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土地國有制

共產主義及其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馬克思主義公有制的典型形式是社會所有制，在存在國家的情況下，社會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就是國有制。國有制當然包括全部土地，但土地國有制受到廣泛忽視。如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大多只是重視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和分配, 只有少數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實行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制。[1]萬利、梅雪芹指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生態社會主義認為,土地國有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循環經濟是恢復新陳代謝的根本途徑”。[2]我國農村土地和部分自然資源還屬于非國有，而更多的主張是農村土地私有化，擴大農民產權的準私有化或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王慎剛提出，應積極研究城鄉土地的統一國有化，其理由是，土地具有土地潛力的無限性、利用結果的“外部性”，土地資產天然形成的特點以及土地公有制有利于提高土地的配置效率和有序城市化。 [3]本文擬全面論述土地國有制的依據及其產權構建。

一、土地國有的歷史追求

由于土地對于人類生存和社會穩定的極端重要性，在人類歷史上土地從未像其它物質資料那樣被充分地私有化。國家總是不同程度地擴大土地的國有性，進步思想家也往往主張土地應當具有不同形式的公有性和國有性。

1.中國歷史上對土地私有性的限制和對土地共同占有與國家所有的追求

中國歷朝歷代幾乎都有抑制土地兼并、乃至宣布土地國有、平分土地并禁止土地轉讓的制度，這使土地的私有性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并在一定程度上由國家掌握土地的所有權及最終支配權。朱義明指出，學者們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國歷史上歷來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土地私有，皇帝是所有土地的最終所有者。[4]夏商西周實行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演變而來的井田制，土地限制轉讓，在一定范圍內對農民定期平均分配（貴族占有的部分由別人代耕）。對井田制是否為當時的基本土地制度雖有爭論，但“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所有權國有的制度則是無疑的。戰國時代各國均按人授田，秦商鞅推行授田制，史學界一般認為就是土地國有制，而且史學界多認為，漢初繼續實行國有形式的授田制，也有人認為漢初土地制度是私有基礎上的限田制。至王莽時，明確宣布將全國土地收歸國有，按井田制重新分配，禁止買賣，規定一家占有限額，有余田者分與九族鄉黨，違反者處死刑。三國期間大量屯田的土地均屬國家所有。晉代實行占地制度，根據人們的性別年齡，分給一定數額的土地，且限制王公官吏的占有額。魏孝文帝開始推行均田制，斷續推行達三百年之久，明顯推動了北方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隋唐尤其是唐推行租庸調制，即以均田制為基礎的賦役制度，被認為有利于富國富民，但唐后期均田制逐漸瓦解。宋代仁宗頒布了限田政策，雖未完全奏效，但也不是全無作用。金朝女真族田地為國家所有，土地制度稱為“牛具稅地”，占地多少以耒牛、人口為依據，金熙宗時期開始實行“計口授田”，不過未能避免后來富有的貴族多占田地，貧困戶將田地出賣而陷入貧困的問題。元、明都存在很多官田，直至明中葉后逐漸被私有化。明朝末年,政府也奉行抑制兼并政策，不過沒有效果，廣大農民流離失所,富者有良田千畝,貧者無立錐之地,經濟崩潰,成為中國陷入了戰亂的主要原因。清朝入關后，通過圈占方式擁有大量國有土地，分給旗人，雍正年間還實行了八旗井田制。清政府曾多次重申不許買賣旗田，多次嚴厲查處有關案件，但屢禁不止，直至1852年正式準許旗地可以買賣，即可以私有化。總體上，歷代王朝對土地私有權的限制在不同程度上改變了土地集中的狀況，為秦、漢、唐、明、清等一個個的“盛世”奠定了經濟體制基礎。相反, 大凡在土地兼并嚴重時期, 農民不堪貧困, 甚至引發反抗和起義, 給社會大眾和統治者帶來滅頂之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得到農民擁護,支持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全國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運動,真正解決了土地問題，推動農村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為國家工業化的提供了物質基礎。

