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如果資本市場失去融資功能,只剩下投機功能;如果貨幣發行失去主權,只剩下形式上的“人民幣”,這將是災難性的!余云輝博士不僅是一位經濟學專家,更是一位深諳資本市場運作的金融界人士,此君拳拳之心,力透紙背——金融乃經濟血脈,執政者慎焉!作者系中國中材國際獨立董事、廈門大學金融系客座教授、經濟學博士。
拯救中國實體經濟!拯救中國資本市場!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也造成了中國資本市場的動蕩和下跌。五年時間過去了,美國股市已經恢復并創新高,而中國股市依然在低位跌跌不休。危機爆發以來,美國股市并沒有喪失支持新興產業發展的融資功能,Facebook等公司仍然可以募集到巨額資金,沒有等待股市復蘇和等待上市的企業;而目前中國等待審核和等待發行的企業已經超過800家,資本市場投融資功能基本喪失,所謂資本市場要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口號已成為一句空話。比較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和美國之間資本市場的的表現,往往給人以下錯覺:仿佛本次世界性金融危機的中心不是美國,而是中國。這就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深思。中國資本市場已經到了需要連夜看急診的時候。
造成中國資本市場持續低迷并導致投融資功能喪失的各種原因可以羅列一筐,但是根本原因在于資本市場已經被以對沖基金和投機資本為首的利益集團綁架,做空中國和做空中國股市的資本力量主導著資本市場的政策和輿論;與此同時,面對實體經濟危機和資本市場危機,中國央行并沒有像美聯儲一樣積極行動起來,而是袖手旁觀,或者落井下石,客觀上配合了資本市場上做空中國的力量。
那些推動著監管部門不斷制造資本市場做空工具的資本力量是中國股市危機的真正受益者;同時,監管部門可以借助推出股指期貨和融券業務等金融做空工具的名義,名正言順地增設監管機構和交易機構,官員們可以得到更多的政績和升遷機會。在所謂“完善中國資本市場體系”的大旗下,資本市場的做空力量和監管機構的各級官員可以實現各自的利益追求。因此,做空資本的策劃可以得到監管權力的積極響應,做空平臺、做空政策、做空產品和工具按照對沖基金做空股市、做空中國的需要有步驟有策略地推出。股指期貨是不顧中國資本市場的易操縱性而強行推出的做空平臺,之后,為了達到做空指數的目的,國際資本勢力開始鼓吹發展國際版,嵌有“金融洋躍進基因”的地方政府部門和監管機構開始積極配合。推出國際版的輿論為做空中國的國際資本和國內資本創造了可觀的盈利。盡管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迫使各國政府開始討論并限制金融市場的做空手段,但是中國卻仍然逆著潮流,企圖在實體經濟已經得不到股票融資支持的情況下推出轉融券業務,繼續打壓國內的資產價格,在實體經濟陷入深度危機的過程中讓做空資本享受最后的盛宴。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人民幣匯率沒有穩定,仍然在持續升值并將外向型經濟繼續推向深度危機;同時,資產價格更沒有穩定,股票指數不斷走低,曾經一度出現金融類上市公司A股股價普遍低于H股的現象。這表明近年來中國央行貨幣政策是失敗的,沒有承當起穩定資產價格和人民幣匯率的職責。
美國推出“量化寬松政策”之后,日本和歐洲立刻拿起貨幣政策的盾牌推出相應的量化寬松政策,開始保衛本國和本地區的國民財富。
反觀中國經濟金融當局則是采取了一系列完全相反的政策:一方面配合美元泛濫,無節制地吸引外資,壯大海外資本在中國攻城略地的力量,把珍貴的資源和股權轉變為垃圾美元;另一方面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發行央票、維持高利率、壓低股票指數、停止IPO等手段收緊銀根、使得本土實體企業既難以獲得流動資金,也難以獲得資本金。即使在作為中國經濟發動機的長三角地區和珠三角地區,實體經濟也是一片凋零。人們難以想象,在中國央行發行的25萬億基礎貨幣中,其中20萬億屬于外匯占款,只有區區5萬億是為那些以人民幣為媒介的經濟活動而發行的基礎貨幣。2012年度,美元等外匯占款決定著中國94%的基礎貨幣的發行。
在此,我們不禁要問:中國基礎貨幣的發行是由國內經濟活動來主導,還是由泛濫全球的垃圾美元來主導?中國人民銀行是中國的央行,還是美聯儲的辦事處?中國人民銀行是在為中國經濟發展服務,還是在為美元掠奪中國全民財富服務?中國究竟是自主的經濟體還是美國的金融殖民地?
