清楚，收回非政府財政權，相當于進行又一次的土改，會讓利益集團非常痛苦的。中國當下所謂的憲政爭論，要害在于利益集團意圖用憲政的名義合法化非政府財政權(意即合法化既得利益)，他們根本就不想建立真正的西方憲政制度。不談錢，而只談選票的家伙，除了傻子就是騙子。回收國家的財政權，既是財政建設，更是憲政建設。

　　第四、建立剛性的財政約束。必須拒絕突破宗教倫理的轉基因技術運用(包括人類食品應用);必須拒絕突破自然倫理的自然生態環境破壞;必須拒絕突破社會倫理的各種稅賦投機(如過度舉債等等)。通過剛性財政約束，確保經濟體的整體效率，獲得基于效率的比較優勢。我國是大國，大國應該正道直行，不要搞花里胡哨的財政融資，公公正正地征稅，明明白白的花錢。剛性的財政約束，是健康財政制度的標志，更是憲政文明的標志。

　　第五、建立基于健康財政制度基礎上的人民幣金融體系。健康的財政制度是國家信用的基石，有了健康的國家財政制度，才能延伸出強大的人民幣金融體系。我國財政體系的外延就形成我國的金融體系，人民幣就會成為我國國民可信賴的交換工具和財富載體;我國財政體系進一步外化，人民幣就會成為世界人民的交換工具和財富載體。并不存在所謂“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通過建立“離岸中心”，搞變相補貼的荒唐游戲必須終止了。國人應該深入了解美國聯邦儲備法案的內涵，不要妄言什麼央行獨立的蠢話，金融是財政的自然延伸，金融割裂與財政的聯系必然導致政府死亡。我國完全有能力建立獨立的財政收支平衡。據此，我國完全有能力實現自主的利率平衡(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平衡(匯率市場化)。連解放區一個邊區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今天的中國人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第六、讓稅政成為反腐敗的有效工具。當我國決定建立針對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的課稅制度后，我國的各種腐敗收入也就無處藏身了。西方國家為什么不搞專業反腐敗機構?因為，稅務局已經是最好的反腐敗機構了。換言之，健全的財政制度才是反腐敗的最佳選擇。我國稅務機關開始建立個人資產與收入檔案，建立與之關聯的納稅記錄，腐敗行為將無所遁形。稅政是財政中的核心問題，稅政清明則財政制度健全。由此，大家可以理解財政既憲政的道理了。

　　第七、嚴防死守政府的死亡底線。筆者曾經著文《政府的死亡底線》，講的是前蘇聯解體的財政原因。筆者認為，三色財政的比例關系，以及廣義財政與GDP的比例關系，涉及政府的生死存亡。筆者認為，當灰、黑色財政超過白色財政的時候，當廣義財政總量逼近GDP80%的時候，任何政府都必然走向死亡，前蘇聯就是一個例子。可惜的是，戈爾巴喬夫們不懂財政，也完全不懂憲政，搞什么改革與新思維，非但沒有解決財政異化問題，而是迅速惡化了財政危機(恐怖的500天休克療法)。我國的財政狀況頗為類似前蘇聯晚期的狀況，灰、黑色財政比重迅速攀升，廣義財政占GDP比重迅速攀升。表面上，我國名義稅賦并不高，但我國白色財政占GDP的比重幾乎是全球最低的，而我國的行政費用幾乎是全球最高的，三色財政已經嚴重失衡了。我國廣義財政占GDP的比重更加讓人憂慮了。我無法提供上述指標具體的統計結果，我只能說已經非常接近危險閥值了。筆者厭惡陰謀論，但又不得不承認，擴張灰色財政和黑色財政是顛覆政府的最佳方式。筆者注意到美國人給戈爾巴喬夫的“藥方”，恰好就是一個徹底摧毀財政體系的方案。當然，事實上，那也確實是摧毀憲政體系的一個方案。由此，我們不的不認真審視世界銀行提供給中國政府的改革方案。

　　第八、財政建設是最緊迫的憲政建設。我們必須吸取戈爾巴喬夫的深刻教訓。我們必須率先解決里子的問題，隨后才考慮面子的問題。財政問題分三個層次：收支平衡;收支合理;收支規范。戈爾巴喬夫根本沒有認真思考，劇烈通貨膨脹下如何平衡預算?極度扭曲的收支結構如何有效調整?如何規范市場化中混亂的財政制度?前蘇聯復雜的經濟問題，是民主和選票能夠解決的嗎?幼稚至極!欲行憲政，必須首先強化財政;欲強財政，必須首先強化專政。所謂功夫在詩外，必須懂得欲進先退的道理。設若戈爾巴喬夫不要聽美國人的忽悠，他能夠遏制灰、黑色財政擴張，迅速壓抑廣義財政占GDP的超高水平，重新厘定與加盟共和國的財政關系，他就不會成為亡國之君。可惜，他就是不抓財政，非要先去折騰憲政，想不死實在是太難了。今天中國的財政狀況還有回旋余地嗎?還能去折騰憲政嗎?要學會退一步想，收支平衡了，結構合理了，制度進化了，不就實現了憲政的目標了嗎?財政穩定而堅固，才可以從容不迫地好好建設憲政。

　　總之，從哲學意義上講，廣義財政論是著眼于國家主體性和人民主體性的論述。具有中國特色的財政制度建設，將是中國人主體性意識在制度建設方面的完美表達。說到底，主體性意識最終表達為一個民族的集體自信。中華民族要有這樣的自信，我們可以公平地、和平地、有效率地處理我國的社會分配問題，我們也可以公平地、和平地、有效率地處理國家間社會分配問題。中華民族要有這樣的自信，我們不僅可以建立中國人民民主憲政制度，也可以建立普世普適的世界人民民主憲政制度。一個已經宣布獨立超過一個甲子的國家，應該也必須擁有這種自信。一個自信的民族，才會有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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