在思想意識方面，《周禮》所述的平分耕地（同時開放山林河湖，田地和居邑不得出賣）的觀點與孟軻的井田觀點，成為此后直到明清許多思想家研究土地問題時所經常援引的思想。在農民斗爭方面，從黃巢的“天補均平”（唐朝后期改變了國家授田制度，使農民無法獲得土地）、王小波、李順和鐘相、楊么的“均貧富”到李自成的“均田免糧”再到太平天國的“有田同耕”，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也日益指向土地問題。孫中山主張，“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鐵、水利礦油等，及社會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點等，與夫一切壟斷性質之事業，悉當歸國家經營。”[5]在土地公有的意義上，孫中山認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或包括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2.國外對土地制度私有性的限制及對土地國有公有的追求

關于國外古代，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古代東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而實行土地國有制和公社的土地占有制。也有人認為，馬克思觀點是，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土地所有制的公有制或者公有制向私有制過渡過程中的社會模式。在西方，古希臘和古羅馬最早也實行土地公有制，土地分為氏族集體土地、公地與私人土地三種類型。在中世紀歐洲，帝王對土地擁有所有權，而層層的封臣只有使用權，理論上死后須歸還，雖封君很少能夠真正收回土地，但封臣需要盡義務。

現代各國都很重視對土地等自然土地的國家控制。美國的土地39%為公有。[6] 英國自1066年以來，法律規定全部土地都歸英王或國家所有，完全擁有土地權益的人可以是該土地的永久占有者。香港土地全為國有，“土地財政”曾提供80%的稅收，促進了香港的繁榮。以蘇聯為首的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則實行土地完全國有化數十年。目前俄羅斯的土地所有制包括：聯邦所有制、聯邦主體所有制、市政所有制、公民所有制和法人所有制（包括集體所有制和集體股份所有制）。截至2004年，前三種所有制形式（總稱為“公有”，實際是國有）占全國土地的92.4％，公民所有制和法人所有制（總稱為“私有”，實際包括中國所說的集體公有）占全國土地的7.6％。[7]對私有土地當今各國也都是實行政府控制或者限制私人產權。世界上有130多個國家和地區征收房產稅，還有交易稅、所得稅和遺產稅，加拿大房產稅占地方財政54%，美國占29%，這等于是土地所有者成為租戶向國家交納土地租金。如果不交，或交不起，土地會被政府部分或全部沒收，而購買土地交的一大筆錢，等于是押金。德國的土地有一部分屬國家、州、市鎮所有，絕大部分屬于私有，但自1918年以來，德國就對農地自由交易實行控制。房屋出租稅收為20%-49%，買賣房地產要繳納15%的差價盈利稅，房產稅名義稅率3.5%。實行土地私有的日本也有一部分國有和公有的土地，對土地嚴格實行用途轉移管制，奉行“耕者有其田”，直到2000年個人買賣土地才有了彈性。世界上很多國家實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美國等國還經常規定開發者應對社區做出一定數量的土地貢獻, 用于建設學校、娛樂休閑場所等公益設施, 或者交納一定的款項替代土地貢獻?？?/span>體上，西方國家一方面存在大量國有土地，另一方面對私有土地產權加以限制，土地的私有權沒有完整實現，具有國有成分。

20世紀初以來,幾乎所有拉美國家都頒布了土改法或其他調整土地關系的法令，但統治階級本身就是大地主階級，改革遇到政界的阻力而難有進展。不過一大批非洲和亞洲國家都進行了以耕者有其田為方向的土地制度改革，并取得很多進展，推動了經濟發展。

在思想意識方面，從16世紀初托馬斯·摩爾的《烏托邦》開始，西方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思潮流行了幾個世紀之久。西方的資產階級理論家也在18世紀末提出了土地國有的問題，到19世紀初，土地國有論廣泛傳播。1848年約翰·穆勒的《經濟學原理》，尖銳批評坐享地租不勞而獲的地主階級，要求土地增值以租稅的形式交國家。1879年亨利·喬治在《進步與貧困》一書中，認為地價上漲是造成貧富不均的重要社會原因，提出所有的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權利，認為國家單單征收土地稅就可以裝滿國庫，預防周期性經濟危機，并增加工人和農民收入，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他的這種思想主張在19世紀末期的西方世界風行一時。馬克思主義則最科學地論述了包括土地在內的土地公有的理論根據。

