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13年后，中國經濟的頹勢已開始顯現。今年一季度國內GDP增長7.7%，弱于預期的8%，顯示復蘇脆弱;需求面投資、消費均較四季度有所放緩;外需偏弱、政策真空期導致中國經濟大不如前。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老話題今天重又提起：“中國經濟正在重蹈日本覆轍”。
美國銀行家薩特雅吉特·達斯以此為題，在5月2日出版的美國《華爾街日報》發表專欄文章稱，“中日兩國有著一樣的發展模式，與過去的日本一樣，中國的增長模式面臨巨大挑戰;外界普遍對中國的成就越來越感到驚嘆，但如果中國無法完成必要的經濟轉型，其驚人成功最終歸于猛然失敗是完全可能的。”
達斯的觀點并不一定能得到大家的認同。但有一點卻是無法回避的，中國在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發展后，目前面臨兩種可能，要么繼續保持其發展勢頭，要么是像日本那樣進入“失去的二十年”。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鑒于中日兩國的增長模式非常相似，有關當代日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經濟未來的說法是可信的。
回過頭看，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在經歷了二十年經濟的快速發展后，日本經濟進入衰退，陷入了連續二十年的經濟停滯狀態，史稱“失去的二十年”。正是“失去的二十年”，讓日本經濟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至于中國會不會重蹈日本覆轍，則先要分析清楚日本“失去二十年”的來龍去脈。
日本學者池田信夫在《失去的二十年》一書中，深刻分析，甚至是顛覆了世界對日本經濟很多傳統的看法。這讓我們可以了解到那個時候出口是日本的主要經濟拉動引擎，經常項目盈余不斷擴大，而美國的赤字迅猛上升，世界經濟一片欣欣向榮，全球的過度儲蓄都被美國照單全收。
由于相當長時間實施“出口主導型”的外向經濟，二十世紀80年代初日本出口對GDP的貢獻率達到23%。不過，在這方面中國比日本有過之而不及。近幾年外貿出口對中國GDP的貢獻率卻達到了25.1%。日本和中國都是高儲蓄率和低消費率，即使在日本經濟的黃金時代，消費率也一直在60%以下，中國則更低，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從來沒有超過50%。
從表面上看，中國崛起有著很多日本崛起模式的印記，相似之處足以引起警戒。如果做具體分析，我們會發現，中國目前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方式很像《廣場協議》之后的日本。中國通過國有銀行系統的快速信貸擴張而非政府支出來推動經濟增長，掀起了一股投資浪潮。
然而，跟之前的日本一樣，也許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銀行業在新一輪金融危機面前不堪一擊。由于中國不是通過財政赤字而是通過銀行直接向指定項目放貸來維持高水平的增長，銀行發放的債務規模以及壞賬率將會大量增加。
一個突出的例證是，4月5日，被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惠譽下調了部分主權信用評級。惠譽將中國的長期本幣信用評級從AA-調降至A+，稱由于“影子銀行”活動升溫導致的信貸迅速膨脹引發金融風險。
惠譽負面評級展望反映了對中國債務規模和高速增長的銀行貸款，特別是房地產貸款激增的擔憂，這些信貸嚴重缺乏信息公開透明度。惠譽駐倫敦的分析師理查德·福克斯預言，由于創紀錄的信貸擴張和資產價格飆升，2013年年內中國爆發銀行業危機的幾率高達60%。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是否會降臨中國?當越來越多的問題累計到一起時，人們心里會不由自主地打上這樣一個疑問。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前車之鑒，中日經濟的不同之處，也讓中國可以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和推動微觀市場改革，從而避危于無形，避免重蹈日本泡沫經濟的覆轍。
當然，要阻止日本“失去的二十年”降臨中國，經濟發展非常重要，但制度建設更為重要。這是近代中國史的經驗教訓，但很難說中國官方已經吸取了這個教訓。
如果僅說GDP，中國在1820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但很可惜，1840年中國就被英國所打敗，從此中國經濟開始走下坡路。從1840年到現在，已過去了170多年，不過，如果中國這列喘著粗氣呼呼前行的大火車，一旦撞車或停車，要扭轉發展方向，或真正陷入“失去的二十年”，就需要比別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那時中國可能就會再次被遠遠甩在后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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