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按：“兩會”召開，本應當多說些與提案有關的話題，但本人不是代表，搞再多的“網絡提案”都不可能成為真提案。“貨幣戰”是中國官方過去少有表態的話題，近期公開表態了，我也就想說幾句，希望“兩會”代表能多關注一下中國的宏觀金融政策，也要敦促政府用高度負責的精神為人民站好崗。
近日，央行副行長易綱說：中國央行已經為“貨幣戰”準備了充分的應對措施。易綱的話應當能夠代表央行的整體認識。這句話看似簡單，但后面至少包含了幾層含義。
第一層含義：中國央行認為世界貨幣戰還沒有真正展開，中國還在等待;
第二層含義：央行認為“貨幣戰”不是連續性戰爭，而是“口令式”戰爭，非得有明確的宣戰訊號。也許中國央行一直在把西方主要經濟體的“貨幣寬松度”當作直接判斷指標;
第三層含義：“貨幣戰”就是純粹有關“貨幣”的戰爭，不是系統性戰爭;
第四層含義：中國央行在過去從來都沒有主動參與“貨幣戰”，更沒有智慧性地制造“貨幣戰”。
我在前期的博文中曾經談到過“貨幣戰”的問題，到今天為止，我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我不認同央行有關“貨幣戰”的判斷，我甚至認為央行的判斷水平還不及民國時期的行武馮玉祥，一個戰亂時代的軍人都知道“貨幣戰”的長期性和殘酷性，21世紀的中國央行居然還持如此粗淺的認識?是不是宋鴻賓先生的《貨幣戰爭》誤導了太多人?大家都認為“貨幣戰”是宋先生的新發明，大家都以為“貨幣戰”就只是圍繞貨幣的大戰。
如果用簡單的語言來概括貨幣戰的話，我個人認為至少應包含以下幾個要點：
第一個要點：起點——“貨幣戰”不是新事物，黃金本位一退出，美元體系一形成，貨幣戰便宣布打響;
第二個要點：連續性——“貨幣戰”不是斷續的戰爭，是連續戰爭，當世界經濟處于平穩發展時，“貨幣戰”處于隱蔽狀態，當世界經濟陷入危機期，“貨幣戰”就處于尖銳狀態，從來都不會停止，只要美元體系不被徹底破壞;
第三個要點：系統性——“貨幣戰”圍繞的主體是貨幣，但戰爭的焦點則是包含貨幣在內的諸多要素，如資源、國際規則、貿易戰和武力戰。單一的貨幣政策并不可能把“貨幣戰”推向深入;
第四個要點：主動性——“貨幣戰”的主導方肯定是美國，它的主動性超越于任何經濟體，但是，這并不表明中國就沒有任何主動性，中國的主動性是經濟總量和貿易總量，進而擴展到破壞舊規則的話語權上。
第五個要點：終點——主權貨幣的消失。
前面所列“貨幣戰”的要點還是重在從貨幣視角談戰爭，如果再往前追搠一下“貨幣戰”的本源，必須歸結為貿易與交往的國際化，沒有國際化，就沒有貨幣戰爭，封閉體系的貨幣不存在與其它貨幣發生戰爭，當世界用一個所謂“國際準則”辦事后，戰爭就已經開始了，“規則權”決定著戰爭走向和戰爭結果。
我曾經在《熱戰時代》一書中提到這樣一個觀點：判斷美國是否度過經濟危機的核心指標不是美國政府的“數據”，而是“三大國際經濟組織”的變異，如果美國失去了對這三大組織的控制權和主導權，美國的危機將深重而漫長，如果美國還是牢牢地掌控著這三大組織，說明美國還是成功地控制著世界，必將平穩地度過危機。
現在看來，美國已經基本接近目標，中國前五年不但沒有把危機轉變成機遇，相反，還助了美國一臂之力，救美國，救的不只是美國經濟指標，而且還幫助美國捍衛了世界經濟組織的統治地位，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微小的“好處”和稍有增加的“投票權”。然而，這種安慰性收獲并不是中國戰略利益所在，只是西方大國維護其整體利益背景下的局部讓利，這種讓利不足以動搖西方經濟體的整體性控制權。
我始終不會贊成易綱“為貨幣戰準備預案”的提法，我認為中國應當主動參與或發動“貨幣戰”，讓世界貨幣戰具有強烈的“中國影子”。
第一個任務：中國必須做“三大國際經濟組織”的“破壞者”。這不是一種失道的行為，恰恰相反，它是一種非常得道的行為。世界上除西方經濟體外，大部分國家都對這三大組織的規則頗有微詞，但是，由于實力所限，幾十年來，一直無人能撼。這并不代表他們不想撼動，他們是苦于沒有帶頭者和集體性顛覆機會。
本輪世界性經濟危機本來是個好機遇，俄羅斯初期也提出了相應構想，但被當時的中國某領導和中國政府輕輕擋回去，“金磚國家”無所作為，最不發達國家更是無能為力。現在的結果表明：中國單相思“人民幣國際化”之路十分坎坷，前途暗淡。為什么會暗淡?因為西方經濟體抱團取暖的結構沒有被破壞，他們不樂意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頂多只會讓它成為地區貨幣，如果沒有武力作保障，連這個目標都無法達到。
貨幣政策本身并不能成為決定“貨幣戰”的勝負手，真正的勝負手是國際主導權，而這個“主導權”就掌握在“三大國際經濟組織”手上，戰爭怎么打，不是一目了然嗎?