二、土地國有的理論根據

（一）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土地國有化的論證

馬克思恩格斯把共產黨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就是消滅包括土地（自然土地）在內的私有制?！豆伯a黨宣言》關于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后的第一項綱領性措施就是“剝奪地產，把地租用于國家支出”?！顿Y本論》在論述生產資料公有制必然性的結論時，特意強調生產資料包括“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一切離開公有制和國有制談經濟問題的做法都談不上是馬克思主義，不堅持公有制、主要是國有制，馬克思主義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馬克思專門撰寫過《論土地國有化》一文論證土地國有的優越性，其結尾概括了土地國有化的兩大基本理由，即土地為全民或國家所占有，一方面將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實現社會平等和人民民主，另一方面，把社會構建為自主聯合勞動的共同體，將為合理地、有計劃地組織全國生產奠定基礎，從而有利于生產力的順利發展和生態平衡。馬克思寫到：“土地國有化將徹底改變勞動和資本的關系……只有到那時，階級差別和各種特權才會隨著它們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一同消失?？克说膭趧佣顚⒊蔀橥?。與社會相對立的政府或國家將不復存在！農業、礦業、工業，總之，一切生產部門將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漸組織起來。生產資料的全國性的集中將成為由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的各聯合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的基礎，這些生產者將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計劃進行社會勞動。這就是19世紀的偉大經濟運動所追求的人道目標。”[8]馬克思在該文還論述道，通過國有化合理地、按共同的計劃組織全國農業生產主要基于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是農業的組織化生產和大機器生產、現代科技的發展，適合于國有化：“社會的經濟發展，人口的增長和集中，迫使資本主義農場主在農業中采用集體的和有組織的勞動以及利用機器和其他發明的種種情況，正在使土地國有化越來越成為一種社會必然性”。“一切現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學處理等等，應當在農業中廣泛采用。但是，我們所具有的科學知識，我們所擁有的耕作技術手段，如機器等，如果不實行大規模的耕作，就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9]而當時為人推崇的法國小土地所有制，卻資金短缺，土地難以改良，經常受到高利貸、賦稅、司法等的剝奪。二是可以組織全國規?；y籌的生產，而全國性的規模化統籌生產有利于生產的發展：“大規模的耕作……既然證明比小塊的和分散的土地耕作遠為優越，那么，要是采用全國規模的耕作，難道不會更有力地推動生產嗎？”[10]三是可以防止自然土地低效消耗和濫用，保護土壤肥力，根據公共利益調節生產可以保證農業生產順利增長：“要是讓一小撮人隨心所欲地按照他們的私人利益來調節生產，或者無知地消耗地力，就無法滿足生產增長的各種需要。” “一旦土地的耕種由國家控制，為國家謀利益，農產品就自然不可能因個別人的濫用地力而減少。”[11]

馬克思還非常重視土地社會所有的公正性，他引述了赫伯特·斯賓塞的話抨擊土地私有制:“公平不允許占有土地，否則其他人就只有靠別人容忍才能活在世上。”[12]

馬克思恩格斯還多次從生態的角度論證土地（自然資源）公有制的優越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從一個較高級的社會經濟形態的角度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私有權一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們必須像好家長那樣,把土地改良后傳給后代。”[13]馬克思多次批判資本主義農業“濫用和破壞土地的自然力”，[14]制造“無林化”，[15]“對森林的破壞”，[16] “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17]這些論述也是對土地公有的生態反證。最后需指出，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公有是全社會所有，在一定條件下是國家所有，不包括集體所有和合作社所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雖然支持合作社，但認為合作社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形式。

