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超級泡沫起源于1980年，至今依然存在。
1980年，羅納德·里根當選為美國總統，瑪格麗特·撒切爾正擔任英國首相。那時，市場原教旨主義成了世界上占據主流地位的信條。市場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只要政府停止干預措施，金融市場定能自發地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他們得出這種觀點，依據是有效市場假說和合理預期理論，而這些晦澀的理論賴以建立的前提是某些與真實世界幾乎沒有關系的假定，但這些理論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它們在美國主流大學的經濟學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并從那里向世界各地廣泛傳播。20世紀80年代，它們逐漸成為美國、英國經濟決策過程中的一個指導性原則。這些國家逐漸開始放松市場監管，并著力推動金融市場全球化。這種具有開創性的精神像病毒一樣迅速傳播開來。很多國家發現很難抗拒全球化的誘惑，因為全球化能夠使金融資本規避監管和稅收，而且很多國家也離不開金融資本。
然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根本原則明顯是錯誤的。也就是說，如果對金融市場放任自流，它未必會自發地趨于均衡狀態，金融市場與其他類型的市場一樣會滋生泡沫。歷史表明，自從金融市場誕生以來，金融危機就一直如影隨形。每一次危機都會刺激監管部門做出相應的反應。金融市場的發展就是這樣，每一步都離不開中央銀行和市場監管。
我剛開始涉足金融業的時候，銀行和貨幣正處在嚴格的監管之下。這是大蕭條時期和“二戰”時期遺留下來的問題。當全球經濟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逐漸恢復正常狀態時，金融市場才開始活躍起來。但是，金融市場并沒有通過自發調節趨于平衡，而是催生出了一系列不平衡因素，最終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
關于金融體系，存在很多錯誤的教條、誤解和誤讀。超級泡沫形成期間，很多主流的經濟理論賴以建立的假設與現實相去甚遠。我沒有遵循這些假定，而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解讀金融市場。實際上我的概念框架不是關于金融市場的，它論述的是一個基礎性的哲學問題，即思維與現實的關系。
我認為思維與現實之間存在雙向聯系。一方面，思維試圖理解現實，我稱之為思維的認知功能。另一方面，思維試圖影響現實，我稱之為思維的操控功能。當兩種功能同時發揮作用時，就形成了一種循環關系，或者說反饋環路。我把這個環路稱為“反身性”。
反身性對兩種功能都存在一定的干擾作用。如果沒有反身性，每種功能里只有一個自變量，即在認知功能中，現實是自變量，現實的變化決定了市場參與者的思維、看法;在操控功能中，市場參與者的思維是自變量，思維的變化決定了市場參與者將會采取的行動。當兩種功能同時起作用時，兩者都沒有自變量，因為思維與現實將會相互影響，這就給我們研判市場參與者的思維和市場的實際動態帶來了很多不確定性因素。這些不確定性因素導致市場參與者的思維與實際動態之間出現了偏差，市場參與者的意圖與最終結果之間也缺乏一致性。
有一點應該強調指出，反身性并非不確定性的唯一根源，其他因素也會導致市場參與者無法完全準確地理解現實動態，這就是“知識不完善”。反身性與“知識不完善”及人的“易錯性”存在密切的關系。從邏輯角度而言，易錯性的危害要大于知識不完善的危害。如果人們在采取行動之前對現實有了全面精準的認識，那么他們的想法就會完全契合現實，反身性也不會成為不確定性因素的根源，既不會給市場參與者的想法帶來不確定性，也不會給現實動態帶來不確定性。
一般情況下，人們都承認易錯性的存在，但反身性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對于每一個功能，人們都試圖追求完美，往往傾向于無視或消除導致不確定性的根源。
經濟學家試圖把自己的理論比作牛頓物理學理論，我認為這種類比是錯誤的，因為牛頓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現象，自然現象的發生完全獨立于人的想法之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經濟學家們的研究對象是經濟現象，經濟現象的演變并不獨立于人的意志之外，市場參與者都具有思維能力，而他們的思維會影響經濟現象。
當我利用金融市場檢驗我的思想是否正確的時候，我在易錯性和反身性這兩個假定的基礎之上形成了自己的金融泡沫理論。我認為，每個泡沫都由兩個要素組成：一是現實世界中盛行的一種趨勢，二是人們對這種趨勢的誤讀。泡沫從形成到破裂是一個過程，如果市場上出現了一種新趨勢，那么它有可能是由某一項技術創新催生的，也有可能純粹是金融因素導致的。起初，這種趨勢可能會悄然發生，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當市場參與者注意到這個趨勢之后，他們可能會非常感興趣，從而導致這個趨勢越來越強，而他們對這種趨勢肯定會存在誤讀。這個趨勢有可能受到干擾而出現暫時性中斷，這就對人們是否會堅持之前的誤讀構成了挑戰和考驗。如果人們看清了之前的誤讀，這個泡沫就不會惡化。但如果這次考驗驗證之前的誤讀具有合理性，那么誤讀會進一步加強。隨著泡沫逐漸膨脹，市場參與者會發現自己的思維與實際情形相去甚遠。當懷疑者的數量超過相信者的數量時，誤讀就難以為繼了。到了泡沫膨脹后期，由于惰性的存在，市場趨勢仍然會持續一段時間。即便如此，市場趨勢肯定會在某一時刻出現逆轉。由于市場上的質疑越來越多，原來的趨勢會急速逆轉，不斷朝著與之前相反的方向變化。由于這個過程往往涉及某種形式的信貸或杠桿，因此泡沫的變化態勢呈現出不一致性，即上漲速度慢，而下跌速度快，直至崩盤。在泡沫形成、破裂的過程中，各個階段的先后順序是確定的，除此之外都是不確定的。泡沫的規模和持續時間是不可預測的，泡沫可能在任何一個階段出現破裂。
在任何一個時間點上都有不計其數的反饋環路，但所有的反饋環路都可以劃分為兩類：正反饋環路與負反饋環路。正反饋環路強化了當前盛行的誤讀，負反饋環路則起到了扭轉的作用。大多數情況下，這兩種反饋環路會相互抵消。只有在少數情況下，正反饋環路的作用才會超過負反饋環路，從而產生泡沫，但一旦發生這種情況，這個泡沫就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
還有一些情況是負反饋環路占據了上風。這樣一來，市場參與者的想法就會傾向于接近客觀現實。這種情況可以稱為“趨于均衡”。
金融市場是個非常好的試驗場，既有利于檢驗趨于均衡的情形，也有利于檢驗偏離均衡的情形。但是，現實情況不會恰好只有偏離均衡或趨于均衡這兩種情況。大多數實際情況都是錯綜復雜的，正反饋環路和負反饋環路相互交織，導致市場趨勢跌宕起伏。
由于泡沫給金融市場帶來了內在的不穩定性，金融市場的發展中先后爆發多次金融危機。每次危機都會導致政府部門出臺一些措施，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機構與金融市場本身的發展息息相關。因此，引導市場發展的不僅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很大程度上還受制于政治這只“看得見的手”。
泡沫只是間歇性地發生，但市場與政治之間的互動卻從未間斷。無論市場參與者還是金融監管機構，賴以決策的依據都是不完善的知識，即他們采取行動之前對現實狀況的了解并不全面，也不準確。這就使得他們之間的互動具有反身性。因此，我們在解讀金融市場時，必須考慮到反身性的影響，而不僅僅在偏離均衡的情況下才考慮反身性。(摘自 喬治·索羅斯 《危機與變革——索羅斯的金融邏輯》前言 中信出版社 蔣宗強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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