如何“破壞”這三大國際組織，請看我的《熱戰時代》第85頁至105頁。
第二個任務：央行必須改變自己的“賺數字思維”。中國的外儲管理問題一直是爭議最大的問題，并且還是個秘密問題，到目前為止，老百姓并不真正知道其盈虧狀況。政府間斷性地放風說：中國購買的美債、歐債賺了多少個點。
如果說象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只能站在這樣的視角看問題，就算中國擁有十萬億的外儲，都不過是給列強當傭人，有增無減的購買下去，你就是賺了再多的點數，意義又何在呢?有些老百姓也搞不清楚，賺了怎么還有錯嗎?當然有錯。中國購買的大部分美債、歐債并不是完全可以按自己意志自由拋售的債券(政府債、公司債、地區組織債等)，并且還有一種趨勢：你得永遠地遞增下去，偶爾地拋售一兩次只是給老百姓一種慰籍，并不能改變長期遞增的大趨勢。這就好比乙向甲借了錢，乙承認還本付息，但要求甲必須持續性借下去，你不借，就破壞了約定，我就可以毀約。
中國外儲“賺數據”的過程將持續下去，中國老百姓辛苦賺來的國際盈余不會給自己帶來多少國際收益，“數字安慰”將是一個長期過程，保住全部“本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中國能做到一點——霸權主義。如果中國不愿意搞霸權主義，又想不虧本，怎么辦?請看《熱戰時代》第54頁至第60頁。
第三個任務：國內的貨幣政策。目前，一般的中國老百姓，包括一些金融專家也是只盯著國際主要大國的“貨幣寬松政策”，認為這是國際貨幣戰的最焦點戰場，所以，認定國內的寬松度取決于各大經濟體的貨幣反應。
但是，寬松度是不是可以隨意跟風呢?我看不能。判斷寬松度大小的重要標準應當有三個方面：
一是寬松貨幣政策的受益方是誰?從理論上講，貨幣寬松有利于中國的國際貿易，但過去幾年的中國超寬松政策并沒有產生這個效果，為什么普遍的規律在中國也不見效了?中國央行知道原因嗎?不知道可以問。
二是寬松貨幣政策的受害者是誰?貨幣寬松度本來是要與國內經濟發展保持定量性平衡關系，不是隨意寬松的東西，現在各國都想搞寬松，是因為某些國家要把“貨幣戰”引向深入才搞的。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寬松以后，流動渠道和承接方必須有著落，如果沒有“國際池子”，全流入內部池子，受害者就是國內老百姓。中國政府債和企業債也具有極強的“國民性”，西方國家并未接多少中國債，風險全都在自己身上。
三是看國內經濟發展的前景，如果中國國際貿易停滯不前或者嚴重倒退，國內又無法找到合適的新經濟增長點，中國經濟整體滯長是必然之事，一旦這種局面確定形成，盲目超寬松的結果就很可是整體經濟崩盤。
有人說：周小川是中國最成功的央行行長。持這種結論的依據是什么呢?并不是他在國際金融市場做了多少有利于中國的大事，而是承認他有效控制了中國的“貨幣池子”沒有決堤，有效地維護了西方主要大國的經濟利益。政府領導和央行行長前十年沒讓池子決堤的一個重要秘訣是：“以地生財”，讓地上長金子、長房子，最后都變成可以消化貨幣的“財富”。周小川不是成功的行長，中國央行也不是出色的央行，他們把惡果都留給了后人。
未來呢?還能不能如法炮制?如果能，中國還可以繼續超寬松，如果不能，中國寬松的空間其實已經很小很小。
結束語：“貨幣戰”不是單一戰爭，是國家之間的系統性戰爭，不是基于各國央行的戰爭，中國央行承擔不了此等重任。需要全面反思和重新進行戰略構建的層級是黨中央和中央政府，沒有長期系統性規劃，渡過這次經濟危機，渡不過下次經濟危機，“貨幣戰”的長期性決定了中國國際視野的重要性，不能寄望于央行完成這個艱巨任務，它只是其中的一個角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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