（二）土地社會所有或國有的生態優越性

一般而言，公有制有利于均衡、順利地發展生產力，能夠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同時還應注意到，站在土地的角度，公有制經濟有利于生態平衡和生態文明發展。所以，土地應是人類共有的生產力，應是人類共同占有的社會財富。

國有制是最有利于生態平衡，最有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經濟制度，其根本原因是國有（全社會所有）制經濟要求以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為目的，必將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破壞生態的根源。名副其實的國有制經濟必須有兩條基本特征，一是在管理方面，社會有制的內涵決定了國有制經濟是人民決策的經濟，如果企業需要核算利潤，要是由人民大眾來決策，也不會讓企業利潤的目標壓過包括生態福利在內的社會總福利的目標。二是國有經濟必須實行按勞分配，國有企業員工工資的參照物是社會平均工資水平或市場工資行情，不應是企業經濟效益。如在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中，薪酬不因企業利潤率高低而有明顯的不同，國企領導者更是如此。退一步講，在國有制企業，企業組成人員尤其是企業領導的報酬，即使與經濟效益有所掛鉤，那也不如利潤百分之百歸企業主的私人企業利潤沖動更大，何況還不應當與之掛鉤——按勞分配和事業心完全能夠調動積極性。如果個人收入基本不依利潤率高低為轉移，企業就不會為了追求利潤而盲目擴張從而侵蝕社會生態福利。當然，不同范圍的公有制企業其行為目標也會有所不用，集體公有的所有制實際是部分人的私有制，只有公有的范圍直達全社會的公有制經濟，其行為特征才會完全符合公有制的本性。

不以利潤為目標而以全體社會成員的生活需要為目標的社會生產，必然把今日的需要與明日的需要聯系起來予以計劃平衡，合理規劃土地的使用量和使用程度，作為決策者的全體人民沒有必要為了今天的GDP而堵塞明天順利發展的道路；必然不會以剩余價值擠壓社會需求、并在盲目擴大農業生產與盲目減少投資之間循環，從而導致經濟危機而浪費財富，也不需要刺激居民的加工農產品的異化消費即不必要的、奢侈的、畸形炫耀的、或超越生態許可的消費，并以異化消費刺激異化生產，科技的發展也不會成為刺激超常消費、掠奪土地的手段；必然會根據合理的計劃在土地生態福利和經濟福利之間尋找最佳的平衡，不會為了較小的經濟利益而付出較大的生態福利。

包括土地在內的合格的財產國有制還必然消滅生態剝削和生態福利的嚴重分配不均。土地國有不僅可以防止少數人利用占有的較多的土地剝削他人，也當然可以避免部分人利用人類公有土地如土地的增值從其他社會成員手中轉移財富；勞動者也可以與土地等生產資料比較均衡地結合；全國統一規劃的經濟不會允許以部分地域和農村的高污染換取城市的高經濟生態利益，為生態福利均衡創造條件。

由上觀之，國內外一些著述提出的土地公有的依據——土地對人類生存的重要性、使用的外部性（某人活動對別人有不利影響）、天然生成性——并不構成公有的必然性。重要都是相對的，糧食、勞動力無比重要，但并不一定非得公有，不如土地重要的生產資料，也不一定不應當實行公有制。如私營企業大都具有負的外部性，但發明了外部性概念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還是認為企業應當私營；外部性到處存在而不限于土地。雖然大部分土地是天然生成的，但人類的生態生產生成的土地財富也越來越多，所以，土地的天然性不能構成財富公有性的根據。

