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來，聯想集團一直被視為中國高科技民族產業的一面旗幟。在其存在的不到20年時間里，聯想集團從一個只有20萬元資金的小公司成長為市值數百億的大型高科技企業，確實創造了一個經濟上的奇跡。這樣一個企業的成長道路，應當至少有相當的可取之處。所以，本文的標題“‘聯想的路’走錯了”似乎是沒有道理的。
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在一開頭就強調，本文標題“‘聯想的路’走錯了”當中所說的那條“聯想的路”，是圍繞著柳傳志的神話中所描述的那條“聯想之路”。
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隨著聯想集團在整個經濟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聯想集團當時的領軍人物柳傳志的名聲也逐漸攀升。圍繞著柳傳志個人的一系列神話隨之逐漸散布開來，這些神話在把柳傳志描繪成有非凡經營才能的傳奇式人物的同時，也按照柳傳志定下的口徑而描述了一條神話中的“聯想的路”。
而聯想集團實際上所走的道路，與柳傳志神話中的“聯想之路”并不相同，它初期是正確的，后來走上了錯誤的邪路。聯想集團之所以走上了錯誤的邪路，就是因為它離開了正確的方向，踏上了柳傳志神話中的那條“聯想之路”。聯想走上錯誤道路的標志，就是通過損害國有資產的方式來實行權貴私有化，而其進一步發展，則與打擊倪光南院士有關。
柳傳志神話中的“聯想之路”，錯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它對聯想實際走過的發展道路作了錯誤的描述，歪曲了聯想集團發展中的許多基本事實;另一方面，它主張的是一條錯誤的高科技企業發展道路，按照這樣的道路發展只能將我國的高科技產業導向歧途。
柳傳志神話中的“聯想之路”在這兩個方面的錯誤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有關高科技企業發展的錯誤主張正是以對聯想集團實際發展道路的錯誤描述來論證的。這互相結合的兩方面錯誤集中在3個要點上：第一，把聯想集團的成長歸功于以商業銷售為基礎的“貿工技發展路線”，主張走“貿工技”的路子來發展聯想集團這樣的高科技企業;第二，宣傳變為私人大股東持股的“民營化”促進了聯想集團的快速發展，主張強行對高科技的國有控股企業實行“國退民進”的“民營化”;第三，宣揚聯想的成長離不了香港商人的銷售和籌資，主張靠境外商人的銷售和籌資渠道來發展高科技企業。
這些都是錯誤的指導思想，也歪曲了聯想集團實際的發展道路。
“貿工技”發展路線的謬誤
首先看“貿工技”的發展路線。
所謂“貿工技”的發展路線，就是以經營商業的轉手買賣為基礎，以銷售別的企業的產品來帶動本企業產品的生產和技術開發。“貿工技”的發展路線是與“技工貿”的發展路線根本對立的。“技工貿”的發展路線是以本企業的自主技術開發來帶動產品的生產和銷售。
聯想集團這樣的高科技企業當然應當走“技工貿”的發展路線。但是在1998年以后，柳傳志卻公開鼓吹聯想要走“貿工技”的發展路線，而圍繞著柳傳志的神話更把聯想集團的成長說成是走“貿工技”發展路線的成功范例，媒體上炒作說聯想靠20萬元資金賣旱冰鞋、賣彩電起家。
這首先是對聯想集團實際成長過程的歪曲。聯想集團是1989年由中科院計算所公司改名而來，中科院計算所公司成立于1984年11月。熟知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中國經濟情況的人都知道，那時轉手買賣商品雖然還有贏利空間，但是靠倒賣旱冰鞋已經不可能發大財。說聯想在那樣的環境下靠20萬元資金賣旱冰鞋、賣彩電急劇發展壯大，是為了把柳傳志描繪成一個有著超常經營才能的傳奇式人物。