美元主導著中國基礎貨幣的供給意味著中國貨幣主權已經喪失,這也意味著中國經濟主權的喪失。
看清中國央行近十年來的政策效果,我們就可以解釋:為什么一方面在華外資企業資金供應量充裕,而另一方面本土企業大面積因資金短缺和資金鏈斷裂而破產倒閉?為什么一方面M2/GDP之比超過美國、理論界專家們驚呼貨幣已經泛濫和通脹即將來臨,而另一方面實體領域卻顯示出資金極度緊張、民間利率不斷攀升,年利率高達20--50%?為什么表面上社會資金寬裕,而實際上利率高企、股市低迷、企業破產不斷?為什么引爆金融危機的美國,企業可以正常通過資本市場融資和發展,全民可以享受股票指數持續上升所帶來的財富效應,而遠離世界金融危機中心的中國卻陷于危機之中,企業無法通過資本市場融資,市場資金供應量不足,股票指數持續低迷,資本市場成為消滅財富、消滅內需的絞肉機?
可見,中國經濟危機的根源不是簡單的總量平衡問題,而是結構失衡問題;也不僅僅是簡單的結構失衡問題,而是貨幣發行主導權淪喪、貨幣定價主導權(即匯率定價主導權)淪喪、進而產業發展主導權淪喪的問題,是作為國家主權重要內容的金融主權與經濟主權淪喪的問題。當前,中國實體經濟已經陷入危機之中。這種危機正在以不同的具體方式向商業銀行體系、政府財政體系、社會就業體系以及資本市場領域蔓延,危及著社會穩定和我黨的執政基礎。
多年來,西方政治勢力控制下的國際組織和國際主流媒體已經給予中國某些位高權重的經濟金融領域領導者不少光環和榮譽,國內主流媒體也盲目地與之內外呼應。也許更大的西方獎項還在后面:如果現行的旨在促使中國經濟社會崩潰的貨幣金融政策仍然繼續推行直到中國像前蘇聯一樣土崩瓦解,那么,中國金融界某些機構或個人一定會像當年的戈爾巴喬夫一樣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我們希望中國央行的政策制定者得的是“五一勞動獎章”,而不是諾貝爾和平獎,也不是華爾街的掌聲和西方主流媒體的贊美。
物極必反。中國的貨幣政策和資本市場的運動方向已經到了必須變軌轉向的時刻,必須從以往為美元持有者服務、為美聯儲服務、為做空中國的對沖基金和投機資本服務、為市場體系自身片面的擴張服務、為政績和官員職位升遷服務、為所謂國際化的虛名幻覺服務,轉變到為本土企業服務、為產業升級服務、為實體經濟服務、為大眾投資者服務、為人民服務的正確軌道上來。尤其是中國央行必須改變那些來自西方經濟學的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的思路,積極行動起來,以中國特色的“定向寬松政策”,堅決反擊美國及其盟國的“量化寬松政策”,避免中國經濟和資本市場陷入更深的危機之中。具體措施是:
第一、鑒于中國上市公司群體特殊的股本結構以及由此產生的指數易操縱性,必須提高股指期貨交易保證金比例,限制股指期貨的杠桿力量;必須全面取消QFII的股指期貨額度;必須無限期推遲國債期貨推出的時間表;同時,必須停止一切資本項目開放的步伐。
在美國及其軍事盟國大舉戰略東移的背景下,中國的金融監管當局不應該為國際敵對勢力的對華經濟金融攻擊提供那么多、那么有效、那么具有放大效應和殺傷力的炮位。在金融監管的數學模型里,金融制度設計者一定要加上軍事和戰爭的變量。
第二、明確指出,在人民幣沒有成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和資產交易貨幣之前,不討論設立A股國際版,以此消除股市的懸劍,避免市場做空力量借題發揮以牟暴利。
