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一題——中國到底該怎么辦?
前按：周小川先生終于開口說了一句遲到十年的實話：經濟轉型必須犧牲短期增長。這句話本身絕對正確，也不是他最先提出來。今天說這句話實際上已經晚了很多年，十年前，你若講了，我會承認你是國家英雄和經濟奇才，五年前，你若講了，我還認為你是合格稱職的行長，現在，你講出來，我認為你有接受人民群眾批評的必要。
把經濟轉型不成功完全歸責于周先生顯然不妥，因為他也不是經濟決策的總舵手，即便貨幣政策他有相當大的職責成分，但也并非全權負責。縱然這樣，周行長想逃脫批評自然不易，畢竟你沒有講出你該講的話，你沒有做出你應該做的決斷。
中國人總喜歡說“危機也是機遇”，好象自己把握了世界局勢一樣。然而，也就說說而已，危機發生后，恰恰就是中國愛打腫臉充胖子，錯過了一次次極好的機遇，總寄望充當“一枝獨秀”的世界鮮花，結果不但沒被欣賞，反惹得一身悶騷(美國人反倒把危機根源歸罪于中國)。就連我這樣的俗人都看出來2008年中國該做什么，當事者為何陷入迷局?真是不小心陷入迷局?真是不得已陷入迷局?
有人會罵：你孫某人事后諸葛亮，不知天高地厚。我想說：不是這樣，比我看得準的人還多得是，當然，我寫于2008年、2009年的文章都還在網上，除了三篇批評刺激政策過激的文章被網絡管理者刪除以外，留存的文章至少還有十篇以上。最令人不解的是：犯了錯不要緊，居然到現在還沒有任何人承認錯誤，還強硬表示所有的決定全絕對正確。
那我就要問了：既然絕對正確，中國經濟為什么陷入被動?既然完全正確，周先生為什么還說須減速轉型?難道今天轉型比五年前更合理?五年前，搞了“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后來又加了七個，國家投了大量的錢，現在呢?誰能告訴我振興了哪半個行業?有關這個問題甚至差點鬧得我被開除(因文章中提到“重政績”這幾個字，被某單位認定為“GJ國家領導人”)，有關決策者請回答我的問題?明明是全世界主要經濟體都陷入經濟危機，卻要求中國獨立振興“十七大產業”，這難道還算不上世界笑話嗎?這難道還算是科學決策嗎?如果類似的決策不絕止，任何努力都實現不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
現在的問題來了——中國到底該怎么辦?
靠“世行報告”是否靠得住?“世行報告”的核心思想就是私有化(中英文版都讀過)。這個報告被很多官方人士和知識界精英所接受，并且有些人把它當著中國的治國之道。然而，我還是要下個絕對化的結論：任憑你怎么私有化，也實現不了經濟轉型，分家的過程頂多只是一個財富再分配的過程，頂多只會有曇花一現的景象，絕無可能實現產業升級，“世行報告”是靠不住的報告，是不適合中國的報告。
主流經濟學家是否靠得住?近幾十年來，中國的改革方案設計始終都離不開厲以寧、吳敬璉、林毅夫、張維迎等主流專家的參與，好象中國離開他們就轉不動。然而，他們的“理論”又是什么呢?還是兩個詞：私有化和市場經濟。本質上還是一個詞——私有化。跟“世行報告”沒有本質區別。他們同樣靠不住，如果靠得住，中國經濟結構就不會淪落至今天。
“洋中國人”是否靠得住?最近十年，中國又涌現了一批特火的“洋中國人”，基因是中國的，國籍不一定是中國的，象陳志武和胡祖六等人就是美國人，象茅于軾等人則是中國籍美國心。這些人的“理論”又是什么呢?有兩個：一個是私有化理論;另一個是多黨制。胡祖六在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甚至公開提出中國要搞“聯邦制”。這些人都是中國各級政府和各種實體的“大紅人”，可以說是紅得發紫，有些人在中國國內身兼N職，分身都乏術。大家想想：他們這兩招是靈丹妙藥嗎?第一個理論就不說了。多黨制呢?它真的可以解決中國的腐敗問題?真的可以實現經濟轉型?