其實聯想集團的成長是“技工貿”發展路線成功的典型。計算所公司最初的總經理是王樹和，公司剛成立時確實有人想賣旱冰鞋，還在門市部掛了一雙作招徠，而王樹和立即開會批評，旱冰鞋只掛了一天就取下來了。
計算所公司是由計算所11名科技人員組成的，成立后一個月，王樹和等請倪光南擔任總工程師。公司成立初期依托計算所，轉化該所的科技成果。1985年上半年計算所公司銷售產品目錄中第一項就是LX-PC聯想式漢卡，其它28項也都是計算所成果。當時，這個聯想式漢卡使微機擁有強大的漢字處理功能，滿足了市場的迫切需求。1988年底聯想式漢字系統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計算所公司成立后的頭3年產值以年平均500%的速度遞增，1987年就產值近億元，進入中關村大公司的行列。而在計算所公司成立后的這頭3年(1985-1987)中，光聯想漢卡本身就占了公司總產值和利稅的38.1%和45.6%。柳傳志自己在1988年3月說，計算所公司以“聯想式漢卡作為拳頭產品，作為龍頭，帶動起整個經銷”。計算所公司1988年開始代理銷售AST微型計算機，但是這個商業“貿易”是靠附加的聯想漢卡帶動的。
1989年11月14日計算所公司改名為聯想集團，總裁柳傳志在成立大會上說：“聯想集團以開發成功聯想漢字系統起家并由此而得名”，集團的前身“已經形成了技工貿立體結構”;計算所公司“在北京新技術開發實驗區700多家高技術企業內，……成為拳頭產品最多，也是唯一獲得國家科技進步最高獎的公司”。柳傳志當年的這些話本身就說明，聯想集團是靠“技工貿”而非“貿工技”起家的。1992年中科院發文重獎聯想集團及其總工程師，也肯定了聯想集團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發展“成為一個技工貿一體化的外向型產業集團”的道路。
就在改名為聯想集團前后，聯想的總工程師倪光南主持研制了聯想微機。這個研制從1988年開始，1989年3月推出聯想Q286微機(主板)，1990年在國內推出聯想系列微機，都在市場上獲得成功。自主開發微機成功，造就了聯想今日成就的根基。沒有“技工貿”的發展路線，就不會有今日的聯想。
我們可以僅僅從聯想集團銷售業績的角度來說明技術進步對聯想發展的決定意義。聯想集團的銷售額，1985年為3百萬元人民幣，1988年為1億9千萬元，1989年為4億元，1990年為4億9千萬元，1991年為7億5千萬元，1992年17億67百萬元，1993年30億15百萬元，1994年47億6千萬元，1995年67億元，1996年77億4千萬元，1997年125億元，1998年176億元，1999年203億元，2000年284億元。2000年聯想集團拆分為“聯想”和“神州數碼”兩個在香港股票上市的公司，統一由“聯想控股有限公司”控股。這個聯想控股集團的銷售額，2003年大約為380億元人民幣。
結合聯想集團的技術發展考察它銷售額的增長路徑，我們可以看到，每當聯想集團在技術成長上出現重大突破，它就會進入銷售額增長的一個高峰;每一個技術成長上的重大突破都可以使集團銷售額出現5年左右的高成長。
前邊已經指出，聯想創業之后不久就引入了聯想漢卡并以它帶動AST微機銷售，這使1986年和1987年聯想的銷售額每年增長4倍;但是以后增長速度就開始衰減：1988年和1989年銷售額分別只增長1倍左右，1990年銷售額的增長更是只有不到25%。
在這個時候，聯想集團于1989年開始自主生產、銷售和出口微機板卡，1990年推出了聯想系列微機。這兩個重大的技術突破，特別是聯想系列微機的推出，重新大幅度提高了聯想集團銷售額的增長率：聯想集團銷售額的增長率1991年回升到50%以上，1992年更達到一倍多，1993年和1994年也都在50%以上，只有到1995年才降低到40%多。