第三、在實體經濟普遍存在資本金不足、產業轉型升級需要大量資本支持、數百家企業排隊等候上市的情況下,不再推出任何包括轉融券在內的做空手段和工具。證券公司現有的融券業務應該取消。只要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只要中國還是一個欠發達的趕超型國家,只要中國民族企業的競爭力還不能與美日德公司在各行各業里平起平坐,那么,中國資本市場就沒有理由推出任何做空制度、做空平臺和做空工具,沒有任何理由為對沖基金和投機資本服務。資本市場的監管機構和設計機構必須明確“現階段中國資本市場應該為誰服務”這一根本問題。
第四、中國央行必須承當起穩定資產價格和穩定匯率的職責,這也是各國央行的核心職責。因此,中國央行也必須抓緊行動起來,推出“定向寬松政策”:通過合適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工具,向農業、流通業、生態環保業、新型制造業、高科技創新型企業和國防科工企業實行“定向寬松貨幣政策”。既然美聯儲可以直接購買債券、壓低利率、支持金融投機資本;那么,中國央行也可以直接購買股票、參與定向增發、推高股票指數、支持產業資本和產業轉型。參與全球貨幣與財富博弈,只要目標明確,即可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第五、在中國央行推出“定向寬松貨幣政策”的前提下,證監會應該給予積極的監管配合和制度創新,應該對農業、流通業、生態環保、新型制造業、高科技創新型企業和國防科工企業的發行上市、再融資、重組并購實行市場化的備案制,把這類企業的“資本自主權”歸還給市場和企業。
實行市場化的備案制,降低股票融資和上市的門檻,提高資本市場的融資上市和并購重組的效率,并與央行的“定向寬松政策”相配合,才能提高中國資本市場的競爭力,才能推動中國經濟的產業升級。
第六、在推出定向寬松貨幣政策的同時,向基金和個人投資者開征資本利得稅。資本利得稅是分配領域的重要稅種,是調節社會財富、防止兩極分化的重要手段。中國應該逐步降低生產領域的稅賦比重,同時提高分配領域的稅賦比重。開征資本利得稅符合中國稅賦結構的變化趨勢。在海外熱錢不斷進入資本市場的情況下,開征資本利得稅有利于均衡稅賦、避免財富流失。股市的低點或發動行情的起點也是推出資本利得稅的最佳時點。
中國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需要人民銀行與證監會的配合,需要貨幣政策與資本市場的配合,其中,央行政策更具有主導性作用,也承擔著主要的責任。在現階段央行推出“定向寬松政策”可以一箭三雕,既可以增加定向貨幣投放、促進產業升級和轉型、增加企業資本金和信貸能力,推動資本市場的市場化改革;又可以有效抑制人民幣過渡升值的趨勢,避免出口企業進一步陷入困境,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同時,由“定向寬松政策”所增發的貨幣擁有對應的股權資產價值,不會稀釋全社會貨幣購買力,不僅不會產生通脹壓力,相反,還會通過增加社會生產能力和產品供給而抑制通脹。總之,“決定貨幣效應的因素并非貨幣的數量,而是投放的結構”。
這是一個全球政治、經濟和軍事大博弈的時代,中國已經身處其中。盡管對華戰爭尚未到來,但經濟金融掠奪早已開始,而留給中國反省和行動的時間并不多。
2012年11月19日初稿,2013年4月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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