三、土地國有的現實問題討論

（一）城市拆遷和農地征用中的國有土地權益問題

當前，圍繞土地的主要矛盾沖突是城市拆遷和城市化農地征用。多年來，我國社會輿論一邊倒，認為被拆遷戶和被征地農戶的權利得不到保障。不可否認，一些居民和農民在強勢開發商面前，在受了開發商好處或急于搞政績工程和面子工程的地方官面前，權益受到過侵害，但更多的問題，可能是人們對土地的所有權理解有偏差。那些片面為住戶和農民鳴不平的人，實際上是認為住房是私人的，房主想賣多少錢就應當給多少錢，否則就別買；農村土地是農民的，政府要買就應當按市場價購買。這里的問題是，住房價格主要構成部分是土地的價格，而土地是國家的，怎么能土地使用權壟斷者想賣多少錢國家就得給多少錢？土地私有化，城市建設效率極低。日美等一些國家私人在城市占有一小塊地方，拒不按合理市場價格出讓，致使土地資源得不到合理的利用，阻礙了經濟建設和城市發展。我國城市開發速度驚人——雖然存在大量非科學決策——客觀基礎就是土地未歸私人所有。這凸顯了土地資源國有化的優越性。有人指責土地財政使地方政府成為房價高企的共謀者，這種說法缺乏基本常識。價格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房子需求取決于貨幣收入、貸款利率、貸款寬松程度，購買限制、是否征收房產稅、土地增值稅、遺產稅，是否允許存在閑置房等等，供給主要由土地供應量決定，也受原材料價格一定影響。地方政府的影響大小取決于給它多少金融財政政策制定權。

對于集體所有的土地，由于國家保留了征地權，這等于在事實上和法律上確立了國家對集體土地的最終所有權，而且土地增值是社會經濟發展和國家社會投資帶來的，其收益理應在被征收農民（集體）和政府之間分享，或在保證個人居住和社保權益的基礎上交給國家。有人指責政府獲得征地差價收入缺乏正當性，只能說這種觀點的資本主義意識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更加資本主義化。在大批城市郊區，很多農民一家蓋了幾棟房子，房屋一拆遷就是幾百萬，如果不拆遷，房子增值也大賺其錢，另有耕地補償百八十萬。有的地方農民除了得到百萬土地補償金之外，還戶均分配住房最低2套—4套住房。這些增值的錢就是好幾對夫妻一輩子也積攢不起來。其增值的錢，就是社會土地資源的利益為少數人所占有，而其價值是由其它領域勞動者創造而轉移過來的。

正確的城市拆遷補償政策應當是：每個居民在拆遷時只能確保其一戶住宅和一定面積以下的住宅，在原地附近安置一戶同樣的住宅就是最佳方案；除個體戶商業用房適當照顧外，超過一定面積以上住房的增值部分應主要歸國家；新房應根據原舊房剩余土地使用權年限適當減少其土地使用權年限。按市場價補償會使少數舊房、平房住戶得不到有效安置，所以，只有在難以進行同類住房安置的情況下，才應實行貨幣化補償。這些做法居民也不會吃虧，因為舊房換新房已經是很大的優惠。

正確的農地征用政策應當是：對失地農民除給予住房、納入城鎮社保體系外，耕地只能按未來農業收益的折現值給予相應的補償而不能按城市化后的土地價格予以補償；如果商業性用地由農戶和企業談判售地，則國家必須收繳高比例的增值稅和所得稅；如失業，可按原土地收入占社會平均收入的比重予以相應的生活補貼，同時注意解決好農民的發展能力問題。對農村的土地工業化占用同樣如此?？傊灰r民所得利益大于損失就可以了。

（二）農村土地的所有制選擇

土地國有化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大方向和努力目標。當然，限于今天的生產力水平，農村土地還不能馬上實現高層次的國有制，只能是國家掌握最終支配權和監控權、通過征收級差地租稅來加大國家財政對農村社保和落后地區生產的支持，以體現所有制一定的社會公有性，并且根據條件向高層次的公有制比如國營農場和國有民（村）租的方向發展。

農業土地朝著全民所有制的方向發展，根本道理是馬克思主義原理早就解決了的。除前述理論根據外，在效率方面，土地國有還便于國家名正言順地對全國土地進行總體規劃、征收與監管，便于低成本地推進規?；洜I，便于化解因土地及地表資源而發生的錯綜復雜的利益糾紛；全國一盤棋的農業生產（信息時代容易實現）還可以使農業經濟按合適的速度增長并有利于生產結構合理。在社會公正方面，農業基本生產資料歸社會所占有，不僅消除了剝削，而且消除了兩極分化的可能性，為農業生產者全社會范圍的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礎。在生態方面，全社會所有的經濟可以統籌解決好土地資源的有計劃平衡利用；土地不為個人和小集團所有也為消除生態享用和污染承受上的不平等奠定了制度基礎。