在聯想集團成長的歷史上，能與這些技術突破相比的對銷售額增長率的重大刺激只有一次，那就是楊元慶主持聯想微機銷售所帶動的整個集團銷售額的增長。楊元慶1994年主持聯想微機銷售之后，1995年到1999年聯想電腦銷售的臺數每年都增長1倍左右。電腦銷售量的高增長，很快使電腦銷售收益成為聯想集團銷售收入的主要來源，還一度使1996年下滑到不斷20%的銷售額增長率提高到1997年的60%以上。也許正是由于楊元慶主持聯想微機銷售的成功沖昏了柳傳志的頭腦，也許是由于柳傳志要神化他自己、抹煞中科院計算所和倪光南等科技人員的貢獻，才使他于1998年提出了“貿工技”的企業發展路線。
但是，聯想集團成長的全部歷史還是說明，高科技企業的創業和發展，必須走“技工貿”的道路。中關村成功壯大的高科技企業，靠的都是自己特殊的技術，走的都是“技工貿”的路線。如四通的崛起靠中文打字機，方正的成長靠中文排版系統，巨人的經營靠漢卡系統，金山和用友的成長靠中文應用軟件。
對于高科技的小型企業來說，沒有科技成果支持，想單純地以“貿工技”的途徑把企業作大是不可能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信通公司比聯想集團大，但是它缺乏科技成果支持，企圖僅僅用銷售微機的利潤來開發“小巨型機”，不久出現問題退出了市場。四通公司迷戀于“多角化經營”，不肯下力氣進一步開發自己特有的新技術產品，結果淪為中關村的3流公司。
柳傳志的“貿工技”路線也同樣害了聯想。本來倪光南已經在1992年開始組織研制程控交換機，1994年聯想程控交換機已取得入網證，該部發展成為僅次于微機部的聯想第二大部。倪光南也早已組織設計芯片，在聯想的漢卡、微機和激光打印機等產品中大量應用。但是，1995年柳傳志撤銷了倪光南的聯想總工程師職位，同時就在聯想集團中撤銷了總工程師的職務崗位。此后他就不斷刁難聯想內部的程控交換機和芯片研制，使這些研制項目無法正常進行，結果迫使研制這些項目的技術骨干不得不離開聯想，從此聯想集團的技術發展放慢。1999年柳傳志竟把他的作法進一步上升到路線高度，說設總工程師是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流毒。聯想局限于十幾年前就開始的微機生產和銷售，競爭慘烈，失去了發展的后勁，現在已落到靠政府采購支撐業績的地步。
2002年楊元慶任聯想集團CEO之后，想重新回到“技工貿”的發展路線上來，提出要作“國際的聯想、服務的聯想、技術的聯想”，再把技術的研發搞上去，并把聯想的技術研發投入增加到每年十億元以上。但是由于7年的延誤，科技骨干的流失，本企業技術積累不夠，最近又只好把發展的重點放到生產和銷售聯想微機上。聯想微機的生產也不再象十幾年前那樣靠自己獨特的設計，而是把生產外包給臺灣的廠家，再貼上聯想的牌子銷售。而消費者則對聯想微機和手機的性能甚至質量都評價很低(，有人甚至把聯想最新開發的兩款微機稱為“農民微機”或“鄉鎮微機”)。
聯想集團的經營業績，只能證明“貿工技”發展路線的不成功。
聯想集團走向“貿工技”的路線，有兩個標志性的事件：一個是1995年撤銷了倪光南的聯想總工程師職位，另一個是1998年柳傳志公開提出“貿工技”是聯想應當走的發展道路。但是以這兩個時間作基點來檢驗聯想集團的銷售增長，我們只能得出不利于“貿工技”發展路線的判斷。
柳傳志1998年正式提出“貿工技”發展路線之后，聯想集團在從1998年到2003年的5年中年銷售額只增加了1倍多一點，而在這之前從1993年到1998年的5年間，聯想集團的年銷售額卻增加了將近5倍。這兩個5年聯想集團的年銷售額增加的數值相差不大，但是1998-2003年那5年的基數值卻幾乎是1993-1998年那5年的基數值的6倍。
1995年倪光南被撤銷聯想的總工程師職位標志著聯想開始拋棄“技工貿”的發展路線。在這之后到2003年的8年間，聯想集團的年銷售額增加了不到5倍，而在這之前的8年里，1987年到1995年聯想集團的年銷售額卻增加了至少60倍!在1995年之前的十年間，聯想集團年銷售額的增長率只有在1990年和1995年兩年低于50%，而在1995年之后的8年里，卻只有在1997年那一年中超過50%。而且這一切還都是在楊元慶接管了聯想微機銷售、大大改進了聯想微機銷售管理的背景下發生的!