我這個人不反對民主，甚至很喜歡民主，如果有廣泛真實的民主，我就不會反復被折騰。但是，我很理性，我不認為搞個多黨制，中國就萬事大吉。即便民主需要這種選擇，本人也認為不是現實選擇。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我在三年前就寫了一篇文章《政治體制改革之前必須回答的十個問題》。肯定要改，但怎么改不能由少數人說了算，要由全國人民說了算。
這幾個主流陣營都熄火了，中國又該怎么辦呢?中國經濟就真的轉不了型嗎?我看也未必，只要意識轉過來了，就有希望，只要路線走對了，任何困難都能過去，在我的腦子里，絕沒有時間越不過的障礙。
今天我也不談微觀看法，談了也是廢話，國家層面上未提出新思維，不管是主流還是非主流，現在講微觀看法都是大笨蛋。但是，不講微觀看法，可以提幾個宏觀看法：
其一、中國必須放開禁區，必須給各類思想者公平的表達平臺，封殺只會惡化中國未來的前景。現在的主流媒體只允許姓資的說話，不允許姓社的說話;只允許姓右的說話，不允許姓左的說話;只允許姓官的說話，不允許姓民的說話;只允許姓洋的說話，不允許姓中的說話;只允許姓熱的說話，不允許姓冷的說話;只允許姓快的說話，不允許姓慢的說話;只允許姓黃的說話，不允許姓紅的說話。這樣的極端政策怎么可能營造出一個和諧的社會環境?怎么可能調動各方面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其二、中國必須給非主流人士相對平等的表達平臺。主流精英多以親西方和親資本為主，他們有足夠的資金保證進入各類演說平臺，也能得到絕大部分官方平臺，其他人士往往因為持不同觀點被拒之門外。更有甚者，不少中間人士和偏左人士遭遇到極其不公的無情打擊，嚴重的權力失衡導致國民思想的極端化分裂，這樣的情形必須盡快結束，否則將會釀成大禍。
其三、改革的頂層設計必須與群眾路線完美結合。如果只有頂層設計沒有群眾路線，改革方案很有可能就是海市蜃樓，如果只有群眾路線沒有頂層設計，改革方案可能就是工匠守則。只有把頂層設計與群眾路線有效結合，才能規劃出一套贏取最大多數人支持的改革方案。我個人認為：目前的改革方案，頂層設計的權重過高，群眾意志體現過少，因而問題較多。更為可怕的是：吳敬璉先生居然要求只搞“頂層設計”和“頂頂層設計”，這是完全錯誤的觀點。制度、體制、法律、政策等所有的維新都必須走“兩結合”的路子，缺一不可，低估人民智慧的所有想法都是幼稚可怕的。
“周錢管家”已經把這個本該是老問題的“新問題”提出來了，是件好事，遲面對不如早面對，早面對不如立即面對。中國失去了最佳機遇，但沒有失去最后機遇，往前走，有希望。
宏觀上做好以上幾點，不管多大的改革，不管多大的運動，我相信中國人都能有足夠的智慧取得成功，如果有失敗，那也是民主選擇的失敗，也是全民共擔的失敗。如果任由無休止的“濫改革”一直困擾人民群眾，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撐得住情緒洪流的壓力。
中國到底怎么辦?歡迎大家開啟自己的智慧大門，國家在等待所有人的方案!
附言：在我的思考中，中國手上仍然握有相當多的好牌，中國不靠哪個國家，不靠賣地、賣國企、賣政府資產，中國有相當多的經濟增長點，只是當局者迷。在宏觀問題上，我這個俗人敢于挑戰吳敬璉、厲以寧、張維迎、陳志武、茅于軾等諸位先生，敢于跟他們公開對決，如果有人怕我借名人炒作，也可以在絕密狀態下進行。微觀操作由各專業人員去做。希望中國所有的非主流人士都拿出挑戰主流的信心，世界上沒有天定的主流，也沒有自然的非主流，挑戰的結果就是新秩序，最底層的人還有什么可怕的，下面就已經是墳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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