這些優越性不僅個體私營經濟做不到，連集體經濟也做不到。集體經濟在微觀是部分人的公有制，在宏觀上是部分人共同所有的私有制，容易形成較大的集體間貧富差異，所以集體經濟永遠也不能實現社會范圍的共同富裕；集體企業也有較大的盈利性追求，集體經營勿需考慮社會整體土地是否緊張，對集體企業來說，經濟增長中經濟利益歸己而生態破壞由社會共同去承受，因而不利于生態文明的建設。

實行土地國有化，也不一定遇到很大阻力。目前法律和政策對農村土地的利用作出種種限制，國家具有征地權, 說明農民只是享有土地的農業用途使用權，村集體組織也只有農業用途的一定管理權, 在現實中村集體連管理權也微乎其微，在法律上農村土地最終所有權和重大管理權早已屬于國家。如果宣布農業土地“國有國調村用民用、超額收益農民共享”，不會有多大阻力，反而會受到多數農民的歡迎。因為農民屬于較低收入者，農業屬于最重要行業，應當實行補貼，實行土地國有的目的并不是國家從農民身上瓜分利益，反而能更好地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還有助于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又會增加農民的利益。

四、國有生態財富的產權構建與完善 

（一）以公（國）有為導向的多形式土地產權

國家所有或社會所有不等于國家直接占有直接經營，國家或社會所有的涵義主要在于獲得收益權和最終支配權，以及必要的占有使用權和監督管理權。國有制的優越性發揮得如何，取決于“所有”的具體權能設置是否科學，也就是“產權”或所有制實現形式構建得如何。

依國家或人民與土地直接占有主體之間管理決策權劃分比重和土地收益劃分比重的不同，不同土地的國有性呈現不同的程度。例如，對于農業用地，在國有農場體制下，如果國家直接經營農場，國家對農場以及農場對職工實行按勞分配，在社會層面和農場內部實行充分的民主管理，那就是高層次的公有制經濟。如果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不上交利潤，國家掌握只最終支配權和監督權，企業領導掌握日常支配權、分配權和一定的轉讓權，那就是以集體所有為主、國家所有和領導個人所有為輔的低層次的公有制經濟。以上兩種情況在管理權和收益比重上還可以有不同的劃分。如果實行個人長期承包租賃，不上交地租，那就是國家掌握最終所有權的個體經濟，如果平均承包租賃，則具有共有因素。只有農業剩余歸社會，以及國家對農業用地的經營方向和土地環境保護有較大的制約，在一定期限及破壞嚴重或荒廢時可以收回，才體現國有經濟的性質。在國家征地的時候，依收益比重的劃分和強制的程度，體現了不同比重的國有制性質。

由于國有制經濟具有合理發展生產力、實現經濟平等與社會平等、有利于生態文明等優越性，在可能的情況下，應當盡可能通過支配權和收益比重增強產權的國有性或全民性。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社會管理能力、生產力的性質都有很大的不同，在同一時期，“所有”的對象其特性也各不相同，不同領域、不同地域的經濟、生態狀況也有所不同，因此，合理的產權設置需要具有不同的特點。在多種可能的產權組合選擇中，能使用公有制程度高的，就應當采用公有制程度高的，否則就采用公有制程度較低的，甚至采取國家掌握最終支配權基礎上的事實上的私有制。由此，土地產權設置應當多層次多形式。

例如對于城市的商業性用地，其建筑物應盡量轉歸國有，土地使用權轉讓和建筑物出租應盡量縮短租期，以防止國有土地增值收益嚴重流失。對工業土地和商品房土地使用權可到期重新調整，對商品房實施房產（土地）稅、遺產稅，落實所得稅和土地增值稅，將土地增值收益大部分收歸國有，以保證國家所有權的實現。