確實，1995年之后聯想的企業規模比過去大得多、成長的基數高得多，這使聯想集團銷售額的繼續高速增長變得困難。但是以此來解釋聯想集團銷售額增長率的急劇放慢理由并不充分。同為中國人經營的臺灣鴻海公司20世紀80年代切入計算機用線纜裝配領域，1992年投資廣東精密組件廠，1999年才邁入整機生產領域，而它2003年的營業收入突破120億美元。如果聯想集團2003年能達到鴻海公司近千億元人民幣的營業收入，聯想集團1998年之后5年的年銷售額增長率不會顯著低于那之前5年年銷售額的增長率。
而從贏利變動的個案看，“貿工技”發展路線更是給聯想集團帶來了明顯的傷害。
1996年和1997年聯想集團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香港聯想連續虧損近2.5億港元，其原因在于主持香港聯想經營的呂譚平購入并積存了過多的集成電路存儲器，而這兩年半導體原器件價格又暴跌(這次暴跌是亞洲金融危機的先兆之一)。呂譚平這樣作，是因為當時香港聯想從事計算機板卡的出口業務，他想在銷售板卡的同時搭賣從別的企業采購來的存儲器以增加贏利。這是典型的想靠轉手買賣賺錢卻賠了大錢的例子。
近年聯想控股下屬的神州數碼又出現上億元的巨額虧損。信息產業界的業內人士都認為，神州數碼沒有自己拿得出的核心技術，只是為其它大企業作分銷代理業務，到目前為止分銷代理業務仍占其總收入的80%以上，是個典型的作轉手買賣的“大”公司。這樣的高科技貿易公司又追求高成長，出現巨額虧損并不奇怪。
恰恰是聯想集團自己的實踐經驗證明，“貿工技”路線是使高科技企業衰落之路。
私人大股東的持股是搞壞聯想之路
北京聯想集團本來是隸屬于中國科學院的國有公司。但是，1988年4月，它與國有的貿促會下屬中國技術轉讓公司(技轉公司)和香港導遠公司成立了這3家公司合資的公司——“香港聯想”公司，其中3家公司各出資30萬港幣，各持有香港聯想三分之一的股權。這里的香港導遠公司是由呂譚平等4位港商合股成立的私營公司。香港聯想公司名義上是AST微機的中國總代理，但是它依靠的是北京聯想在內地大量銷售AST微機以保障其銷售業績。
1992年香港聯想公司進行了增資擴股，股本金增至1億港元，1994年其股票在香港上市。在香港聯想1992年的增資擴股中，中國技術轉讓公司拒絕增資，結果增資后的香港聯想股權結構變為北京聯想占股份的53.3%，香港導遠占43.3%，技轉公司只占3.3%。而在1994年香港聯想在香港上市之后，香港聯想總共發行了6.75億股，其中北京聯想持有2.618億股，占38.785%，呂譚平等4位港商持有2.08億股，占30.819%。
顯然，呂譚平等4位港商之所以能在上市后的香港聯想占有足以與最大股東北京聯想集團相抗衡的股份，是因為他們在1992年香港聯想的增資擴股中已經得到了與北京聯想集團相差無幾的股權。但是在這次增資擴股中，北京聯想集團投入了9,890萬港元，而呂譚平等4位港商卻僅僅投入了象征性的10萬港元。如果只按實際出資的比例，增資擴股后北京聯想集團本應占香港聯想股權的93%，呂譚平等4人則只能和技轉公司一樣占3.3%的股權。而呂譚平等4人之所以取得了與北京聯想集團相近的股權，只是因為北京聯想通過其下屬的全資子公司(南明公司)于1992年10月15日借給了這4位港商4,310萬多港元(552萬美元)，其中呂譚平一人即借得1,680萬港元，這4位港商就是利用北京聯想集團借給他們的錢向香港聯想增資擴股，一轉眼而成了上市公司香港聯想的大股東、億萬富翁!
