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在“中國名博沙龍年會——國有資產安全”座談會上的發言整理)
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幾年前就已經在社會上引起很大關注。2004年的郎顧之爭是一個典型，我們今天會議討論的山西沁水煤礦國有資產流失，也是很多年前就開始有實名舉報。最近發生的房地產領域的“潘任美”事件，矛頭也集中在國有資產流失這個問題上。我想從觀念層面討論一下國有資產流失現象，它為什么會在近幾十年里面會這么厲害?這么普遍?
我們講的國有資產流失的每一個事情都不是個別案例，它在全國具有普遍性。具有普遍性的原因，我覺得同輿論指導思想以及這些輿論指導思想所影響的國家政策有關。改革開放以前有一個觀念，有點年紀的人都知道，就是“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改革開放以后，我們把很多過去的東西改過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改變跟“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的改變是相對應的，變成“公有制是萬惡之源”了。私有制、私有財產變成一個最好的、高尚的、正確的、先進的體現。過去講“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時，等于給了它一個道德判斷。改革開放后，顛倒過來了，給了公有制一個道德判斷，認為公有制是壞的。私有制既有了一個好的道德判斷，又有了一個政治正確的方向，很多著名理論家、經濟學家在這個問題上就有一個很簡單的價值取向：你說改革怎么改?說來說去，任何領域改革的核心指導原則就是兩條：市場化，私有化。既然私有化、市場化既是道德高尚又是政治正確，必然導致一個結果：私有化越快越好，越多越好。
中國以前國有經濟成分比例相當高，今天還剩30%左右。那么，從過去這么高的一個比例到今天還剩下30%左右這樣一個改變過程中，產生了多少腐敗?主流經濟學家、理論家在這個過程中，從理論上給它提供了很多很完美的詭辯解釋，比方說大家都知道有個“腐敗次優論”，在國有體制向私有化轉變過程中還有“吐痰理論”等，都為更快、更多地私有化提供了理論基礎和詭辯。在政策層面，政府也為“私有化、市場化”這一善的、好的、先進的方向，提供了配合。所以我們也能理解，面對眾多國有資產流失問題，你說官商勾結，你說告狀無門，為什么?因為這些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改革政治正確的方向，就是改革的目標。
今天我們看到，在把市場化和私有化當成一個正確方向的過程中，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有些流失還不只是從國有流到某一個私人手里，甚至可能流到國外去了。我們今天討論這個話題，必須面對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已經發生了，應該怎么辦?我覺得這是很復雜的事情。幾年前我遇到過類似的事情，具體企業名字就不說了。一家國營企業改制，按照經濟學家提供的理論，就是管理層持股。其中一個原國營企業的高管東拼西湊借了十五萬，擁有了企業相應的股份。幾年以后這家國營企業改制成功，上市了。當時出十五萬的那位原廠領導，他的股份立即值好幾個億。幾位原領導曾經有約定：如果上市后某人離開企業，不能做同業競爭;企業原先有一個品牌，離開者也不能做損害原品牌的事。但是，那個當初出了十五萬的原領導離開原企業后，開了一個廠搞同業競爭，又用原企業的品牌，結果造成了矛盾和糾紛。當地檢察部門對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由其他沒離開原企業的高管們花三千萬，強制性地把那個離開企業的原領導市面上值兩億的股份買下，同時要求他不再搞同業競爭，也不能再使用原企業的品牌。結果這個人拿著三千萬到處喊冤，著名法學家江平也組織很多專家幫他一起喊冤，把這件事說成是政府以行政手段侵吞私人財產。當時他們找我，希望我寫文章為那個私人資本家申冤。我說：喊冤者的三千萬哪來的?他原來只出了十五萬，便拿到了原先屬于國有資產那部分股權，八年后，上市就值兩個多億，當地政府部門說三千多萬就給你變現了，你還喊冤?我覺得十五萬八年里面能變三千萬，這件事如果還能再發生的話，我也愿意去做，我絕對不喊冤。找我幫助宣傳的人覺得我沒有幫私人老板說話，就沒搭理我。但這的確是一個問題，國有資產流失現象明明白白能看到，類似事情在很多地方發生。怎么解決?怎么處理?我覺得這是件比較麻煩的事情。
主流經濟學家、理論家們就這個問題也提出各種各樣的解決方案，其中一個解決方案是：資本家的原罪要赦免。意思是說，在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很多人是有原罪的，尤其是那些涉嫌侵吞國有資產的私人老板，所以要赦免。如果不赦免而要整治他，那就是打擊民營企業家、破壞私有化方向，就是國進民退等。在國有資產流失過程中，資本家是流入方，政府是流出方，其中有腐敗，有官商勾結。老百姓也有怨言。然后，主流經濟學家、理論家們就說，腐敗也要整治，但只能打點小腐敗，打打蒼蠅，一打到老虎他們就急了。因為，短時期內大的私有化成就，往往同大的國有資產流失有關，其中都有官商勾結的情況，我認為幾乎沒有例外。既然私有化是好的、正確的，那么官商勾結也是在替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做好事，所謂“腐敗次優”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主流經濟學家、理論家們又說，官員腐敗也應該赦免，劃一個時間線，以前的就算了。也就是說，私人資本的原罪不能打、不能管，政府部門助長私有化的官商勾結的腐敗也應該既往不咎。這是他們提供的一種解決方案。但這樣的解決方案很多老百姓不愿意接受。比方說司馬南講“潘任美”這個事，很多人說算了，那都是政策的結果。但很多普通老百姓就是不愿意，憑什么?這件事憑什么?所以我認為，面對國有資產流失，國有資產怎樣才能夠安全?已經發生的事情怎么處理?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也是一個不能簡單對待的問題。
除了已經發生的，還有未來可能發生的，怎么防范繼續惡化和擴散?也很嚴峻。我認為，現在很多人講深化改革、改革攻堅，這樣一些名詞的背后，無非就是把矛頭瞄準了剩余的、大約還有30%左右的那部分國有資產。換句話說，那是最肥的幾塊國有資產肥肉。要把這幾塊東西拿下，變成私有，認為那是深化改革，那是改革攻堅戰，改革進入深水期，無非就是這個意思。我覺得理論層面和政策層面，這兩個問題非常重要：已經發生的怎么辦?今后怎么防范?