在產權設置過程中，要防止公有性的消解。例如我們不能同意農業土地可以在市場中自由流轉的主張，因自由流轉可能導致喪失土地的人受到聚集土地者的剝削或缺乏生活保障。我們反對“生不增，死不減”， “生不增，死不減”導致退出農業的人不退還土地而不合理地占有別人和國家的利益。

（二）公有土地的人民管理權

許多人對公有制和國有制持懷疑態度，因為迄今為止的公有制和國有制經濟存在很多弊端，人們認為這些弊端是公有制帶來的。但人們忽視的是，迄今為止的公有制都不是按公有制內涵進行管理的經濟，至少是不合格的公有制經濟。馬克思和列寧都講得十分清楚，公有制經濟是由所有者勞動群眾直接管理的經濟，而在既往的公有制經濟中，所有者人民群眾都被排斥在管理、決策和監督的權力之外。領導任命制、官員決策制、個人決斷制，與公有制的內涵格格不入。沒有所有者的民主管理權，所有者喪失了應有的支配權、轉讓權、分配權、監督權，所有者應有的利益受到極大損害。中國農業經營中出現的生產成果被貪污，被特權侵占，損失浪費，土地轉讓中的農民和國家權益被侵蝕，環境被破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決策機制個人專斷化，所有者所有權變得有名無實。

雖然眾多的所有者必須把日常管理權和日常監督權委托給代理人，但如果不能使代理者在自己的嚴密監控之下開展工作，并對重要的事項親自決策，則代理者罔顧所有者的利益而權力濫用就是不可避免的。僅就生態問題而言，土地環境損傷分攤在代理者本人身上的份額會比較小，代理者還可以通過私人環保措施、調動工作等辦法回避環境污染給自己帶來的損失，而其受賄金額和經濟增長給個人帶來的好處可能會比較大，因此所有者人民群眾在權力上對代理者放任自流必使自己的環境利益受到損害。

很多人認為公有制經濟管理者缺乏私有制經濟管理者那樣關心企業財產的積極性。事實上，包括計劃經濟時期在內，公有制單位管理者從來不乏工作積極性；西方國有企業領導者掙的都是公務員的死工資；國有經濟缺的只是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尤其是缺乏所有者人民群眾的監督和制約。如果人民群眾具有管理、監督、決策權，管理公有財產的積極性將更加不會缺乏，因為人民群眾最有動力維護整個社會的利益。

所有者人民群眾的權力分為宏觀權力和微觀權力。以土地而言，有關土地使用及其經營管理的制度、法律、政策的制定和重大項目決策，都要經過全社會的廣泛討論，最后在民意的基礎上，由經全民選舉產生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或土地管理委員會及全國人大討論通過。地區性決策同樣如此。對于國有農業企業或農村集體經濟，要成立由社會公眾組成的所有者大會制約現行的股東大會，成立群眾選舉產生的由普通職工組成的職工委員會，制約并逐步取代董事會，由所有者大會、職工委員會或職工大會、以各級人大牽頭的國有資產管理機關，三位一體決定企業的領導人選、規章制度和重大事項，并對日常工作進行嚴密的監督和制約。這是搞好公有制經濟的唯一的途徑。

參考文獻

[1]曾文婷：《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理想》，《南京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

[2]萬利、梅雪芹：《生態馬克思主義述評》，《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2期。

[3]王慎剛：《土地資源公有的經濟優勢》，《經濟管理》2006年第21期。

[4]朱義明：《傳統中國與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年第4 期。

[5]《孫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35頁。

[6]滕泰：《走出均地思維的怪圈——西方土地制度對中國的啟示》，《中國企業家》 2006年第04期。

[7]周建成：《路徑選擇、私有化與土地市場的演進——俄羅斯土地制度轉型十五年的歷程與進展》，《上海經濟研究》 2007年第03期。

[8][9][10][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231、

231、231頁。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75頁。

[1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頁。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頁。

[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頁。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頁。

原文標題《土地國有制與經濟發展、社會平等和生態文明》，載《社會科學》2013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