北京聯想集團是國有公司，它借錢給4位港商購買香港聯想股權，等于將國有資金借給私人購買國有控股公司的上市原始股(每股成本只有上市發行價1.33元的1/6)。這種行為稀釋了香港聯想的股權，一方面使香港聯想中的國有股減少了將近一半，另一方面也使國有財產每年可以從香港聯想得到的股息減少了將近一半。這是地地道道的國有財產流失，而且是白送國有財產。而從這種白送中獲利的只是4個港商，特別是呂譚平，他們由這種借錢買股中一下子變成了億萬富翁，靠犧牲國有財產而致富!
柳傳志(甚至中國科學院官方)為借錢給港商買股作辯護，說這樣可以實現“北京聯想與港方優勢互補，密切合作”，可以“借助港方熟悉國際市場和有國際市場營銷經驗的優勢，把自行研制開發的產品打入國際市場，實現以國際化帶動產業化的發展戰略”。時任北京聯想集團董事長的曾茂朝在1999年甚至說，北京聯想與呂譚平等港商是“瞎子背瘸子”的互補關系。這就是歪曲事實、偽造歷史之處。其實借錢給港商買股份不只是損害了國家財產，而且對聯想集團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妨害了聯想以后的發展。
傷害之一，是聯想集團的主要支柱之一、總工程師倪光南不同意柳傳志的上述作法，并按組織程序逐級上告，使倪光南與柳傳志的關系由此破裂。柳傳志雖然(在上級的支持下)壓倒了倪光南，于1995年免去了倪光南的總工程師和董事職務，并于1999年將倪光南由聯想解聘，但是卻由此對聯想的技術研發造成了巨大的損害。特別是倪光南去職之后，柳傳志為抹煞倪光南而采取了一系列打擊與倪光南有關系的項目和人的行動，這在客觀上變成了消滅聯想的技術研發力量的行動，其最終后果是扼殺了聯想的技術升級，降低了聯想發展的后勁。
更重要的是，港商呂譚平在靠柳傳志借錢擴股之后，成了以個人名義在香港聯想持股的最大私人股東，又是董事會成員、年薪最高的經理，并且是與柳傳志平起平坐的大股東。他得志后看不起北京聯想集團派來的管理人員，為所欲為。除了記得借錢給他持股的柳總之外，根本不把國有資產股東委派的代表放在眼里。1995年倪光南下臺之后，香港聯想基本上由呂譚平一個人說了算。
但是呂譚平這樣的港商只是熟悉香港的投資環境和市場規則，在管理和營銷方面有些經驗而已。他對于香港聯想的主要業務——微機板卡業務并不熟悉。有人評論說，如果請個臺灣作主板公司的經理來管理，肯定會比呂譚平干得好。呂譚平主宰香港聯想業務的結果，就是香港聯想在1996和1997連續兩個年度出現巨額虧損，虧損額達2.45億港元，使香港聯想由歷年累計贏利變為歷年累計虧損5千萬港元。香港聯想的股價一度跌到0.29港元一股。只是后來柳傳志將北京聯想集團的優質資產和無形資產都注入了香港聯想，才挽救了香港聯想的頹勢。這就是培植私人大股東的最主要害處：使不懂業務的私人大股東控制了公司經營，結果是給公司造成巨大損害。
以后北京聯想集團還進行過另一次產權界定，并由此產生了另一批私人大股東。這次是將北京聯想集團的一部分股份的認股權分給集團的元老和骨干，實際兌現認股權的買股票價格為每股0.25元。最初中國科學院和計算所曾與聯想集團約定，北京聯想集團的35%認股權歸聯想員工。1999年柳傳志將倪光南解聘后，就在聯想集團內部將這部分股份的認股權分股到人，共有一百多人分到了認股權。柳傳志、馬雪征都因為這次分配認股權而成了億萬富翁、富婆。但是，同為聯想集團創業元老的原聯想總工程師倪光南卻連一點認股權都沒有分得，而倪光南對聯想創業的貢獻僅次于柳傳志。