郎顧之爭也好，沁水煤礦也好，“潘任美”事件也好，都是已經發生的，各種各樣爭論無非是說已經發生的事應該怎么辦，大家有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觀點。那么，未來還會怎樣?我覺得，如果要提供一個政策，首先需要解決一些理論問題。我國目前國有資產存量大概是30%左右，以前高達90%以上。我們在理論上要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是否國有經濟占100%是最好的?同樣，私有經濟占100%是否最好?我套用十八大的一句話：如果說100%的國有經濟是最好的，那就是老路;如果說100%的私有經濟是最好的，那就是邪路。問題是，在老路和邪路中間，是40%好呢?30%好呢?還是20%好呢?這個問題理論上從來沒解決。人們說了很多國有資產流失、侵吞國有資產的現象和案例，但是，國有資產到底應該是怎樣一種狀態?它在國民經濟當中應該起什么樣的作用?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這些理論問題解決了?否則你憑什么說30%就到底了?也許還有人認為國有經濟占70%就是最佳比例呢，也許還有人說10%才合適。在不同經濟領域，國有經濟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做理論研究的很少有人心平氣和的來研究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做一些扎扎實實的理論研究，對于當下處理問題才可能會有比較冷靜的判斷。否則都感情用事地說侵吞國有資產不好，張嘴說話都很容易，實際問題擺在面前怎么辦?
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不光是現實問題，也是長期的歷史問題。1949年新中國成立，對于把私有經濟變為國有經濟，既有理論也有政策。除了沒收，還有公私合營或贖買，有政策、有路線、有手段。改革開放初期落實政策，原先屬于資本家的私人財產又有發還。如果抱著“國有資產絕對不能動”的念頭，那么，那些發還又怎么評價呢?再舉一個例子，我有一個朋友，他家1949年以前是大地主，家里有3000多畝地。新中國成立后，把他們家地沒收了，分給了農民。革命，某種程度上就把財產關系全部重新來一遍。此前幾十年，他們家沒什么怨言，因為在他們看來，共產黨做的也是好事，把他們家3000多畝地分給農民，他們自己家留點，自己干活也能活，沒多大怨言。到今天就出問題了。如今，政府把這個地從農民那收回來，收回來后又賣出去要蓋樓建工廠，政府和新資本家都在賺錢，他在邊上看著。他說：這原來是我們家的地啊，你要變成私有化，認不認我家原先的產權?你們拿我家的地在賣，我自己不會買嗎?
這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也就是說我們今天講的很多國有財產從它的歷史淵源上說，都是私有財產。今天很多人為什么說國民黨好，道理很簡單。我在上海碰到過這樣的事，某人說丁香花園原來是誰誰誰的，能不能歸還?錦江飯店原來是誰誰誰的，后來被政府沒收了，能否歸還?我當時回答說：按你這個邏輯，溥儀說故宮原來我們家的，是不是應該還給他?但是，這只是一個機智的回答，當我們面對現實時，類似的歷史淵源在我們現在講財產關系時，尤其是強調私有化時，它是很復雜的一件事，不是拍腦袋就好解決的問題。例如，為何當初贖買資本家的私人財產可以發還，而沒收的地主土地就不可以發還?
在這個復雜背景下，我們要理解現在很多言論的原委。例如很多人講憲政，憲政理論反復強調“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就涉及到財產問題。一個是現在已經獲得的私人財產，另一個是歷史上曾經擁有的私人有財產。已經擁有的說“神圣不可侵犯”，你且不管我怎么來，搶來的、偷來的、騙來的你都別管，反正到我手里就“神圣不可侵犯”。還有一些人說歷史上是我的，也是“神圣不可侵犯”，被政府拿走了的那些東西我得要回來。且不說西方國家的“憲法”里沒有幾個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條文，但我們在面對國有資產流失這一問題時，這些問題都要加以考慮，不加以考慮的話你就不知道人們說那些話是什么意思，它設計的整個路線是什么意思。
國有資產流失問題，是必須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西方的各種理論，不管左派右派，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30%的國有經濟比例是不是最好的狀態，誰能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今天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按我的理解就是，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的混合是一個重要特色，也應該將其固定下來。但它只是一個概念的明確，在具體細節上、理論上還是沒有明確。我們耳朵里聽到一些言論和觀點覺得不舒服，其實是因為那些觀點無非是在主張100%私有化，全部私有化算了，政府除了收稅啥也別干。這個理論其實很荒唐。但是，真正要對它做出強有力的反駁，我覺得我們還是要解決理論問題。在理論上僅僅說公有制、計劃經濟最好，那我覺得這個反駁的力度根本不夠。你只不過是拿這個100%反對另外一個100%，用老路來反對邪路，還是沒有出路。所以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就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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