(這樣的制造私人大股東對聯想集團的發展有什么好處?至少是至今為止沒有看到什么好的跡象。聯想的擴張并不比過去快，而且還享受了許多政府采購之類的政策性好處。最致命的是，聯想集團的發展不再有厚實的技術根基。)那么，柳傳志搞的“國退民進”究竟是推動了聯想的發展還是損害了聯想的發展?倪光南院士在2004年9月17日給我的信中說：“聯想作出的重大創新大多是在企業100%國有時取得的，而變成‘民營’后反倒缺乏重大的創新。我在聯想任職的前10年(1984-1995)，企業100%國有時，我們自主開發了聯想式漢卡、聯想系列微機等拳頭產品，得了兩個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但‘國退民進’后，聯想的重大創新反而很少了，后10年只得過一個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實踐表明，柳傳志搞的‘國退民進’除了造就了呂譚平等幾個數十億元等級的超級富翁之外，并沒有幫助聯想高技術的發展”。由于新的利潤增長點找不到，聯想只好在10多年前就開辟了的微機戰線上與其他企業拼成本，競爭形勢越來越險惡。
還有許多高科技公司也陷入了類似的困境。例如四通公司本來是靠中文打字機這種當時的新技術產品發展起來的，但是后來在技術開發上也陷入停滯。而主持設計中文打字機的王輯志本應算作四通的創業功臣，卻被排擠出四通，在四通的產權改革中沒有得到任何股權。有學者稱，經過了所謂的“經營者持大股”的改制，四通公司已經從中關村的一流公司變為三流公司。一位參與過聯想集團和其它中關村高科技企業“改制”政策制訂的北京市干部曾經親口對我說，中關村的那些公司是越改制就變得越小。
實際上，仔細審視中關村的任何一個著名高科技公司都可以發現，它們的成長都是依靠了國家的巨大幫助。這些公司最初創業時所憑借的特有技術，幾乎都是原來在國有的研究所和大學(特別是中科院、清華和北大)已經開發出來了的，甚至是已經完成了開發工作的。即如聯想最初憑借的聯想漢卡，就是由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的研究成果轉化而來。該所六室輸入組從1974年起就在717機漢字顯示技術的基礎上進行漢字信息處理研究，他們開發的111漢字信息處理實驗系統解決了漢字輸入、輸出、顯示等技術難題，該系統后來就轉化為“聯想漢字圖形微型機LX-80”，并進一步發展為聯想漢卡。而在民營化之后，這些技術的繼承者公司倒似乎都陷入了后續技術開發乏力的困境。
回顧這段歷史，證明了一條原理：對我們這樣的國家來說，國有經濟和其它國有資源是高技術創新的最大支撐。
依靠港商的錯誤思維
柳傳志神話中的“聯想之路”宣揚聯想的成長離不了香港商人的銷售和籌資，主張靠境外商人的銷售和籌資渠道來發展高科技企業，這也是極其荒謬的。它又是對聯想實際成長歷史的歪曲。
在聯想創業的初期，1988年在香港成立的合資企業——香港聯想，確實對聯想當時的發展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對聯想起了這些積極作用的，不是正常的香港商人，而是一個中資國有公司——中國技術轉讓公司。該公司當時的董事長柳谷書先生正是柳傳志的父親。該公司不僅給了香港聯想巨額貸款，還為柳傳志、倪光南往返香港提供了十多個極為難得的多次往返簽證。但是香港對聯想的這些“積極作用”，與其說是香港商人的作用，還不如說是國有企業和個人關系的作用。
而與聯想在業務上打交道的另一批香港人——導遠公司的呂譚平等4位港商，則與其說他們幫助了聯想發展，還不如說他們是聯想的累贅。前邊已經說過，呂譚平等港商確實熟悉香港的投資環境和市場規則，在管理和營銷方面有些經驗，但是他們對于香港聯想的主要業務——微機板卡業務毫無經驗。說“如果請個臺灣作主板公司的經理來管理，肯定會比呂譚平干得好”是很有道理的。在合資初期，香港聯想就是靠北京聯想集團賜予它的AST微機總代理地位，通過北京聯想在內地的巨量銷售來贏利。北京聯想一推出自主品牌的微機，它的代理業務就完蛋了。而在香港聯想上市之后，呂譚平盡管靠北京聯想借款買股而成為大股東，仍然把香港聯想搞成了巨額虧損，最后只好離開了聯想的經營崗位。這樣的香港商人，其實是只能占國有資產的便宜而不能為任何大企業創造財富。連柳傳志也公開批評說，呂譚平沒有管理大公司的能力。
為了挽救香港聯想的頹勢，柳傳志在1997年將北京聯想集團“整合”進了香港聯想，向香港聯想注入了北京聯想的優良資產和無形資產，而沒有改變香港聯想的股權結構。此后香港聯想的股票價格在2000年曾達到每股70港元，呂譚平等人以借入的4千萬港元買入的2億股可以賺到多少，一望可知。
其實國有的北京聯想集團本可以在香港聯想股價只有0.3港元時買入其全部股權或收回早已到期的給呂譚平等人的552萬美元的貸款，從而將香港聯想整合進北京聯想。但那樣就會使兩個聯想都重歸完全國有。北京聯想集團也可以爭取在1997年內地股票市場上市，那時中國股市正處于一個大牛市，北京聯想可以借內地上市籌得更多資金，股民們也可以獲得長遠來說有更好回報的優良資產。但是這樣明明雙贏的道路柳傳志也拒絕走，而是堅持讓香港聯想來整合北京的聯想集團。這只能解釋為要救香港聯想的股票價值，在聯想集團中維持私人大股東的決定性股權。至少可以說，這是為了救香港商人而犧牲內地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說，不是內地企業要靠港商救活，而是港商要靠內地國有企業犧牲國有財產救活!
北京的聯想集團為什么在1997年能有那么優良的資產?首先是有倪光南時代留下的自主開發的系列微機，更重要的是有1994年臨危受命的楊元慶領導著北京聯想集團微機部，改善了聯想微機的銷售和生產經營管理。楊元慶用“完全由代理銷售”的新策略取代了柳傳志“行業直銷和代理分銷相結合”的老策略，大刀闊斧地實行了銷售、管理等方面的創新，推行信息化管理，實行ISO9000認證，強調服務，強調新機型的開發和軟件開發，將銷售、開發、生產、服務等環節緊密結合。在楊元慶的卓越領導下，短短幾年，聯想微機就登上了亞太第一的寶座。聯想微機成長的事實說明，就是在聯想這樣大企業的管理和銷售上，也是內地的高科技人才勝過香港的商人，不是內地企業要靠港商救活，而是港商要靠內地企業的管理人才救活!
綜上所述，在前邊所說的這最主要的3點上，柳傳志神話中所說的“聯想之路”都既對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極為有害，又歪曲了聯想集團實際上所走過的道路。我們當然有理由質疑，柳傳志神話中所說的那條“聯想之路”是如何編造出來的，是誰、又出于什么目的編造了柳傳志神話中所說的那條“聯想之路”?
本文的全部論述表明，我們并沒有完全否定聯想集團實際上所走過的道路，而是還聯想集團發展道路以本來面目。本文否定的是柳傳志神話中的那條“聯想之路”。而我們應當走的高科技產業發展道路，應當是正好與柳傳志神話中的“聯想之路”相反的道路：
——必須發展技術開發、產品生產和銷售一體化的公司化經營，重視推銷和營銷，但是這些都必須以高水平的技術開發為中心、為基礎，必須堅持“技工貿”的高科技產業發展路線;
——國家必須大力扶持高技術產業，以足夠的資金和組織力量來培植高科技的技術力量，開發先進技術，并且加強資金使用的管理，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杜絕浪費，特別是防止和嚴懲任何形式的侵吞國有財產行為。在對國有的高科技企業實行私人持股的股份化改造時，必須注重按技術貢獻持股，讓科技人員按貢獻公平持股以激勵技術進步，嚴禁任何形式的“經營者持大股”;
——必須禁止以任何形式向外資白送股權，防止外資對中國的高技術企業控股，只允許外資和外資企業對中國的高技術企業投資入股、投入技術折價入股，注重以足夠薪資從外國和外資企業聘用高技術人才。
正是為了貫徹這樣一條發展高科技企業的正確路線，我們才必須批判柳傳志神話中的“聯想之路”。我們批判柳傳志神話中的“聯想之路”，是為了肅清這條道路的流毒，走上自主創新的高科技企業發展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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